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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扎伊尔领导人和马来西亚报纸驳斥苏联谎言
事实胜于狡辩 苏古侵略欲盖弥彰
苏古雇佣军入侵沙巴烧杀抢掠残害居民犯下滔天罪行
新华社波恩五月二十三日电 扎伊尔外交和国际合作国务委员翁巴·迪·吕太特最近在一次对记者发表的谈话中谴责了苏联、古巴雇佣军对扎伊尔的入侵。
刊登在五月二十二日出版的《明镜》周刊上的这篇谈话说：“在沙巴省根本就没有什么人民起义，而是一次由外国准备的入侵。”他说：“很长时间以来，古巴就在安哥拉训练人员。去年当我们遭到袭击的时候，我们就指责了古巴人。”
翁巴·迪·吕太特还向《明镜》周刊的记者指出，古巴目前向非洲派出了三万五千名士兵，而在非洲维持这样一支军队，决不是象古巴这样一个国家所能胜任的，“后面必定还存在着另一个为之付钱的国家”。当记者问到这个国家是不是苏联时，翁巴·迪·吕太特作了肯定的回答，并且指出：“这次入侵牵涉到一种针对扎伊尔、针对非洲的全球战略。如果扎伊尔被击败，那么整个非洲的未来也将受到威胁。”
翁巴·迪·吕太特五月十六日到十九日在波恩参加了第五届德国—扎伊尔混合委员会会议。
新华社北京五月二十三日电 吉隆坡消息：马来西亚《光华日报》五月二十日就苏联和古巴策动雇佣军入侵扎伊尔发表社论，揭露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非洲的扩张野心。
社论说，苏、古雇佣军入侵扎伊尔南部，“是去年入侵事件的重演。尽管它们否认，但事实胜于狡辩”。
社论说：“苏联口称要‘缓和’，要‘裁军’，但实际上，却在制造紧张局面和疯狂扩军备战，每逢有机可乘时，苏联就依仗它的强大军事力量，以军事行动去试探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反应。只要美国表现软弱，或反应不太强烈，苏联就敢冒更大的风险，以武力威胁其他国家和地区。”
社论指出：“极其明显，苏联出钱、出武器，利用古巴人在非洲征伐，目的就是在非洲确立自己的势力范围，从侧翼完成对欧洲的包抄，并威胁西方赖以生存的海上石油通道。利用古巴军队对非洲实行武装干涉，这也表明，苏联已经发展到不惜通过发动一场常规有限战争来实现其争霸世界的战略图谋的阶段。”
社论说：“在苏联雇佣军对安哥拉实行武装干涉以后，古巴是苏联安插在第三世界的一只马前卒。”社论揭露了苏联把四万多名古巴军队和大批军事装备运进了非洲，对非洲国家实行军事干涉，并指出：“这正是苏联在非洲采取的一个经过深谋远虑、野心很大而绝不肯轻易罢手的战略行动。”
新华社北京五月二十三日电 苏联、古巴策动雇佣军再次入侵扎伊尔沙巴省，在占领铜矿中心科卢韦齐市的七、八天中，烧杀抢掠，任意残害手无寸铁的居民，甚至连儿童也不放过。这就是被苏联赞扬为“起义者”的雇佣军对扎伊尔人民犯下的法西斯暴行。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一度在雇佣军盘踞下的科卢韦齐，断水断电，铜矿被水淹了。整个商业区变成一片废墟。所有橱窗被砸碎，商店遭到洗劫，大街上瓦砾遍地，到处都可以看到尸体。
据报道，雇佣军屠杀了许多黑人和白人。当这座城市被收复时，西方记者看到街道上躺着数十具尸体。还发现了四个屠杀场所。一位幸存者说，雇佣军占领期间，实行了“八天八夜的恐怖”。
据逃出来的难民揭露，雇佣军十分残暴，连三岁的小孩和婴儿也被杀害。有的匪兵当着妻子的面把她丈夫的头砍下来。他们还奸污死者的妻子和女儿。一名法国士兵说：“我曾到过一些动乱的地方，但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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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欧和拉美舆论揭露
古巴不是不结盟国家而是苏联卫星国
新华社北京五月十七日电 伦敦消息：英国《外交研究会》杂志五月七日的一期刊登了这个研究会副主任扬·格雷格撰写的一篇文章，揭露苏联和古巴的关系，指出：“苏联于一九六○年开始向古巴提供军援，到七十年代初期，苏联的军援达到估计每年价值一亿五千万美元。数千名苏联教官在古巴服务，由一名中将指挥，古巴高级军官经常去苏联学习。自一九七八年初以来，苏联的飞行员看来一直驾驶古巴飞机（在古巴）执行例行的防务巡逻，这大概是因为许多古巴飞行员现在正在非洲和别处服役。”
文章说：虽然古巴不是华沙条约的正式成员国，但是莫斯科已发出暗示，如果西班牙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可能邀请古巴参加华沙条约。古巴贸易的百分之三十四是同苏联进行的，苏联政府除了以高于世界平均价格近一倍的价格购买该岛几乎全部蔗糖外，还提供一天达二百万美元的津贴。
文章指出，除了津贴外，苏联一个时期来一直供应古巴的全部石油需要，包括对维持空运非常重要的航空汽油，而空运是它在国外冒险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文章在谈到古巴在非洲的军事卷入时说：“一九七七年秋举行的一次保卫革命委员会代表大会责成全体会员在需要时到国外去服务，眼下首先去执行非洲的任务。”
文章还指出：“古巴政府向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地区提供大力援助的政策，不仅是通过其军事和非军事援助进行的，而且是通过其十分活跃的情报机构的活动进行的”。文章说，从一九七一年以来古巴情报机构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由苏联情报机构控制。目前在非洲的古巴士兵中，有一部分实际上是古巴情报总局的人员。
新华社北京五月十九日电 哈瓦那消息：德意志新闻社记者五月十七日一篇发自哈瓦那的报道说：“在今天的古巴，苏联的存在处处可见。”
报道说，据西方估计在古巴的莫斯科军事顾问、农业专家、技术人员或工程师有十五万人。
报道指出，苏联对古巴承担的义务耗费是很大的。苏联以高于目前世界市场价格的价格从古巴进口原糖，今年比去年又增加约二十万吨。苏联还控制了古巴的对外贸易。古巴所需要的石油也都是由莫斯科供应的。
报道说：现在在古巴，“苏联的军事存在到处可见。例如，陆军的‘喀秋莎’装甲车隆隆驶过大街，古巴和俄国军队在沿海地区试验新武器。”“据美国情报机构说，苏联飞行员在他们的古巴战友忙于在世界其它地区活动的时候，接任了飞行任务。”
报道还指出，苏联人呆在那里主要是为了训练十万古巴士兵和六万后备役军人。
新华社墨西哥城五月二十二日电 墨西哥《至上报》五月二十日发表署名文章说，古巴已经不再是不结盟国家。
文章说，古巴已经变成了苏联的卫星国。这些年来，从经济、政治和军事三方面来讲，古巴都只不过是俄国的殖民地。
新华社加拉加斯五月二十二日电 委内瑞拉《宇宙报》五月二十二日发表署名文章，谴责苏联和古巴在非洲大陆的冒险行径。
文章说：“古巴正在一天天地、越来越深地卷入非洲的冲突中去”。文章指出，在欧加登，古巴人攻打索马里人，在安哥拉，古巴人进入森林寻找和枪杀当地的游击队员。
文章指出，对于俄国人来说，这种战斗是再好不过的，因为命令来自莫斯科，而古巴人去送死。
委内瑞拉执政党民主行动党最高领袖、前总统罗慕洛·贝坦科尔特最近在电视节目中指出，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政权是对拉丁美洲的一个威胁，不能不注意这个政府最近在国外，尤其是在非洲的活动，它的士兵在那里充当苏联的小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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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后
编后
国际舆论纷纷揭露：古巴不是不结盟国家，而是苏联的卫星国。
索马里常驻联合国代表以受害国的切身经历证明，古巴已成为执行苏联远征非洲战略的侵略工具，完全背离了不结盟原则。这样不容辩驳的见证人，还有安哥拉、扎伊尔和其他非洲国家。另一方面，今天本栏刊登的消息，以雄辩的事实证明，苏联不断加强对古巴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控制，严重损害古巴的独立主权，使古巴丧失了不结盟的地位。
但是，种种迹象表明，古巴仍在披着不结盟的外衣，继续混身于不结盟国家行列之中，力图把不结盟运动纳入苏联霸权主义的轨道。因此，国际舆论警惕地注视和揭露古巴的真实情况，不论是对加强国际反霸斗争，还是对维护不结盟运动，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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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美侈谈“限制”转让常规武器完全是欺人之谈
二十年来苏联向第三世界倾销了一百九十六亿美元的军火
新华社北京五月二十三日电 在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开幕前夕，五月十一日莫斯科和华盛顿两地同时公布了苏联和美国关于两国政府代表就限制国际转让常规武器问题发表的联合公报。这个问题曾经在赫尔辛基进行过磋商。苏联和美国在联合公报中宣扬两国“一致认为限制国际转让常规武器的问题是紧迫的，它需要建设性地加以解决，以促进国际和平和安全，并加强缓和”。
对于这样一份目的在于为两个超级大国将在裁军特别联大会议上的表演烘托气氛的公报，法新社在报道中一针见血地点出了两个超级大国向中东和非洲大量倾销军火的情况，并且具体指出，苏联在不久前刚向非洲之角运去了价值十亿美元以上的武器。
众所周知，苏、美两个超级大国除了用武器输出捞取大量利润外，还把它作为它们控制别国、对外侵略扩张、争夺世界霸权的重要手段。美国向来是世界最大的军火商，但近年来苏联急起直追，不甘落后。它在通过“经互会”的“国际分工”，限制东欧各国军工生产，以推销苏制武器的同时，又以军事“援助”为幌子，加紧向第三世界国家出售武器，作为渗透扩张的手段。据统计，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五年十年间，全世界常规武器输出总额共七百零四亿美元，其中美国出口三百四十九亿美元，苏联输出二百零二亿美元。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四年赫鲁晓夫当政期间，苏联向第三世界出售武器价值共三十四亿九千万美元，平均每年三亿八千万美元。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六年，苏联出售武器达一百六十一亿六千万美元，平均每年十三亿四千万美元，比赫鲁晓夫时期增加了两倍半。苏联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七六年向第三世界总共出售了一百九十六亿美元的军火（其中一九七六年就出售了三十七亿美元），比美国在同一时期的军火出售额只差六亿美元，成为世界上第二号大军火商。
中东历来是苏联同美国激烈争夺的地区。特别是第四次中东战争后，苏联向这一地区出售的军火急剧增加。自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六年，苏联向中东地区出售的武器多达六十一亿二千万美元。
近几年来，随着苏联加紧对非洲进行军事扩张，苏制武器大批涌向非洲，仅一九七六年一年就有十亿七千万美元，占当年苏联向第三世界国家出售武器额的第一位。
近年来，埃及、索马里等国的惨痛教训说明了苏联“军事援助”的本质。随着苏联军火的输入，大批苏军顾问、技术人员接踵而至，他们竭力控制接受武器国家的军事要害部门，谋求海、空军基地，并干涉它们的内政。苏联还利用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某些矛盾或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煽风点火，挑起局部冲突，制造地区争端，乘机浑水摸鱼，大做军火买卖。在安哥拉内战和非洲之角发生冲突时，苏联曾万里迢迢，从空中和海上紧急运送大批武器、顾问和雇佣军，投入交战地区。它甚至使得交战双方用苏制武器互相残杀，从中渔利。
人们注意到苏联出售的武器不仅很多是陈旧过时的东西，还经常乘人之危，抬高武器价格，要求现汇支付，并利用停止供应武器、零配件来进行敲诈勒索，强行逼债。埃及总统萨达特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过，“俄国人出售武器是为了使他们在中东有一块新地盘”，是“执行一种新的干涉政策”。
法新社在一则报道中指出，“美国和苏联都不愿达成任何有损它们的盟国或传统的（军火）顾客的安全的协议”。因此，所谓磋商限制国际转让常规武器云云，只不过是欺人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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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法外长就塔斯社的报道向苏联提出抗议
新华社巴黎五月二十三日电 法国外交部长路易·德居兰戈二十二日要求法国驻苏联大使就苏联官方通讯社塔斯社发的一条电讯向苏联政府提出抗议。
塔斯社发的这条电讯说，法国和比利时伞兵“在扎伊尔和在沙巴制造大规模的恐怖，这使人想起了最坏的殖民主义时代”。
法国外交部长德居兰戈对法兰西全国广播电台说：“塔斯社错了。更确切地说，是古巴人所训练的加丹加叛乱分子在制造恐怖。塔斯社的这条电讯是如此不真实和卑鄙，我要求我国驻莫斯科大使立即就此提出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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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东京通讯
渔港今昔
五月四日，一批日本中型鲑、鳟挂网渔船，从北海道的钏路、根室等渔港出发，去北太平洋捕鱼。这是四月二十一日刚签订的“日苏渔业合作协定”生效后第一批渔船出海。当天的日本东京各报晚刊都作了突出的报道，给渔港描绘了一幅惨淡的景象：“这天，北海道是爽朗的五月晴空，风平浪静，是绝好的出海良辰”，但是，渔港里却是“没有生气的无声无息的出海风光”。“往常这种时候本来是家属拥挤的渔港，现在前来送行的人却少得屈指可数”。“过去出海时那互相唱和的歌谣声听不到了，招手回答欢送人的鼓励的船员也少了”。一批几天前就由日本各地集中到北海道各海港整装待发的渔船，由于规定的捕获量不敷分配而不能出海，只好静静地靠在岸边，默默地目送伙伴们出海。报道说，“所有出海的船都未挂大渔旗，船尾上的彩色纸条也寮寮无几”。
这种同欢送渔船出海这个喜庆活动很不相称的气氛，就是在所谓“以发展渔业上互惠合作为目的”的“日苏渔业合作协定”限制之下的日本北洋渔业的写照。
这个新“协定”大大扩大了禁渔区，日本的捕获量在去年已削减百分之二十的基础上，又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一。日本出海渔船的数目也就不得不随之再相应地裁减三分之一。谁愿意放弃世代相传的谋生之道呢？一家老小的全年生计都寄托在这一季渔汛上。如果不能出海，在日本目前经济萧条的情况下，又到哪里去另寻生路呢？因为谁都不愿意放弃这有三分之二希望的机会，最后只好用抽签来决定。抽上不能出海签的渔民及其家属所受到的冲击自不必说；“运气好”抽中了出海签的，也担心好渔场被大片地划为禁渔区，因而可能捕鱼达不到低微的定额。而不管是否达到，按定额必须向苏联缴纳的百分之四点五（即每公斤九百二十日元）的“合作费”却是一文也少不得的。此外，还要以“共济”的形式分担一部分给被裁减的同行的补助费。因此，正如日本《读卖新闻》指出的，“无论去留，处境都是困难的”，因为日本的整个北洋鲑、鳟渔业面临着不妙的前景。
新“协定”里一些严格得离奇的规定，正如日本报纸所形容的，几乎把出海作业的渔民“五花大绑”地束缚起来，使他们无时不在担心因“违章”而被逐出渔场。比如：“协定”所附议定书中，对捕获量除明文规定为四万二千五百吨之外，还在括号内加注“三千二百八十万尾”。这两者中间，超过任何一项指标都算“违章”。苏联的检查船不仅检查捕获量是否超过和作业日记是否完整，而且用卷尺量度渔船的长宽，弄得现在集中在北海道的几百艘小型渔船，有的为鉴定吨位和修改鱼仓而耽搁了时间，只好把出海日期从五月一日推迟到五月十日前后。
为了使渔船不触犯上述严格的规定，日本农林省水产厅的官员几次告诫渔民说：“苏联监视比过去更严厉了，今年的作业状况将决定将来北洋鲑、鳟渔业的前途，一定要绝对遵守各项规定”。水产厅还提出：对于第一次违反规定的渔船勒令停止作业一星期；对第二次违反的，就全部停止所余汛期的作业。这样的告诫可谓用心良苦。
苏联究竟凭什么对在公海里捕鱼的日本渔民这样任意摆布呢？这次在日苏渔业谈判的过程中，苏联始终坚持的一点是：回游于苏联二百海里水域以外的北太平洋公海上的鲑鱼和鳟鱼，都是在苏联的河流里产卵孵化的，所以都是苏联主权范围内的资源，这就是所谓“母河国主义”。苏联渔业部长伊什科夫在谈判中就明确说，“回游到苏联的鲑鱼和鳟鱼，被中途在公海上截去是不能忍受的，苏联老早就坚持禁止在公海上捕捞的立场。”在谈判中苏联甚至曾提出“全面禁止在公海上捕捞鲑鱼和鳟鱼”的提案。其实，公海上的鲑鱼、鳟鱼的捕捞要是被“全面禁止”了，日苏在渔业上还有什么“合作”可以“协定”的？苏联这种做法，不过是要强烈表示它要对公海上的鲑鱼和鳟鱼“唯我独霸”。在这个前提下，准许日本捕捞，是苏联的“恩典”；禁止日本捕捞，是苏联的“权利”。
苏联这样做，目的之一是逼迫日本同它缔结所谓“睦邻合作条约”，以便控制日本。除此之外，也还有它经济上的需要。伊什科夫以“苏联在欧洲等地失掉了渔场”作为它扩大北太平洋禁渔区的理由，就是要把所谓苏联在大西洋失掉的份额，从太平洋捞回来。《每日新闻》驻莫斯科记者江川昌在报道中说：“苏联几乎全部把鲑鱼和鳟鱼用于输出，欧洲的食品商店里摆满了苏制鲑、鳟鱼罐头。鲑、鳟鱼是苏联获取外汇的重要资源。与其征收‘渔税’让日本捕捞，远不如让低工资的苏联渔民捕捞、再以高价出口更符合经济原则”。
东京几家报纸已经预计：苏联的“禁止公海捕捞论”今后仍将重重压在日本鲑、鳟渔业上，使日本渔业一年年萎缩下去，“将来使日本完全停止公海捕捞”。这种预计可能不幸而言中。
日本现有鲑、鳟渔业者约二万人，加上有关的产业共约二十万人。日本水产厅的负责官员说，“如果这些产业垮掉，将引起大混乱”。日本北洋渔业的处境，是同北方领土问题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北方领土继续被人家霸占着，那么，它就很难改变北洋渔业的困境。
本报记者 聂长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