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5月8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批林彪的“顶峰”论
沈阳部队后勤部理论组
把毛泽东思想说成“顶峰”,并从中大捞政治资本,是披着“左派”伪装的林彪一伙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手法。他们的这一套,在一个时期内确曾迷惑了不少人。林彪垮台后,“四人帮”在压制人们批判
“顶峰”论的同时,改头换面地宣扬“顶峰”论,用来掩护自己,以售其奸。现在,为了进一步认清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的反革命面目,有必要把“顶峰”论拿出来加以批判。
认识只能达到新高度,不能达到顶峰
六十年代初,林彪在军队的一次会议上,装出一副对毛泽东思想无限忠诚的样子,说什么毛泽东思想
“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现时代思想的顶峰”。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的时候,他更加起劲地兜售这套货色,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顶峰”论之后,什么“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相继而出,风行一时。似乎只有这样,才算是对领袖的热爱,对毛泽东思想的忠诚。
这里,向人们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是对待革命导师及其学说的正确态度?人的认识能不能达到顶峰?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客观世界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人类的实践也是不断发展的,因此,人类的认识是一个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的过程。一定时代的人的思维总是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这样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也同样要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他们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完全是他们所处的历史时代的产物。十分明显,生活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与同时期的思想家相比较,确实站得高,看得远,达到他们那个时代的新高度。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但是,他们并没有、也不可能解决人类认识发展过程中的一切问题。他们既不能够创立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也不能够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作出具体的完备的阐述。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穷尽真理的超人。革命导师的伟大,正在于他们不断地使自己的思想同革命实践一起前进。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林彪一伙把人类在一个时期内对客观真理的认识所达到的新高度,说成是“顶峰”,表面上看来,似乎在颂扬革命导师的智慧和他们对人类认识客观真理所作的贡献,实际上,是在贩卖形而上学和唯心论。在他们看来,人类的认识是不包含矛盾的,是一成不变的、一次完成的,根本否认人类的认识是在实践基础上产生的,是一个无限发展的历史过程。他们把人类在一个时期对客观真理所达到的认识宣布为“顶峰”,这就是说,人们的认识已经到达了终点,不需要再发展和深化,也不可能再发展和深化了。他们这样做,就是要把人们的认识绝对化、凝固化,从而堵塞人们认识客观真理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它既是一种科学,就不会也不可能停滞不前,它是要不断发展和不断完善的。它在自己发展的过程中,必然要用新的经验和新的知识来丰富自己;它的某些原理和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必然要由适应于新的历史条件的新结论和新原理来代替。林彪一伙把革命导师的思想和理论说成是“顶峰”,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这门科学变成僵死的教条。这哪里是在颂扬革命导师及其学说,分明是在窒息马克思主义生机勃勃的战斗精神。
既然毛泽东思想被林彪一伙蛊惑人心地宣布为
“顶峰”,随之而来的就是什么“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于是就把“记条条”、“背警句”,遇到问题到语录中找“答案”,说成是“走捷径”。这是十分荒谬的。诚然,在实际工作中遇到问题,是应该向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请教的。但是,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新矛盾、新问题层出不穷。如果我们不是学会马克思主义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实际出发,进行调查研究,而是企求从革命导师的著作中去寻找现成的答案,那就是毛主席再三批评过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极端错误的态度。林彪一伙提倡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用片言只字来代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不让人们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尖锐地批评过
“一句顶一万句”的说法,说: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四人帮”同林彪一样,大肆贩卖形而上学和唯心论,只不过在歪曲、篡改、伪造革命理论方面,比林彪更加露骨、更加丑恶罢了。
真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
既然人类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因此,人们在一定阶段中所达到的认识,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是相对真理。但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不是形而上学的相对主义。相对主义认为真理只是相对的,没有什么绝对真理,所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根本否认客观真理的存在。马克思主义认为真理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真理是客观的,就这个意义说,真理又有绝对性。因此,真理既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绝对真理存在于相对真理之中,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就是绝对真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
真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这就是真理本身的内在矛盾。总是有人问:真理能不能一分为二?许多人把一分为二理解成只是正确与错误,如果这样说,真理就不能一分为二了,因为真理就是真理,不是错误。但是毛主席讲的一分为二,是讲的对立统一规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但是不同的事物具有不同的内在矛盾。真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这就是真理的一分为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分为二的,它们作为客观真理,既具有绝对性,又具有相对性,因此它们要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向前发展。林彪一伙否认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相对性,叫嚷什么“绝对权威”,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肆意歪曲和糟蹋。毛主席指出: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第一章中,分析批判了黑格尔的哲学,为我们提供了历史的借鉴。恩格斯高度评价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说它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的想法,所以,这种辩证法是革命的。但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论的辩证法,他的唯心论的哲学体系要求有一个最后的终点。黑格尔宣布他的哲学体系已经完成了人类对绝对真理的认识,哲学也就终结不前了。恩格斯指出:革命的方面被保守的体系所闷死,这就是黑格尔的哲学的悲剧。
林彪一伙高唱“顶峰”论,就是妄图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黑格尔哲学,阉割它的革命精髓和灵魂。
“顶峰”论的背后,隐藏着战略上的诡计
斯大林同党内机会主义分子作斗争时,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反对派歌颂列宁同志是天才人物中最有天才的人,这已经成了他们的老一套。恐怕这种赞扬不是真诚的,这里也含有战略上的诡计:他们想以叫嚷列宁同志的天才来掩护他们离开列宁的行为……。”(《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2页)林彪、“四人帮”一伙鼓吹“顶峰”论,把革命导师的理论绝对化,施展的正是这种战略上的诡计。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胜利,是同革命导师的理论及其正确领导分不开的。因此,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总是十分崇敬和热爱自己的领袖,刻苦学习革命导师创立的革命理论,把革命导师当作胜利的象征和继续前进的旗帜。也正因为这样,混进党内的反革命政治骗子,总是千方百计利用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对革命导师的深厚感情,骗取人民群众的信任,借树领袖来树自己。林彪一伙在把革命导师神化的同时,他们自己不就成了“护法尊神”,同样是神圣不可侵犯了吗?在把毛泽东思想吹成
“顶峰”的同时,他们自己编造的什么“规律”、什么“理论体系”,不就可以同“顶峰”并驾齐驱了吗?马克思说得好,“朗格先生……对我大加赞扬,但目的只是为了抬高他自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671页)事情正是如此。林彪一伙在鼓吹“顶峰”论的喧嚣声中,一方面,他们不仅破坏《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而且把毛主席著作由选集减到选读,由选读减到语录,最后仅剩几条“警句”了。另一方面,他们自己的黑货则由《语录》到《文选》,由薄本到厚本,甚至公开把自己的黑货同毛主席著作合订在一起。这一多一少,一增一减,既说明他们对毛泽东思想的形褒实贬,也充分暴露出他们意在取代的狼子野心。
“四人帮”在这方面表演得更加淋漓尽致。他们借写文章、发社论之机,篡改、伪造毛主席的指示。在毛主席逝世后,伪造“按既定方针办”的“临终嘱咐”,就是他们在“顶峰”论的烟幕下,偷运私货的无可抵赖的反革命罪证。为了使这种骗术不被识破,他们竭力篡夺编辑和出版《毛泽东选集》的领导权,妄图垄断毛主席没有公开发表的著作和讲话,以便肆意篡改,为其所用。张春桥曾经扬言:“《毛选》五卷不能出了,只能出单篇。”“四人帮”的亲信毫不掩饰地说:“这可厉害了,要怎么出就怎么出,要整谁就整谁!”真是一语泄露了天机。
事实上,林彪、“四人帮”们说毛泽东思想已经达到了“顶峰”,不过是个幌子。其实,只有他们自己才是“顶峰”之上的“顶峰”,他们自己的话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他们不是到处在发现什么“真理”,创造什么“理论体系”,在各个领域里提出一系列所谓新观点、新概念、新规律吗?什么在政治领域里的“民主派变成走资派”的“必然规律”,什么在史学领域里的“儒法斗争贯彻古今”论,什么文艺创作中的“三突出原则”等等,等等,统统是他们在新时期内发展了的“马列主义”。至于臭名昭著的“张春桥思想”,更是被贴上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第四个里程碑”的标签。既然他们的思想和理论比“顶峰”还要“顶峰”,那么由他们一伙来主宰党和国家的命运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了。这就是他们极“左”的手法同极右的政治目的的内在联系,也是他们这套战略诡计的奥秘所在。


第3版()
专栏:

也谈“揠苗助长”
刘元彦
一九七四年七月,“四人帮”控制的《学习与批判》发表了一篇题为《“揠(yà亚)苗助长”与“守株待兔”》的杂文。文章替“揠苗助长”翻案,为“四人帮”的极“左”手法辩护。谁知,拍马屁拍在马腿上,据说,这篇杂文发表后,立即遭到“四人帮”的批评,被斥为“愚蠢”。在揭批
“四人帮”的假左真右的时候,重读一下这篇杂文,并索解它为什么受到“四人帮”的申斥,倒也不无意义。
“揠苗助长”的故事见于《孟子》一书,说的是一个宋国人,嫌他的秧苗长得不快,一棵棵地拔高它,然后疲乏地回到家里说,今天累了,我帮助禾苗长高了。他的儿子跑去一看,秧苗都枯槁了。孟轲用这个故事说明,培养他那个唯心主义的“浩然之气”,要象种庄稼一样,既不能放置不管,也不能“揠苗助长”。孟轲的“浩然之气”很少有人理它,但“揠苗助长”这个故事,却流传下来成为有名的典故之一,因为它生动地说明:违背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去瞎搞,准得碰钉子。
然而,《学习与批判》的杂文却硬给“揠苗助长”翻案。这个翻案大抵分为四步。
第一步:“宋国有一个农民,起早睡晚,勤于耕作”……一开头便来了个凭空臆造。有这样的农民吗?一个起早睡晚、勤于耕作的农民,难道会干这种“揠苗助长”的蠢事吗?
第二步:“这个农民尽管做了错事,其实倒是个助长派,促进派。他懂得事物要促才能进,秧苗要‘助’才能‘长’”。——真是奇文,奇闻。明明秧苗都被“助长”得枯槁了,还说他懂得“要促才能进”,“要‘助’才能‘长’”,不知道这样的“促进”与“促退”有什么分别?这样的“助长”与“扼杀”有什么两样?这种“促进派”,真是越少越好!
第三步:“好心干了坏事,结果弄巧成拙,暂时得到了失败的结果。”“以后就再也不会拔苗助长了,他可以采取选种、施肥、精耕细作等方法来助长,使庄稼长得又快又好”。拿改了错可以成为促进派,来论证拔苗助长者是促进派,是不合逻辑的诡辩。所谓“暂时得到了失败的结果”,也是一种辩护。因为“揠苗助长”这种违反客观规律的倒行逆施,是注定要永远失败的,而不是“暂时”的失败。
第四步:孟轲“是在借题发挥”,“攻击法家”,“他们一伙才是真正的反革命拔苗派”。“今天重读这两则寓言……不是也很可以从中得到一点启发的吗?!”——经过臆造、吹捧、辩护,最后得出这个结论:谁反对“揠苗助长”,谁就是“真正的反革命拔苗派”。于是,拔苗者成为“促进派”,而反对者倒成了“拔苗派”,奇文于是终篇。唯恐读者把杂文当成古代故事看过去了,还特别提醒,这是指的“今天”。
很明显,杂文挑出“揠苗助长”这个典故来为之翻案,目的是为“四人帮”的假左真右的反革命行径辩护的。
那么,这篇帮气十足的东西,“四人帮”为什么斥之为“愚蠢”呢?“四人帮”词汇里的“愚蠢”,我们应读作“老实”。这篇杂文有一点是老实的,即,承认“揠苗助长”的结果是秧苗枯槁,承认这是“错事”、“坏事”。这一点,正好暴露了“四人帮”假革命的面貌,触动了“四人帮”最敏感的反革命神经。
“四人帮”用极“左”手法破坏社会主义,同宋国人的“揠苗助长”,是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的。客观上,他们都违背事物的客观规律,从而破坏事物的发展,这一点是相同之处。但在主观上,宋国人是由于无知,而“四人帮”则出于反革命的预谋,这是不同处。因此,好心而无知的宋国人可以在碰了钉子之后承认错误,总结教训;而“四人帮”干了坏事,绝不会就此罢手,更不会改弦易辙。
杂文只见其同,未讲其异。然而在吹捧辩护中说了几句老实话,也就等于承认“四人帮”那套极“左”的货色,原是“揠苗助长”,是破坏社会主义。“四人帮”焉得不斥之为“愚蠢”!
真理是客观的:“揠苗”必不能“助长”,真要“助长”必须反对“揠苗”,极“左”必不能促进社会主义,真要促进社会主义,必须反对那种违背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极“左”。


第3版()
专栏:随笔

从陆游的经验谈起
王梓坤
宋朝大诗人陆游,在他逝世的前一年(即一二○九年,八十四岁),曾给他的第七个儿子写了一首诗,传授他写诗的经验,大意说:他初学做诗时,专门在词藻雕琢,绘形绘色上下功夫,只注意追求形式的美;到中年才领悟到这种做法不对,诗应该注重内容,反映人民的要求和喜怒哀乐,因而诗人必须面向生活,了解生活,了解实际情况,才是正路。从此,他的诗起了本质性的变化,道路也越走越宽广了。最后他说:“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
“工夫在诗外”,这是陆游一生创作的重要经验,而且是在他的中年或晚年才总结出来的,值得用金字写下。这句话该怎样理解呢?陆游在评肖彦毓的诗时说:“君诗妙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另一处又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就很清楚,所谓“工夫在诗外”,是说只关在屋子里冥思苦想,是决写不出好作品来的。要做出成绩,就得深入现实,体验生活,收集资料,进行艺术加工。文情汹涌而后发,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才是有血有肉的上等文章。
可惜,有些文字则不然,那是三粒小米熬成的大锅稀饭。本来一两页能写完的,他偏敷衍成洋洋万言;本来几分钟能说清楚的,他偏要讲上三个小时,真令人气闷难忍。
当然,生活在封建时代的陆游,他所主张的“躬行”,决不能与今天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相提并论。我们生活在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每个人都以能投入革命实践而自豪。
文学创作如此,自然科学研究也如此。只把现成的东西修修补补,作点逻辑推理,那就是“纸上得来”,必然轻飘飘很少分量。只有那些深深扎根于客观实际的科学研究,材料丰富,根据充足,“厚积而薄发”,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
道理很简单,单在旧的公理、假设或学说中转圈子,固然也可以做出一些成绩,可以把原有理论加以延伸、深化或推广,但无论如何,总不能超越旧的“理论场”,因而得不出本质上崭新的、带有革命性的成果。要取得全新的成果,需要从另一条根开始,而这条根,又必须生长在实践的肥沃土壤上。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要想得豆,就必须种豆。
不过,对“工夫在诗外”这句话,也不能片面的理解。如果对一个想学数学、却还不会加减乘除的人说“工夫在数学之外”,那未免为时过早。陆游的诗已经作得很好了,技巧很高,缺少的是以现实斗争为背景的题材和思想感情,所以他才敢自信地说:“工夫在诗外”。比较全面的学习方法,应该是努力学好专业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打下一定的基础后,就应深入到实际中去,边干边学,在实践中锻炼和提高。


第3版()
专栏:

读万卷书
韩慕勤
人们常常把读书比做吃饭。那妥贴的一面,自不必说。但不妥的一面,也是有的。食欲和求知欲是相近而又不相同的。那不同点便是:对于一个健康人,食欲是有限的。吃饱了,就不想再吃了。对于一个“攻关”者来说,求知欲是无限的,没有读
“饱”的时刻。吃饱了再吃,吃多了,超过了食欲,纵然是细嚼烂咽,还是会引起肠胃不适。读书却不然。只要读书得法,对于无限的求知欲,是永远不会导致“消化不良”的。在读书这点上,“消化不良症”的发生,是由于不善读的缘故,决不是读书“太多”所造成。读书“太多”和“消化不良”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
那末,读书“太多”,是否“容易沦为别人的思想奴隶”呢?也不尽然。“沦为别人的思想奴隶”,不在读书“太多”,而在不善于独立思考,明辨是非;不善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读书再少,如果不善思索,也会随波逐流。有了主见,善于思索,书为我用,书读得再多,也不会“沦为别人的思想奴隶”。
一个学术问题,有不同学派的多种观点。我们不要为一家之说所限,应该博采百家之长。对于那些相反的意见,尤其应该好好研究。事物总是由相反的两个方面组成的。不仅要了解事物的这一面,而且要了解对立着的另一面。对立着的两个方面都了解清楚了,才算真正了解了这个事物。决不可因为担心“沦为别人的思想奴隶”,而不敢深入或甚至拒绝研究不同的观点。
杜甫的名句:“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从一定意义上说,这对搞文学的固然是至理真言,即使是搞科学的,也可作为借鉴。多读,能集思,也能广益。集思广益,方得精英。
我们主张多读,决不意味着滥读。“攻关”总有个主攻方向。对于主攻方向,要下苦功夫,花大气力,踏踏实实精读几本奠基书。有了这个基础,就应该扩展开来,循序渐进,博览群书。我们的博是为精服务的,是精指导下的博,决不是漫无边际地乱读一通。否则,就会虚掷时光而流于杂。我们要做到博而不杂,由博返约,博与精相辅而相成。在精指导下的博览,往往可以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美妙境界,正是在博中求得的。


第3版()
专栏:

开展宗教学研究 加强无神论宣传
本报讯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了宗教学科研座谈会。
毛主席生前十分关心宗教的研究工作。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毛主席指示要开展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的工作,一九六四年成立了世界宗教研究所。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这个研究所的业务工作长期不能正常开展,甚至濒于解散的境地。座谈会上,发言的同志愤怒批判“四人帮”的“两个估计”,讨论了宗教学研究的方针、任务以及研究项目和干部培养等问题。
发言的同志认为,宗教学研究要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要旗帜鲜明地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世界宗教的历史进行认真研究,写出观点正确、详细占有材料的佛教史、基督教史和伊斯兰教史,以及其它各种专题著作。为了写出有价值的著作,还必须进行大量的资料收集工作,翻译和注释各种宗教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当然是坚持无神论,反对宗教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和宗教界人士搞好统一战线,要尊重他们的宗教感情,也要学习他们的宗教知识,要吸收他们参加宗教学的研究工作。大家一致认为,宗教学研究是大有可为的。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