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历史遗产
——《二十四史》整理工作的一点体会
中华书局编辑部
多年来，经广大史学工作者与中华书局编辑部的密切协作，共同努力，毛主席和周总理交代的点校《二十四史》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二十四史》点校本现已全部出齐。这是建国以来，我国史学界完成的一项大规模的历史遗产整理工作，在国内外都很有影响。今天，当我们回顾二十年来辛勤劳动的艰苦历程，面对这一项巨大工程所获得的成果，我们无比怀念毛主席，无比怀念周总理，我们要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总结整理《二十四史》的经验，继续做好整理我国古籍的工作。
（一）
一九五八年，中华书局开始对三千多卷的《二十四史》组织点校。一九五九年建国十周年的时候，《史记》作为第一部点校本和读者见面。此后陆续印行了《三国志》、《汉书》和《后汉书》。一九六三年下半年，因感到点校工作分散进行，人力、时间缺乏保证，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将担任点校的主要人员调集到北京中华书局，以便全力以赴，从事整理。《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速度大大加快。从一九六三年年底至一九六六年上半年两年多的时间里，完成了《南齐书》、《陈书》和《周书》的点校付型，《梁书》、《北齐书》也基本上定稿。其余各史，也程度不等地作了点校或必要的准备，其中《晋书》、《隋书》、新旧《唐书》、《旧五代史》、《辽史》、《明史》都做了大量工作，有的已接近完成。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四人帮”煽动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思潮，特别是“四人帮”推行的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使出版工作遭受严重的破坏，也给《二十四史》的整理带来灾难。已出的前四史点校本被打入封、资、修的行列，从书店里消失，更不用说组织力量点校其他各史了。一九七一年初全国出版会议召开前夕，周总理指示必须改变当时的出版状况，并明确指出《二十四史》还要校点。“四人帮”慌了手脚，姚文元指使他们在上海的党羽罗思鼎组织班子，别有用心地妄图抓旗子，摘桃子，破坏《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周总理洞察“四人帮”的诡计，一九七一年四月在一个批示中，决定《二十四史》除已有标点者外，其余各史都由中华书局负责组织，请人标点。并指示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这就给“四人帮”当头一棒。当时负责出版的部门，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写了报告，周总理很快地转呈毛主席，并经毛主席批示“同意”。周总理时常惦记着《二十四史》的整理，同一年中曾在不同场合多次查问整理工作的情况，并作了具体指示。自从毛主席批准的文件下达后，《二十四史》点校工作又恢复了，并在北京、上海两地同时进行，上海负责的几部史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组织史学工作者进行整理，其余各史均由中华书局组织整理，并统一由中华书局出版。
（二）
《二十四史》是我国文化遗产宝库中的一份珍贵历史文献。这部书规模巨大，卷帙浩繁，共计三千二百四十九卷，约四千万字。这部巨著，用统一的体裁，比较系统、完整地记录了明亡以前有文字可考的几千年的历史。司马迁的《史记》为《二十四史》奠定了基础。它开创的纪传体为《汉书》以下各史所因袭，它的编写方法，也为后代史书所模仿采用。纪传体是在历史编纂学上颇具特色的一种史体，它形式上虽然是以人物为中心，实际上却是兼备众体，除“列传”以外，还有编年记事的“本纪”，专记典章制度的“书”或“志”，以及用来补充纪、志、列传所不能尽详的“表”，纪、志、表、传相互补充，形成一个相当完整的体系。它又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志、表等的门目可以根据时代特点及编者意图加以增减变换。这种史体所以为历代“正史”的作者普遍采用，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尽管这二十四部“正史”都是用唯心主义历史观写成的史书，各史记述的具体史事，也程度不等地存在着歪曲和隐讳等问题，但是，我们决不可以贬低它的价值和作用。因为它给我们保存了极其丰富的历史资料，记录了我国历史上重大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活动，以及历代农民起义的情况和历代人民的生产斗争。至于科学技术的重大发明创造，文艺、学术的源流演变，以至文化典籍的存佚流传，在一部《二十四史》中都有叙述。今天的史学工作者，就是要凭借这些资料，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分析，探索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作出实事求是的科学论断，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各史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典章制度的分析评论，我们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一概简单地斥为唯心史观，不做具体研究。其中也有些意见比较符合客观实际，使我们可以得到启发；或对于某些历史问题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论点，反映了史学观点的发展变化。这些都是研究史学思想值得注意的问题。
当然，作为历史研究，单靠一部《二十四史》是不够的，还要充分利用历史上的私人著作，记载当时见闻的笔记，以及文集、石刻等等。这些资料，或可纠正“正史”的歪曲，或可订正它的错误，或可补充它的缺略。但是，这些私人的历史著作，只能补“正史”之不足，不能代替《二十四史》的作用。因为在封建社会中，文化知识为地主阶级所垄断，当时不可能有一部人民群众所写的历史。私人的历史著作，同样是出于封建士大夫之手，它的观点与“正史”相比，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再就史料而论，它集中掌握在封建政权手里，除奉命修史的史官而外，一般人很难有机会见到，因而以个人力量要想写一部系统、完整的历史著作，是不大容易做到的。汉代“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史记》虽是个人著作，也因为司马迁身任史官，才有条件“?史记石室金匮之书”，“成一家之言”。唐代以来，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发展，史料的搜集、整理、保管也更加制度化，更加集中。此后官修的各史，都是以政权的力量，动员了大批人力，凭借着史馆拥有的大量资料编写而成。尽管由于它是官书，又成于众手，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就占有材料一点来说，绝非个人所能企及。因此，如果说《二十四史》是研究明代以前历史的基本史料，并不算过分。
（三）
过去的学者选择一部或几部史书加以句读、批校，有不少人做过。但对于整部《二十四史》用统一的体例来标点、分段，并进行全面的校勘，还不曾有过。现代老史学家当中，虽曾有人想做这一工作，但限于力量，未能完成。从这个意义来说，新本的标点、分段工作，确是一个创举。
点校本总的要求是，希望给读者提供一套标点（包括分段）准确、错误最少、便于阅读检查的本子。并力求超过前人，经过不断的修改提高，使它成为定本。我们认为，要达到上述标准，工作上必须严格要求，在对各史原文进行认真研究的基础上，把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贯彻到标点、分段、校勘等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为了使这部大书的整理工作大体一致，我们还对标点、分段、校勘等方面规定了统一体例。但各史有它本身的特点，不是一个框框能够硬套的，因此在“大同”的原则下，又允许有些“小异”。
从校勘方面来说，点校本不但荟萃了各本的长处，而且做了“本校”（本书前后互证）和“他校”（相关史书的比较），工作规模远远超过了流传的各本。为了判断史文的是非，对于版本岐异，校勘中发现的矛盾，前人的考订意见，我们还进行了必要的科学的考证。
无论学术研究或文化遗产的整理，都不能不对于已有的研究成果批判地加以总结，否则就会重复别人已做过的事，走些弯路；或失之于陋，人家早已解决的问题，我们还在喋喋不休。从宋朝直到近现代，都有不少人对这些史书做过研究考订，他们的成果或已写成专书，或散见于他们的读书札记，有的是针对某一史的，有的包括几史，甚至《二十四史》的全部。对这些考订意见，我们已吸收了其中属于校勘范围的合理部分。还有些未刊稿，如近人张森楷的“校勘记”（限于十七史，到五代为止，稿本藏南京图书馆），张元济先生主持下所作的各史校勘记录，也都曾采用。此外还参考了一些批校本或某一史的校勘记稿本。
由于进行了认真的、科学的整理，《二十四史》点校本出版以后，受到国内外读者的欢迎。不少人反映，新本解决了许多阅读上的困难，是当前最好的本子。这是广大史学工作者密切协作结出的丰硕果实。先后参加点校的人员，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民族研究所、哲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历史研究所，武汉大学，山东大学，西北大学，内蒙古大学，中山大学，吉林大学，以及出版社编辑部等二十多个单位的专业人员。他们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勤勤恳恳地工作，往往伏案到深夜。老专家充分发挥了他们的业务专长，其中很多人连续多年全力以赴，为这部大书的整理出版贡献了自己的研究心得和大量心血。原来对古籍整理经验很少的青年同志，在工作中也得到锻炼提高，经过几年的实践，有些人已初步具备了独立工作的能力。集中多数人共同编书、校书，在封建社会中并不少见，而他们拿出来的成果往往是问题百出，不为学者所重视。我们则是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工作，有统一的工作方法和体例，每一史有专人负责，有明确的目的，参加工作的同志又是经过党的多年教育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这就能够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和智慧，克服“成于众手”的缺点。这种大协作，只是在新中国才有可能，它体现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四）
《二十四史》点校本虽已全部和读者见面，但我们的工作并未全部结束。
尽管我们力求以科学的态度从事整理，但是标点、分段、校勘方面的错误缺点，包括点错、误校、漏校、体例不统一、处理不妥当的地方，还是不少。要使它成为定本，还要有一个修改提高的过程。我们恳切希望各方面的读者不断指正，帮助我们提高它的质量，以便渐趋完善。
“四人帮”散布的“儒法斗争”的谬论，给点校本带来恶劣影响。这在后期出版的几部史书的“出版说明”中，有程度不同的反映。有些出版说明，虽没有谈所谓的“儒法斗争”，但分析批判历史观部分，或没有抓住主流，或仅就某一点来发挥，不大符合客观实际。缺乏全面深入的分析，流于一般化，是比较普遍存在的问题。此外，读者很希望了解有关各史的具体知识，有些出版说明这方面的介绍却不够，已有同志对此提出意见，这一批评是正确的。今后各史修改重印时，要对出版说明重行研究审查。首先要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同时还要加强它的科学性。
《二十四史》既是研究明代以前历史的基本史料，还应当为史学工作者检查利用其中的资料提供方便。因此，编制各种类型的索引，是刻不容缓的工作。目前正在编制的是各史的人名索引，其中《史记》和《晋书》的人名索引已经印出。地名索引也已着手进行。今后还要陆续编制制度名物和史事索引，等等，以便读者从不同角度检查自己所需要的材料。现在的工具书远远不能满足要求，在编制新索引的同时，还可以有选择地重印一些过去出版的索引。
前人关于《二十四史》的研究，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有关校勘的虽已为点校本基本上吸取，但还有很多校勘以外的成果，点校本限于体例，无法容纳。这主要是考订史实之作和补志、补表一类的资料书。这些书在史料上解决了不少问题，对研究工作者很有参考价值。我们计划选择其中质量较高、作用较大的，汇编为《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书》，陆续出版。
《二十四史》篇幅很大，点校本没有注释，一般人阅读仍有困难。同时，除专业人员外，也没有必要对某一史全部通读。因此，根据广大读者的要求，我们还想组织编选一些选注本，供干部、中学教师和青年同志阅读参考。
我们期待着广大读者给我们提出更多的具体建议。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我们有决心、有信心把这项整理工作进行下去，使之日臻完善，为我国文化建设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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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努力做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
顾颉刚
古籍整理出版领域传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二十四史》全部与读者见面了。
这部史书是根据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整理出版的。我看到这崭新的史书，想到毛主席和周总理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胜利完成了，心里真感到无限的喜悦；但一想到毛主席和周总理没有看到全史的整理本，又感到抱憾终天的痛苦。
饮水思源。《二十四史》能够整理出版，应该归功毛主席和周总理。早在一九五八年，中华书局就根据毛主席指示精神，对《二十四史》进行整理，陆续出版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四人帮”煽起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思潮，对古代文化遗产采取民族虚无主义态度，把所有古籍都指为大毒草，当作洪水猛兽，加以封存或销毁。一时古籍读物从书店消失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被取消了，《二十四史》的整理出版工作只好被迫停止。一九七一年，毛主席再次作了关于整理出版这部史书的批示。周总理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批示，对整理出版工作作了许多重要指示，指定这一工作由我总其成。当我听到周总理的指示时，真不知道应该怎样表达我激动的心情，因为这不仅仅是毛主席和周总理对我个人的信任，而是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和广大知识分子的亲切关怀啊！正是因为有毛主席的批示和周总理的指示，中华书局很快地调集了各方面的史学工作者，对前四史以外各史进行有计划的整理。尽管“四人帮”及其爪牙想方设法进行干扰和破坏，但是毛主席的批示和周总理的关怀，给予我们巨大的力量，坚定了我们的信心。看到《二十四史》的整理本，我们怎能不深切地怀念毛主席，怀念周总理啊！
古籍整理工作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主席十分重视这项工作，要求我们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的历史，作到古为今用。毛主席关于整理出版《二十四史》的批示，体现了毛主席的一贯思想，给我们如何对待民族文化遗产提供了学习的范例，进一步指明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前进方向。看到他临终时，病床前还放着一本《旧唐书》，这对我们是多么深刻的教育呀！二十多年来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成绩，无疑都是在毛主席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这一方针指引下取得的。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恣意践踏民族文化遗产。一九七四年初，他们打着批孔的幌子，大搞影射史学，掀起了批“周公”、批“现代大儒”的妖风恶浪，把矛头指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叶剑英副主席，指向中央和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同志，为其反革命政治纲领服务。“四人帮”严重地摧残了民族文化遗产，使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遭到一场从来没有的浩劫。他们是无产阶级的凶恶敌人，也是中华民族的无耻败类。
“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我和广大史学工作者一样，对他们的倒行逆施，看在眼里，恨在心头，多么想把我的晚年贡献给社会主义，努力作出一些有益于人民的史学研究工作和古籍整理工作。可是当时怎能达到这个愿望呀！“四人帮”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压抑了人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真是滔天的罪孽！今天，“四人帮”已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领导全国人民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可以肯定，社会主义文化必将出现新的发展高潮。这不但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也为它的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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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蒙昧主义的反动谬论
——批判“知识越多越反动”
刘纲纪
“四人帮”胡说“知识越多越反动”，这是一种赤裸裸的蒙昧主义的反动谬论。他们宣扬这种蒙昧主义，是为了推行最黑暗最腐朽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
蒙昧主义在历史上由来已久。它仇视知识，仇视科学，仇视文化，是一种极端反动的思潮。它否认知识在人类进步中的伟大作用，宣扬知识即是罪恶，无知才是万幸。如我国古代的哲学家庄子认为，人类的一切罪恶，都是由于有知识，有是非善恶的观念，不断提高物质文明而产生出来的。人类只有彻底干净地抛弃一切知识，象木石那样无知无欲，和禽兽一起游戏，那才算达到了最理想最幸福的状态。这就是一种蒙昧主义的思想，它要人类倒退到动物状态去。在西方，从古希腊开始，也有一些宣扬蒙昧主义的哲学家。但西方最大最反动的蒙昧主义，是欧洲中世纪的反动神学。它用宗教迷信宣扬蒙昧主义，声称人类的祖先是上帝所造的亚当和夏娃，而亚当和夏娃之所以被逐出天堂，降落人间，就因为他们偷吃了智慧之果。它断言知识是邪恶，只有信仰才是唯一的真实。欧洲的封建教会不仅在思想上大肆宣扬蒙昧主义，而且采取各种骇人听闻的手段摧毁科学，迫害科学家。这样的事例很多，最突出的就是把意大利主张“太阳中心说”的科学家布鲁诺判处火刑，在烧死之前，还活活地烤了他几个钟头。欧洲中世纪蒙昧主义的横行，激起了广大人民和早期的一些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反抗。十七世纪，英国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培根提出了“知识即力量”的口号，这是同蒙昧主义者的“知识即罪恶”的口号针锋相对的，曾经在历史上起过巨大的进步作用。我国五四运动时期从西方输入的进步的科学思想，大部分就是欧洲十七、十八世纪以来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思想。提倡科学和民主，是五四运动的不可磨灭的功绩。但提倡科学，不仅遭到了中国封建阶级祖传的蒙昧主义的反对，而且还有人把西方的蒙昧主义也输入进来，大讲所谓“虚无哲学”，向科学进攻。这种“虚无哲学”声称“没有知识便罢，有了知识即有罪恶，而知识就是罪恶”。针对这种邪说，鲁迅先生写了《智识即罪恶》一文（见《热风》），对反动的蒙昧主义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讽刺。
我们只要懂得一点蒙昧主义的历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四人帮”胡说“知识越多越反动”，并不是他们的新发明。它同一切蒙昧主义者的基本信条“知识即罪恶”，是完全一致的。唯一不同的是，“四人帮”还企图给它穿上一件革命的外衣，似乎他们是为了革命的利益而反对知识的，他们连“知识即力量”这个口号也要批。但是，他们越是肆无忌惮地破口大骂知识，其宣扬蒙昧主义的反动面目也就越是暴露无遗了。
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从全部人类知识中产生出来的典范”。列宁说，如果以为学习共产主义就只限于了解共产主义著作、书本和小册子里的东西，那就太不全面了，容易造就出一些共产主义的书呆子或吹牛家。为了避免成为书呆子或吹牛家，实际完成建设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任务，列宁反复强调必须善于吸取人类的全部知识。他教导我们说：“只有掌握了一切现代知识，善于把共产主义由背得烂熟的现成公式、意见、方案、指示和纲领变成同你们的直接工作结合在一起的活生生的东西，把共产主义变成你们实际工作的指针，那时才能完成这个任务。”
今天，在我们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时候，重温列宁这些教导是非常有益的。我们要使广大人民群众都能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没有知识行吗？我们要使广大人民群众都能参加管理国家，掌握现代化的生产技术，没有知识行吗？我们要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使全体人民都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没有知识行吗？可见，要不要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决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成败的问题，关系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能否实现的问题。
历来一切蒙昧主义者反对人民群众掌握知识，都是为了反对革命。欧洲中世纪的蒙昧主义者是这样，今天的“四人帮”也是这样。他们在所谓“革命”的幌子下，用蒙昧主义来毒害人民，妄图使中国人民陷入愚昧黑暗的深渊，以便他们篡权复辟，把中国重新拖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绝境去。
然而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人民的革命要求，决不是用蒙昧主义所能够扼杀的，也不是任何法西斯的手段所能够扼杀的。人民需要科学文化，革命需要科学文化。中国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科学文化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到来了！让我们举起双手迎接这个新时代的到来，在向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进军的长征中，献出我们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