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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跟青年人谈谈心里话
全国劳动模范、齐齐哈尔第二机床厂总机械师 马恒昌
这些日子，我心头很不平静。咱们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新时期开始了！我今年虽然七十岁了，但是，我还要当个老小伙子，拿出当年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那股虎劲，跟着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进行新的长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立新功！
这时候，自然，我也想起你们青年人。
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要靠咱们大伙，但是归根到底，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你们年纪轻，到了公元两千年也不过四、五十岁。这一段时间，正是精力旺盛，大有作为的时期。我希望你们珍惜自己的青春，让每一分钟都过得很充实，很有意义。为了适应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需要，华主席号召我们：“一定要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这就给我们每个人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又非常紧迫的任务，那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尽快提高自己的科学文化水平。
四十岁学习犹未晚
提到学习，有些青年人信心不那么足。他们说：“前几年‘四人帮’干扰破坏，我们在学校没学到多少文化知识，基础没打好，现在要提高科学文化水平，怎么提高呀？”有些青年工人在技术革新中也觉得自己水平低，使不上劲。
我认为一个人科学文化水平不是固定不变的，问题是看你肯不肯下苦功。我自己学文化就有这么一点体会。
我小时候穷得上不起学，没念过一天书。解放后，党为了培养我，把我送进了工农速成中学，当时只学两门课程：语文、算术。这在你们看来够容易了吧，但是，对于一个大字不识的人，可就难了！当时我已经四十几岁了，记忆力不怎么好，要掌握一个字可真费劲！学校看我基础太差，专门派了一位老师来辅导我。我就想：我是新中国的工人，是国家的主人，要干好自己的工作，就得有文化。我又想起毛主席一九五○年在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给我们讲过的话：“只有决不骄傲自满并且继续不疲倦地学习，才能够对于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作出优异的贡献，并从而继续保持你们的光荣称号。”我想，要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在学文化上也得走在头里才行啊！这么一想，我就不觉得难了，天天下功夫去记啊，写啊，背啊，把一点一点的时间都用上。夜里常常学到东方发白，实在困极了就用冷水冲一冲脑袋。开头，我得靠注音符号这根“拐棍儿”才能认得书上的字，两个月以后，不用注音符号我也会认了。哎呀，那时候心里真高兴呀，就象打了个大胜仗似的。
在工农速成中学学了两年半，我这个“睁眼瞎”的帽子算是摘掉了，会看书、看报、写信、写短文章，一些基本的计算方法也掌握了，这给我后来学习毛主席著作，搞技术革新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你们和我那时候比起来，各方面的条件都强多啦！特别是你们都还年青，我能够提高科学文化水平，难道你们还不能吗？
说到钻研科学技术，搞技术革新的事儿，你们都看过电影《青年鲁班》吧！那个李三辈就是一个青年工人，他努力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以后在技术革新上作出了很大成绩。不久前，我在北京参加全国科学大会，还见到一些很有发明创造的青年工人代表。他们跟你们岁数一般大，他们所处的社会条件，以及他们的文化水平，跟你们差不多，难道他们在生产上能够搞出发明创造来，你们就不能吗？
话又说回来，要搞技术革新也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得有为四个现代化多做贡献的雄心壮志，还得有顽强的毅力，克服困难的勇气，甚至要准备遭到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你们看李三辈，他在搞技术革新的过程当中遇到多少次失败呀！他要没有顽强的毅力，不就半途而废了吗？所以，咱们青年工人一定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打掉自卑感，勤奋学习，努力实践，这样，我们的科学文化水平就能很快提高，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能够掌握现代生产技能的熟练工人，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更多的贡献。
我们还要看到，科学技术是在不断发展的，国家对我们工人阶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到本世纪末，我国工业主要产品产量要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的主要部分要实现自动化，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要广泛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大量采用新型材料和新能源，实现主要产品和生产工艺的现代化，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就拿我们机械工业来说吧，它担负着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技术装备的重要任务，我们要努力生产各种高质量的机械设备，提高大型的、精密的现代化成套设备的生产水平。要是我们满足眼前掌握的这么一点点生产技术，不去努力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不去学习和掌握现代生产技能，那怎么能够达到国家对我们提出的要求呢？
为了完成新时期的总任务，我们工人阶级肩上的担子很不轻啊！咱们一定要刻苦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学习华主席的重要讲话，提高思想觉悟，树立主人翁的政治责任感。有了这种政治责任感，你就目光远大，时刻想到怎样去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艰难困苦志更坚
谈到这儿，我又想起解放初期的事儿来了！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沈阳解放了！我这个受尽压迫剥削的穷工人彻底翻了身。从解放那一天起，我就抱定一个心眼：跟共产党走，豁出命来干，当好国家主人翁！
那时候条件确实困难哪！厂子里有国民党特务搞破坏，国民党的飞机又三天两头来扔炸弹，可咱们工人没有一个是“熊包”。我跟九位苦大仇深的老工人组成一个生产小组，大伙选我当组长。为了多造枪炮支援解放军南下打蒋介石，我们小组向全厂七十多个兄弟班组发起生产竞赛，个个都拚着命干。我们十个人差不多全是“睁眼瞎”，为了提高工效，我跟大伙一起想办法搞技术革新，创造了斜度板胎具，大大提高了工效。我们就这样苦干加巧干，月月提前完成生产计划，被评为“生产竞赛模范班”。有一天，我们小组正在紧张地生产，忽然敌人飞机来轰炸，炸弹就落在离车间四、五十米的地方，窗子上的玻璃都震得哗哗往下掉。可我们照样埋头干活，好象没这回事儿一样！要问我们这劲头哪来的？一句话：我们是国家的主人！为了打垮蒋介石，建设新中国，不这么干行吗？
新中国成立第二年，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我们工厂由沈阳迁到齐齐哈尔。当时各种条件都很差，厂房还没盖起来，大伙住在棚子里，那时候我们想的不是怎么吃好点，穿好点，想的只是怎样才能为建设新中国多作贡献。所以，尽管生活非常艰苦，大伙一天到晚全都乐呵呵的。工厂离火车站十几里路远，没有车子装运到站的机器，我们就人拉肩扛，冒着零下几十度的严寒，把机器搬回工厂，只用三个月时间，就正式开工生产了。抗美援朝期间，我们小组向全国工业战线的生产班组发起了爱国主义竞赛，很快就有一万八千多个小组向我们应战。打这以后呀，我们小组的劳动竞赛没有断过一天。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完成了相当于十四年的工作量。二十九年来，我们小组组长换了十三个，组员换了十二茬，可是大伙的干劲没有减半点！就是在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最厉害的时候，我们也坚持“又红又专”的方向，刻苦钻研技术，学习和掌握新的生产技能，大干社会主义不动摇，年年月月提前和超额完成国家生产计划。按原有指标计算，我们在二十九年里干了相当于四十三年零十个月的活，产品合格率稳定在百分之九十九点五以上，对祖国和人民作出了我们应有的一点贡献。
我常常这么想：在本世纪内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是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的遗愿，是无数革命先烈生前追求的崇高理想，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咱们没有理由不豁出命来干。当年，王铁人为了甩掉我国石油落后帽子，脚踩荒原，头顶蓝天，发出“宁可少活二十年，拚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英雄誓言。今天，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也要发扬王铁人那种革命加拚命的精神，刻苦学习，辛勤劳动，甩开膀子大干社会主义，而且大干了还要大干，永远走在时间前面。我们人人都要“以爱学习为光荣，以不学习为可耻；以又红又专为光荣，以不求上进为可耻；以埋头苦干，为社会主义多作贡献为光荣，以好逸恶劳，光吃社会主义为可耻”。把我们的一切，都献给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伟大事业。这样，到了公元两千年，当我们祖国真正实现了四个现代化的时候，看看自己亲手建设起来的强大祖国，该是多么幸福，多么自豪啊！
我虽然已经是老头子了，但是我绝不服老。在新的长征路上，我要跟你们比试比试，看谁对四个现代化贡献大！怎么样，青年人，你们敢不敢应战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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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京汉公路上沙河大桥建成
河北省目前最大的一座公路桥——京汉公路沙河大桥五月五日建成通车。
这座大桥位于河北省南部的沙河县境内，横跨沙河。它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全长六百六十四米多，桥面净宽十一米。
沙河是一条季节性河流，旱季黄沙滚滚，雨季洪水咆哮。过去由于没有永久性的桥梁，经常误车阻车，甚至造成公路改道。沙河大桥建成通车后，保证了南北车辆畅通无阻，大大改善了京汉公路的运输条件，也有益于河北省的工农业生产建设。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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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分宜电厂五号机组并网发电
江西分宜电厂五号机组——一台五万千瓦高温高压发电机组，是根据江西地区对电力日益增大的需要，在一九七五年安排的建设项目，已于“五一”节前并网发电。承担这项工程的江西省火电建设工程公司、宜春地区建筑工程公司和分宜发电厂的职工，争时间，抢速度，使工程进度一再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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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政协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王近山同志追悼会在南京举行
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许世友、苏振华、李德生、张廷发、陈锡联、彭冲等送了花圈
新华社南京五月二十四日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人民解放军南京部队顾问王近山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一九七八年五月十日在南京逝世，终年六十三岁。
王近山同志追悼会五月十七日下午在南京举行。
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刘伯承、徐向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许世友、苏振华、李德生、张廷发、陈锡联、彭冲送了花圈。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宋任穷、秘书长齐燕铭以及王近山同志的生前友好也送了花圈。送花圈的还有政协全国委员会、公安部、南京部队、北京部队、海军东海舰队、南京部队空军、中共南京市委和市革委会、中共湖北红安县委和县革委会、南京部队所属各大单位。
追悼会由南京部队第一政治委员廖汉生主持，司令员聂凤智致悼词。
悼词说，王近山同志出生于湖北省红安县桃花乡一个贫农家庭，一九三○年六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九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他坚决贯彻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跟随毛主席转战南北，屡建战功。在我们党的历次路线斗争中，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始终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坚决拥护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积极参加反对刘少奇、林彪和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伟大斗争。他坚决拥护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大路线，对革命事业的前途充满必胜的信心。王近山同志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献出了毕生精力。他的逝世是我党我军的一个损失。
参加追悼会的还有南京部队、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杜平、许家屯、向守志、邓岳、詹大南、吴仕宏、段焕竞、周纯麟、刘西元、王楚宾、廖容标、刘昌毅、胡大荣、黄振棠，王近山同志生前友好钱钧、赖毅、周贯五、肖永银、肖新春、刘飞，以及南京部队领导机关、驻宁单位的代表一千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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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政协五届委员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
皮漱石在京逝世
新华社北京五月二十四日电 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皮漱石因病医治无效，于五月十六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一岁。
皮漱石委员是辽宁省辽阳县人，曾在天主教修道院学习，后任神甫、修道院代理院长、沈阳总主教区总主教。一九五七年任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曾任第三届、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二十多年来，皮漱石委员拥护党的领导，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在团结中国天主教界参加反帝爱国运动中，起了积极作用。
皮漱石委员的追悼会于五月二十四日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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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资料
古田会议决议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下，红军第四军召开了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毛主席亲自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这次代表大会是在福建上杭县古田镇召开的，又叫古田会议决议。决议包括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士兵政治训练问题、青年士兵的特种教育、废止肉刑问题、优待伤兵问题和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九个部分。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其中的第一部分。
英明领袖华主席要求我军“大力发扬古田会议决议精神和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敬爱的叶副主席指出：“毛主席亲自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是建党建军的伟大纲领，为我军政治工作奠定了基础，必须认真学习和贯彻这个决议所确定的基本原则。”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积极贯彻落实华主席、党中央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努力完成五届人大制定的新时期的总任务的大好形势下，重温这一光辉文献，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
现把古田会议决议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基本内容简介如下：
从一九二七年开始，我们党进入了独立领导军事斗争、创建红军的新时期。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红军经过有名的三湾改编、井冈山会师，积极地进行人民军队的建设，在红军中建立了党的领导制度、政治工作制度、民主管理制度，建立了各级士兵代表会议，确立了红军的三大任务，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一九二九年以后，改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瓦解敌军、宽待俘虏的政策。从而一扫旧军队的不良习气，红军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但是，当时红军建立不久，红军中的成员又大部分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还有许多军官和士兵是刚从旧军队中分化或俘虏过来的，他们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旧军队的影响带了进来。由于这种原因，红军中有不少同志轻视党对军队的领导，主张军事领导政治、“司令部对外”；认为红军的任务只是单纯打仗的，反对红军做群众工作；在官兵关系上，认为军官可以打骂士兵，不尊重地方的党和红色政权，不要地方武装，不遵守群众纪律，不愿做艰苦的创建根据地的工作。这些错误思想，一开始就受到毛主席的坚决反对。毛主席用极大的热情帮助他们，并耐心地等待他们觉悟。因为当时多数同志的马列主义水平还不高，在建军问题上还缺乏经验，这些错误思想曾一度占了上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初，毛主席领导红军在福建新泉进行整顿。毛主席深入连队做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接着又率领红军进驻古田镇。毛主席在新泉调查的基础上，召开了红四军各级党代表联席会议。会议期间，毛主席亲自深入各小组听取大家发言，并且不时地提出问题进行启发和教育，帮助大家揭发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不良倾向，分析了各种错误思想产生的根源和危害，提出了克服的办法。十二月底，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正式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一百二十多人。由于会前毛主席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会上又充分发扬民主，大会开得很顺利，一致通过了毛主席亲自起草的会议决议。古田会议后，红四军在毛主席领导下，认真学习和贯彻会议的决议，掀起了一个反对不良倾向的群众运动；在部队中积极开展了党的活动，加强了政治教育，进一步巩固了党的领导；士兵委员会的作用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官兵关系有了很大改善，群众工作也广泛地开展起来了，士气空前旺盛，战斗力显著提高，取得了多次战斗的胜利，根据地也大大地扩大了。其他各地的红军，都按照古田会议决议做了，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红军和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
古田会议决议明确规定了我军人民军队的本质和根本任务。决议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明确了组织红军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党的纲领、路线，完成党的政治任务。我军人民军队的本质，决定了我军的基本任务首先是打仗消灭敌人。在国内没有消灭阶级和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制度的历史时期内，我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必须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它又是一个生产队和工作队。
决议明确规定我军永远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早在三湾改编时，毛主席就开始在军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在连以上各级设置党代表，并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亲自担任前委书记。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主席更强调了加强军队中党的组织建设的重要性，提出要“努力去改造党的组织，务使党的组织确实能担负党的政治任务”，明确规定：“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要求“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此外，对党的发展、党的组织生活、党的纪律等，决议也都一一作了具体的规定。关于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决议指出，最根本的是要用马列主义思想武装指战员，要用党的正确路线教育部队。古田会议决议还明确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不克服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不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担负重大的斗争任务。”毛主席运用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对当时红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找出了它们产生的根源，指出了危害性，提出了纠正的方法。针对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特点，毛主席特别强调了要对党员进行正确路线的教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教育，“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古田会议决议，是毛主席坚持从政治上思想上加强党和军队建设给我们树立的光辉榜样，是指导我们党和军队建设的一个伟大的纲领。
决议明确了军队政治工作的地位，规定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基本路线。决议反复强调红军中必须建立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严肃批判了那些认为“军事政治二者是对立的”，军事可以“领导政治”，政治工作机关应当“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等单纯军事观点。决议对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的关系作了明确的规定，赋予了政治工作机关以明确的职权。还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主席就果断地采取了许多革命的措施，实行军内的民主改革，清除旧军队的一切不良制度和习气，后来经过发展，确定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为我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古田会议决议奠定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基础，它所规定的一系列根本原则和制度，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指导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的基本路线。
古田会议决议是我军建军史上的光辉文献，是照耀我军前进的灯塔。几十年来，是坚持还是反对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是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一切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都是反对古田会议决议、反对我军政治工作的。林彪、“四人帮”更是变本加厉。他们大搞假左真右，装着似乎比谁都“重视”政治的样子，鼓吹“政治可以冲击其它”，把政治和军事，政治和业务，政治和技术对立起来，割裂开来，并且乱打棍子，乱扣帽子，弄得人们不敢抓训练，不敢抓业务，不敢抓技术，从而把政治工作孤立和架空起来，抽去政治工作的具体内容，达到否定、取消政治工作的罪恶目的；他们极端仇视我军的政治机关，或者要彻底“砸烂”，或者施以种种压力，千方百计削弱、破坏政治机关的作用和威信，使其无法实施政治领导。我们不要低估了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对我军建设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为了贯彻落实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规定的抓纲治军、准备打仗的方针和任务，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使古田会议决议这个照耀我军前进的灯塔，千秋万代，永放光芒！
（军事科学院供稿，新华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