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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郭沫若同志追悼会上
邓小平副主席致悼词
新华社北京六月十八日电 中共中央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同志在郭沫若同志追悼会上致悼词。悼词全文如下：
郭沫若同志和我们永别了。
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二日十六时五十分，郭沫若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八十六岁。
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深切悼念这位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坚贞不渝的革命家和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
郭沫若同志是我国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就以充满革命激情的诗歌创作，歌颂人民革命，歌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开一代诗风，成为我国新诗歌运动的奠基者。他创作的历史剧，是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他是我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开拓者。他创造性地把古文字学和古代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他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包括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学、考古学、金文甲骨文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外国进步文艺的翻译介绍等方面，都有重要建树。他长期从事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组织领导工作，扶持和帮助了成千上万的科学、文化、教育工作者的成长，对发展我国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和鲁迅一样，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学识渊博、才华卓具的著名学者。他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
郭沫若同志是四川省乐山县人。早年就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化活动，曾建立著名文学团体“创造社”。一九二六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满腔义愤，奋笔疾书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同年八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旅居日本，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学的研究工作，并积极支持留日青年和国内文艺界的革命文化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沫若同志回到祖国，在敬爱的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组织和团结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他这一时期写的许多历史剧和大量诗文，深刻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投降政策，激励了革命人民的斗志。抗战胜利后，他不顾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迫害，勇敢地站在民主运动的前列，同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和发动内战的阴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一九四九年八月，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全国文联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郭沫若同志继续从事著述，同时，担负着繁重的国家事务、科学文化教育和国际交往等方面的领导工作，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二、三届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等职。在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历任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四届常务委员，二、三、五届副主席。郭沫若同志不仅是革命的科学家和文学家，而且是革命的思想家、政治家和著名社会活动家。他在科学文化方面作出的贡献，在革命实践中立下的功绩，赢得了全中国人民和世界进步人士的尊敬。
郭沫若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他一生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敬爱的周总理怀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他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在党内历次路线斗争中，在思想文化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在国际反帝反修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他的笔，始终与革命紧密相联；他的心，和人民息息相通。
在郭沫若同志的晚年，经受了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考验。他热烈欢呼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放声高唱：“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唱出了亿万人民的共同心声：“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今年春季以来，郭沫若同志的病情日渐恶化，但他仍然热切关注党中央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实施和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他抱病参加全国科学大会，欢呼我国科学的春天的到来。逝世前不久，他还在全国文联全委扩大会议上作了书面发言，向文艺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郭沫若同志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为我国科学文化建设新高潮的到来，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郭沫若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是全国人民，特别是科学文化教育工作者和广大知识分子学习的榜样。
我们要学习他对党、对人民、对革命无限忠诚的高贵品质。他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在重要的历史关头，都站在党的立场上，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他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热情宣传者和忠诚捍卫者。
我们要学习他不断革命、始终站在时代前列的积极进取精神。不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都保持着极大的革命热忱，斗志旺盛，充满活力，年愈老而志弥坚。他是永葆革命青春的先锋战士。
我们要学习他不畏艰难险阻、勇攀科学高峰的顽强毅力。他在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中，勤于探索，勇于创新，敢于坚持真理，经常同恶劣环境和习惯势力作不调和的斗争，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无产阶级学者和作家的崇高形象。
我们要学习他的民主学风。在学术研究领域里，他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一贯主张各抒己见，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从不以势压人。他善于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注意培养青年，奖励后进。他是执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模范。
郭沫若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和文学家，失去了一位和我们长期并肩战斗的老战友，这对我们党、我们国家，特别是对我国的科学文化事业，是一个重大的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为培养造就宏大的无产阶级科学技术文化队伍，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努力奋斗！（附图片）
郭沫若同志追悼大会会场。 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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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评所谓“停止煽动宣传的建议”
新华社记者述评
越南当局一再攻击中国就旅越华侨问题进行了“大规模的煽动宣传”，而且拒不接受他们关于“停止煽动宣传的建议”。然而，究竟是谁挑起争端，进行煽动宣传，而且宣传的规模越来越大呢？请看事实。
第一，在旅越华侨问题上究竟是谁挑起公开争端的？是越南当局，不是中国方面。早在越南全国解放以后，越南当局就开始了排斥、迫害华侨的行动。中国方面珍视、维护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为了争取妥善解决这一问题，没有公开揭露；一九七七年初，越南当局以“净化边境地区”为名，驱赶很早以前就从中国移居越南的边民，中国方面也没有公开揭露；随后，越南当局在全国范围内迫害和驱赶华侨，中国方面继续争取通过内部协商解决，未予公开揭露；直到今年四月，事态急剧恶化，中国方面仍然采取了十分克制的态度。可是，五月四日，越南方面负责人员竟公开发表谈话，歪曲事实，妄图把大批驱赶华侨的责任强加给中国方面，从而扩大了事态，进一步恶化了中越关系。只是在这个五月四日谈话的二十天以后，而且是在越南当局驱赶华侨回国的人数继续急剧增加的情况下，中国侨务办公室发言人才不得不在五月二十四日向本社记者发表谈话，讲明事情真相，以正视听。
第二，论“宣传规模”，中国则远居越南方面之下，不能望其项背。从五月二十四日到六月九日的半个月中，新华社不过发了十几条关于回国难侨的新闻报道；到六月九日为止，无论是中国的通讯社、电台还是报纸，都没有发表任何有关华侨问题的评论、文章。越南方面则不然。同一期间，越南《人民报》、《人民军队报》、《新河内报》、“越南之声”电台都一齐出动，它们除采用越通社的反华报道外，还都一再发表文章、评论，连续登载越南当局组织的反华集会的报道。它们还搜罗苏联、古巴等国支持越南当局排华、反华的言论，予以转载。真可谓连篇累牍，不遗余力。
五月二十七日，越南外交部发言人在声明中“建议停止损害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的煽动宣传”。从这时起，他们是否收敛一点了呢？没有，不仅没有，而且进一步扩大了宣传规模。据不完全统计，从五月二十八日到六月九日的十三天内，上述越南三家报纸以及通讯社、电台分别发表的反华文章、评论、报道等共达一百五十多篇，平均每天达十一篇以上。数量比以前增加，反华调门也日益升级。这对所谓“停止煽动宣传的建议”，真是自我讽刺。只是在河内的宣传机器开动到了发热的地步以后，中国《人民日报》六月九日才发表了第一篇评论员文章。
第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最尊重事实。我们历来主张摆事实、讲道理。在上述时间内，我们在为数不多的报道中，完全是阐明事实真相，如实地报道难侨的遭遇。可是，越南当局在他们的宣传中却使用了谩骂、诽谤和造谣的手段，强给中国戴上“民族沙文主义”、“霸权主义”、“国际反动势力”等帽子，攻击中国“站在大国沙文主义的立场上”，要恢复“帝国主义玩弄‘炮舰政策’的时代”。此外，越南《人民报》等还多次发表小品文和讽刺诗，搜索枯肠，用一些最恶毒的词句，攻击中国“狡猾奸诈”，“犯了大罪”……。这些宣传不仅掩盖越南当局反华、排华的事实真相，歪曲中国在越南华侨问题上的正确立场，而且全面攻击中国的外交政策，明目张胆地挑拨中国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事实胜于雄辩。究竟谁在进行“大规模的煽动宣传”，不是一清二楚的么？！
还有必要指出，越南当局的反华宣传并不自今日始。多年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来，他们就一直处心积虑找各种题目做反华文章，破坏中越关系，借古讽今，影射中国要“侵略”越南，宣传“北方的威胁”，如此等等。对这些，我们以中越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为重，从来没有答理过。现在，在越南当局反华行径严重升级的情况下，我们仅仅报道一下受难华侨的遭遇，似乎就成了“煽动宣传”的罪过。越南当局自己过去连篇累牍地影射攻击，现在大张旗鼓地公开煽动反华，他们已走了十一步，我们仅走了一步。可是他们却想堵住人家的嘴，不许中国说明事实真相，天下哪有这种道理！
这里人们不免要问：越南当局在大规模地进行反华宣传之际，却装腔作势地提出“停止煽动宣传的建议”，这样的“建议”除了它本身就是煽动宣传以外，还有什么实际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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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真心实意关心职工生活
广西八一锰矿办好农场解决部分职工两地分居问题
据新华社南宁六月十八日电 广西八一锰矿认真办好矿区职工家属农场，几年来从农村迁移到矿区的六百户、二千八百六十五名家属的粮、油、肉、菜已做到自给有余，解决了部分职工两地分居的问题。
八一锰矿职工家属原来大部分在农村。过去，部分职工因为一家分两地，一年来回跑，造成经济负担重，思想波动大，不利于矿山建设。面对这个问题，矿党委的大多数同志认为，应该关心职工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创造条件逐步加以解决。但是也有同志错误地认为，家属是个包袱，越背越重，不必去管这些“闲事”。矿党委根据职工群众对解决两地分居的迫切要求，批评了那种把职工家属当作包袱的错误思想，在一九六九年底办起了职工家属农场，并选派了一批革命事业心强、密切联系群众的干部到农场工作。
矿党委按照他们制订的“以农为主，以工为辅，多种经营，有利生产，方便生活，为矿山服务”的办场方针，统筹安排劳动力，大力发展粮食生产，同时经营为矿山服务的其他项目。
八一锰矿随着职工家属农场的建立和不断发展，逐步解决了部分职工分居两地问题，全矿因此每年节约职工探亲费用七万七千九百多元，节省劳动日一万多个。广大职工以矿为家，思想稳定，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十分高涨。全矿从一九六九年以来，年年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并且由单一采矿发展到综合经营，被评为大庆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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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财贸职工来信
支持修理行业技术革新编辑同志：
我是上海市百货公司沪东综合商店高庙门市部的修理工人。我干白铁匠铝锅换底已有二十多年，铝锅换底从来都是手工操作，换一只铝锅底，技术熟练的老师傅最快也要二十分钟，一般需要半小时，还要用木榔头敲它千百下，一天干下来，累得腰酸背痛、头昏眼花，还满足不了顾客的要求。
我早就想过，换底要是能用机器，该有多好！我和门市部几个同志在上海光明锚链厂领导和老师傅的大力支持下，土法上马，克服种种困难，经过五年之久，在一九七四年，终于造出了第一台半机械化的铝锅换底机。它造价低，结构简易，使用方便，经我胜利、高庙两个门市部使用，效果良好，换一只锅底，只要三分钟。既减轻了劳动强度，保证了修理质量，又方便群众。
但是，这台机器因得不到主管部门的重视和支持，未能及时推广。一九七六年我们又搞出了第二台铝锅换底机，比第一台有了改进。同年四月在上海市第一商业局举办的展览会上展出。之后，一九七六年第九期上海《科学普及》又发表文章介绍，外省、市兄弟单位来信索取图纸甚至要求订货。当时公司领导讲，我们商业部门是搞买卖的，不是搞生产的，以此为理由又拖着不予解决。后来，上海其他区的修理行业也纷纷提出要用这种换底机。在这种情况下，公司领导才算下了决心，同意先生产十台试用。但是并不安排在上海就地生产，而是放到外地一个社办企业去制造。他们对机器不熟悉，生产起来困难较多，时间拖了一年，才生产出五台。象这样的速度怎能符合大干快上要求呢？其实，上海的物质条件、技术力量都是具备的，问题在于领导是否支持群众的革新创造。一九七七年我们在前两台机器的基础上，又革新创造了第三台铝锅换底机，比前两台结构更简便，使用更方便，而且造价低，今年四月又在市第一商业局科技展览会上展出，前来参观的单位提出要货要图纸的就更多了。领导虽然几次拿到展览会上展出，但就是不解决实际问题，不予迅速推广。
现在，我们又制成了一台铝锅铝壶联合换底机。我要求有关领导在人力、物力各方面给予应有的支持，并给予推广，尽快改变我们修理行业的落后面貌，更好地方便人民生活。
陆广海
答复
陆广海同志克服种种困难，积极参加试制铝锅换底机的精神很可贵。他希望这项成果迅速得到推广的愿望也很好。各级领导都应予以支持。我们准备会同有关公司、工厂商量，进一步落实铝锅换底机成批生产任务。同时，抓好其他商业机械的生产，为加速商业机械化步伐，更好地为工农业生产和工农兵服务，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
上海市第一商业局
本报记者调查附记：据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财贸办公室同志谈，这种铝锅换底机比较简易实用，造价又低，象上海这样大城市（包括郊区），有一百五、六十台即可解决问题。一般农村集镇，有一台就足够了。上海市的有关部门已经采取了措施，落实铝锅换底机的生产任务。我们认为，对于群众的首创精神，应该给以足够的重视和支持，上海商业、修理、饮食服务行业出现不少群众性的小改小革，凡是需要定型推广的，有关领导部门都应该迅速做好工作。据了解，这个问题在其他地方也带有普遍性。我们希望各地重视这一问题，把群众性的技术革新活动蓬勃开展起来，并让它开花、结果，变为全社会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