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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扬大庆好传统 保持产品高质量
大庆石油化工总厂建厂十四年，年年完成或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全部产品出厂合格率十一年都达百分之百
新华社大庆五月十七日电 在大庆石油化工总厂质量检验处的统计表上，填写着这样的记录：建厂十四年，年年完成或超额完成国家生产计划，全部产品出厂合格率除三年为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外，其他十一年都达到百分之百。
这个记录，凝聚着这个厂广大职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一片忠心，是他们十几年如一日坚持质量第一方针的结果。
质量负责制是大庆岗位责任制度八项主要内容之一，坚持质量第一，是大庆的优良传统。十几年来，他们严格执行质量检验制度，做到产品不合格不出厂，包装容器不符合标准不出厂。同时，对重点用户每年走访一次，认真听取用户对产品质量的意见。对用户的意见和要求，他们有问必答，尽一切力量帮助用户正确、合理地使用产品。去年五月，一家用户反映这个厂的产品质量不合格，他们立即派人带着检验仪器赶去。检验结果，产品是合格的，是用户的检验仪器不符合国家标准，操作人员缺乏经验。于是，派去的同志帮助用户调整了仪器，掌握操作技能，受到用户的好评。
大庆石油化工总厂职工在工作中坚持“三老四严”、“四个一样”，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化纤厂抽丝车间四班长刘影川，为了使产品成为一等品，有一段时间起早贪黑，和其他同志一起反复进行试验，把腈纶丝上一种有害物质的含量从千分之三降到了千分之一。他所在的班被称为“老一等班”。这个厂的许多工人对待产品质量一丝不苟，如发现有不合格，便立即分析原因，不搞清楚不罢休。化验车间化工组的工人，有一次发现经过化验待运的硝铵的样品中，有的不符合规定标准，便立即戴上防毒面具，到装硝铵的整趟列车上又重新化验了一遍。
大庆石油化工总厂广大职工为了坚持产品的高质量，十分注意苦练基本功。厂党委领导成员带头每周学习一个晚上的生产技术知识。各分厂、车间也举办各种类型的业余学校和技术培训班。学习班定期对学员进行考试，规定不及格者不能单独顶岗。同时，全厂职工还开展岗位技术练兵，涌现出了一大批“活流程”、“百问不倒”和“全能操作工”。工人技术操作水平的提高，有效地保证了产品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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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齐奥塞斯库同志到达广州访问
受到韦国清等广东省、广州部队、广州市负责同志和群众的热烈欢迎
广东省委、省革委会宴请罗马尼亚贵宾，李先念同志陪同访问
新华社广州五月十七日电 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和夫人埃列娜·齐奥塞斯库，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和夫人林佳楣，外交部副部长余湛陪同，今天下午乘专机从北京到达广州进行访问，受到热烈欢迎。
到机场热烈欢迎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委会主任韦国清，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共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广州市革委会主任焦林义，广州部队副司令员欧致富，以及广东省、广州市党、政其他负责同志刘田夫、李坚真、梁湘、杨应彬、钟明、罗范群等，以及群众三千多人。
下午五时许，罗马尼亚贵宾乘坐的专机在飘扬着中罗两国国旗的白云机场降落。齐奥塞斯库同志和夫人走下飞机，韦国清等同志迎上前去，同罗马尼亚同志热烈握手。两名少年儿童走上前去向齐奥塞斯库同志和夫人献了鲜花。当齐奥塞斯库同志和夫人绕场一周同欢迎群众见面时，男女青年挥动着花束彩带，跳起了多采多姿的《迎宾舞》。
今天，广州市主要街道上空悬挂着一幅幅欢迎标语，无数彩旗迎风招展。当罗马尼亚同志乘坐的车队进入市区前往宾馆时，沿途成千上万群众夹道欢迎，热烈鼓掌，表达广州人民对齐奥塞斯库同志和夫人的敬意，表达中国人民对罗马尼亚人民的友好感情。
今晚，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举行宴会，热烈欢迎齐奥塞斯库同志和夫人等罗马尼亚贵宾。
李先念同志和夫人林佳楣，余湛副外长，出席了宴会。
韦国清同志首先在宴会上祝酒。他代表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革委会和全省共产党员、全省人民，向齐奥塞斯库同志和夫人以及全体罗马尼亚战友表示热烈欢迎。
韦国清同志说，中罗两国人民的共同斗争和深厚的情谊，两国友好合作的纽带，把我们紧紧连结在一起。他说，我们把罗马尼亚人民在国际事务中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胜利，看成是自己的胜利。我们衷心祝愿罗马尼亚人民在实现罗共十一大和全国代表会议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中取得更大胜利。
齐奥塞斯库同志在祝酒时，对韦国清同志和广州市人民给予的热烈欢迎表示感谢。他说，我们把你们的欢迎看成是罗中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表现。
他说，我同华国锋主席和中国党政其他领导同志的会谈，得出了共同的结论，那就是，我们双方要作出一切努力，来发展罗马尼亚共产党同中国共产党、罗马尼亚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我以特别满意的心情指出，罗中关系的各方面正在获得发展。我要指出，我们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达成的协议，为我们双方关系的发展开辟了光明的前景。
齐奥塞斯库同志热情祝贺中国人民在各方面取得新成就，祝中国人民不断加强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周围的团结。
宴会自始至终洋溢着热烈亲切的气氛。
今天下午，齐奥塞斯库同志和夫人等罗马尼亚同志离开北京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耿飚，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等，到机场送行。
随同齐奥塞斯库同志和夫人来广州的还有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格夫里列斯库和夫人。我国外交部副司长项钟圃、刘华，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李庭荃和夫人，也陪同罗马尼亚同志到达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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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人帮”与林彪
申涛声
“四人帮”与林彪的关系，对于广大革命人民来说，曾经是一个“谜”。他们究竟是冤家对头还是一家老少？他们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性质的矛盾？“四人帮”又是怎样摇身一变而为反林“英雄”的？现在，作为我党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终结，林彪和“四人帮”都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是到了解开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个“谜”的时候了。解开这个“谜”，有助于我们掌握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本是一丘之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大革命。跟历史上任何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一样，各个阶级，各种人物，都会趁潮而起，为着不同的目的，呼喊着，斗争着。林彪与“四人帮”，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潮流翻卷起来的恶鬼。他们打着革命的旗号，大干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勾当，妄图把这一政治大革命变成他们当“国家主席”、当“党的主席”、当“女皇”的垫脚石。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一股反革命逆流。
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兴未艾之时，林彪总结他的反革命经验，抛出了一句“名言”：“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他一面捏着枪杆子不放，伙同几个死党，妄图以枪指挥党；一面又狠抓笔杆子，把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等都罗致麾下，专门为他炮制各种反革命舆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之流都是搞文艺发迹起家的，有的兼擅策士的本领，他们结伙拜谒在林彪座下。林彪有这文武两支队伍，组成一个黑司令部，恶狠狠地向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来了。
林彪反党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下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四人帮”伙同林彪所干的罪恶勾当，更是擢发难数。现择其要者，披露如下：
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一九六六年二月，以林彪委托江青为名，策划了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座谈之前，林彪就吹捧江青“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会议期间，受林彪“委托”的江青又“委托”了一个在部队里没有任何职务的张春桥到会座谈，摇旗呐喊。这样委托来、委托去，正好说明了他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就在这个“座谈会”上，抛出了臭名昭著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座谈纪要送到林彪反党集团另一个挂帅人物、反共老手陈伯达手里，陈伯达犹嫌美中不足，提了两条意见。一曰十七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这很重要，但只是这样提，没头没尾，必须讲清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继续和发展。一曰要讲一段江青领导的戏剧革命的成绩，那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东西；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江青一听，喜出望外，便命“老夫子”亲自修改。这帮野心家、阴谋家费尽心机合伙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其险恶用心，就是从文艺打开缺口，进而“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其“改朝换代”的狼子野心。果然，以此为始，犹如黄河堤决，浊浪滔滔，什么“教育黑线专政”、“公安黑线专政”相继出笼，新闻、出版、科技、体育……都是“黑线专政”，光明的社会主义中国，瞬息之间被这些魔鬼弄得一团漆黑。
抛出耸人听闻的“政变经”。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长期不读书、不看报、不开会的林彪，忽然在一次会议上大谈冒充阶级斗争理论的“政变经”。他从古代谈到现代，从中国谈到外国，一口气抛出了几十条政变资料。这些资料就是张春桥之流卖力搜集、整理成篇的。林彪粉身碎骨以后，“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曾问张春桥：那个“政变经”可以不可以批？张春桥说：“林彪那个政变经怪不得参加整理的那几个同志，他们还是好的。”这个余党马上心领神会，原来“政变经”“就是张春桥给整理的”。他们狂叫“世界政变成风”，制造“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的谣言，以此来混淆视听，转移目标，掩盖自己的反革命野心。毛主席早就察觉这个讲话气味不对，曾经指出：“这个问题，象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事态的发展证明，要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正是他们自己。一九七○年八月，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突然袭击，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集团妄图谋害毛主席；一九七六年十月，毛主席逝世不久，“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企图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不正是向那些历史上的政变“取经”变为他们的反革命行动吗？
炮制“活学活用”“三十字经”。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林彪发表《再版前言》，七拼八凑地编造了一套实用主义的“三十字经”，即“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杆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这个臭名昭著的“三十字经”，破坏了毛主席树立的党的学风，篡改、割裂毛泽东思想的完整体系，严重地损害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光辉，为林彪伪装毛主席的“亲密战友”起了涂脂抹粉的作用。现已查明，《再版前言》及其“三十字经”，就是张春桥参与炮制的，林彪连一个标点符号的“贡献”都没有。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张春桥在上海召开的大学工农兵学员座谈会上，针对群众要批“三十字经”说：“你们批这个干啥，林的《再版前言》是我写的，林彪不过是签个名。”张春桥的本意是想扼制群众的批林运动，但无意中暴露出他们与林彪早就勾结在一起了。
“大树特树”“绝对权威”。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六日，林彪在一封信中假惺惺地说，要在“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突出毛主席的伟大作用，树立毛主席的绝对威信”；接着又在八月九日的谈话中大讲“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四人帮”这伙“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也跟着鹦鹉学舌。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四日，经张春桥修改、签发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修改党章小组简报第九期写道：“大家强烈要求在新党纲、党章中，大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进一步提高林彪××的崇高威望。许多老工人说，有林×××做毛主席的接班人，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可以放心了。”张春桥改定的这段话，重点显然在后面，即“大树”林彪的“崇高威望”。毛主席看出了这伙政治骗子的险恶用心，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明确指出：“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林彪就是被“四人帮”一伙“大树特树”起来的，树得高，垮得也快。
鼓吹所谓“三大助手”。林彪在军队中的死党狂热吹捧林彪，到处散布“三大助手”论。说什么恩格斯、斯大林、林彪这革命导师的“三大助手”中，“林彪是最好的助手”、“最光辉的助手”。“四人帮”也不甘落后，加入了这无耻的大合唱。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经张春桥修改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修改党章小组简报第二十五期写道：“要求在党纲中进一步提高林×××的崇高威望，有的同志说，林×××捍卫毛泽东思想，象当年恩格斯捍卫马克思主义、斯大林捍卫列宁主义一样，林×××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他们如此起劲地叫卖“三大助手”论，其目的是要把林彪抬出来，夺毛主席的权。
死整老干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不止一次地胡说：这次运动“就是一个批判干部的运动”。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林彪在大区书记会议上干脆叫嚷：“对老干部，有的要烧，有的要烧而不焦，坏的是烧焦。”一九六七年四月，张春桥跟着鼓噪：“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批老干部，解决老干部的问题，无论是谁都逃脱不了。”他们煽动“打倒一切”、“改朝换代”的反动思潮，把群众运动的烈火引向广大革命老干部，严重破坏了毛主席的干部政策。一九六七年九月，张春桥在上海的一次会议上洋洋得意地说：“今天到会的全是造反派头头，到会的没有旧市委、旧人委的人……真是有改朝换代的样子了。是要改朝换代呀！”死整革命老干部、取而代之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制造全面内战。“四人帮”伙同林彪反党集团，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性质曲解为全面内战，全国大乱。一九六七年初，叛徒江青就对林彪一个死党说：“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去抓了这个仇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去抓。”她们把文化大革命运动变成了“抓仇人”的运动。接着江青又抛出了个“文攻武卫”的反动口号，形成全面内战，口手并用，刀枪并举，根本搞乱了阶级阵线。林彪还嫌没有“乱翻了天”，他为了乱中夺权，在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的一次讲话中煞有介事地出来总结“乱”的四种情况：“好人斗坏人，应该”；“坏人斗坏人”，“以毒攻毒”；“坏人斗了好人”，“锻炼了自己”，“吃点苦头”，“尝到很大的甜头”；“好人斗好人”，“可以从中得到教训”，进一步煽动全国大乱，严重地破坏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毛主席曾经说过，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错误，一是打倒一切，一是全面内战。刮起“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两股黑风的，正是林彪和“四人帮”一伙。
煽动反军乱军。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关锋、王力等人在一个材料里提出了“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动口号，送江青，江青不便专擅，诡秘地嘱送林彪“批示”；林彪正中下怀，秃笔一挥，“完全同意”，于是一把打倒革命老干部的火又烧到部队里。三月二十日，林彪又在军级干部会议上蛊惑人心地提出：“带着枪杆子的”修正主义路线比没有带枪杆子的还危险。在他们煽动下，一些发了狂的“勇敢分子”纷纷出动，到处挖“带枪的”修正主义路线，到处揪“军内一小撮”，从地方乱到部队，妄图毁我长城。他们合伙树起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林×××直接指挥”的大旗，妄图篡夺毛主席对军队的指挥权。这些反革命活动有力地表明了反革命的枪杆子和笔杆子加紧勾结，狼狈为奸。
照相露狰狞。林彪在讲话中一再声称：“我没有别的本事，就是依靠主席的指示”。“四人帮”也一向吹嘘林彪“学得最好”。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反毛主席的阴谋已经暴露，自称一向“反林彪”的江青，还在“大树特树”林彪，精心拍摄了林彪“专心致志”读毛主席著作的照片，发表在一九七一年七、八期合刊的《人民画报》上。一九七一年十月十四日张春桥在一个连队的座谈会上自供：“《人民画报》出版时，江青给他照了一张照片，好心好意地登在《人民画报》上。江青还征求我的意见。我看了都同意的。我们都是好心人啊！当时总理有一张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照片很好。林有几张照片，但就是没有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当时觉得是副统帅，又是学得最好，这样不好，人家会有意见嘛，又请江青给他拍了一张。”真是欲盖弥彰。那怕他说上一千个“好心”，也只能说明他们本是一丘之貉。他们拍照的用意很明确：贬低人民的好总理，“大树特树”根本不读书、大反毛主席的林彪。正因为如此，江青才那样卖力地左拍右拍，“呕心沥血”。林彪的这张照片，可说是他的一幅“遗像”，也是“四人帮”参与林彪反党集团的一张“身份证”。林彪垮台，这张照片给“四人帮”多少带来点麻烦，致使江青“象吃了苍蝇一样”（张春桥语），吐不出，赖不掉。
百般为林彪辩解。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仓惶出逃，自我爆炸。对于他的罪行，人人闻而切齿。可是就在十月中旬，张春桥在上海召开驻沪三军座谈会及其它一系列座谈会，百般为林彪的罪行辩解。他胡说什么林彪“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是拥护毛主席路线的”，“比较起来，他的错误少一些，也做了一些好事”，等等。张春桥如此急切地明目张胆地为林彪的罪行辩护，也就是在为自己的丑恶行径辩解。但辩解越多，越能说明他们是臭味相投的同伙。
一桩桩，一件件，都确凿地证明了“四人帮”与林彪本是一丘之貉。“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革命的同志，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块了；反革命的野心家，也为了一个共同的反革命目标，滚成一团了。林彪集团和“四人帮”过去也许还鸡犬不闻，素昧平生。他们之间，既不会有“文字协定”，也没发表过“联合声明”。但是，共同的阶级本质和历史根源，共同的反革命野心，共同的复辟资本主义的迷梦，决定了他们在某种政治气候条件下，必然会紧紧地扣在一起。文化大革命的兴起，浪涛滚滚，给了这些反革命小丑以跳梁的机会，他们“本是同根生”，“大方向”又完全一致，怎能不心心相印、休戚与共呢？
出于林而胜于林
“四人帮”与林彪反党集团的所作所为，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但在表现形式上，各有其特点。“四人帮”比林彪集团更狡猾、更阴险，伪装得更巧妙，更富有“理论”色彩，一时更不容易被识破。
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林彪抛出了“要设国家主席”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四人帮”则花样翻新，提出了“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利用这个“三段论式”来为自己篡夺最高领导权扫清道路。
“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在林彪时期就有了雏形。他们合伙整老干部的时候，林彪给革命老干部罗织了一大堆罪名，其中一个就是“民主派”。在一次咒骂我们几位老帅的时候，林彪凶相毕露地说：“这些犯错误的同志，在民主革命的时候，他们倒是很革命的。可是到了搞社会主义的时候，他们就不积极了，就消极了，以至转到反对了。”“民主派”这顶帽子到了“四人帮”手里，经过加工制作，就成了他们祭将起来打倒别人的法宝。他们在“民主派”上做足文章，凡是革命的老干部，都难逃“民主派”到“走资派”的厄运。
反革命政治纲领的这种差别，反映了“四人帮”的政治地位与林彪不同。林彪还有一点“资本”，而且已经窃得了“副统帅”的高位，“接班”似成定局，所以他篡权心切，溢于言表。而“四人帮”完全是赤身裸体的赌棍，想篡夺最高领导权，还得扫除种种障碍，才能更上一层楼。另外，“四人帮”比林彪更狡猾。林彪的政治纲领野心毕露，“四人帮”则拐个弯，把赤裸裸的政治野心笼罩在灰蒙蒙的理论云雾之中，叫不少人难以识别。“四人帮”的这种狡猾性和欺骗性，反映了他们这伙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鲜明特点。
林彪反党集团的《“571工程”纪要》是极右路线的大杂烩。它直接把矛头指向毛主席，诬蔑、诅咒，无所不用其极。它把社会主义制度诬蔑为“社会法西斯主义”，要彻底推翻，建设他们的“真正社会主义”。它代表了一小撮地富反坏的呼声，要使这些反动派“得到真正解放”。它把社会主义说得一无是处。它对外投降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要跟苏“秘密谈判”，置于苏“核保护伞”之下。其最终目的，就是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四人帮”的路线，是林彪路线的恶性发展。他们篡改毛主席指示，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他们把毛主席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全盘否定，统统说成是“黑线专政”。他们反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反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们反军乱军，揪“军内走资派”，妄图毁我长城。他们颠倒敌我，给一小撮新生反革命分子、流氓、打砸抢者戴上“先进分子”的桂冠，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他们疯狂摧残社会主义文化和经济。结论是：“他们的路线，右得不能再右了！”
林彪和“四人帮”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极右路线的手法，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毛主席的力量，搞假左真右。
林彪一伙常常相互提醒：走路不要走到毛主席前面去，不要忘了带“语录”，要“言不离主席”。他们唱着“高举”、“紧跟”的高调，好象比谁都革命。他们会大搞形式主义，搞什么“早请示、晚汇报”，跳什么“忠字舞”，建什么“忠字塔”等等，一旦露出狰狞面目，特别是他们谋害毛主席的武装政变计划，更使人们认识了他们的“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两面派本质。
“四人帮”的阴谋手法玩得更精熟，更使人眼花缭乱。他们最善于接过革命的口号填进自己反革命私货，明里“竭诚拥护”毛主席的每一战略部署，暗中却竭力另搞一套。毛主席号召批林批孔，“四人帮”却从来不批林，假批孔，批“周公”；毛主席号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四人帮”却大反“经验主义”，在资产阶级权利问题上制造混乱，破坏无产阶级专政。连毛主席对《水浒》的评论，他们也要抓住大做文章。他们不谈“投降派”，却胡说什么宋江架空晁盖。“四人帮”伪装革命，“左”得可怕，右得也更彻底。
任何一个篡党夺权的阴谋集团，都要网罗一批亲信，作为它的依靠力量。林彪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写得十分清楚：由潜伏在我们部队里的一小撮林彪死党、爪牙、打手组成的“联合舰队”是这个反党集团的“基本力量”。“四人帮”则把反党的触角伸向社会的各个角落，搜罗一堆叛徒、特务、卖身投靠的野心家、捞一把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打砸抢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组成一个资产阶级帮派体系。而其骨干分子，如马天水，是出卖灵魂的“老干部”，窃据领导职位的走资派；如翁森鹤、陈阿大，是流氓、暴发户；还有一批专事炮制反革命理论的无耻文人、反动知识分子。这批人虽然数量不多，但能量颇大，其中不少人篡夺了一个地区、部门的领导权。他们的手伸到哪里，哪里的革命和生产就被糟蹋得不成样子。在这一点上，“四人帮”也是出于林而胜于林的。
当然，无论是林彪还是“四人帮”，不管他们怎样虚张声势，怎样培植党羽，他们只能把这些“由所有各个阶级中淘汰出来的渣滓、残屑和糟粕看成他自己绝对能依靠的唯一阶级”。这就注定了这一小撮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分子，必然以彻底灭亡而告终。
如 此 反 林 “英 雄”
林彪反党集团垮台了，然而跟林彪亦步亦趋、如影随形的“四人帮”，却一眨眼变成了反林、批林的
“英雄”。这是“四人帮”的又一张画皮，必须把它扯下来。
文化大革命初期，“四人帮”立足未稳，正如菌子长在烂木上一样，要凭借着林彪这棵“大树”；林彪也要搜罗党羽，以壮阵容。那时他们的关系融洽得很。但是，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他们的地位和权力的相应变化，他们之间就产生了矛盾。“四人帮”所以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跟林彪闹起矛盾，不是因为他们和林彪之间有什么“路线斗争”，而是因为他们狡猾，善于变色，惯于见风使舵。在一系列的事变中，他们察觉到毛主席已在不断纠正林彪的错误。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主席已经看透了林彪，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谨防林彪篡党夺权。对于这些，“四人帮”心里当然都明白。因为过去他们跟林彪关系很深，所以要做一点反林的姿态以示他们与林彪集团保持一定的“距离”。万一林彪垮台，他们可以滑脚，还可乘机捞一点政治资本，骗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信任。这就是“四人帮”的投机家的面目，就是他们和林彪反党集团之间所谓“矛盾”的本质所在。
既然如此，“四人帮”又是玩弄了什么魔法，俨然成为正确路线的“代表”，反林的“英雄”，而一时欺骗了那么多人呢？
一是吹。他们本来与林彪有点矛盾，林彪垮台以后，他们这伙惯于吹牛、撒谎的专家，就在各种场合，利用各种舆论工具鼓吹，歪曲矛盾的性质。好在林彪一伙不会来同他们对质。江青一再声称：“我是反林彪的”，“林彪最恨我”，“迫害我最厉害”。“曾母投杼”，谎言重复多次，也不由得人们不信。张春桥虽然不露声色，但在他们的权力范围之内，把林彪一伙骂他们的话，都要一一塞入文件，让人一看便知他们是林彪的对立面。这比到处叫卖效果还要好。而对于他们怎样无耻地吹捧、投靠林彪集团，却严加保密，秘而不宣。两相对比，他们反林“英雄”的形象就更突出、更高大了。
二是编。没有的事，只要需要，他们就胡编。“四人帮”渲染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如何英雄地反林，就是胡编出来的。事实真相是：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就在林彪作了那个煽风点火的反党讲话之后，王洪文及其在上海的余党马上大加吹捧，说什么“林×××讲话非常重要，给我们敲了警钟，不承认天才，就是不承认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他一面指派一个摇笔杆子的余党去跟林彪的亲信对笔记，以便“认真领会”；一面授意那个余党起草了一个题为“我们的态度”的发言稿，准备代表上海小组在华东大组会上发言。发言稿与林彪的反党讲话相呼应，大谈天才，对“在今天，居然还有人妄图损害毛主席的威望，妄想动摇毛主席在全党、全国、全军的领导地位，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发言还表示对林彪“热烈拥护”、“誓死捍卫”、“粉身碎骨，在所不辞”。只是因为毛主席及时指破，他们赶快夹起尾巴，摇身一变，换成另一副面孔了。
三是吓。这也是“四人帮”惯用的战术。林彪自我爆炸以后，不少同志尖锐地指出要批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左”的表现形式。这样一来，不也要批到“四人帮”的头上去了吗？于是“四人帮”一面打着批林的旗号，一面为批林划框框，定调调。张春桥说：“精神万能论不能批判，在一定场合，一定时间，精神万能论是对的”。“他那个东西（指“政治冲击业务”的谬论），不好批的。”姚文元也对其亲信说：“不要用唯意志论这一类词，用来对待林彪也不妥当。”“不能批”、“不好批”、“不要用”，三个“不”，归结起来就是不许触动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假左真右的种种表现。他们一面把林彪大量的假左的东西当作宝贝继续兜售；一面抓住林彪一些极右的东西大做文章，以“激进派”、
“左派”的面貌欺世盗名。谁要是提一提反“左”，他们就棒棍交加，又是“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又是“复辟倒退”，又是推行什么“没有林彪的林彪路线”，多大的罪名！吓退了别人，唯我独革，唯我独左，“反林、批林的英雄”，舍我其谁！
雪地里是久埋不住死人的。文化大革命以来，“四人帮”隐蔽了林彪的真相，制造了许多离奇的神话。林彪的自我爆炸揭露了自己的真相。“四人帮”又把自己的真相隐蔽起来，伪装成反林的“英雄”，一贯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左派”。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彻底粉碎了他们的“左派”神话。阳光一出，埋在地里一堆臭骨头，也就彻底暴露了。从此，人们不仅进一步认识了“四人帮”，也更深刻地认识了林彪，解开了久隐心中的疑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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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举办工业品质量三赶超展览会
据新华社上海电 上海市中心的工业展览馆，正在举办一个别致的展览会。会上陈列着一万多件工业品。这些产品，有些与本企业的历史最好水平或上海同类的先进产品比；有些与国内同行业的先进产品比；有些还与国际上同类的先进产品比，看谁质量好，谁质量差？各行各业的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从早到晚一批批地到这里观摩学习，交流经验。
这个“工业产品质量三赶超”展览会，是上海工业部门和商业、外贸、物资部门联合举办的。它展出的大量产品表明：通过揭批“四人帮”和开展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特别是近几个月来狠抓提高产品质量，上海各工业局的主要产品中，绝大多数产品质量稳定提高，其中百分之六十的产品已达到本企业历史最好水平。这个展览会自三月底展出以来，参观的已达十八万人次，它对于促进有关工厂提高产品质量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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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就苏联对最近苏军侵犯中国边界事件的辩解
外交部向苏联驻华大使发表口头声明
新华社北京五月十七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余湛，五月十七日约见苏联驻华大使托尔斯季科夫，就苏联方面对最近苏军侵犯中国边界、打伤中国居民的事件所作的歪曲事实的辩解发表了口头声明。声明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研究了苏联外交部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二日致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照会，现在我受权声明如下：
我们注意到苏联方面承认苏联边防水兵登上中国江岸，深入中国领土，并对此表示遗憾，准备查办肇事者，但是，我们不能同意苏联方面对这次苏军侵犯中国边界、打伤中国居民的事件所作的歪曲事实的辩解。
一、苏联来照为把苏军侵入中国境内的严重事件说为误入制造论据，竟然把苏军入侵时间从白天提前到午夜。事实是在五月九日上午当地时间约七时苏联直升飞机入侵中国领空，在那里一直盘旋侦察到十一时许。与此同时，苏联十八艘军艇侵入中国水域，约三十名配有步话机的全副武装的苏联军人登上江岸，直到十时半才登艇离去。试问，在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这么多人，从空中到地面，难道都看不清哪里是一望无边的中国陆地，哪里是一个不到半平方公里的江中小岛吗？
二、苏联军艇常年在江上巡逻，克列斯托夫斯基岛就在苏联达利涅列钦斯科（伊曼）边防部队驻地的鼻子底下，哪是苏联的岛子，哪是中国江岸，你们边防军应该一清二楚；你们那个岛子只有一、二百米宽，而你们的军人竟然深入中国领土达四公里之远，难道你们的军人还需要向中国居民询问自己所在的位置才知道是到了中国领土吗？
三、如果象来照所说，你们的军艇没有侵入中国水域，而你们来照也承认你们的边防水兵登上了中国江岸，那么难道他们是飞上中国领土的吗？
四、来照说，苏联军人越界是为了搜捕一名携带武器的苏联罪犯，那么，请问你们的军人为什么要抓捕并殴打十四名赤手空拳的中国居民，其中还包括三名妇女，并把他们拖了近四公里之远呢？
五、苏联军人向三十多名中国居民开枪，打了一百多发子弹，打伤多人，弹壳，甚至弹丸都在我们手中。人证物证俱在，你们怎么能够否认苏联军人向中国和平居民使用武力和开枪射击呢？
种种事实充分表明，这次苏军入侵事件决不是误入中国领土，而是苏联方面一次有组织的军事挑衅，是苏联军人制造的一次流血事件，也是苏联方面推行敌视中国、对中国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政策的表现。
中国方面坚持中国外交部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致苏联驻华大使馆照会中阐明的立场，要求苏联方面老老实实承认错误，并采取有效措施，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中国方面等待苏方对此作出正式答复。
（编者注：五月九日苏联武装军人入侵我境向我居民开枪位置示意图及苏联外交部致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照会和塔斯社公告见第四版）
附：苏联外交部致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莫斯科大使馆：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外交部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今年五月十一日致苏联驻北京大使馆的照会通知如下：关于在达利涅列钦斯科（伊曼）地区边界上发生的非蓄意事件的情况，苏联边防代表已于五月十日和十二日在与中国边防代表会晤作了说明。一九七八年五月八日午夜，一些苏联边防水兵在搜捕一个危险的武装罪犯时把中国江岸当成了苏联的克列斯托夫斯基岛，在那里登了陆并深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当他们从中国公民那里弄清了自己的所在位置后，他们就返回了乌苏里江苏联江岸。
苏联方面不能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照会对这一事件的说法，因为它不象中国方面所说的那样是蓄意制造的，也决不是军事挑衅。苏联边防军人没有使用武力，也没有向中国公民射击，苏联军艇没有侵犯中国水域。
苏联外交部受权就所发生的事向中国方面表示遗憾。苏联有关当局正在进行调查，肇事者将受到查办。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外交部（印）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二日于莫斯科
附：塔斯社公告
塔斯社莫斯科五月十二日电题：塔斯社公告
今年五月十一日，新华社报道了一条关于在乌苏里江克列斯托夫斯基群岛附近发生的边界事件的消息。这条消息硬说什么苏方在中苏边界上制造了“有直升飞机和军艇”参加的“军事挑衅”。而且，似乎苏联军人还开了火，打伤了几名中国居民。
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
一九七八年五月八日午夜，一批苏联边防水兵在搜捕一名危险的武装罪犯时，错把中国江岸当作了苏联的克列斯托夫斯基岛而上了岸，在中国境内深入了不大的距离。苏联军人对中国居民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而在明白他们无意中进入了中国领土之后立刻就离开了这个地方。
就这件事向中国方面表示了遗憾。（附图片）
一九七八年五月九日苏联武装军人入侵我境向我居民开枪位置示意图。
新华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