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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份深受群众拥护的县委文件
刚察县委顶住林彪、“四人帮”的干扰，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旗帜鲜明地定出一套适应牧区特点的经营管理制度。这个文件六年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促进了牧业生产的发展
一九七二年七月，中共青海省刚察县委制订了《关于贯彻党在牧区人民公社经济政策若干问题的意见》，作为县委的三十一号文件发出。
六年来，祖国大地几经风云，《三十一号文件》也曾多次遭到攻击和诽谤。但是，因为它生动地体现了党的经济政策，代表了牧区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却受到各族干部、群众的热烈拥护。贯彻执行这个文件的结果，促进了刚察县牧业生产大发展，壮大了集体经济，提高了人民生活。
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破坏了党在牧区的经济政策，曾经给刚察人民带来灾难。一九七○年，党的经济政策不讲了，合理的规章制度被废弃了，千里草原一片混乱，资本主义泛滥成灾。这一年全县各类牲畜由原来的七十一万头猛降到五十一万头，集体经济遭到破坏，人民生活发生了困难。
面对这种状况，牧民们思绪万千，多么渴望党的政策落实啊！有的说，毛主席、党中央的政策规定得好好的，就怕歪嘴和尚念错经。而更多的议论，是县委有没有决心，能不能拿出具体的措施和办法。人们把希望寄托在县委身上。
在县委会议室里，落实经济政策的会议正在紧张地进行。县委常委们热烈地讨论着，县委书记说：“贯彻落实党的经济政策，是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是群众的要求，生产的需要，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坚决贯彻执行。任何犹豫徘徊都是对人民的犯罪。”这一席话，说出了县委“一班人”和全县各族人民的心里话。县委随即作出两项决议：一是立即在全县掀起一个学习、宣传、落实经济政策的高潮；二是县委常委分头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进行试点。
一九七一年，刚察县委领导同志带领工作组，到哈尔盖公社解放大队进行落实经济政策的试点。当时，这个大队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取消了过去行之有效的“二定一奖”（即定工、定产，超产奖励）等制度和政策，按劳分配变成了按“捞”分配，评工记分变成了凭“嘴”记分，只要嘴能说，放牧的牲畜死光也可以拿高工分。牲畜无卡片，年终不清点，集体牲畜随便宰杀，谁放牧什么畜群，谁就占有什么畜产品。一九七○年全大队羔羊只成活十七头，各类牲畜由原来的四万头下降到二万头。解放大队出现的问题在全县带有普遍性，群众迫切要求恢复“二定一奖”的制度。他们说，农业上大家住在一块，一起劳动，土地拿不走，粮食藏在仓库里，没有章法都不行；牧区居住分散，集体经济是有四条腿的牛马羊，各家各户都是一个小仓库，没有章法怎么得了。
群众的话，对刚察县委领导启发教育很大。他们根据五个大队的试点情况，对畜牧业经济的特点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牧区幅员辽阔，居住分散，作为主要劳动对象的牲畜，既是生产资料又是生活资料，分群放牧又是牧业生产的基本方式，这种集体所有、分散经营的方式在短时期内还不可能有大的改变。因此，必须实行以畜群定工定产，按完成任务的好坏评记工分，实行奖赔。自留畜同自留地不同，牲畜是有生命的东西，不但可以繁殖，而且和集体牲畜也很难分开，也要有相应的管理办法。基于这种实事求是的分析，他们旗帜鲜明地定出一套适应牧区特点的“二定一奖”的经营管理制度。然后，专门召开了生产大队干部以上的会议，进行讨论和修改，最后形成县委《三十一号文件》。
《三十一号文件》发下去后，在刚察草原产生了巨大的作用。解放大队自执行这个文件以来，牧业生产持续高产稳产，人民生活不断提高。一九七七年各类牲畜的头数比一九七○年增长了一点二五倍（平均每年净增百分之十七点八），社员平均每人收入增加一点五倍，公共积累比一九七二年增加七倍多。全县一九七七年各类牲畜头数比一九七○年增长百分之四十，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
现在，草原上的风气变了。人们喜欢议论什么吃香的问题，他们说，过去是能说会道的人吃香，搞歪门邪道、不务正业的人吃香；现在是劳动光荣，超产多、贡献大的优秀放牧员吃香。一年一次的劳模大会，县上开，公社开，大队开，既有精神奖，又有物质奖，佩戴红花，介绍经验，人人羡慕。这是一种多么可贵的风气。
六年来，刚察县委的《三十一号文件》用藏汉两种文字翻印多次。机关干部下乡，随身带上文件已成习惯。在基层干部手中，文件已经多次裱糊。每年，当牛羊膘肥体壮，绿色的草原变成一片金黄，牧业生产年度结束的时候，牧民们按照《三十一号文件》的规定，进行结产决算，评工记分，确定奖赔，评选先进，落实下一年度的生产计划和二定卡片。……这些生动地说明，政策落实了，深入人心了，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了。
刚察县的干部群众说，文件下发了六年，县委抓了六年。怎样抓落实？县委总结了以下三条主要经验。
一是贵在坚持。在“四害”横行，妖风四起的时候，《三十一号文件》先后被攻击为“复辟倒退”、“资产阶级的‘管、卡、压’”，后又被诬蔑为“右倾翻案”、“物质刺激”、“工分挂帅”，等等。这时，一些人动摇了，少数人害怕了，个别人想另搞一套了。在这严重关头，刚察县委坚决顶住。他们挺身而出，反复强调要按《三十一号文件》办，错了由县委负责。他们对阶级敌人的破坏，坚决打击，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反抗，坚决斗争；对来自人民内部的各种阻力，坚决排除。特别是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以后，他们在全县分期分批地开展了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使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
二是深入细致。刚察县委平时经常分析研究落实经济政策的工作，并由业务部门专门检查督促。每年年终分配前，县委首先抓点，然后在点上开会，结合实际，组织基层干部学习党的政策和《三十一号文件》，总结交流经验，寻找差距；同时，就执行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进行讨论研究，该肯定的肯定，该纠正的及时纠正。这样，既使基层干部加深了对文件的理解，又保证了全县执行政策的统一，避免各行其是。有一个时期，一些社队牲畜丢失、狼害显著增加。县委领导经调查了解，原来是《三十一号文件》对这个问题没有具体规定处理办法，这些社队把牲畜丢失、狼害顶牲畜正常减损。根据这种情况，县委及时作出规定，凡丢失、狼害不能顶正常减损，应查明情况，经群众讨论，酌情赔产，包括全赔。从而刹住了这股歪风，也增强了放牧员的责任心，全县牲畜丢失、狼害显著减少。再如，在积累和分配的比例上，《三十一号文件》有具体规定，但他们并不以此为满足。考虑到畜牧业生产还有很大不稳定性的特点，每年从实际出发，具体分析各社队的生产状况和收入水平，比上年，算下年，不断适当调整积累和分配的比例。这样，保证了社员在正常年景下收入逐年增加，在受灾时也不减少过多，有力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
三是严肃认真。县委经常运用正反两方面的典型，教育干部、群众自觉遵守党的政策。对好的大力表扬，对违反的严肃处理。有一年年终分配，有个大队违背《三十一号文件》规定，另搞一套。县委领导亲自到队，推倒重来。事后，在全县四级干部会上，又让他们作了深刻检查，对到会干部教育震动很大。伊克乌兰公社红光大队党支部，带头坚持党的政策，自觉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县委表扬了这一典型。他们说，制度订得要严，执行更要严。不然，就会变成一纸空文。
粉碎“四人帮”以后，刚察县委思想得到了进一步解放。他们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而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寻找差距。随着草原基本建设、社办企业、科学养畜的大力发展和牧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又有许多新问题需要总结和摸索，《三十一号文件》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和补充。同时，全县还有少数后进大队，政策落实得不好，社员收入低，分配还不能完全兑现。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刚察县委一如既往，除一名常委在家主持工作外，其余常委带领六个工作组在基层抓后进大队经济政策的落实。他们决心把党在牧区的经济政策落实得更好，进一步完善《三十一号文件》的内容，使它在建设社会主义新牧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新华社通讯员 曹绍平 祝友义（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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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三台县委采取坚决措施贯彻执行按劳分配政策
纠正劳动计酬上一锅煮一拉平的现象
据新华社成都五月二十日电 中共四川省三台县委认真执行按劳分配政策，切实纠正农村社队在劳动计酬上的一锅煮、一拉平现象。
今年年初，县委在争胜公社对各生产队劳动计酬的现状作了一次普查，发现绝大部分生产队都存在着平均主义问题。他们分析了七个平均主义比较严重的生产队。这七个队从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七年三年中，平均每年粮食增长速度比全公社的平均水平低百分之一点六，棉花平均增长速度比全公社的平均水平低百分之四，平均每人每年的收入比全公社的平均水平少十元。于是，他们坚决采取了以下一些措施：
一、改进评工记分，实行“包工到组，活评到人”的计酬办法。县委在争胜公社的调查中发现，这个公社在过去几年中评工记分真正搞得好的队不多。有的搞“底分死记”，有的搞“人头工分”，有的按工序计件。但是，都没有在按劳分配上下功夫，忽视了“活评”这个重要环节。现在，在县委的指导下，全县大部分社队制订了《劳动定额手册》，以一个中等劳动力劳动一天所完成农活的数量和质量为一个定额标准，定出完成各项农活的不同的工分报酬。各生产队按农活的情况划分若干临时性和季节性的作业组，把定额和工分报酬落实到组，完成一段农活后，在组内根据各个劳动者完成农活的数量和质量分别评工记分。
二、生产队对社员实行定基本劳动日、基本投肥任务、基本口粮的制度。各生产队根据实际情况，按全年计算，要求每个男劳动力每月出勤二十六天。每个女劳动力每月出勤二十四天。根据各户社员的情况，分别规定全年向集体投交养猪积肥和农家肥的任务。按照《一年早知道》的计划产量，把基本口粮标准通知到户。
三、采取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相结合的办法，以精神鼓励为主，物质鼓励为辅。各生产队对先进的作业组、专业组和先进的社员，除政治上表扬，戴红花、上红榜鼓励外，还给予物质奖励。奖励的办法一种是综合奖，奖给作业组、专业组适当的工分（奖励的工分，在组内按社员实做劳动日进行分摊，但劳动表现不好的个别社员要除外）。另一种是单项奖，如搞费力大的农活、技术高的农活和科学种田、技术革新有成绩以及保护集体经济有功的社员，视其贡献大小奖给适当的工分。此外，饲养猪、牛产了仔猪、仔牛，对饲养员进行奖励。
四、对大队和生产队干部的误工补贴，实行“定工劳动，定额补贴”的制度，严加控制。各公社经过群众讨论，享受补贴的大队干部只有大队党支部书记、大队队长和会计三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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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离我国东兴镇二点七公里的越南境内
越南当局指使军队开枪扫射难侨
归国难侨控诉越南当局血腥镇压华侨的暴行
新华社南宁五月二十九日电 本社记者陈思、朱明自东兴镇报道：越南当局指使其军队于五月二十七日下午在离我国东兴镇二点七公里的越南境内，制造了向难侨开枪扫射并打伤难侨两人的严重事件。这一事件是在我国政府宣布派船前往越南接运被迫害华侨回国的第二天发生的。
五月二十七日下午五时左右，一批难侨被迫乘船回国途中，在离东兴镇二点七公里的越南寿春街（旧称拉溪根村）附近的春宁河口（华侨渔民称“三岔江”），遭到越南军队数十人的枪击。
据当时在场的难侨禤德珍向记者叙述这一事件的经过说：他是同侨居越南先安县垌垒乡下垌村的难侨九户共五十三人，在二十五日分乘两条船被迫起程回国的。二十七日下午五点钟，当船行到寿春街附近的春宁河口时，有二十多个越南军人突然向船上开枪十多发。两只船上的难侨惊惶躲避，船只无人操纵，继续往前漂流。这时，有十多个越南军人在一只木帆船上用冲锋枪向他们扫射，当场打伤了六十岁的妇女黄珍四的肩膀、手掌和十八岁的姑娘杨月姑的手腕。越南军人恐吓华侨说：“不停船就把你们都打死！”
难侨被迫把船停住后，越南军人登上难侨的船只，强令两个受伤的黄珍四、杨月姑上岸，要把她们带走。当船上其他难侨表示不同意他们带走两个受伤华侨时，越南军人又拔枪对着这些难侨的胸膛威胁说：“谁阻挠就打死谁！”结果，两条船和船上的华侨被扣留下来。两个受伤华侨被强行用汽车带走。黄珍四的儿子庞德辉，杨月姑的母亲苏亚石也同车被带走。
禤德珍趁机躲开越南军队的监视，涉水渡过北仑河回到东兴镇。他的妻子、儿子、兄弟、父母都在船上，他很担心越南当局对受伤的两位难侨妇女和其他难侨进一步迫害，当夜便向广西东兴县有关部门报告，请求营救。
到二十八日凌晨，越南军队仍然扣留着被打伤的黄珍四、杨月姑和她们的亲属共十三人，只把其他难侨和两条木船驱赶回来。到二十八日上午，除两位受伤难侨妇女和她们的两个亲属仍被扣留没有回来外，其他难侨，包括黄珍四老大娘的儿媳张秀英和杨月姑的父亲杨子林，陆续回到东兴。记者在二十八日上午，来到难侨所乘的船上，亲眼看到在两层船篷上被越南军人用冲锋枪击穿的弹孔，以及无辜受伤华侨流在麻袋和舱席上的斑斑血迹。
受伤难侨黄珍四老大娘的二十三岁的儿媳妇张秀英，是越南巴岬县巴岬街上托儿所的保育员。她含泪向记者控诉越南当局的暴行。她说，我们受不了越南当局的迫害，被迫返回自己的祖国，这有什么罪！越南军队竟然向我们开枪扫射，打伤我的婆婆，一枪打中左肩膀，一枪打在右手掌上，鲜血直流，血溅在婆婆当时抱着的两岁小孙儿庞娟的脸上。全船妇女小孩都吓得大哭。
张秀英说：“我们原籍是广西人，父亲和公公都是很小就到了越南，几十年辛辛苦苦种地打鱼，和越南人民友好相处，不少人成了亲戚。越南政府为什么要把我们当作敌人？”讲到这里，张秀英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二十八日下午，记者再次来到船上。船上的难侨从一个木箱中，取出一颗冲锋枪子弹头。他们说，这颗子弹，是从越南军队的枪口发出，穿过船篷打伤华侨妇女，然后钻进这个装衣服的木箱里的。
记者打开这个木箱，看到箱上的弹孔，和一件被子弹穿了几个洞的旧衣服。
难侨农民杨子林手里拿着这颗子弹，沉重地说：“就是这颗子弹打伤了我十八岁的女儿，现在，我的女儿和妻子以及黄珍四和她的儿子，都还被越南当局扣留着，我很担心。希望祖国帮助把他们救回来。”
在北仑河旁码头上，数百名回国难侨在这两条船边，愤怒控诉越南当局血腥镇压华侨的暴行。（附图片）
图为难侨张秀英（右）手拿子弹头控诉越南军队用冲锋枪打伤她婆婆黄珍四的经过。
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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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当局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外一套
河口的归国难侨用大量事实驳斥越南当局所谓没有歧视、迫害华侨的种种谎言
新华社河口五月二十九日电 在云南河口入境的被越南当局驱赶回国的难侨，和当地各族人民一起，二十七日上午举行集会，愤怒控诉越南当局无理排斥、迫害、驱赶华侨的行径。
在会上，归国难侨们压不住心头的激愤，一个接着一个，用大量的事实驳斥越南当局所谓没有歧视、迫害华侨的种种谎言。在河内梅林铸造厂任副厂长达十九年之久的难侨黄业平气愤地说：“越南当局口头说的是一套，实际做的又是另外一套。梅林铸造厂原有四十六名华侨工人，到我回国的时候为止，被厂方先后无理解雇的有四十人之多。华侨工人一言一行，都受到监视，甚至连阅读祖国报刊也受到干涉。我曾因为在工厂里分发祖国的报纸而受到严厉处分。”
难侨们在会上揭露了越南当局迫害华侨的种种手段。难侨董生控诉说：“我在越南一直以卖油条为生，最近越南公安人员借故向我勒索。有一天，越南公安人员无端抓我去公安局打了一顿，不但卖油条的钱全被拿走，还要罚款。这样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逼得我夫妇只好回国。当我们回到河口时，身上只剩下五角钱和一套换洗的衣服。”一位曾担任过翻译工作的姓吴的难侨在会上控诉说：“我在越南工业部门长期担任翻译工作，为越南的经济建设出过力。后来他们无故停止了我的工作，调我到边远的矿山去，我只好经营小买卖糊口。可是，最近越南当局又没收我的财物，断绝我的生计，迫使我回国。”
中越两国是山水相连的邻邦。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两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难侨们回忆了中越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对越南当局破坏两国人民“同志加兄弟”的关系，表示极大的遗憾和愤慨。难侨教师冯奇说：“我曾经和越南人民共同工作三十年，参加过越南的抗法斗争。现在，越南当局竟然排斥和他们共同战斗过的华侨，和越南人民一起参加过抗法斗争的华侨，一个一个被迫退休或者回国。在我工作的中学里，近年来没有一个华侨毕业生能够上大学。越南当局招工时，不收华侨青年，使许多华侨青年失业。越南当局说华侨‘完全享有越南人所享的权利’，这完全是谎言。”冯奇说：“越南人民和我们是友好的，许多越南人对越南当局迫害华侨的做法感到不安，向我们表示慰问。我们回国时，不少越南朋友还来看望和送行。中越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是任何人也破坏不了的。”（附图片）
越南当局借口建立所谓“净化区”，强令华侨迁到内地去建设所谓“新村”，大量拆毁华侨居住的房屋。这是越南广宁省芒街横黎坡被拆毁的华侨房屋。横黎坡紧靠北仑河，和我国广西东兴镇隔河相望，是芒街华侨集中居住的地方。
新华社记者摄
越南当局指使公安人员和民军强行拆毁芒街华侨工人李信才的房屋，驱赶他一家回国。
新华社记者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