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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康副总理在冶金部召开的“鞍钢学大庆汇报会”上指出
鞍钢经验具有普遍意义
回答了工交战线存在的三个问题
据新华社北京五月二十六日电 为推动工业学大庆、普及大庆式企业的群众运动更加深入、扎实地开展起来，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指示，冶金工业部五月二十二日在北京召开“鞍钢学大庆汇报会”。冶金部机关和在京各院、所的职工，国务院所属四十三个部、委、局和北京市的代表共一万八千人，参加了大会。
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经委主任康世恩，国务院各部、委、局的负责人出席了大会。康世恩副总理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鞍山市委书记兼鞍钢党委书记李东冶在会上介绍了鞍钢揭批“四人帮”、跑步学大庆的情况和经验。
康世恩副总理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鞍钢的经验。他说，鞍钢的经验回答了工交战线带有普遍意义的三个问题。第一、鞍钢回答了怎样才算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取得全胜的问题。鞍钢真正打了一场揭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他们有两条很重要的经验，第一条是他们向“四人帮”不停顿地连续作战，打了一场进攻战。第二条是他们打了一个揭批“四人帮”的总体战。鞍钢的总体战，是从五个方面打的：一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毫不心慈手软，彻底粉碎“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二是广泛开展“三大讲”，发动全公司几十万人大讲“四人帮”的罪行，激发起人们对“四人帮”的仇恨；三是深入细致地做路线对比的工作，真正在分清路线是非上作精雕细刻的工作；四是有效地开展“两打”斗争，深挖“四人帮”的社会基础；五是狠抓企业整顿，用实际行动批“四人帮”，肃流毒，拨乱反正。
康世恩副总理说，鞍钢经验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是怎么才叫真学大庆。按鞍钢的话说：“大庆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老老实实地学，老老实实地干”。他们从建设革命化的领导班子、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搞好企业管理、树立“三老四严”的作风等方面，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学习大庆经验，很快就把大庆经验学到手，做到了一年大变样。
鞍钢经验回答的第三个问题是，怎样实现高速度？他们的经验是，立足于现有企业，大搞挖潜、革新、改造。现在鞍钢还是那么多人，还是那些设备，可是每天的日产量却比“四人帮”破坏时翻了一番。鞍钢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关键是大破了“外因论”，就是有了问题首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把群众发动起来，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从内部挖潜力。这样，群众就有使不完的劲。我们提倡各部门都要批“外因论”，都要立足于现有企业，狠狠地发动群众，大家动手，大搞挖潜、革新、改造。只要大家努力，大部分老企业差不多都可以翻一番。
康世恩副总理最后要求工交系统各行业、各个部门都要抓好本行业的重点企业，在今年内都要搞出一个类似鞍钢式的“排头兵”来。他说，鞍钢能做到的，别的企业、部门也一定能做到。大家来一个比赛，大家来跃进，我们新的长征就可以比较顺利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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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领导者要做领导工作
本报特约评论员
在全国人民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进军的重要时刻，华主席及时向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发出号召：“要善于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的要求，改进领导方法、工作方法。”
粉碎“四人帮”以来，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在大力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的同时，认真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注意改进领导方法、工作方法，成效是显著的。许多地区、部门和单位的领导干部，在工作中方向明，决心大，方法对，打开了局面，做出了成绩。但是，也有一些领导干部做得不那么好，他们在工作中不得其“法”，仍然处于被动的状态。
当前，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有些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同志，在工作中颠倒了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了一个领导者应尽的职责。一些本来应该由他们亲自抓的大政方针问题，如对路线、政策的贯彻落实，重大理论问题的学习研究，工作计划、规章制度的制订和对执行情况的检查督促，重要文件和工作报告的起草，以及对全面情况的掌握和分析研究等等，他们很少考虑，或者让别人代劳，“大权旁落”；而一些本来应该由职能部门的负责人或者秘书等其他工作人员去做的工作，却又都揽在自己手里，把自己的主要精力和大部分时间几乎都用在处理和应付各种各样的日常事务上，“事必躬亲”。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这些同志工作中的一个通病。至于认真读书学习，就更无从谈起了。
要抓主要矛盾
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第一把手，是运筹全局的组织者和指挥者，他们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如何，对整个工作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毛主席曾经教导我们说：“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9页）这就是说，作为一个领导者，应当注意抓主要矛盾，想问题要想在根本上，抓工作要抓在要害处。只有抓住了主要矛盾，其他问题才可能迎刃而解，才能取得领导的主动权。至于什么是主要矛盾，什么是对全局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大事，那要从实际出发，按照具体情况的发展变化去确定，不能“想当然”地主观臆断。任何一级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必须十分重视处理好部分和全局、眼前和长远的关系，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着眼于全局；不但要看到眼前，还要预见到将来。如果忘记全局，只看到鼻子尖下面一件件具体事情，或者丢了主要问题，只去忙一些次要问题，东抓一把，西抓一把，来了什么抓什么，是决不可能做好领导工作的，就如同毛主席说的那样：“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6页）
是不是领导干部就可以不关心、不过问小事情，可以不做具体工作呢？当然不是。一个好的领导者，不仅要经常考虑事关全局的大问题，也要善于观察对全局有影响的小事情，做一些必要的具体工作。但是，必须明确，这样做的目的，一是掌握情况，发现问题；一是通过一点，取得经验。这是为了更好地抓大事，加强对全局的领导，而不是削弱这种领导。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不接触实际，只浮在上面发号施令，搞大而化之的空头领导，当然是错误的；但是只埋头处理具体事务，不看形势，不想问题，不抓大事，那是本末倒置，也是不对的。
具有革命的远见和革命的胆略，善于在纷繁复杂的工作中准确地抓住整个链条中的决定性环节，及时发现萌芽状态中的新事物和新问题，是一个领导干部应有的优良作风。如果只满足于抓一些具体工作，或者让一些日常琐事把自己缠住，整天陷在事务圈子里就事论事，长此下去，必然目光短浅，感觉迟钝，看不到我们事业的光辉前景，丧失对新鲜事物的敏感，成为一个固步自封的庸人。这样去领导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单位，路子必然越走越窄，处境必然越来越被动，甚至迷失方向，误入歧途，那是十分危险的。一个统率全局的领导者，不善于高瞻远瞩，深思熟虑，又怎能经常保持清醒的头脑，使自己在工作中避免盲目性而不犯错误呢！
要善于发挥干部的积极性
领导干部应当善于发挥被领导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如果只有领导干部的积极性，而无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那就势必要唱“独脚戏”，又怎么能演出有声有色的好戏呢？几个人的空忙是什么事情也办不好的。
毛主席说：“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5页）这就明确告诉我们，领导者应当善于使我们的每一项工作，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者要懂得，而且被领导者也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还应当善于充分发挥职能部门的作用，团结广大干部，推动他们去工作，最大限度地挖掘和运用自己领导部门的一切潜力。如果一个领导者不能使自己所率领的干部各得其所，各执其事，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就不能尽到一个领导者的责任，不能很好发挥自己的领导作用，也锻炼、培养不了干部。
“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是我们党实行领导的正确原则。对领导干部来说，该集中的不集中是失职，该分散的不分散是包办，这在处理上下级关系中，都是不应该的。有些领导干部老是习惯于把一些具体工作揽在自己身上，不放心让下面去做，惟恐下面做不好，反给自己招来麻烦。也有不少领导干部不敢严格要求下级，当下级把矛盾上交时，往往“逆来顺受”，去处理那些本来应该由下级负责解决的问题。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没有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和不善于走群众路线的表现。这样做的结果，尽管费尽气力，到头来还是弄得自己分身乏术，上下交困，工作做不好，群众有意见，十分被动。不改变这种状况，就会在我们的领导工作中助长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就会给工作造成许多混乱，就会削弱党的领导，损害我们的事业。
把领导水平提到新的高度
毛主席历来重视提高和改进领导方法、工作方法的问题，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在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中强调指出：“为了反对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必须广泛地深入地提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04页）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又一次指出：我们现在的主要目的，是想在工作方法方面求得一个进步，以适应已经改变了的政治情况的需要。现在，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发展时期，华主席及时提出改进领导方法、工作方法的问题，意义十分重大。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必须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努力提高政治觉悟，提高领导艺术，切实掌握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把自己的领导水平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领导干部，特别是第一把手，是当“班长”的，要想把这个班带好，不可缺少的一条是，既要能务实，又要能务虚。只会务实，不会务虚，这个班长是怎么也当不好的。只有那些既能动脑筋想问题，又能埋头苦干的人，既有一定马列主义水平，又努力精通业务的人，就是说善于虚实并举的人，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领导干部，才能当好“班长”。
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正面临着一场极其深刻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无论是广大干部和群众日益增长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还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科学技术各个部门日益复杂的新任务、新问题，都在对我们的领导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完成新任务，解决新问题，就要有新本领。在新的长征路上，仍想完全按照自己习惯的那一套去办事，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好工作的。我们一定要象华主席要求的那样，“必须刻苦学习，善于学习，努力接受新事物，研究新问题，以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我们一定要在肃清“四人帮”流毒和影响的斗争中，在认真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的基础上，使我们在思想上、作风上和领导方法、工作方法上有一个新的提高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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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和阿曼苏丹国建交联合公报
新华社北京五月二十六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曼苏丹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曼苏丹国政府决定自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五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坚决支持阿曼苏丹国政府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事业。
阿曼苏丹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
两国政府同意在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上发展两国之间的友好和合作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 褚启元（签字）
阿曼苏丹国政府代表
纳赛尔·赛夫·布阿里（签字）
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于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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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热烈祝贺我国同阿曼苏丹国建交
我国政府和阿曼苏丹国政府经过友好的谈判，决定建立外交关系。这一决定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是两国关系史上的重大发展，我们对此表示热烈的祝贺。
位于阿拉伯半岛东南部的阿曼，扼海湾通往印度洋的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史上遭受过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压迫。阿曼人民为了争取民族独立，曾进行过英勇的反帝、反殖斗争。今天，阿曼政府在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中，做出了自己的努力。阿曼对外遵循中立、不结盟原则，赞成海湾和红海地区国家团结合作，反对大国在这个地区的争夺。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此表示坚决支持。
在我国和阿曼建交的联合公报中，阿曼政府明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我们对这一立场表示赞赏。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台湾同胞一定会回到祖国的怀抱。
中国政府历来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应当一律平等。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有权按照自己的愿望选择自己的道路。我们希望在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关系。中国、阿曼建交，为两国今后在各方面的友好合作开辟了良好的前景，并有助于进一步发展我国同阿拉伯国家和人民的友好关系。我们深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的友好合作及两国人民的友谊，必将取得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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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叶副主席为梅县东山中学题词
《光明日报》刊登题词手迹和东山中学校长来信
新华社北京五月二十六日电 《光明日报》今天在第一版刊登了叶剑英副主席一九七八年四月二日为广东省梅县东山中学的题词手迹：“努力教学，为建成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光明日报》还发表了题为《要象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那样关心和重视教育》的东山中学校长李泉隆的来信。
李泉隆校长的来信说，我们敬爱的叶剑英副主席今年四月二日为我们梅县东山中学亲笔题词：“努力教学，为建成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这一光辉题词，极大地激励和鼓舞了我们全校师生。我愿把这一题词献给全国教育战线的同志们，使大家都受到激励和鼓舞，为教育工作大干快上共同努力。
来信说，广东梅县东山中学是叶剑英副主席的母校。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五年，叶副主席曾在这里读书，是东山中学第一届学生。叶副主席对东山中学的关心和培育，使我们体会到，他对教育事业非常重视，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据我所知，早在一九三九年，叶副主席就曾题词勉励在东山中学任教的教师要“为培养后进而准备以毕生精力以赴之，视世之汲汲于名利者何如也。”一九五七年三月在东中校庆四十四周年时，叶副主席又给东山中学题词说：“努力学习，为满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赶上先进科学的行列，不息自强。”一九七一年叶副主席在视察东山中学时，又语重心长地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教育方针，把学校办得更好。”
来信说，叶副主席的光辉题词，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我们教育工作者提出的殷切期望，为我们指明了方向，阐明了教学工作的重要性。来信说，叶副主席的题词，也是对“四人帮”破坏教育革命罪行的有力批判，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努力教学，决不是什么单纯的业务问题，而是一个伟大的政治任务。这使我们教育工作者深深感到重任在肩，必须学习、学习、再学习，苦干、大干、加巧干，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教育事业无比重视的精神，把毕生精力贡献给党的教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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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福建省委把平反冤案和揭批“四人帮”结合起来
严肃处理三明地委阻挠平反冤案的严重事件
本报讯 本报记者许一鸣、蔡珪村报道：最近，中共福建省委严肃处理三明地委一些领导人长期阻挠给因反对张春桥而惨遭迫害的赵大中同志彻底平反的严重事件。省委责成三明地委深刻检查，并立即召开地委常委扩大会，发动群众彻底揭露问题，伸张革命正气，推动干部政策的落实和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发展。
赵大中同志是福建省三明地区农机公司干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比较高。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参加红卫兵。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城楼，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的接见。不久以后，他发现当时在中央工作的张春桥许多言论违背《十六条》。后来，他在同上海大专学校红卫兵串连过程中，了解到张春桥有叛徒嫌疑。从此，他对张春桥的言论特别注意。一九七五年四月，张春桥那篇论全面专政黑文发表后，他立即写信给《红旗》杂志，批判该文的错误观点。一九七六年一月，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他怀着沉痛的心情和另外三位同志把周总理生平照片，贴在墙上寄托哀思。但很快被人取掉，换上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的标语。不久，“四人帮”另搞一套，利用他们控制的宣传机器，用极其恶毒的语言诬蔑邓副主席，不指名地攻击周总理、叶副主席等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认为，这一切都与掌握宣传舆论工具的张春桥有关，从而进一步肯定张春桥是一个危险人物。于是，在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一日，他以“赵大中”和“肖正”的署名，在三明市列东大街上贴出大字报，明确指出，张春桥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且由于他隐蔽较深更善于伪装而更加危险”。同时，他复写了大字报底稿，寄给毛主席、华代总理、叶副主席。当天晚上，地委某些领导人派地区公安局对大字报进行拍照并加以撕毁。第二天，赵大中发现大字报被撕，立即向公安部门提出抗议，并贴出致地委主要负责同志的《公开信》，信中对撕大字报提出了批评，并希望地委主要负责同志支持他的革命行动。同时，他又将底稿贴在玻璃窗内。地委又派人对赵大中施加压力，指责大字报上不能公开点名，再次强行覆盖。赵大中同志坚持斗争，三月十五日，用×××代替张春桥的名字，将大字报继续贴在大街上。
赵大中同志的革命行动，引起了“四人帮”及其在福建省的代理人的极端仇视和恐惧。他们下令要严厉查办。“四人帮”在福建的代理人跟着叫嚷要迅速对赵大中“采取措施”。在这种情况下，三明地委作出决定，并报经省委批准，于五月二十日以现行反革命罪名逮捕了赵大中同志。五月三十一日在三明市的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追查反革命大会”上，强迫赵大中同志跪在台上被批斗，会后又进行游街示众，然后投入监狱。同时，公安机关正式宣布其爱人李远征（插队知识青年）为反革命家属，加以批判。赵大中同志在监狱半年多时间中，尽管条件很恶劣，还认真坚持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在多次审讯中，他都坚持“张春桥就是有问题，揭发他没有错”，坚定地表示“杀我也不改变自己的观点”，并坚信一定会得到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支持。
“四人帮”被粉碎以后，三明市不少群众在街上贴出大字报和大幅标语，赞扬赵大中反潮流的革命精神，要求地委尽快释放赵大中同志，并迅速恢复名誉。赵大中同志在狱中听到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心情无比激动，高兴得彻夜不眠，以为自己很快就会获得释放。然而，赵大中同志的释放和平反却遇到了重重阻力。由于拖的时间过长，赵大中由兴奋转为失望和焦急，最后患了神经病。十一月二十七日释放时赵大中同志处于朦胧状态，经过半年左右的治疗才好转。
赵大中同志尽管从监狱释放出来了，但平反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在研究释放赵大中同志时，三明地委主要负责同志还说赵大中同志写大字报是“押宝”，“算他运气好，碰上了”，极力否定赵大中同志的反潮流革命行动。十一月二十六日，经地委批准的三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最后给赵大中同志的处理决定中，写了这样一段话：“鉴于当时张春桥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这个历史情况，根据党的政策，于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日以现行反革命罪对赵大中予以逮捕”。三明地区的干部和群众对三明地委如此作法很不满意，公开向地委提出意见，指出这是继续为自己执行
“四人帮”的错误路线辩护。三明地委领导人不听群众意见，由地委副书记石瑞同志召开了三明地区计委系统及赵大中同志所在单位领导干部座谈会，强行“统一认识”。在会上，石瑞同志说：“根据当时的情况抓赵大中是必要的”。“就是以现在的观点看也不能说赵大中在当时的那种做法是对的”，“赵大中过去就是有罪”，等等。石瑞和地委其他领导同志，在会上还列举了一系列所谓理由：1、赵大中的大字报干扰了运动方向；2、赵大中才三十一岁，怎能知道张春桥的历史；3、中央一九七六年十六号文件也只称张春桥历史可疑，赵大中有什么根据说他是叛徒呢？石瑞还一再强调：“赵大中有错误，不存在什么平反，这是地委常委的意见。”参加会议的同志听了这番话，思想更不通。他们说，地委过去讲张春桥是政治局常委，指责赵大中破坏运动；今天又说张春桥只是历史可疑，讲大字报是干扰运动，至今还为张春桥讲话。
粉碎“四人帮”后，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同志一九七七年二月恢复工作，四月二日，他在一份反映赵大中未得彻底平反的材料的批示中明确指出，赵大中同志是受“四人帮”迫害，应予恢复名誉，恢复健康。在一次地、市委书记会议上，还亲自给地委主要负责同志交代，要为赵大中同志作好平反工作。但地委没有坚决执行。五月份，赵大中病好返回原单位工作，发现《决定》上写有“鉴于当时张春桥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以现行反革命罪对赵大中予以逮捕”的字句，立即写报告请农机公司党组织转地委领导同志，要求对《决定》上那句话进行修改。报告送上去一个多月，一直无人理睬。赵大中打电话给地委副书记石瑞同志要求平反，石瑞在电话上回答：“平什么反？你的事就这样处理了么，还有什么反好平。”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了，叶副主席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讲到“我们的许多党员，许多革命干部，在‘四人帮’煽起的反动潮流面前，出以公心，坚持党的原则，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无所畏惧，表现了毛主席所提倡的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值得大家很好地学习和发扬。”赵大中看了这段话，很受鼓舞，又给地委主要负责同志写信，引了叶副主席这段话，并再次要求地委修改《决定》中的那句话，同时肯定他是受“四人帮”的迫害。今年一月八日，地委把那句话删掉了，但其他平反工作仍没有进行。三月，省委了解到三明地委还没有给赵大中同志彻底平反时，廖志高同志又批示要三明地委主要负责同志认真处理。三明地区中级法院院长张景明竟然弄虚作假，写假报告，把一些根本没有进行的平反工作写成事实欺骗省委。
三明地委如此恶劣态度，引起了福建省委的高度重视。四月中旬，省委派出调查组，就赵大中平反问题进行了比较详尽的调查。调查结果表明，赵大中同志平反问题所遇到的阻挠完全属实。同时，还发现另一些受“四人帮”迫害的人，也同样没有得到彻底平反。他们当中比较突出的有四起。三明市城关街道革委会副主任黄志杰，在一九七六年三月，写了两首悼念周总理的诗词和一篇责问《文汇报》为什么删掉周总理对学习雷锋题词的文章，贴在街上，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被捕入狱一年多，去年四月释放时，在《处理决定》上仍定为“严重的政治性错误”。三明市皮革厂的工人陈学武，因为写了二首悼念周总理的诗词贴在街上，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关进监狱达八个月之久，释放时，同样宣布为“犯了政治性错误”、“教育释放”。三明化工机械厂工人苏战发，因对“四人帮”镇压悼念周总理的群众不满，一天，看到报纸有王、张、江、姚名字，就用铅笔在这四个人的名字上打了“×”，结果被定为“攻击中央领导犯”，在全市四万人大会上批斗，并给留厂察看一年处分，在厂内多次受批判。三明工模具厂工人刘文海，一九七六年初在私下议论时，对“四人帮”猖狂地攻击、诬陷邓副主席表示过不满，后来，厂里出现了三条“拥护邓小平”的标语，就怀疑是刘文海所写。保卫科和公安机关采用突然袭击的手段，大搞逼供信，在根本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定刘文海为“反革命”，开除党籍，投进监狱，连续戴手铐达四个月，一直关到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在释放决定上仍然认定刘文海“当时的做法是错误的”，只是“不构成犯罪”。这些人被释放后曾多次找地、市委领导同志和三明地区各级政法部门申诉，要求彻底平反，同样毫无结果，相反有的人还被扣上“震派人物”的帽子，扬言以后不老实还要处理。三明地、市委一些领导人对拥护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人是如此态度，但对明目张胆反对周总理的人却一直不处理，长期让他们逍遥法外，简直达到不可容忍的地步。
通过调查，省委认为，三明地、市委一些领导人在粉碎“四人帮”后，如此对待与“四人帮”作过斗争而惨遭迫害的赵大中等人，是极其严重的政治错误。特别是党的十一大召开之后，三明地、市委一些领导人仍不改变立场，继续阻挠为赵大中同志彻底平反，错误更为严重。为了帮助三明地委改正错误，五月上旬，省委专门召开常委会，由廖志高同志主持，认真听取了三明地委主要负责同志对所犯错误的检查，对地委的同志进行了耐心的帮助教育，给予了严肃的批评，同时，省委还为一九七六年批准逮捕赵大中同志承担了责任。除此之外，省委决定：
（一）责成三明地委立即对在赵大中同志平反问题上所犯错误作出深刻检查。在阻挠赵大中同志平反问题上，许多调子是地委主要负责同志定的，他的错误是严重的。虽经过帮助教育，他的认识有所提高，改正决心较大，但为了挽回影响，应向全区群众作公开检查；地委副书记石瑞、李晋湘是赵大中事件的主要负责者，过去在负责政法工作中犯有严重错误，这次在赵大中同志平反问题上又说了许多严重违反原则的错话，起了很大阻挠作用，目前态度又不好，除了责成他俩作出系统的书面检查外，要进一步发动群众进行揭发，待问题查清后再作处理；三明地区中级法院院长张景明同“四人帮”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有牵连，在赵大中同志平反问题上阳奉阴违，说假话，写假报告，品质很坏，一直采用恶劣手段，捂盖子、压群众、保自己，错误极其严重，立即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彻底交代自己的问题。
（二）地委立即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发动群众揭露矛盾，搞清问题，总结经验，改正错误。
（三）迅速采取措施，大张旗鼓地为赵大中同志平反，并给予表彰，同时作好赵大中同志家属的平反工作，消除不良影响。
（四）省委决定于最近召开一次全省地、市委书记会议，以三明地委长期阻挠为赵大中同志彻底平反的错误为典型，推动全省揭批“四人帮”运动和干部政策的落实。
在省委的督促下，三明地委于四月二十八日，分五十三个会场，召开了近四万人的大会，为赵大中等五位同志彻底平反。会上，地委除了给这五位同志宣读了彻底平反的决定外，还发了《向赵大中同志学习的决定》。《决定》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都要认真学习赵大中同志勇敢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无所畏惧的革命品质，学习他在“四人帮”煽起的反动逆流面前，坚持原则，敢于斗争的无产阶级立场，把各项工作搞好。地委主要负责同志还代表地委就在赵大中同志平反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作了初步检查。赵大中等四位同志在会上对“四人帮”罪行作了揭发批判。这次平反大会在三明地区广大群众中反映十分强烈，一致认为会议开的非常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许多同志说：“只有这样，才能伸张革命正义，拨乱反正，分清路线是非，保证党的十一大路线的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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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政府决定派船前往越南接运被越当局迫害的华侨回国
新华社北京五月二十六日电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发言人表示：鉴于越南当局对旅越华侨继续进行迫害，我国政府已经决定，派船前往越南接运被迫害的华侨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