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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工交战线的“两个估计”必须推倒
新华社记者述评
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新长征中，工交战线的步子怎样才能迈得更大？这是当前工交战线广大干部和群众普遍议论的一个重大问题。记者在各地采访看到，一年多来，工交战线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取得了巨大胜利，形势很好。目前，工交战线的阶级阵线已基本清楚，一些重大路线是非，开始得到澄清，广大职工心情舒畅，干劲倍增。但是，有些领导干部，思想却还没有完全解放，膀子也还没有甩开，赶不上客观形势的需要。他们不敢大胆领导，而是一慢二看三通过，四平八稳，摸着石头过河。碰到问题，他们总是说，要把火色看老一点，要有盖着圆巴巴（图章）的红头子文件才能干。文件来了，他们却又照本宣读，不敢联系实际发表自己的意见，有的甚至连传达也不敢。他们感到走资派的帽子还在头上晃，所以不当出头鸟，不冒尖，不力争上游。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这些同志至今心有余悸。那么，悸什么？大家认为，对工交战线十七年的估计就是重要的一悸。北京市工业局的同志说：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工交战线到底是跟着毛主席干的，还是跟着刘少奇干的，这个问题不搞清楚，思想就解放不了。天津市纺织局同志说：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没个说法，不好办。重庆市主管工交的领导同志认为，“四人帮”对工交战线是全面否定，现在必须加以澄清。由于对工交战线十七年如何估计缺乏明确概念，这些同志担心自己走老路，怕别人说自己“复辟”“回潮”“否定文化大革命”，怕别人说“刘少奇又回来了”，所以胆战心惊，迈不开步子。
“两个大破”就是“两个估计”
工交战线许多同志认为，要揭批“四人帮”否定工交战线十七年的罪行，必须把根子追到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身上。林彪和“四人帮”一开始就把文教战线定为“黑线专政”，把知识分子一概归入“资产阶级”。然后，林彪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工交战线一个重要的会议上，疯狂地叫嚷工交战线要“大破两种观点”。他所要破的第一种观点是，问题不少，问题也有，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路线，和文教战线不同；他所要破的第二种观点是，工人阶级是好的，同知识分子不一样。叛徒江青在传达林彪这一讲话时，叫嚷说：不能说工矿企业比文教战线好。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张春桥在上海胡说：工厂大多数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这“两个大破”，就是为了篡党夺权结成反革命“神圣同盟”的林彪、“四人帮”对文化大革命前工交战线十七年的“两个估计”。
这“两个估计”通过各种渠道，广泛传播，流毒很广，在工交战线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全国几乎所有的企业和管理部门的领导干部，都被打成了走资派，统统靠边站；老工人、老党员、老劳模被诬蔑为“既得利益者”、“工人贵族”和“老保”，把他们从关键岗位上撤了下来；工程技术人员，被诬蔑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老九”和“反动技术权威”，下放劳动或改行转业；十七年中建立起来的合理的规章制度和管理机构，被当作套在工人脖子上的枷锁砸烂了，就连鞍钢宪法也被当作马钢宪法给批了；大庆红旗被说成是黑的，王铁人被说成是假的，大批大庆式先进企业被打成了“黑样板”。一九七二年，当工交战线的一些领导同志，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批判林彪散布的极“左”思潮，恢复文化大革命前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时，“四人帮”一伙便按照他们的“两个估计”兴风作浪，大喊“复辟”、“回潮”，并且把反复辟、回潮的叫嚣，在一九七四年推上了高峰。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党中央工作期间，要求工交战线按照毛主席的路线进行整顿，王张江姚又跳出来疯狂反扑，大反“右倾翻案”，一直反到他们最后覆灭。
工交战线十七年不容否定
北京、上海、合肥、武汉、重庆等地职工在揭批“四人帮”否定工交战线十七年罪行时说：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的十七年，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胜利的十七年，决不容许任何人加以否定。
对这十七年的功过，本来早有定论。一九五七年，毛主席针对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指出：“在一九四九年，全国钢产量只有十几万吨。但是全国解放不过七年，钢的生产便已达到四百几十万吨。旧中国几乎没有机器制造业，更没有汽车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而这些现在都建立起来了。”尽管后来曾经遭受到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苏修叛徒集团撕毁合同和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但是，到一九六三年，二届人大四次会议就向世界人民庄严宣告：“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巩固的工业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我国工业又取得了新的发展。以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四九年相比，工业总产值增长了十倍，钢增长了七十六倍，原油增长了九十三倍，结束了我国依靠洋油的历史。在重工业迅速发展的同时，轻工业也增长了六倍多。我国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三十上升到了百分之七十。在我们贫穷落后的国家里，工业部门象雨后春笋，一个接一个地建立起来，除了钢铁和石油工业外，到一九六五年，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拖拉机制造工业、汽车制造工业、造船工业、航空工业、重型机械制造工业、精密机床制造工业、精密仪表制造工业、电子工业、石油化工和高分子合成工业、手表工业、照相机工业等等。不少产品赶上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解放前，象稀有的宝石，只点缀着少数沿海城市的工矿企业，到一九六五年，已经是山花烂漫，开遍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许多消费城市，如北京、合肥、成都、西安、兰州、贵阳、昆明等等，都建设成了新兴的工业城市。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这些铁一般的事实，难道是林彪、“四人帮”一伙假左派真右派所抹煞得了的吗！如果基本上没有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如果我们的工人阶级（包括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技术人员在内）不是一支有高度觉悟的队伍，我们这个一穷二白的国家能在这短短的十七年中取得这样辉煌的成就吗？！
十一年为十七年作了结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一年正反两面的经验，充分证明工交战线十七年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在这十一年中，凡是按照毛主席在十七年中为工交战线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办事，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排除林彪、“四人帮”干扰的部门和企业，革命、生产就继续发展；凡是把十七年批得漆黑一团，和十七年对着干的，就遭到极大破坏。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林彪、“四人帮”对工交战线抛出“两个大破”以后，便开动他们操纵的一切宣传机器，大造反革命舆论。他们披上“正确路线”的伪装，挥起几根大棒，硬把工交战线十七年中执行的毛主席革命路线打成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他们把工厂以生产为中心当作“唯生产力论”来批，胡说“只要革命搞好了，生产自然而然就上去了”，“要作企业的主人，不作吨位的奴隶”，“不为复辟资本主义作嫁衣裳”，“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甚至公然煽动停工停产，叫嚷“哪里烟囱冒烟，就往哪里冲”。他们把管好企业必需的规章制度说成是“资产阶级的管、卡、压”，叫嚷“规章制度都姓修，彻底砸烂不保留”，提出要“火烧一切规章制度，彻底解放工人阶级”，“要搞一些不用规章制度的工厂企业”。他们把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攻击为“物质刺激”、“奖金挂帅”，提倡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平均主义。他们把为社会主义建设积累资金说成是“利润挂帅”，反对企业进行经济核算，胡说：“大家都姓公，核算有啥用”。“四人帮”挥舞的这些大棒，打得许多地方工人不敢搞生产，干部不敢抓管理，技术人员不敢搞科研，财会人员不敢抓核算，以致许多工厂产量减少，质量下降，消耗提高，亏损增大，劳动生产率低得惊人。一些受“四人帮”干扰破坏严重的“重灾区”、“重灾户”，长期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烟囱不冒烟，车间长了草，只听麻雀叫，不听机器响。有的企业不生产产品，发不出工资，只好向银行贷款，甚至靠卖机器设备过日子。
“四人帮”和十七年对着干，许许多多的职工群众也和“四人帮”对着干。他们顶着帽子和棍子，坚持十七年办工业、管企业的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赢得了革命和生产的双丰收。
我国石油工业在文化大革命十一年中的持续发展，就是一个生动的事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石油系统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继承和发扬大庆会战的光荣传统，同“四人帮”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因而持续稳产、高产，以原油产量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的高速度前进，为国家积累了可以建设三十二个大庆油田的资金。与此相反，冶金系统的反党帮派紧跟“四人帮”，全盘否定冶金工业的十七年，把鞍钢宪法当作马钢宪法来批，把学大庆运动打下去，造成了冶金工业的两次大倒退。自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六年，全国少生产钢二千八百万吨，等于丢掉了我国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所需的全部钢材。
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在那一段时间中，到底是冶金工业还是石油工业执行的是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不是秃子脑袋上抓虱子，明摆着的吗！
重庆工交系统三起三落的经历和黄埔港前后截然不同的变化，都足以对“两个估计”作出权威的裁判。一九六六年重庆市在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努力清除刘少奇的影响，工业总产值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后来，由于林彪、“四人帮”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当成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来批，搞乱了路线是非，使工业生产在一九六八、一九七四、一九七六年连续出现了三次大倒退。而在一九七一、一九七五年，当重庆市广大职工排除林彪、“四人帮”的干扰，恢复十七年的作法和制度时，生产就出现了新的高涨。这两年，全市工业生产都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比一九六六年分别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以上。黄埔港的装卸工人文化大革命前实行过计件工资制，后来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计件工资被打成“物质刺激”而取消了，改成了计时工资，装卸工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打击，港口就出现了压车、压船、压货的严重堵塞现象。从一九七三年十月起，港口党委遵照周总理指示，在装卸工人中重新实行了计件工资制后，港口面貌就发生了很大变化：堵塞变成了畅通，外轮停港延期变成了外轮提前离港，罚款变成了得奖。仅一九七七年，黄埔港由于外轮提前离港，按国际惯例，就获得奖金十万多元。
毛主席教导我们，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二十八年中无数正反两面的事实都充分证明，必须大破的不是他们所谓的“两种观点”，而恰恰是这伙假左真右的反革命黑帮对工交战线的“两个估计”。
粉碎“四人帮”，工业大变样。在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指引下，我国工交战线广大职工，拨乱反正，迅速扭转了“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生产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混乱局面，出现了持续跃进的大好形势。但是，要完成五届人大提出的新时期的总任务，还要作很大努力。工交战线的职工任重而道远。当前，摆在大家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推倒林彪、“四人帮”对工交战线十七年的“两个估计”，摘掉头上的紧箍咒。有的同志说得好：“今后二十三年怎么干，就在你对二十八年其中包括对十七年怎么看。”我们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跟随华主席进行新的长征，就要把被“四人帮”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还我十七年的本来面目，把毛主席在十七年中为工交战线制订的路线、方针、政策，统统恢复起来，并且加以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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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积极开展宪法宣传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首都政法界人士座谈，决心认真学习、坚决执行新宪法
本报讯 为了更好地学习、宣传和贯彻执行新宪法，最近，本报编辑部邀请首都政法界人士举行了小型座谈会。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北京市委政法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大学法律系和国际政治系、北京政法学院、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和国际问题研究所等单位的代表赵石生、杨化南、陆石、钱端升、雷洁琼、张维涛、姜维新、芮沐、赵宝煦、关怀、刘镜西、郭纶、张希坡、肖蔚云、吴恩裕、王珉灿、郝双禄等同志参加了座谈。
在座谈中，有的同志说：新宪法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总章程，它把全国人民新时期的总任务，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下来。有的说：新宪法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它继承和发扬了我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和法制建设的优良传统，紧紧地为党的总路线、总政策服务；严格区分敌我，明确打击目标，加强对敌专政；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干部接受群众的监督，保障人民群众参加国家管理。大家一致认为，新宪法高举和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是一部马列主义的光辉文献，是一部继往开来的好宪法。
几十年来，从事国际法理论研究的钱端升同志虽然年老体弱，但还是认真准备了书面发言稿。他还激动地补充说：叶副主席在《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中强调指出：“民主集中制的问题，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现在尤其重要。”这一点大得人心，大快人心。的确，民主集中制是关系到我国的盛衰兴亡极其重要的问题。只要民主集中制真正发扬光大，新宪法就一定能够实施，举国上下就能够团结一致，克服一切困难，战胜一切敌人，实现四个现代化。
在谈到实施新宪法，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时，许多同志认为：当前严重的任务是批判“四人帮”煽动的无政府主义，蔑视法制的思潮；同一切摧残民主、破坏集中，破坏社会主义纪律，破坏国家统一和人民团结的行为作斗争；必须克服在一部分人中存在的法在人民内部不适用的糊涂观念，鼓励、教育人们自觉遵守法律。要使法真正成为对敌专政的铁腕、违法犯法的人的压力和约束、广大人民群众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
司法部门的同志谈到，宪法对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作了明确规定，我们公安部门、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是执法机关，更应模范地遵守和坚决地实行新宪法。过去，政法战线深受“四人帮”的迫害，广大公安司法干警有法不敢依，不能依，依法成为“犯法”，即犯了“四人帮”的帮规帮法。“四人帮”被彻底粉碎以后，我们对“四人帮”制造的冤案、假案、错案一定要一一平反，落实政策。
赵宝煦、吴恩裕等同志谈到，新宪法规定：“国家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全国人民的文化科学水平。”“国家对于从事科学、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卫生、体育等文化事业的公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对此大家极为感奋，深信在党和国家亲切关怀爱护下，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一定能够胜利向前发展。
刘镜西、郭纶等同志提出：为了更好地实施新宪法，迅速恢复和加强政法教育十分必要。他们说，这几年来，由于“四人帮”大搞“两个否定”和“一个砸烂”，使政法战线遭受严重打击和摧残。目前，必须迅速恢复和加强政法教育，选拔培养新生力量。有的同志建议从中小学加强法制教育，设置有关法制的课程。
与会同志表示一定要响应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为认真学习新宪法，积极宣传新宪法，坚决实施新宪法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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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罗城县委认真抓好新宪法的学习和宣传
据新华社南宁电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罗城县委组织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新宪法，让新宪法家喻户晓，人人明白。
罗城县委主要负责人亲自抓新宪法的学习和宣传。县委书记叶德宪通过县广播站向全县人民宣讲新宪法，帮助干部、群众认识执行新宪法的重要意义。县委其他常委也深入基层，辅导干部、群众学习。五届人大闭幕以后，罗城县委还为宣传工作干部，青年、妇女、工会工作干部和学校领导干部共三百八十多人，举办了学习新宪法学习班。这些干部回到各单位以后，运用各种形式宣传新宪法。
罗城县正在形成一种干部带头守法，群众自觉守法，领导机关和司法部门严格依法办事的浓厚空气。县委领导成员定期处理和接待群众来信来访，倾听群众的意见，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确保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