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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战三江荒原
黑龙江省成立了开发三江平原指挥部。国营农场和人民公社的垦荒大军按照统一规划，排水除涝，抢修道路，开始了向荒原进军，向荒原夺粮的战斗
本报记者景博、张广远报道：向荒原进军，向荒原夺粮！黑龙江省三江平原上的国营农场和人民公社的垦荒大军，已经纷纷开进各垦荒点和水利建设工地。一顶顶帐篷、马架平地支起，一辆辆满载物资的汽车川流不息，一台台拖拉机、推土机昼夜轰鸣，人们正在为唤醒亘古沉睡的荒原而英勇奋战。
三江平原位于黑龙江省东部，包括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汇流的三角地带和倭肯河、穆棱河流域，总面积约十万三千平方公里。这里荒地资源丰富，地势平坦，土质肥沃，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垦区。多年来，这里已开发建设良田三千万亩，每年生产粮豆约五十亿斤，提供商品粮近二十亿斤，成为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之一。根据科学考察探明，三江平原尚有荒原四千三百万亩，其中近期可垦的宜农荒原有两千多万亩。
今年，三江平原上的国营农场和人民公社，计划开荒造田二百多万亩。为了加强对大规模开荒的组织领导，黑龙江省成立了开发建设三江平原指挥部，开荒任务较大的国营农场管理局、农场和地、县，都分别成立了专门的开荒领导机构。各开荒单位制订了开发建设的具体规划和措施，十分注意把当前和长远的利益结合起来，兼顾农林牧副渔的全面发展，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严禁破坏林地、草原和多种经营资源。他们还注意把开荒和农田基本建设结合起来，争取开一片荒，建设好一片高产稳产农田，当年生产，当年受益，当年对国家做出贡献。
这里百分之八十的荒地，是地表季节性或常年积水的沼泽荒原，开荒必须首先治涝，重点治理安邦河、别拉洪河、七星河等十条骨干河道，解决排水出路，同时修好田间排水渠系。早在去年七月份，治理别拉洪河的工程就上了马，七个农场管理局出动两千五百多人、二百四十台推土机、六十辆运输汽车，在一百多公里的地段，进行大规模机械化施工，目前已完成土方六百多万立方米。全部工程完成后，流域内的大片荒原就可以开垦了。担负治理安邦河的桦川县人民，已完成主河道工程，配套工程正在进行。排涝之后，这里可开垦荒地七十五万亩。
为了争时间，抢速度，多开荒，快开荒，三江平原最北部的建三江国营农场管理局所属各农场的职工，二月中旬就冒着风雪严寒，到新垦荒点安营扎寨。他们推雪破冰，排水除涝，抢修道路，为开荒作准备。五星农场许多当年开发北大荒的农垦老战士和知识青年，组成八个开荒连，今年年初就在冰封雪盖的荒原上搭帐篷，支马架，挖地窨子。他们不怕苦，不怕冷，苦战一个月，在沼泽地里抢修出一条简易公路，运进开荒所需要的机具、油料等物资，力争今年开荒十五万亩。农村人民公社，根据需要和可能，在统一规划下，就近开垦荒地，努力扩大耕地面积，为国家增产更多的农产品。有些新垦荒地，已经种上粮豆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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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总理电贺久拉诺维奇同志
再次担任南斯拉夫执委会主席
新华社北京五月二十一日电 华国锋总理五月二十一日打电报给久拉诺维奇主席，最诚挚地祝贺他再次担任南斯拉夫联邦执委会主席。电报全文如下：贝尔格莱德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执行委员会主席韦塞林·久拉诺维奇同志：
在你再次担任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时候，请接受我最诚挚的祝贺，祝你在履行崇高职责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祝兄弟的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以铁托同志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下，在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斗争中取得新的胜利。祝南斯拉夫繁荣昌盛。
我相信中南之间的友谊和全面合作必将会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华国锋
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一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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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叶委员长电贺马尔科维奇同志就任南斯拉夫议会主席
新华社北京五月二十一日电 叶剑英委员长五月二十一日打电报给马尔科维奇主席，最衷心地祝贺他就任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议会主席。电报全文如下：贝尔格莱德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议会主席德拉戈斯拉夫·马尔科维奇同志：
在你就任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议会主席的时候，请接受我最衷心的祝贺和最良好的祝愿。祝你在新的崇高的工作中取得巨大的成就。
祝英雄的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幸福。
祝南斯拉夫繁荣昌盛。
祝中南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巩固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委员长 叶剑英
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一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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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改造荒原的大进军
向辽阔的荒原进军，垦荒造田两亿亩，这是实施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完成新时期总任务的一项重大措施。在今后的八年里，从祖国的北大荒到海南岛，从天山之麓到东海之滨，都将遵照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指示，“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同时，在不损害水土保持、森林、草原和水产资源的条件下，组织国营农场和人民公社有计划地开垦荒地，使耕地面积逐年有较多的增加”，以确保一九八五年粮食总产量达到八千亿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建立稳固的农业基础。
我国人口众多，已耕地偏少，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一要种好现有农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二要有计划地扩大耕地面积，增加农作物总产量。八年开荒两亿亩，保证耕地逐年有所增多，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这个任务实现后，我国耕地面积将扩增八分之一，相当于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现有耕地面积的总和，可以基本上满足全国几十个大城市关于商品粮的需要，还将提供大量工业原料、肉类和副食品，以及外贸出口物资。这些荒地，大都分布在边疆、沿海、山区、湖滨，把它们迅速开发出来，大大有利于边疆和山区建设，促进那里的经济文化繁荣，加强民族团结，巩固边防海防。
八年开荒两亿亩，既是迫切的需要，又有实现的可能。我们有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又扫除了“四人帮”这个最大障碍，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农业，大规模开荒，有了可靠的政治保证。我国荒地资源丰富，而且大多数集中连片，便于大规模机器开垦，部分荒原已经初步踏勘和有了初步的综合开发规划，可以立即动手开发。建国二十多年来，我们进行过多次大规模垦荒会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星罗棋布的国营农场，大多数临近荒原，早为长期垦荒作了合理的布局，而且拥有比当年雄厚得多的垦荒机械和物资。有荒原的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力量已经发展壮大，垦荒的潜力也很大。总之，无论国营农场或人民公社，都可建设成为开垦新荒原的良好基地，为有计划地向荒原进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但是，把垦荒的需要和可能变成现实，还要作极大的努力。八年垦荒造田两亿亩，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不仅垦荒数量为过去二十八年垦荒面积的三分之二，而且荒原越开越远，越开越难开。如果不是全党动手，各行各业一齐行动，这一垦荒任务就很难如期完成。因此，无论荒原多或少的地方，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在向荒原进军中，都要亲自挂帅，把垦荒的领导和组织重任担当起来。首先要大张旗鼓地宣传五届人大提出的新时期总任务，继续揭批“四人帮”，开展“双打”运动，进行广泛深入的动员，树立明确的奋斗目标，振奋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排除形形色色的干扰，把各种积极因素充分调动起来，把垦荒规划、垦荒力量和垦荒措施一一落到实处，形成轰轰烈烈扎扎实实的群众运动。
要按时按质按量地完成垦荒任务，必须在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全民和集体的两个积极性，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向荒原进军。八年中，国营农场和人民公社要分别完成一亿亩的任务。为了集中力量打歼灭战，集中连片的国有荒地，要以国营农场开垦为主。任何单位垦荒，都要纳入国家计划，统筹安排。有插花荒地的地方，要充分协商，合理分工。各方面都要顾全大局，照顾整体和长远利益，加强组织纪律性，绝对不能搞分散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本位主义。如果抢荒、乱开，只会延缓垦荒进度，破坏国家荒地资源，于国于民都很不利。
垦荒是改造大自然、利用大自然的斗争，一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大走群众路线，充分发挥科技工作者的作用，把计划和措施建立在可靠的科学基础上，坚决防止引起灾害性的后果。荒原是由气候、地貌、土壤、水、植被和动物等各种因子综合构成的生态系统，长期处于自然平衡状态。我们垦荒，特别是短期内大面积垦荒，就要打破已有的平衡，引起上述各种因子的变化。如果垦荒符合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就会促成有益的新的平衡，就会提高荒原的生产能力；否则，便会导致大范围自然环境的恶化。在这方面，国内外的经验教训，是很深刻的。因此，任何地方垦荒，都要首先对荒地，包括海涂、湖滩等资源进行综合性考察和深入研究；然后科学地确定利用方向和分期分批的开发利用方案，绝不可盲目垦荒，或者只看到宜垦的某一有利因素，就轻率开垦。同时，新垦区的生产建设，要因地制宜地做到农林牧副渔合理布局，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力争收到全面的经济效益，切实防止破坏自然资源，引起沙化、碱化以及水土流失等严重后果。
在多年垦荒的生产建设实践中，我们拥有一批当年垦荒、当年生产、当年盈利的先进典型，至今仍然是垦荒事业的好榜样。我们要发扬过去开荒时那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争取早出成果，多出成果，迅速形成生产能力，用较少的投资办更多的事，反对不计成本、不讲贡献、铺张浪费等现象。国营农场和人民公社，都要在种好现有耕地的基础上，充分发掘人力、机械设备等潜力，多快好省地开垦荒地。国营农场要采取“滚雪球”、“母鸡下蛋”等方式，有依托、有步骤、由近及远地开垦，力求开出一片荒原，建好一片耕地，使之成为高产稳产农田。人民公社垦荒，要坚持自办为主、就近为主的方针，力争当年垦荒，当年收益，以鼓舞社队垦荒的积极性。
垦荒是向大自然进军，多半是在荒无人烟的艰苦条件下进行披荆斩棘、改天换地的战斗，不把人的思想革命化放在首位，是难以取胜的。我们一定要学习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学习大寨、大庆的先进经验，把政治思想工作做深做细，同时要切实搞好后勤工作，确保我们的垦荒队伍兵强马壮，万众一心，发挥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我们坚信，八年垦荒两亿亩的战斗，一定能够攻必克，战必果，捷报频传，为加速农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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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靠劳动好挣钱多是资本主义吗？
新华社记者来信
新华社编者按：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四人帮”“故意把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在分配上存在的差别，同阶级剥削混为一谈，为他们炮制的党内军内有‘一个资产阶级’的谬论提出所谓经济上的论据。”今天本社发表的两位记者的这封来信，揭露了“四人帮”还把劳动人民分配上的差别，当作产生“两极分化”的论据，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打击迫害劳动好贡献大的群众，严重地挫伤了他们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因此，澄清来信中提出的靠劳动好挣钱多是不是资本主义的问题，不仅对调动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有重要意义，对于调动广大工人和一切劳动者的积极性，也有普遍意义。信中所写的材料典型生动，观点鲜明，语言尖锐泼辣，很有说服力，值得一读。
最近在农村采访，感到这个时期《人民日报》等报纸和新华社发表的有关农村经济政策的一些评论、文章和新闻报道，对于拨乱反正，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很有成效，深得人心。同时也感到还需要继续加强这方面的宣传。特别是解决基层干部和社员“心有余悸”的问题，需要多用他们容易理解的道理和事实，一个一个地解决他们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的具体问题。靠劳动好挣钱多是不是资本主义，就是其中的一个问题。
乍一听，把“劳动挣钱”和“走资本主义道路”联系起来提出问题，是天大的笑话，怪事。可是，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确实有这种劳动挣钱有罪的怪事。辽宁省彰武县哈尔套公社社员刘权，就遭遇到了这种怪事，受到了迫害。因此，把刘权的遭遇公诸于众，有助于澄清是非，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刘权是怎样一个人呢？他是哈尔套大队第五生产队的中农社员，家住村东头大黑山下，是个独门院子，有五间房，一家四代住在一起，共有二十口人。这一家人，在队里干活都是好手，就是在家里也没有闲人。由于日子过得勤俭，生活开始富裕起来。文化大革命以前，家里购置了一台旧缝纫机、一辆自行车，买了一个座钟和一块旧手表。他家的生产工具也比较齐全，还有一头过去当地政策上允许饲养的小毛驴，一辆自己做的小车。
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忽然飞来了横祸。一九七五年初，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时，“四人帮”另搞一套。他们在辽宁的那个死党窜到哈尔套搞阴谋活动，硬说刘权是个所谓“小生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有人听到这个死党的“新精神”，就写了一篇题为《中农社员刘权是怎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内部材料。叛徒江青看到这个材料，如获至宝，在北京一次公开讲话中，点刘权之名问罪。这一来，一个偏僻农村的普通社员，顿时成了赫赫有名的“大坏人”。一顶顶又大又黑的帽子，什么“发家致富”、“暴发户”、“冒尖户”、“顽固地走资本主义道路”、“模仿地主庄院，建立封建大家庭”等等，都扣到了刘权的头上。
一时间，刘权成了阶级敌人，被拉到哈尔套大队各生产队轮流残酷批斗。
刘权被批斗后，家破财光。门楼、院墙被扒了，坟地上的三棵大树被砍了，毛驴、小车充公了，四个儿子被迫分了家。孩子们流着眼泪不愿分，刘权说，你们走吧，不然咱还要挨批。现在刘权家里有七口人，只有刘权一个劳动力，去年挣了三千九百个工分，倒欠生产队三百元。刘权说：“现在我穷得叮当响，再不会批我走资本主义道路了。”
对农村人民公社社员来说，走资本主义道路，一般指的是弃农经商，投机倒把，贪污盗窃，雇工剥削等等。刘权是否搞了这些违法的事呢？当地的社员说，刘权一家是正经八辈的勤劳的庄稼人，没有搞过那些违法的事。可是批刘权的文章却说他是利用“资产阶级法权”，通过“合法”手段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在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居然可以“合法”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不是危言耸听的奇闻吗？
现在，我们来看看那篇揭发刘权的所谓罪行的材料，是怎样描写刘权“合法”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吧！
这篇材料说，刘权的第一条罪状是，“多种自留地，增加粮食收入”。具体内容有这样几项：在自留地上专种又粗又高能增产的高粱，每亩产量六百余斤；在房前屋后的空地上种粮食；在盖房子之前利用地基种了一茬粮食；三年困难时期开过一点荒地种粮食
（十五年以前刘权已把这点开荒地交给集体）。一个社员在集体分配给的自留地上，在自己所有的房基地上，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充分利用土地增产粮食，获得亩产六百多斤的高产，这有什么可以责备的呢？把这叫做“合法”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不明明是欲加之罪吗？
第二条罪状，叫做“发展家庭副业，搞商品生产”。材料说，他家“新媳妇都是编织能手，全家一年可以编二百多领席子。……前年盖了三间新房，实际成了编织作坊”。说他家“白天不得闲，晚上不得眠，一心想着钱，双手编的欢”。这一家人白天在队里劳动不得闲，晚上加班搞副业，每年卖给国家二百多领席子，这样做，对国家对集体对自己都有好处，怎么能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呢？
第三条罪状是，“利用（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缺陷，巧拉活计，多挣工分”。什么“巧拉活计，多挣工分”呢？原来是党支部书记分配刘权担任大队林场的护林员，每年给半个劳动力的工分，同时又让他兼当地国营林场的护林员，每月拿半份工资。刘权一人身兼二职，干两个人的事，树木看管得好，贡献多，理应多得，哪有“多挣”之罪。他利用了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什么“缺陷”呢？在“四人帮”眼里，“按劳分配”这个上了新宪法的社会主义原则，就是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缺陷”。这种“理论”上的屁话，比打砸抢的破坏性更大。不过，假左派常常忘记，“左”得出奇就会露出极右的尾巴。“四人帮”把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都反掉了，那不是就剥掉了他们身上那层“革命”的伪装，暴露了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狰狞面目吗？
最后一条罪状大得吓人，叫做“模仿地主庄院，建立封建大家庭”。这条“罪状”不妨原文照抄：
“刘权家二十口人，分工是：参加生产队（劳动）的四个儿子，不过问家务；八十岁的父亲专种菜园、蹲小市卖菜卖菜子，常年拾粪，种好自留地；三个儿媳妇（搞）家庭编织；他老婆烧火做饭，兼管养猪；上学的孩子负责拣饲草、放猪、放羊。”
象这样一个热爱劳动的家庭，是应当受到称赞的。刘权把全家劳动力最强的四个儿子，安排去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说明他热爱集体，先公后私。至于干那些家务劳动，也全然和地主、封建沾不上边。天下谁见过地主庄院里八十岁的老太爷种菜园又常年拾粪？谁见过地主老婆每日烧火做饭又喂猪，儿媳妇们农忙下地，农闲编席？又有谁见过地主家上学的小少爷打草放猪羊？把象刘权家这样勤劳的人民公社社员看作是地主，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照“四人帮”的这种反革命逻辑，全国劳动人民岂不都成了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分子”了吗？这不是对全国劳动人民的仇视和侮辱又是什么？正如哈尔套公社的社员们所说的：“把社员搞得一分钱也没有了，才是‘四人帮’的社会主义。”
那些批判刘权的文章中说刘权是个“冒尖户”。说得又对又不对。说它不对，是因为刘权这一家人不是冒资本主义的尖。说它对，是因为刘权家在以下三个方面的确比一部分社员冒了点尖：首先，这一家人在劳动方面有点冒尖。其次，对国家，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贡献有点冒尖。这一家人五个整劳力全年在生产队里干活，三个妇女有小孩，农忙下地，全家每年在队里做两千多个劳动日，这就是很大的贡献。他家的老人妇女小孩都劳动，每年要卖给国家两百多领席子，两头二百来斤重的肥猪，还有蔬菜供应市场。第三，他家的生活也有点冒尖，生活资料、生产资料比当地有些人多一些。其实，按稍微高一点的标准说，他家并不富裕。据队里的干部、社员计算，刘权一家平均每人每年收入只有八十多元，扣除四十五元到五十元的口粮钱，每人平均一年收入三十多元，是个中等收入的人家。所以，照我们看，刘权这三个方面的“尖”还冒得不够。如果全国每一家农民在这三个方面都大冒其尖，中国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可是，如果新宪法上规定的“按劳分配”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不能得到贯彻，上面说的那三个尖就冒不出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就搞不起来。如若不信，请看哈尔套在批判刘权以后的严重后果吧！
“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死党拿刘权开刀之后，在哈尔套大割“资本主义尾巴”，一下子把社员的自留地收回一半。自留地上不准种能够多增加收入的经济作物，谁家种了“四辣”（葱、蒜、辣椒、黄烟），就给拔掉。社员家的院子里种倭瓜，爬上了墙头，就说“资本主义伸了脖子，探了头，占领了社会主义空间，拔掉”。社员在工余时间编席搞副业生产，就说“谁编席谁想发家，批他”。社员把席拿到集市上去卖，就说“小生产长了翅膀，飞到集市上，要拔毛”。结果把好端端一个哈尔套公社搞得人心散了，产量降了，东西少了，社员穷了。全公社九十六个生产队有二十九个吃国家返销粮，二十七个平均劳动日值在三角钱以下。刘权所在的第五生产队，一个劳动日值减到了只有五分钱，全年每人平均收入只有两元七角。全队户户欠生产队的钱，生产队欠国家贷款一万多元。哈尔套是彰武县炕席产地，过去供销社每年要收购十六、七万张，一九七六年只收购五千张。哈尔套大队家家会种菜园子，过去只是大葱一项，每年就调给阜新市十二、三万斤。一九七六年不仅没有外调葱，社员吃的大白菜也要从阜新市调来供应。有的社员愤怒地说，“四人帮”装“左”行右的时候，搅得低头是“资本主义”，抬头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没影了，可他们这帮真正的资本主义倒时兴起来了。
当然，回过头来说，刘权是个中农，自然有小生产者思想的残余。比如他曾经对参加农业合作社犹豫观望过，现在也应该象对农民不断地进行思想教育一样，对刘权灌输社会主义的思想。但是，刘权一家勤奋劳动，对国家多做贡献，靠劳动好多增加收入，是光荣的，是应该鼓励的。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哈尔套的干部、社员无不欢欣鼓舞。刘权一家在政治上又翻了身。这里的领导班子调整了，农村经济政策也逐步在落实，炕席生产又恢复了，去年冬天，供销社收购了十五万张。 邱原 高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