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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招生会议上一场很有意义的讨论
新华社记者、本报记者述评
华主席、党中央决定对招生制度实行重大改革，受到全国人民的坚决拥护和热情赞颂。但是，由于“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尚未肃清，社会上也有少数人对招生制度的重大改革存在糊涂认识，提出了一些错误观点。参加最近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的代表认为，持这些错误观点的人虽然很少，但反映的却是原则争论。与会代表就这个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通过讨论，进一步分清了路线是非，明确了方针政策。下面就是这次讨论的一些主要问题。
（一）
新的招生制度是不是代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利益？这个问题本来是十分清楚的。但是却有人提出异议，认为去年的招生工作没有贯彻党的阶级路线，“要了城市，丢了农村”，招收的学生“工农成份降低了”。有人甚至提出这样的问题：“‘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现在还算不算数？”并威胁说：“不要招生几十万，得罪几千万”，这样下去，“看贫下中农反你不！”
事实究竟怎样呢？与会代表联系本省、本校一九七七年招收新生的实际情况，对这种错误的论调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他们着重指出，改革招生制度，是华主席、党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抓纲治国、拨乱反正的一项重大措施，它体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代表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符合我国新时期总任务的要求，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拥护。这一改革，深得人心。去年招生，由于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工人、贫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子女升学率保持了绝对的优势。据二十四个省、市、自治区的统计，去年招收的工人、贫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子女，占录取新生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七点四。事实上，各省、市、自治区都注意了优先录取工人、贫下中农的子女入学。从学校来说，中国科技大学，去年招收新生七百三十八人，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学生来自劳动人民家庭；上海交通大学，去年招收新生一千零五十八人，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只占百分之零点六。这能说“要了城市，丢了农村”，“工农成份降低了”吗？事实充分说明，新的招生制度切切实实保证了工人、贫下中农子女享受教育的优先权，正确地体现了党的阶级路线。
代表们说：在“四人帮”横行时期，招生实行所谓“推荐”，实际上是为某些利用职权“走后门”的人开了方便之门。群众说：“平时不学数理化，到时全靠好爸爸。”四川省有个公社，计划推荐上大学的名额已经排到了一九八○年，全部是干部及其亲属的子女。贫下中农不满地说：“推荐、推荐，把党的优良传统都推掉了。”这样的招生办法，败坏社会风气，破坏党群关系，埋没优秀青年，毁灭教育事业。人民已忍无可忍，不进行彻底改革怎么得了！
去年改革了旧的招生制度，从根本上把“走后门”的不正之风堵住了。这是广大人民群众最满意的一点。他们反映，现在孩子能否上大学，不靠父母的权力，而靠自己的能力。广东省乐昌县曾组织调查组，就招生改革问题下乡访问贫下中农，征求意见。贫下中农说，过去招生，“走后门”的歪风盛行，实际上剥夺了我们贫下中农子弟上大学的权利。现在，我们的孩子有权参加考试，就是考不上心里也满意。他们举例说，有一个生产队，几年来，贫下中农的子女没有一个上大学和中专的；去年改革招生制度后，有三个人上了中专，贫下中农很高兴。事实告诉我们，贫下中农是衷心拥护新的招生办法的。
与会代表还指出，招生制度的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广大青少年学习的积极性，改变了社会风尚。这也是广大人民群众最满意的。他们称赞说，党中央、华主席真英明，不用发布告，只是把招生办法这么一改，广大青少年就努力学习、奋发向上了，流氓、阿飞就大大减少了，社会风气也大变了。上海一位老工人说，过去天天担心孩子出事，跟在孩子后面团团转，现在不管他，孩子也读书了。这那里是什么“招生几十万，得罪几千万”，明明是招了几十万，调动了几千万。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可是为什么偏偏有人瞪着眼睛说瞎话，甚至威胁说：这样下去，“看贫下中农反你不！”这种人实际上是站在维护旧的招生制度的立场上，为那些因改革招生办法再也不能依仗权势“走后门”的人鸣冤叫屈！
（二）
政审主要看本人政治表现，是不是违背了党的阶级路线？这是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去年招生录取了少数剥削阶级家庭出身，本人政治表现好，文化考核成绩较高的学生。于是就有人说：“‘有成份论’是前提，然后才是‘不唯成份论’。”现在“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倒成了优越条件”。非但如此，他们甚至连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子女上学也认为是偏离了党的阶级路线。在他们看来，录取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子女，就是“排斥了工农子弟”，就犯了“阶级路线的错误”。
与会同志指出：由于“四人帮”的流毒没有肃清，在去年高考政审工作中，有的单位存在宁“左”勿右的倾向，使一部分符合条件的优秀青年未能入学，是很可惜的。这是政审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可是，有的人至今仍然坚持“四人帮”的帮记“政审标准”。在他们的头脑里，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是和剥削阶级连在一起的。老干部是所谓的“走资派”，他们的子女理应往后靠一靠。此外，什么“海外关系”、“华侨”、“他爷爷是地主”等等，按照他们的“政审标准”，统统不能上大学。因此，他们对知识分子的子女和受“四人帮”打击迫害的革命干部的子女上大学的人数，相对地比前几年多了一点，就觉得特别不舒服。
代表们说，粉碎“四人帮”后，受“四人帮”打击迫害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子女升学的比前几年相对多一点，是完全正常的，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在“四人帮”横行时，他们被打成“走资派”、“臭老九”，子女受到株连，被剥夺了升学的权利，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当中不少人鼓励自己的子女努力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以便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这说明他们做得很对。去年招生，不少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子女文化考核成绩优秀，政治表现好，符合择优录取原则，考进了大学。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和反革命的“两个估计”的有力批判。老干部是革命的宝贵财富，知识分子是劳动者，他们的优秀子女按照党的政策吸收到大学深造，有利于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正是党的无产阶级路线的正确体现。
根据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录取少数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入学，也是正确执行党的阶级政策的表现。它有利于选拔人才，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为四个现代化服务，有利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把这说成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倒成了优越条件”是不符合事实的。这种话似乎很“革命”，实际上是形“左”实右，必须批判。
（三）
讨论的第三个问题，是有人认为去年招生实行择优录取，是恢复十七年的“智育第一”、“分数挂帅”，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扩大了三大差别”。他们说：“择优，不光是分数优，政治上也要择优。”说什么“要吸取二十八年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恢复过去的也不对”。
代表们指出：红与专，政治与业务，是对立统一的，二者是不可分割的。青年学生在无产阶级政治的统帅下，努力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取得优异的成绩，这是又红又专的表现。所谓“择优，不光是分数优，政治上也要择优”，言外之意，去年招收的新生政治上不优。事实怎样呢？据二十四个省、市、自治区的统计，录取的新生中党团员占百分之七十一点九，绝大多数青少年在政治上都是好的，去年招生是贯彻德智体全面衡量的标准的。“四人帮”挥舞“智育第一”、“分数挂帅”两根大棒，推行其文化专制主义，就是为了使广大青少年变成“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他们把“有社会主义觉悟”和“有文化的劳动者”对立起来，树了一个“白卷英雄”张铁生，害得不少青少年胸无大志，不求上进，教育质量严重下降，给党和国家带来了极大的损失。现在竟有人也把德育和智育对立起来，把招生中的政治质量择优和文化质量择优对立起来，这说明，“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在这些同志的头脑里远远没有肃清。
在社会主义时期，还存在着“三大差别”，还存在着实际的不平等，在招生工作中反映这个差别并不奇怪。要缩小和消灭“三大差别”的根本途径，只能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华主席指出，只有高速度地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才能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逐步缩小三大差别。招生工作中贯彻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有利于早出人才，快出人才，有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因而，也是缩小“三大差别”的积极措施。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按照“四人帮”那样用倒退的办法，乃至用毁灭文化、毁灭知识分子的办法，只能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葬送国家的前途，哪里谈得上什么缩小“三大差别”呢？
事实上，去年招生中，在坚决贯彻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下，是注意了统筹兼顾的。教育部作出明确规定：在德智体等条件基本相同的情况下，注意录取工人、贫下中农及其子女，注意录取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各地对贫下中农考生都有分数线的照顾，就是照顾到了城乡的差别，特别是考虑到了前几年“四人帮”对农村教育破坏比较严重的情况。缩小城乡教育水平的差别，不能依靠拉平的办法，只有不断努力提高农村中小学的教育质量，才是真正关心农村教育。如果采取“拔苗助长”的办法，不够上大学水平的硬塞进大学，学生本人并不能真正有所收获、提高，对国家更是一种浪费。
至于说“要吸取二十八年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恢复过去的也不对”，这种说法也是十分荒谬的。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教育战线占主导地位，这是华主席、党中央明确作了结论的。既然占主导地位，就是说十七年教育战线的方针、政策、方法，包括招生制度基本上是正确的。那末，正确的东西，为什么不应该恢复？说穿了，这些人实际上是认为，我们现在搞的一系列改革，不是教育革命，而是“复旧”。“四人帮”大搞假左真右，反对搞四个现代化，大肆破坏教育革命，是地地道道的假革命、反革命。而我们实行招生制度等改革，为四个现代化这个最大的政治服务，才是真正的教育革命。不加快培养大批又红又专的人才，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吗？能巩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并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吗？当然，不是说新的招生办法已经十全十美，不需要进一步完善了。任何新生事物总有不够完善的地方，这次招生会议，就是在去年实践的基础上来总结经验，进一步完善高考制度。但总结、完善是不断前进，绝不能借此去非难、怀疑正确的改革。
这次招生工作会议热烈讨论的上述几个问题，所涉及的绝不只是招生问题或某一地区的问题，而是涉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大原则问题，是事关全局的大是大非问题。围绕着这些问题，与会代表认真学习华主席在五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和邓副主席在这次全教会上的重要讲话，大家着眼于分清路线是非，清理思想，通过充分讨论，摆事实、讲道理，端正方向，进一步提高了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和华主席、党中央一系列指示的自觉性。
代表们说，改革招生制度，正是华主席、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根据党的十一大路线采取的英明决策。离开了新时期的总任务，就不能正确理解新的招生制度。上面这些错误观点，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离开了新时期总任务的要求。同时，它也说明，教育战线确实是“四人帮”干扰破坏的“重灾区”，外伤和内伤都十分严重。对“四人帮”在教育战线的流毒和影响，决不能低估。联系教育工作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特别是反革命的“两个估计”和种种假左真右的谬论，彻底肃清其流毒和影响，是长期的、艰巨的任务。
与会代表普遍反映，这次招生会议，通过学习、讨论，大有收获。原来有模糊认识的同志也提高了思想认识。大家表示，今后要继续认真学习党的十一大、五届人大、科学大会文件和邓副主席在全教会上的重要讲话，加深理解新时期的总任务，结合教育工作的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肃清其流毒，努力搞好今年的招生工作和教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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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加强法制教育 严格依法办事
——参加第八次全国人民司法工作会议的部分代表座谈学习新宪法的体会
新华社北京五月二十三日电 本社记者徐心华报道：正在北京参加第八次全国人民司法工作会议的部分代表，最近座谈学习新宪法的体会时，用亲身经历畅谈了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对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重要意义。他们认为，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就要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法制教育，深入揭批“四人帮”破坏法制的罪行，加强党对法制工作的领导，造成干部带头守法，群众自觉守法，领导机关和司法部门依法办事的浓厚空气。
新宪法是无产阶级和广大
人民的意志的集中体现
代表们说，要实现天下大治，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就要有治国的章程，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五届人大通过的新宪法，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就是因为它集中地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愿望，体现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意志。这些年来，“四人帮”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闹得人妖颠倒，是非混淆。老老实实按毛主席革命路线办事的干部，被诬蔑是“走资派”，肆无忌惮篡改毛泽东思想、大搞修正主义的人却成了“左派”，大干社会主义、为建设祖国多做贡献的人被说成是搞“唯生产力论”，满口空喊“革命”口号，煽动停工停产的则成了“响当当的造反派”；努力学习的人被扣上“白专”的帽子，交白卷的小丑则戴上“反潮流英雄”的桂冠；遵守革命纪律、规章制度是什么“奴隶主义”，打砸抢则成了“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动”。“四人帮”这样颠倒黑白，就是为了大乱天下，乱中夺权。如果按照“四人帮”的一套搞下去，我们不仅不能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而且要亡党亡国！
河北省保定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陈玉堂说，我们保定地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操纵和指挥保定地区的极少数坏人，到处挑动武斗，煽动打砸抢和停工停产，大乱保定，把一个好端端的保定搞得乌烟瘴气，好人受气，坏人嚣张，一些地方和单位由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对那些反革命、打砸抢者、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分子，狠狠打击，特别是惩办了那些骑在人民头上的东霸天、西霸天式的人物，广大群众拍手称快。人们兴奋地说：打倒“四人帮”，法制得加强，坏人受惩罚，人民喜洋洋。现在，混乱的保定变成了安定的保定，分裂的保定变成了团结的保定，生产下降的保定变成了生产上升的保定。无数事实证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是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需要。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必须
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关子展说，“四人帮”一方面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横行于党纪国法之外，践踏社会主义民主，对人民搞法西斯专政，使人民的民主权利以至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一方面又打着所谓“大民主”的旗号，极力煽动无政府主义，反对党的民主集中制，鼓吹“越乱越好”、“踢开党委闹革命”、“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鼓吹“文攻武卫”、“青少年犯法无罪”、“捅刀子勇敢”等反动谬论，致使青少年犯罪案件不断上升，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我们要结合案例，大张旗鼓地宣传社会主义法制，充分发挥“四人帮”这个反面教员的作用。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刘子正说，“四人帮”惯于以极左面目推行极右路线。他们打着所谓“依靠群众”的幌子，大肆鼓吹什么“群众专政”的“新创举”：一不要党的领导，二不要专门机关，三不要社会主义法制。他们私设“公堂”，任意判群众的刑。浙江省搞“群众判刑”的黑风一度刮得很大。常山县被“群众专政指挥部”判刑的有四百多人，其中百分之九十八是错判和不应判的。这哪里是什么“群众专政”，分明是他们那伙反革命黑帮对人民群众实行专政。我们必须彻底揭露“四人帮”假左真右的反动面目，进一步分清路线是非，坚持贯彻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坚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针。
加强党的领导是贯彻社会
主义法制的根本保证
参加座谈的同志认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是全党的事，不只是司法部门的事。只有全党都来重视社会主义法制教育，各级党委加强对法制工作的领导，社会主义法制才能真正得到贯彻执行。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复海说，这几年来，我们广西社会秩序比较安定，经济持续发展，无产阶级专政不断巩固和加强，一条重要原因，就是各级党委注意抓了社会主义法制。我们人民法院这几年能够抵制“四人帮”把专政矛头指向党内和人民内部的罪恶阴谋，就是因为区党委直接抓法院工作，支持司法部门坚决按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办事。对于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公安、司法部门，坚决依法打击。同时，各级党委还经常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法制教育，把党的政策、法令、规定及时向广大群众宣传，使大家增强遵守法制的自觉性。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邓运增说，要加强党对法制工作的领导，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做遵守法制的模范，极为重要。对于我们司法部门来说，就是要勇于坚持党的原则，依法办事。昆明市过去有三个反、坏分子，在“四人帮”横行时，篡党夺权、贪污盗窃、强奸妇女，无恶不作，群众称为“春城三霸”。一九七五年，我们根据他们的罪行和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把这三个恶霸依法抓了起来。可是，“四人帮”在云南的党羽，利用他们窃取的权力，硬要无条件释放这三个反、坏分子。面对资产阶级帮派的围攻，我们坚守无产阶级专政的战斗岗位，不信邪，不怕压，坚决主张对这三名罪犯依法惩办，终于粉碎了他们的进攻，伸张了无产阶级的正气，维护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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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正确认识科教战线拨乱反正的意义
许家屯同志在南京大学建校七十六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指出，在招生问题上散布一些错误论调的人，一种可能是路线是非界限不清；另一种也可能是思想上政治上甚至组织上本来就和“四人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还在坚持“四人帮”搞的那一套。我们对于“四人帮”的流毒绝对不可低估
据新华社南京五月二十一日电 五月二十日，南京大学举行建校七十六周年纪念大会，同时举行全校第九届科学报告会。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许家屯参加了大会，并在会上讲话。
许家屯在讲话中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教育战线形势很好，但是有些同志对于在科学、教育战线上拨乱反正的重大意义还认识不足。有些同志至今还没有从“四人帮”的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他们还心有余悸，谨小慎微，不敢理直气壮地抓好工作。还有的同志思想上受“四人帮”的流毒很深，还把“四人帮”的一些谬论当作正确的东西，自觉不自觉地加以坚持。还有的人过去拚命鼓吹“四人帮”的那一套，现在仍然不觉悟，对华主席、党中央的许多重大决策有抵触，散布一些错误言论。这虽然是个别现象，但我们绝不应当忽视。去年招生时，有的人就说，你们丢掉“四人帮”的一套，又拣起刘少奇的一套。当时，省委认为散布这种论调的人，一种可能是路线是非界限不清，另一种也可能是思想上政治上甚至组织上本来就和“四人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还在坚持“四人帮”搞的那一套。这也说明对于“四人帮”的流毒，我们绝对不可低估。因此，我们必须彻底批判“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保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得以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