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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钢铁、化肥生产双告捷
据新华社北京六月二十三日电 截至六月二十三日止，全国钢、钢材、初轧坯、生铁、铁矿石和焦炭的产量，都已超额完成了今年上半年的国家计划，提前实现了“时间过半，完成全年生产任务过半”。与去年同期相比，钢的产量增长了百分之七十六，钢材增长了百分之六十一，生铁、初轧坯、铁矿石和焦炭的产量也有大幅度地增长。
今年以来我国钢铁生产的好形势，是冶金企业广大职工深入揭批“四人帮”，学大庆、赶鞍钢的结果。
新华社北京六月二十三日电 我国化肥工业提前十五天完成了上半年的国家计划。到六月十五日止，全国生产的化肥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三点八，其中氮肥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九点一，磷肥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三点二。四川、山东等十五个省、市、自治区提前实现了
“时间过半、完成全年任务过半”的奋斗目标。遍布各地的小化肥厂普遍大幅度增产，产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二。
今年以来，各地化肥企业努力降低消耗。一至五月，全国大中型化肥厂每生产一吨合成氨的入炉煤消耗，比去年同期下降了百分之十二点八，电耗下降了百分之七点五，蒸汽消耗下降了百分之十一点五。各地小氮肥厂今年一季度节约了煤炭四十多万吨、电三亿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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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主席会见扎瓦维大臣
同阿曼贵宾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新华社北京六月二十三日电 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今天下午会见阿曼外交国务大臣卡伊斯·阿卜杜勒·穆奈姆·扎瓦维一行。
会见时，扎瓦维大臣首先代表卡布斯苏丹陛下向华主席赠送一把宝刀。他说，宝刀是阿曼人民的传统武器，卡布斯苏丹陛下向华主席阁下赠送这一礼品，这是两国友谊发展的标志。扎瓦维大臣向华主席转达了卡布斯苏丹陛下的最良好祝愿。华主席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华主席同扎瓦维大臣等阿曼贵宾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对扎瓦维大臣在两国建交后不久就来中国访问表示热烈欢迎。他说，这次访问揭开了中国阿曼两国友好关系史上新的一页。今后，两国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支持，两国的关系会发展得越来越好。华主席请扎瓦维大臣回国以后转达中国政府和人民，以及他本人对卡布斯苏丹陛下和阿曼人民的问候。
谈话时在座的阿曼贵宾有新闻和文化部负责新闻的次官阿卜杜勒·阿齐兹·穆罕默德·拉瓦斯，外交部政治司司长萨迪克·贾瓦德·苏莱曼，阿曼驻法国大使艾哈迈德·阿卜杜勒·纳比·迈基，阿曼驻伊朗大使马拉拉·阿里·哈比卜，阿曼常驻联合国代表马哈茂德·马哈茂德·阿布·纳斯尔。
黄华外长、仲曦东副外长谈话时也在座。（附图片）
宾主步入会见厅。 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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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
林彪、“四人帮”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根本颠倒
华主席在去年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曾着重地指出：“毛主席教导我们：‘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毛主席同夸夸其谈、理论脱离实际的坏作风作了一辈子斗争。……林彪、陈伯达、‘四人帮’这一伙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搞乱了很多基本的理论问题，也把党的优良学风给破坏了。我们必须用大气力把它纠正过来。”
在同一场合，在同一问题上，叶副主席也郑重说明：“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我认为有两层最基本的意思。一层是：一定要掌握理论。没有理论，一张白纸，凭什么去联系实际呢？另一层是：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决不能把理论同空谈、吹牛甚至撒谎混为一谈。”又说：“伟大的革命导师还说过，如果我们只是躺在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上，脱离实际，并且把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圣药，那就只能在生活实际的‘天空中飞翔’。”
我们如果把华主席和叶副主席这样重要的指示看作是无的放矢，或者泛泛之论，那当然是大错特错。这些指示是切中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时弊的。林彪、陈伯达、“四人帮”这伙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搞乱了许多基本问题，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两个颠倒：一个，是在政治上根本颠倒敌我关系；另一个，是在思想上根本颠倒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前一个颠倒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已经十分清楚。后一个颠倒也决不是一件小事情，这种颠倒是从根本上干扰毛主席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从根本上毁坏毛泽东思想，由此产生出一系列的混乱。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澄清是非，不能不从这里开始。
大家知道，毛主席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除了它的阶级性之外，就是它的实践性。所谓实践性，就是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毛主席说：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从实践中来的思想，其正确性究竟如何，也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所以毛主席又说：“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论》）愈是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并使理论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理论就会愈正确、愈彻底，就愈能掌握群众，愈易变成物质力量，也就愈能对实践起伟大的指导作用。毛主席把他第一篇公开发表的震动马克思主义论坛的伟大哲学著作题名为《实践论》，不是偶然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理论与实践的唯一正确的关系。一九六五年一月九日毛主席对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曾说到《实践论》这篇著作比他同时的其他哲学著作更重要。这一点很值得我们注意。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当代世界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毛主席把实践摆在第一位，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使马列主义理论在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中得到伟大的发展。毛主席在谈到别的国家的革命的时候，也总是着重指出这一点，例如，他曾劝告日本朋友，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日本的具体革命实践结合起来，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各国革命都有自己的条件。毛主席不断告诫我们，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用来分析、研究、解决我们的实际问题，反对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必须在斗争实践中创造新局面，造出新理论，等等。很显然，谈论毛泽东思想而无视这一点，就是丢掉了毛泽东思想的根本。
林彪、陈伯达、“四人帮”是一伙政治骗子，也是一伙理论骗子。他们天天喊“高举”，实际上是天天在糟踏，天天在破坏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理论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林彪的“倒过来”哲学，就是颠倒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在认识的过程中悄悄地把精神抬到第一位，当作出发点。张春桥则提出“理论——实践——理论”的公式，公然说：“思想上的正确与错误，决定于理论，理论主要是讲思想问题的”。这就是说，思想真理性的标准不是实践，而是理论，不是理论要由实践来检验，而是实践要由理论来裁剪。谁说林彪、“四人帮”没有“理论”呢？这就是他们的“颠倒”理论。在林彪、“四人帮”那里，强调实践就是经验主义，提实事求是就触到他们的痛处。他们不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看做是科学，是来自生动活泼的实际生活的真理，而是把它绝对化、宗教化，宣传什么“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顶峰”、“最高真理”、“绝对权威”等等。在这种基础上，他们就有“理由”根据自己的实用主义需要来任意处置、肢解、割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便他们“拉大旗作虎皮”；在这种基础上，林彪也才敢于公然说，“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断章取义”。
林彪、“四人帮”糟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最卑劣最恶毒的办法，就是搞片言只语。在毛主席批判了他们的所谓“一句顶一万句”的荒谬说法以后，他们又企图固守住那个所谓“句句照办”的阵地。可不可以引用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中的话句呢？当然可以，我们并不反对引用。但必须反对断章取义，片言立论，歪曲实质，也不能“句句照办”。毛主席就说过：“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论十大关系》）林彪、“四人帮”在这方面是搞实用主义，宣传一种特殊的宗教迷信。经他们摘引的片言只语都是超时空超历史的“绝对律令”，实践对它们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丝毫没有发言权的。他们这样做，并不因为他们也是中国革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那种死抱住马克思主义条文不放而自以为革命的一般教条主义者，不，他们是一伙职业反革命，他们摘引片言只语是为了推翻整个马克思主义科学，为了埋葬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他们不是以为只有死抱住条文才能进行革命，而是为了利用这些条文来掩护他们进行反革命，进行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
但是，必须郑重指出，我们决不能因为林彪、“四人帮”是一伙反革命而轻视他们在思想理论方面所散播的流毒和影响，这种影响是触目惊心的，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场浩劫。从上面所说可以清楚地看出，林彪、“四人帮”确实有一条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相对抗的认识路线，这条认识路线的核心就是颠倒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使理论变成空洞的抽象，这种“抽象”便于他们塞进各种私货，混淆本质完全不同的东西。这可以说是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思想基础。因此，对于林彪、
“四人帮”，我们决不能只是骂一句“死反革命”就扬长而去，而放弃对他们的理论批判，或者有意无意地磨钝批判的锋芒。林彪、“四人帮”是一个思想体系，他们的肮脏马厩必须一起彻底清扫干净。我们的批判要把被他们颠倒了的东西重新颠倒过来，特别要恢复《实践论》的权威，实事求是的权威，实践标准的权威，以使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重新发扬光大。
我们如此强调实践，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要由实践来检验等等，是否就算贬低了理论的意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抱怀疑态度呢？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答复，当然只能是否定的。
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实践检验理论，
而使理论得到补充、纠正、丰富和发展的过程
实践要以革命理论为指南，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工作的不可缺少的指针，我们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理、原则作为分析、评论、判断问题的依据，这些都是毫无问题的，必须如此的。但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身要由实践来检验，其正确性要由实践来证明。思想自身不能证明自身。理论是实践的指南和实践是检验理论（真理）的标准，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虽然它们有联系），不能互相混淆。理论之所以能够指导实践，正因为、也仅仅因为理论来自实践，并且经实践的检验证明是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就是实践检验理论的过程。许多理论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得到补充和发展；有些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有些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指导实践的理论，就是这样来自实践又经过实践检验而得到补充、纠正、丰富和发展。理论如果不是这样一种状况，或者脱离实际，不与实际相结合，或者不在实践中得到发展，老停留在一个地方，它就不可能指导实践。这些，本来是属于常识范围内的东西，然而在目前这个由乱到治的转折关头，这类常识范围内的东西有时也往往需要重新说明。
这里，我们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当人们的社会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客观真理以后，这个被证实了的真理还要不要继续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呢？如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那末，是否就是认为真理不可信，怀疑相对真理的存在呢？我们认为，其所以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是由于把人的认识过程当成了许多单个的互不连贯的思想“产品”，而把接受实践的检验看作是工厂里头的检验员对于产品的检验，因此，才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一个经过检验的产品还要继续接受检验，岂不是等于否认了这个产品是合格品吗？这样看问题，显然是完全忘记了我们这里讨论的是认识论问题，是实践标准问题，而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请读一读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二章第六节，这里不赘述），忘记了客观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这样一个十分浅显的道理。这样提问题，实际上是认为，一个科学原理在未被实践证实之前是相对真理，而当它一旦被实践所证明，就一劳永逸地成为“绝对真理”了，就不必再受实践检验了，认识已经到达“顶峰”，科学只好惊愕地望着这个“顶峰”，再也无所作为了。这完全是一种认识论上的形而上学。
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说来，根据一定的原理和实践经验（或新获得的历史知识）发现新的真理或创立新的学说，这是一回事，这些真理或学说是否被当前或今后的实践所证实，这又是一回事；即使被证实或部分证实了，它们仍然要在往后新的实践中继续被检验而获得新的内容、新的面貌。举一个例子：马克思一八五九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所阐述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著名的经典公式，这是马克思从研究、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并获得规律性的认识之后所做出的总结论，它毫无疑义是真理。特别经过马克思写出《资本论》，弄清楚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及其发展规律之后，唯物主义历史观进一步得到了科学的论证。那末，这个已经被科学地论证了的原理，是否还要到实践中去接受实践的检验呢？答复是肯定的。《资本论》发表以来的长时期中，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原理在运用中、在实践中不断地被检验被证实，并且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从马克思的《资本论》到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是一个划时代的发展。从十月革命到现在，资本主义在实践中又发生许多变化，又有不少新问题要我们去研究。到了社会主义时代，关于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的科学原理，在毛主席手里，又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毛主席据此提出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这是因为毛主席创造性地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运用于社会主义实践，而社会主义实践比之资本主义实践又大大不同了的缘故。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伟大真理，还将为今后全部社会主义实践所检验并得到发展，这也是毫无疑义的。宗教迷信对实践采取专横态度，科学的真理则虚心倾听实践的呼声。实践的发展总是要推动真理的发展，或使之进一步具体化。
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时代社会主义革命有在一个国家或少数国家胜利的可能。这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是一个新的结论，一个新的科学真理。说它是科学真理，因为它是列宁在科学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阶段的实践活动并发现了帝国主义的发展不平衡规律，经过对帝国主义时代阶级关系的确切考察，从规律性上论证了的。但是，这个新结论的客观真理性究竟怎样，它是否同客观实际相一致，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还必须经由实践的检验而得到证明。这个科学真理，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前，尽管从规律性上看，可以说有百分之九十九、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或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可靠性，但它仍然是未被实践所证明的东西。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以及后来列宁、斯大林时代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获得一定的成功，这个真理才被实践所检验而得到了证实，而成为一个伟大的实例，成为一种伟大的物质性的革命鼓舞力量。其后，这个真理继续接受世界革命实践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革命实践的检验，而不断丰富了自己的内容。
这就是《实践论》中所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毛主席这里所说的是认识的两个飞跃，即认识上达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和从理性认识到革命实践的飞跃，而照毛主席历来所强调的，更重要的是在于后一个飞跃，这个飞跃就是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过程。请看，毛主席是这样说的：“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又说：“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算不算真理，最后还是要看实践的结果。如果只停留在前一个飞跃而沾沾自喜，想当然地以为一切真理都在这里了，自己已经深入“绝对真理”的堂奥，因此办事就可以不从实际出发，真理可以对实践采取傲慢态度而不必接受实践的检验，那是一点也不懂得《实践论》的想法和作法（实践检验真理也是一个过程，往往要经过一些反复，这个问题我们留待以后讨论）。
有人可能会问：科学研究中有“逻辑证明”一说，那和实践标准又是什么关系呢？所谓逻辑证明，就是在科学研究中，从一系列公理、定义、定理出发，运用抽象的数学推导和逻辑推论，作为证明的工具，引出新的结论。但是，这里仍然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第一，这里以逻辑推理的形式出现的东西，是经过千百万次的实践在人的意识中固定下来的，它们本身就是社会实践的产物。第二，由推理得出的结论，即使经过十分严密的逻辑证明，也不能代替实践标准，相反，推理的结论还必须拿到实践中去，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证明它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实际。离开实践标准的逻辑证明，难免要和实证主义的纯粹逻辑分析方法滚到一起去。
科学理论的创立和发展过程是这样，一条正确路线的形成和贯彻执行，情形也相类似。
路线、政策、方针等，是理论见之于实践的决定性的环节。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路线，是从阶级斗争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总结革命实践经验，分析现实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形势所得出来的革命行动方针和目标。我们的路线如果是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理，认真总结已有的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并且确实运用民主集中制的方法集中了全党的经验和智慧，那末，我们能够有把握地说，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正确路线制定之后，要不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呢？路线的正确性要不要依靠实践来证明呢？路线本身还要不要在实践中得到某些修正、补充和发展呢？回答同样是肯定的。正如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就是实践检验理论的过程一样，贯彻执行路线的过程也就是路线接受实践检验的过程。这个过程往往是多次反复的过程。例如，一条政治路线制定之后，到群众中去宣传、去贯彻，为群众所掌握，变为群众的行动，这个指导过程本身也就是接受群众检验的过程。一般说来，路线为群众所接受并转变为物质力量所达到的程度，可以证明这条路线的正确程度。其次，党的总路线提出的是总纲领，是一般任务，当这个一般任务回到个别中去，回到实践中去，贯彻到各个具体工作领域中去的时候，它就要和各个别领域的实践相结合，接受各个别领域实践的检验。各个具体工作领域根据总路线并且按照自己的情况制订出具体的工作路线、方针、政策并且在实行中获得成功，那也是对总路线的正确性提供证明，而且这种具体化也必然要丰富总路线的内容。
还有，在执行路线的长过程中，由于实践是发展的，阶级关系也在发生变化，路线本身必然要随着实践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变化，而发展，而变化自身的某些内容。例如，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长时间的斗争，到抗日战争时期，制订出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的必然王国才被我们所认识。但事情并未到此停止。因为实践在发展，我们的认识在加深，路线也还要接受实践的检验而得到某种发展。毛主席早已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划分为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并采取不同的对待方针，在抗日战争时期，又将依附日本的大资产阶级和在不同程度上参加抗日的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但是，只有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毛主席才明确宣布我们的革命不仅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而且是反对官僚垄断资本的革命，并且宣布没收四大家族为首的垄断资本（占中国资本主义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为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毫无疑问，这是我党民主革命总路线内容的一个重要发展。所以这样，是因为四大家族为首的垄断资本，在抗日战争时期和日本投降以后发展到了高峰，这个垄断资本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达到了非常尖锐的程度。反对官僚垄断资本具有两重性，它既是民主革命性质，又具有社会主义革命性质。把反对垄断资本作为民主革命总路线的内容，是使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并使民主革命不停顿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前提之一。这不仅是路线的发展，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科学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我们目前正在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十一大路线的形成，经过一个很长的实践酝酿过程，一直可追溯到五十年代末期。一九六三年，毛主席根据中国百年来落后挨打的情况，指出我们必须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周总理在第三届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都提出了发展国民经济的宏伟设想，要求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粉碎“四人帮”以后，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周总理的遗志，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提出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和八项主要战斗任务。在这样的实践基础上，制订出党的十一大路线，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深入开展三大革命运动，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自从十一大路线和新时期总任务公布以来，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各条战线的形势很好，这就表明这条路线是正确的。既然如此，那末它还要不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呢？还要不要由上面所说的多方面的实践来证明其正确，并在实践中得到补充、修正、丰富和发展呢？凡是认真读过《实践论》并且采取严肃态度的人，凡是有相当革命实际经验的人，一定能够毫不犹豫地对这个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这就是说，虽然我们有根据认识并坚信这条路线的正确，但认识并不等于证明，认识尚有待于证明。能够对于这条路线的客观真理性提供证明的只有实践，只有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实践的结果，是否对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是否为社会主义、为人民群众带来了实际利益，这是路线正确与否的唯一裁决者。
在历史上，我们看到：错误路线的制订者，总是一再强调他们的路线一订出来就是“绝对真理”，“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无须经实践检验，也不容许别人提意见，如王明等人就是如此；相反，正确路线的制订者，并不宣布这一路线就是完美无缺的“绝对真理”，如毛主席对人民公社制度一再强调要经过实践检验才能逐渐完善起来。一条正确路线的执行，一方面，必须坚定地满怀信心地向群众宣传党的路线的正确性，使之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克服违反这一路线的各种偏差，为实现党的正确路线而斗争；另一方面，又必须谨慎从事，十分重视调查研究，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和方法，小心地倾听实践的呼声，考察群众的情绪，及时改进我们的工作，反对象毛主席所说的那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等，不这样，路线正确也可能犯错误，或使正确的路线受到歪曲，受到别的错误东西的干扰。
不是别人，正是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九年七月十日的一次谈话中，特别讲到这个问题。他说：证明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要有时间，从实践的结果来证明。
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吗？毫无疑义是正确的。这是路线问题上的真正的唯物论观点，而不是什么路线问题上的“怀疑一切”。
对不可知论、怀疑论及其他哲学怪论的最有力的
驳斥是实践
对不可知论、怀疑论及其他哲学怪论的最有力的驳斥是实践。这是恩格斯在批判休谟、康德的不可知论和怀疑论时所说的一句名言，我们今天把它引证出来还很有意义。
恩格斯这句话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历史事实：人们的认识能不能正确反映现实，人们的认识是不是具有客观真理性，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把实践引进认识论、确立真理的客观标准之前，是没有解决，也是不可能解决的。那时候，人们从头脑中构造各种思想体系，都以为自己获得了最终真理或绝对真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主观思维范围内争吵不休，莫衷一是。在那种情况下，不可知论、怀疑论自然最有市场，因为，诚如毛主席所指出，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不必根据实际，也不受实际检验的。旧唯物论不了解认识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也不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自从辩证唯物主义问世，把实践引进认识论，确立了判别真理的客观标准之后，这才宣告怀疑论、不可知论的破产。
因此，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承认实践是真正的权威。世界上只有因为没有确立判别真理的客观标准（实践）才使不可知论和怀疑论获得市场，决没有因为确立了真理的客观标准反而使不可知论和怀疑论流行起来的事。谁如果持相反的看法，那就又是一个惊人的“颠倒”！
林彪、“四人帮”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非常突出地表现在他们的真理观上。长期以来，他们把真理说成是依人的主观思想为转移的东西；把理论本身、或权威人士的言论和看法，或文件上写了的，作为判别真理的标准，而独独讳言客观的实践。他们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对任何事物、任何人，可以不顾事实，由他们任意解释、任意褒贬，白的说成黑的，黑的说成白的，好人说成坏人，坏蛋说成好人，完全视他们的“阶级斗争需要”而定，他们也把这叫做“事实为需要服务”。路线的正确与否，本来，只要尊重事实，不掩盖事实，让实践和事实说话，那是不难辨别清楚的。可是林彪、“四人帮”一伙用一切漂亮的“革命”言辞把事情搞混、搞乱，借以掩饰自己，把自己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装扮成唯一的革命路线。这就是群众中长期流行着所谓“路线斗争不可知”的原因。总之，林彪、“四人帮”砍掉真理的客观标准，是为了便于他们胡作非为、作假伪造而又能够强辞夺理，把随便什么臆造、谎言宣布为“真理”，其为害之烈，情节之恶劣，几乎每个人都有切身的感受。
值得注意的是，林彪、“四人帮”这种作法对于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极大破坏性，看来直到现在还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他们造成的那种破坏实事求是、颠倒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以理论自身作为证明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的尺度的荒诞思潮，不仅俘虏了相当多的缺乏实际经验和理论造诣的人（其中有的至今仍坚持认为思想是第一性的东西），也影响了一部分有经验的做领导工作的人，这种思潮对他们也发生了作用。林彪、“四人帮”的“拉大旗作虎皮，借‘高举’以营私”的两面派战术，确实吓唬了一些人，同时，他们毫不手软地把反对或怀疑他们这种作法的人打成“修正主义者”，也使一些人至今心有余悸。
承认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科学不是迷信；理论首先要受命于实践才能够指导实践；理论不是亘古不变的，它是在实践中不断地获得补充、修正、丰富和发展的，如此等等——这样看，是修正主义呢？还是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呢？
大家知道，恩格斯曾再三郑重声明：“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九卷第四○六页）列宁也再三指出，“现在必须弄清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和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二十六页）
毛主席关于这方面的教导就更多了，只须读一读《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等篇，就可以懂得毛主席是怎样对待马列主义理论的。毛主席毫不容情地嘲笑那些“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开口闭口‘拿本本来’”、“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是蒙昧无知的人。这些人看到列宁书上写着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从大城市开始，就拚命反对毛主席的首先夺取农村、以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正确方针。他们认为中国这个客观世界，不是由中国人在实践中认识的，而是由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人认识的，他们所说的一句一字也不能改。这些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想拿此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毛主席说，“这样就阻碍了理论的发展，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这种人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教条主义者。林彪、“四人帮”则是属于另一类，他们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宗教教条看待，不是拿它来包医百病，他们根本就没有治病之心，而是拿它来掩护他们从事反革命。这种人我们就叫做反革命修正主义两面派。
这两种人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两面镜子。而这两种人在把马列主义当作宗教教条看待这方面至少在形式上是相通的。
不要以为修正主义只表现于直接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毛主席曾训斥“四人帮”只反经验主义不反教条主义，就是暗示“四人帮”这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家伙有时也以某些教条（包括“语录”形式在内）来吓唬人们，欺骗人们。老修正主义者也这样做。例如，斯大林曾指出：修正主义这种机会主义，“有时还表现于企图拘守着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的个别原理，把它们变成教条，这样来阻碍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因而阻碍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发展。”（《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结束语）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整个理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是颠扑不破的，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不能违反；但基本原理也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也是要向前发展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个别原理、个别结论、个别口号，则随着历史条件的改变而改变。人们认识世界的程度，始终受着历史条件和实践水平的限制。历史条件改变了，实践发展了，认识也要向前发展。新的历史条件必然要促进理论的变化。毛主席说，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单有过去那些著作已经不够了，必须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来。过去曾经认为，消灭资产阶级、取得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是不难做到的，现在看来，事情远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毛主席说，我们不能轻易地说最后的胜利，相反，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必须准备应付国际国内可能发生的许多重大困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从来不讳言要把个别过时了的东西（包括自己的）加以修正或修改，用新的结论来代替。他们从来不认为，这样做就等于否定自己的理论或“怀疑”自己理论的正确性。他们从事的是科学工作，是对真理负责，对事实负责，而不自奉为神明，也不愿意别人把他们崇奉为神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对于这种往往出于不正当动机的幼稚荒唐的行为加以鄙视，有时严加斥责。例如，毛主席对于林彪张口“三个副词”闭口“四个伟大”又加上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干法，就不但深表“讨嫌”，而且直斥之曰“伪君子”。我们都知道，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修正《共产党宣言》的个别原理的。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这种例子举不胜举，包括斯大林的在内。读一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吧，那里就有几处说到他自己过去对某些问题的说法不确切，或者说已经失效，必须把它们抛弃。毛主席在谈到十大军事原则的时候，也曾经指出：“运用了十大原则，取得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十大原则目前还可以用，今后有许多地方还可以用。但马列主义不是停止的，是向前发展的，十大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正的。”（转引自叶剑英《发展我国无产阶级的先进军事科学》一文）
修正、补正、纠正真理的不完全性，说的都是一个意思，它是认识、理论发展的一个环节。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按照实际情况，对那些已经过时了的个别原理加以修正，是必要的，正常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例如，我们的党章、宪法历次都有所修改，有的是原则的修改，不改不行。党章、宪法在制定的时候，经过党中央、广大共产党员和广大人民认真的研究和讨论，但不能以此为理由，认为曾经经过认真研究和讨论过的东西，就不允许在新的情况下加以修改。这种修改，有的是原来正确的东西因为条件变化而变得不适用了；有的是原来就不符合实际，必须抛弃；有的原来一部分内容被新的结论所吸收（例如，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问题，列宁在帝国主义时代虽然得出社会主义有在一国胜利的可能，但仍然认为，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必须由多数国家的工人阶级共同努力才能取得）。总之，真理是发展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毫无疑义包括着对已经过时了的个别原理的修正，这并不归结为修正主义，正好象我们说相对真理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重视实践经验并不归结为经验主义一样。
特别在历史转折关头，实际情况变化迅速，原来提出用以指导运动的口号会迅速失效。列宁说：“在历史急剧转变的关头，往往连先进的政党也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能理解新的局势而重复旧的口号，这些口号在昨天是正确的，但在今天已经失去任何意义。”（《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一○七页）又说：“党向群众提出的任何口号都有凝固化、僵硬化的特性，甚至在提出这个口号的条件已经变化时还会对许多人发生作用。这种弊病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不学会与它作斗争和战胜它，就不能保证党的政策的正确。”（《列宁选集》第三卷第六一一——六一二页）
这样的例子，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包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史上，可以举出千千万万。例如在战争时期，在一定条件下应当提出“以运动战为主”的口号，这时如果仍拘守“以游击战为主”，其对革命的危害性是可想而知的。
列宁这里说的是要对这种拘守旧口号的“弊病”“作斗争和战胜它”。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要改变这些口号往往很不容易，其原因，除了人们的思想往往落后于实际这一点以外，还因为有一部分人的利益或多或少地同这些旧口号联系在一起的缘故。这些人，他们口头上说的是担心某些旧口号、旧提法的修改会导致整个革命和整个理论的否定（显而易见，这不过是一种天方夜谭式的饰辞），实际上是害怕自己某种个人的东西会因此受到损害。
目前最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破坏理论联系实际、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并且长时期对坚持这些原则的人加以迫害和打击，其影响所及，直至今天，还使一部分人（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简直是习惯性地不敢去触及新问题、研究新问题，不敢去答复群众中提出的问题，总是绕开问题走，对上级的指示、文件只是逐字逐句地照抄照搬，不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不“按照具体的环境、具体地表现出来的群众情绪”（《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去做好革命工作，相反地，常常逆着群众的情绪行事。他们不看实践效果。事情办得正确不正确，是否真正解决了问题，不看事实，不拿实践作标准，而是上级或自己需要什么，就依此做判断、下结论。这种做法完全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而且，不顾事实，不实事求是，也给各种野心家、阴谋家以可乘之机，使他们得以借此制造混乱，搞各种祸国殃民的阴谋诡计。多年来，无论在精神上，或物质上，我们吃不实事求是的苦头实在太多了！这不能不说是我们一条十分沉痛的教训。
有些同志甚至发出了这样的责难：把实践摆在第一位，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末，把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话摆在什么位置呢？对于说这种糊涂话的人，除了上面所说的可供他们思考以外，这里，只须再反问他们一句：毛主席说过：“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你们把毛主席这个教导摆在什么位置？怎样才算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看来，马克思主义这门科学，不经过认真学习，单凭朴素的感情，是不可能真正弄懂的，我们还是应该好好学习。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号召全党、全民团结起来。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过去是、今后仍然是我们团结战斗的旗帜。林彪、“四人帮”肆意篡改毛泽东思想，打着毛主席的旗帜，贩卖他们的黑货，我们不少人受过骗上过当，这个教训太深刻了。现在应当着重于开动脑筋去真正弄清楚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是什么。只有在这个最重大的问题上擦亮眼睛，明辨是非，大家按照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只有这方面的真正的一致，才有利于我们的团结事业。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邓小平同志最近在中央军委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极其精辟的阐述，其中指出：
“毛主席从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缔造我们党的最初年代开始，就一直提倡和实行对于社会客观情况的调查研究，就一直同理论脱离实际、一切只从主观愿望出发、一切只从本本和上级指示出发而不联系具体实际的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毛主席历来坚持要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毛主席历来是按照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讲问题的。……主要的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同实际情况相结合，就没有生命力了。我们领导干部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央的指示，上级的指示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解决问题，不能当‘收发室’，简单地照抄照转。”
又说：
“全军的政治工作会议多年没有开了，现在开这样一次会议，应该采取什么方法呢？很明显，我们应该也只能采取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总结过去的经验，分析新的历史条件，提出新的问题、新的任务、新的方针。这样，我们的会议才能够解决问题，才能够解决得正确。韦国清同志的报告好，好就好在研究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的办法。这就是我们在实际行动中坚决拥护毛泽东思想的表现。反之，如果我们只把过去的一些文件逐字逐句照抄一通，那就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更谈不到正确地解决什么问题。那样，即使我们口头上大讲拥护毛泽东思想，实际上也只能是违反毛泽东思想。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任务。”
还说：
“我们党有很多同志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很好的，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主席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主席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说得多么中肯、多么深刻、多么好啊！
究竟应该怎样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确实不是一个小问题。这里涉及一个是真捍卫毛泽东思想还是假捍卫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正如邓副主席所指出，我们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有的人甚至不准别人坚持实事求是，只要求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照抄照转照搬，而不顾实际情况如何。甚至不允许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允许讲冲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思想禁区”，仿佛一讲实践标准，一旦冲垮那些“禁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会站不住，就会大祸临头似的。真是怪事！世界上哪里有这样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革命的科学思想体系，是经过千百万人民的实践证明了的普遍真理，它可以战胜一切倒退的、反动的思潮而决不被它们所战胜。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是砍不倒的。一切曾经企图砍倒它的狂人，包括林彪、“四人帮”在内，一个一个都自己倒下去了。我们有些同志为什么那样没有信心呢？如果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真象这些同志所设想的那样虚弱，那样害怕与新的历史条件相结合，害怕实践，害怕砍倒，那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决不是真马列主义、真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但是在三大革命运动的伟大实践中间，而且是在同形形色色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直接斗争的伟大实践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的。我们有些同志自称信奉唯物主义，熟读《实践论》，但一听到实践标准，就如临大敌，究竟为了什么呢？应当认为，这是目前一种很值得注意的思潮。这种思潮，同群众中、工作中、在揭批“四人帮”斗争中刚刚恢复和发扬起来的实事求是、凭事实讲话、敢于提出和研究新问题的优良作风，站在对立面，这两者之间的斗争，毫无疑义反映了肃清林彪、“四人帮”流毒这场斗争的深刻性和复杂性。
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不可阻挡。“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实践论》）。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认识真理的道路愈来愈宽广。毛主席领导革命的五十多年中，几乎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各个领域、各个角落都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毛主席就是在这样的时代锻炼着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武器，始终把实践作为认识论上的最基本的东西加以研究。在毛主席看来，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所以能够为认识真理开辟道路，就因为它注重实践，把实践放在第一位。毛泽东思想是一切迷信、一切教条、一切僵硬东西的最大的敌人。恩格斯说过：“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二五四页）毛主席也说：“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要破除迷信。”（《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尊重实践，尊重科学，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我们就能够推动理论，获得新的真理。在伟大的历史转折关头，正如列宁所说的，“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三九八页）
让我们在毛主席的旗帜下，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勇敢地投身到新历史条件下三大革命运动的伟大实践中去，投身到彻底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去，把理论变为实践，由实践来检验，在实践中学习、学习、再学习，在实践中不断地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推向前进。
第1版()
专栏：
为高速实现“四化”当好“后勤部”
全国财贸“双学”会议代表热烈讨论华主席题词和李副主席重要讲话深受教育和鼓舞
新华社北京六月二十三日电 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的代表，这两天热烈地讨论了华国锋主席为大会的题词和李先念副主席的重要讲话。许多“老财贸”心情激动地说，他们做财贸工作二三十年，第一次参加党中央召开的这样规模空前的盛会，第一次看到党的主席亲自主持财贸大会。这说明，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十分重视财贸工作，非常关怀财贸战线的职工。代表们说，华主席为大会的题词和李副主席的重要讲话，指明了新时期财贸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任务，这对到会代表和全国财贸职工是极大的鼓舞。这次财贸大会，必将成为动员全党大办财贸的大会，成为全国一千二百万财贸职工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誓师大会。
代表们着重讨论了财贸工作的作用问题。他们说，李副主席把财贸工作比作人体的循环系统，人一时一刻不能离开血液循环，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也一时一刻不能离开财贸工作，不能离开商品交换和资金分配。这就非常形象而又非常深刻地阐明了财贸工作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许多代表以本地区工农业生产发展的事实说明了财贸工作的重要作用。江苏省常州市的代表说，我们常州市由于大搞“一条龙”大协作，促进了地方工业高速度发展，现在已有手扶拖拉机、灯芯绒、化纤、玻璃钢、塑料、自行车、照相机、工矿电机车等十六条“龙”。每条龙都是由几个厂到几十个厂组成的。那一条龙离了商业、财政、银行等财贸部门，都不可能组织起来，都会成为“僵龙”。有一段时间，常州齿轮厂的内齿轮由于加工速度慢，妨碍了拖拉机配套出厂，使二十六个厂组成的这条龙成了一条“僵龙”。财政部门了解这一情况后，主动帮助齿轮厂解决了技术改造资金不足的问题，支持他们采用新工艺，使每只齿轮的加工时间从一小时缩短为三分钟，这样就把“僵龙”变成了“活龙”。
代表们特别重视李副主席在讲话中所指出的，“充分地和正确地运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的力量，来为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大生产服务”。大家认为，这是关系能不能高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是一个在实际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李副主席关于轻商思想的分析，使代表们的思想豁然开朗，认识上发生了“飞跃”。他们说，有些干部，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为什么对财贸工作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认识不够呢？就是李副主席在讲话中指出的：“受小生产习气束缚的同志，常常轻视和忽视商业、服务业的重要性，以为组织生产只要组织工农业就行了。他们不懂得，没有强大的商业、服务业网，现代化的大生产就无法进行。”李副主席的精辟分析，从理论上指出了轻商思想的根源，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击中了要害。
许多代表联系当地的实际，列举了这种只重生产不重交换的小生产思想的表现和危害。山东省和吉林省一些县、市党委的同志都谈到，过去往往是市场供应紧张了抓财贸，过年过节了抓财贸，需要资金了抓财贸，平时抓的很少。湖北省的代表说，过去一些县里有这种说法：“粮食不上纲，书记不好当；棉花不上纲，书记脸无光；其他不上纲，心里不着慌。”这也反映了财贸工作没有提到党委的议事日程上来。因此，商业网点、仓库不够的问题，人员不足的问题，职工生活福利的问题等等，长期得不到解决。有的地方甚至把年老、体弱、多病、别的部门不好安排的人调给财贸部门，造成财贸队伍不能适应业务发展的需要。商业部和吉林省的代表都谈到，不少地方党委不重视发挥整个财贸部门的职能作用，一有事就抽调财贸干部去做别的工作，“拆走零件，不用机器”。结果，由于财贸这部机器不灵了，停摆了，反而影响了生产建设。
代表们说，这些轻视或忽视财贸工作的表现，同我们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早已不相适应，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要求更不适应。如果我们不从小生产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财贸工作就不可能跟上新长征的步伐，就不可能当好新长征的“后勤部”。
许多代表在讨论中说，党中央召开这次大会，华主席亲自主持开幕式，为我们各级党委重视财贸工作作出了榜样，也为我们各级党委和财贸职工壮了胆，撑了腰。我们一定要切实加强对财贸工作的领导，工农商业一起抓，政治经济一起抓，三大革命一起抓。江西、北京的代表提出，要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作法，每个县委配备一名专职的财贸副书记，主管全县的财贸工作。安徽省的代表说，安徽省委最近已作出决定，要改变过去对财贸工作支持不够的状况，今年补充各部门的人员时，要首先满足财贸部门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