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揭穿一个政治骗局
——《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真相
编者按：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在“四人帮”控制下，加“编者按”转载了《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在全国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接着，又加“编者按”发表了小学生答复王亚卓同志的信，使提出正确意见的三位同志惨遭政治迫害。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我们发表了王文尧、恩亚立、邢卓三同志写的题为《揭穿“王亚卓事件”冤案》的文章，为这三位同志平了反，并在“编者按”中表示：我们要“彻底揭批‘四人帮’利用《人民日报》这块舆论阵地所犯的一切罪行，一笔一笔算清楚”。
最近，我们有机会看到这位小学生的全部日记，并向有关方面调查核实。调查结果证明，所谓《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完全是适应“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政治需要，蓄意编造出来的，是一个政治骗局。
粉碎“四人帮”后，小学生事件拖了近二十个月，现在总算基本上弄清楚了。这是一件大好事。它再次说明欺骗是不能持久的，谎言是掩盖不住的，一桩桩，一件件，到头来都会水落石出。
（一）
“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在教育战线制造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使各级各类学校遭到巨大的破坏。《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就是一个突出的反革命事件。
在这个问题上，《人民日报》是有帐的。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指使其在《人民日报》的心腹，转载十二月十二日《北京日报》刊登的《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以及《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语。《人民日报》在自己的按语中，吹捧这个小学生“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开火，生动地反映出毛泽东思想哺育的新一代的革命精神面貌”。姚文元还指令《人民日报》转载《北京日报》这个材料时，配一个中关村一小“形势大好”的“简短新闻”，从另一个侧面来肯定小学生的信和日记。“四人帮”在北京的那个女黑干将在这个新闻中加上了“要看到资产阶级右倾势力的危险性，要向他们应战”一句，公开表明了“四人帮”炮制这个黑典型，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罪恶目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出笼后，“四人帮”就开动他们手中控制的各种舆论工具，把一个十二岁的五年级小学生，吹捧成“可爱的革命小将”、“反潮流英雄”。
“四人帮”树起了这样一个“革命小将”，便立即在教育战线掀起大批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所谓“师道尊严”的恶浪。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后刚刚恢复教学秩序的学校，又被糟踏得不成样子。就拿北京为例，短短几个月内，仅学校的玻璃，就被砸碎二十多万平方米；好的校风、学风遭到极大的破坏。广大干部、群众、家长，无不对此痛心疾首，而“四人帮”及其黑干将却得意洋洋，称赞这“是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反抗”，是对“师道尊严”的“惩罚”，夸奖小将“造反精神”“可爱极了”。事实充分说明，《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出笼，大批“师道尊严”，大树“反潮流”人物，是
“四人帮”篡党夺权反革命阴谋的组成部分。这一滔天罪行，必须彻底清查，彻底批判。
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人民特别是教育战线的广大师生、干部，一直强烈要求揭发批判“四人帮”炮制《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的罪行。最近，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期间，一个署名“钟诚”的教师给大会写信，对长期不认真揭批“四人帮”炮制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事件，义正辞严地提出了批评，反映了教育战线广大干部和师生的呼声。为此，我们进行了一些调查。大量事实证明，所谓“不能完全否定‘师道尊严’存在”、“日记确是小学生本人所写，内容已经查证落实”云云，完全是欺人之谈。现在，我们向广大读者披露“来信和日记摘抄”的真相，以便进一步揭批“四人帮”的罪行。
（二）
五年前，《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在《北京日报》发表的前夕，当着有人跑来跑去“调查”的时候，中关村一小的同志曾气愤地指出：“这完全是一出戏”。事实正是这样。
所谓小学生的“来信”，完全是在小学生家长的指令下制造出来的。也可以说，“小学生的来信”，实际是“小学生家长的来信”。请看事实：
小学生家长在“来信和日记摘抄”出笼前两个月，即一九七三年十月间，别有用心地进行了频繁的活动。
十月十六日，小学生家长到中关村一小找班主任谈话。这时正是那个小学生和班主任的矛盾比较“尖锐”的阶段。可是小学生家长在班主任面前，根本不提及那个小学生同老师之间的关系问题，只是问班里的同学对这个小学生有什么意见。同时，他背着班主任，向在校的同学们调查班主任是不是学校领导成员，是不是党员，并向同学们发泄他对班主任的不满。
十月十八日，小学生家长给中关村一小党支部和班主任老师写了一封洋洋数千言的信。说什么“一个小学生在日记中说出自己对老师的意见，如果在文化大革命前是不可想象的”，“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具有深远的意义”。他“写这封信也不是××一个孩子的教育问题，通过这件事的解剖，有许多问题是值得引起人们的研究”。
十月十九日，小学生家长又跑到海淀区教育局“反映情况”。他从那里听到了“师道尊严”这个词，但不解其义，回到本单位立即向一个同志询问“师道尊严”是什么意思。于是，在十月二十日的“小学生”日记上，“师道尊严”这个词就第一次出现了。
十月二十一日，用小学生署名的所谓反“师道尊严”的“来信”，便以“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这样一句上纲很高的话作结尾，一式几份，分别寄给《人民日报》、《北京日报》、《文汇报》、《北京少年》。
十二月十二日，《北京日报》于一版头条位置，发表了《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当时就引起人们的普遍怀疑：一个小学五年级的孩子，怎么可能写出这样带有严重政治性的信？熟悉小学生的老师也认为，象“来信”结尾那样的长句，小学生根本不会使用，背后肯定有人唆使、操纵和支持。果然，现在查明，小学生的“来信”，基本上就是小学生家长给学校党支部和班主任那封长信的第五个自然段的内容，“来信”中最厉害的话，如说老师批评她“拆老师的台”，“打击老师威信”，“恶毒攻击老师”，她认为老师是“压制民主”，“打击报复”这些话，同家长的信一字不差。其他，如“班里还出了简报，点名批判我的日记。……甚至个别同学提出把我‘批倒批臭’的口号”一段话，也基本上同其家长信中的话一样，只是语言、人称上有些改动而已。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被“四人帮”树为“反潮流英雄”的小学生“来信”的真相。
（三）
小学生的“来信”是伪造的，那么，为“来信”提供根据的“日记摘抄”，又是怎样一回事呢？
最初，用小学生署名向几家报刊寄出那封信时，并没有日记。见报时才增加了“日记摘抄”。我们看了这个小学生一九七三年的全部日记，经过对比分析，不难看出，“日记摘抄”同样是为了迷惑视听而歪曲、编造出来的。
小学生的日记从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三日起，到十一月五日止，共一百四十篇。九月四日以前的所有日记中，没有任何一处反映出师生之间有对立。相反，倒是几次提到班主任对她的帮助和教育。例如，小学生在六月九日的日记中，记述了两个同学指出她不虚心，同学一给提意见，“就凳（瞪）眼睛”，“老师批评时也不服气，由（尤）其当上红小兵以来很严重”。这是“说明我当上红小兵以后骄傲自满，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六月二十一日的日记，详细记述了她对班主任严格要求学生的认识。这天全班小学生参加修篱笆。班主任看见他们修得不合要求，让拆了重修。这个小学生写道：“这时我才意识篱笆修得是很不好，左看右看不合式（适），老师说得对，老师这种认真精神值得我学习”。班主任也在这个小学生的日记上写过一些评语，如“写得认真”，“希望为革命努力学好外语”等，给予鼓励。事实表明，这里记述的是尊师爱生的关系，哪有什么“师道尊严”可言。
再看小学生反映和班主任闹矛盾的日记，即九月五、六、七、二十八日，十月一、十三、十六、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九日的十一篇日记，这该是“师道尊严”的真凭实据了吧！但是，许多事实又都是小学生自己也否定了或基本修正了的。这十一篇中间，就有三篇是小学生检查自己的错误，或说明自己批评老师不当的。例如，九月六日的日记，是检查五日在课堂上当老师批评一个同学的错误时，自己表现不好的。又如，十月一日的日记，小学生分析和检查了三篇日记（“日记摘抄”中九月五、七、二十八日三篇）的缺点，说，“第一次提意见是因为一次老师批评我，我发现了一些语句不够确切。……第二篇日记我是全为帮助老师而写下的，……现在我认识到对老师有意见可以提，但又得保证有利于团结，我认识到我的态度是非常不好的，今后一定改正。第三篇日记我是完全在情绪上写的，所以这篇日记写得很不好，今后一定改正。”十月二十九日小学生还在日记中总结检查了“最近两个月”自己和老师闹矛盾，“影响了老师工作，也影响了自己学习”，表示今后要和老师搞好团结。老师批评学生有“一些语句不够确切”，就是大搞“师道尊严”？小学生“在情绪上”对老师提了批评，就是敢于“反潮流”吗？当然不能。正因为如此，这些日记就在“摘抄”者的手中“落选”了。
但是，“日记摘抄”中，确实把“师道尊严”说得很严重，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见报的六篇“日记摘抄”，我们不一一说了，只看两个实例，事情就一目了然。例如，十月十九日的日记，全文九百字，经过“摘抄”，用了一百四十字。小学生在这篇日记中集中记录了那段时间老师对她作的十多条批评，编者只“摘”了四条。老师严正向这个小学生指出的：“在这次斗争中，你反潮流反错了，你把老师当作反潮流的对象反，反错了。毛主席是提倡领导有一点缺点就反吗？”这些话被删去了；老师揭露小学生的父亲在后面捣鬼，制造师生对立的话，如“小学生对老师提意见过头了一点，只能说明小学生比较幼稚，这话不可能是你写的，是别人教你的”，也被删去了；老师旗帜鲜明地反对乱扣“师道尊严”大帽子的话，被删去了；老师告诫这个小学生对同学的一些错误，不应当“上纲到政治性错误”的话，也删去了。又如九月二十八日的日记原来写着：“今天，老师批评我不该给你（指老师）提意见，说什么（我）老不承认错误，就抓住老师的一句话不放……对不起，以后我有意见，还是要提的。”编者“摘抄”为：“今天，老师批评我不该给他提意见。对不起，以后我有意见，还是要提的”。经过这样“加工”的“日记摘抄”，老师被渲染成为“师道尊严”十足，连学生提点意见也不接受！
还需要指出的是，报纸上刊登的几篇日记本身，不全是当时的真实情况。本来这个小学生到五年级时还不是红小兵，这说明她确实有缺点。正是刚刚接手五年级的班主任，看到她的学习、纪律、劳动等方面都有进步，才把她发展为红小兵。这年下半年，班主任发现这个小学生由于受家长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在参加劳动、遵守纪律、师生关系、同学关系等方面有明显的退步。老师出于关心，曾多次对这个小学生进行教育，这无疑是对的。即使老师的工作方法简单生硬一点，甚至有一些错误，学生提出意见，提出批评，这与“师道尊严”有什么相干呢！如果老师对学生进行这些批评和教育，就是“师道尊严”，那么，教师还要不要教育学生，要不要管学生，要不要指出学生的缺点、错误？教师对小学生只能说是，不能说不，还要教师干什么！
事实被歪曲了，是非被颠倒了，于是一个十二岁孩子被树成“反潮流英雄”、“可爱的革命小将”。“四人帮”那两个黑干将当时就吹捧小学生，说什么“一个很小的小学生提出了一个大问题”。从此，这个小学生就被吹捧为不可一世的“风云人物”，又是请她在报上写文章，大会作报告，又是上银幕，赴宴会。
“来信和日记摘抄”抛出以后，虽然人们普遍怀疑这个“典型”的真实性，但没有人认为是小孩子的责任。北京内燃机厂一位老工人当时就给小学生写信，要她“想想那些把你捧起来的人是些什么玩艺？为什么拿一个五年级的小学生做文章，又为什么竟借题发挥，当然你还小容易受坏人影响，但我相信随着历史的演变，你一定会明白”，严肃地指出此事是背后有人导演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大家看得更清楚了，批判的矛头始终对准“四人帮”。
欺骗不能持久，谎言终究掩盖不了事实。“四人帮”炮制《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的真相，终于被揭露出来了。这是一件大好事！其实，在这个事件中，小学生是无辜的，是受害者。现在彻底揭露“四人帮”炮制这个事件的罪行，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也是为了消除“四人帮”给小学生造成的压力，并使小学生从这个事件中吸取有益的教训。
在“四害”横行的时候，《人民日报》转载了“来信和日记摘抄”，欺骗了广大读者，起了极恶劣的作用。我们决心和广大师生、干部一起，继续深入揭批“四人帮”这一罪行，彻底肃清其流毒。
本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