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实事求是指导农业生产
中共四川省委写作组
一九七七年，我省农业生产战胜了各种自然灾害，获得了全面丰收，扭转了粮食生产长期徘徊不前的状况，总产量突破历史最好水平。根本原因是贯彻执行了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深入揭批“四人帮”，粉碎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和资本主义势力，整顿领导班子，调动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指导农业生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领导农业生产应当认真地研究和运用农业生产规律，并根据客观规律制定出适应当前形势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才能掌握主动权，高屋建瓴，实事求是地把生产搞好。我们说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也就是强调要按照客观规律解决农业生产中提出的问题，正确地处理好各种矛盾，能动地对农业生产技术进行改革，趋利避害，发挥有利因素，克服不利因素，逐步地从根本上改变生产条件。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决不是也不应该是墨守成规，因循守旧，按“老规矩”、“老框框”办事，而是指在农业生产技术改革的进程中，循着客观规律前进，克服那种凭主观愿望，凭一时热情，不顾客观条件搞“一刀切”的作风。实践证明，违背客观规律，不照辩证法办事，是办不好事情的。
人们要认识和运用农业生产的客观规律，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这要经过反复的实践，不断地探索。在前进的过程中，有可能取得成绩，夺得胜利，也可能碰钉子，遇到失败。要不断积累自己的实践经验，还要认真学习群众的实践经验。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有了自己的经验同群众的经验相互补充，人们的认识才能逐步深化和提高，逐步符合客观规律。去年以来，省委和各级党委领导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总结了现实的和历史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找到了一些因地制宜对农业生产技术进行改革的新套套，提出了一系列对农业生产的全局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措施，抓紧落实，初步地见到了成效。
怎样发展双季稻？是不顾主客观条件扩大双季稻，压缩中稻面积呢，还是因地制宜，从当前实际出发，既猛攻中稻，又积极创造条件，有步骤地发展双季稻？这是我省粮食生产上多年来没有解决好的一个问题。
发展双季稻，提高复种指数，是一个方向。过去我省推广双季稻取得了一定成绩。一部分社、队，特别是沿长江两岸地区，收成较好，并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是，许多地方的双季稻产量不稳不高，有的连年收成不好。由于忽视了对全省种植双季稻的条件的全面调查了解，对于一些地区多次试种失败的反面经验也不够重视，只看到这是一项增产措施，只看到一部分社、队种植成功的经验，就急于扩大双季稻面积；有的强求一律，硬派任务；有的甚至把种不种双季稻归结为政治问题、路线问题，在干部、群众中造成一种政治压力。在这种情况下，群众不满，干部有意见。结果，双季稻没有种好，也不敢理直气壮地去抓中稻，连中稻良种也不敢公开推广，水稻产量长期上不去。
双季稻的种植，是受一定的气候、水利、劳力、肥料等条件制约的，特别是气温条件很重要。有的地方气候适宜，有的地方常年气温偏低，就不太适宜。早稻前期气温低，容易烂秧；晚稻后期气温低，日照差，影响扬花结实。再从劳力方面来说，收早稻，栽晚稻，时间短，季节紧，有的队劳力多或机械化程度高，能够按时栽插；有的队劳力少或机械化程度低，就会耽误季节，影响产量。双季稻需要肥料多，要有较好的水利条件，肥料少，水利条件差，也是种不好的。不从这些实际情况出发，或者不去积极创造条件，推广双季稻就不可能得到预想的结果。当然，不经过这样一个实践的过程，也难以进一步懂得怎样去推广双季稻。
从一九七六年以来，省委领导先后跑了山区、丘陵、平坝的若干个县，广泛听取贫下中农和基层干部的各种不同意见，深入了解我省发展双季稻和中稻的历史和现状，分析我省的自然条件等各方面的状况，从而认识到在当前条件下，从全省来讲，双季稻的发展，只能因地制宜逐步推广，而中稻却是大有可为的。中稻占我省水稻面积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生长季节的气温比较稳定，增产的潜力也比较大，群众中又有种好中稻的丰富经验。抓住中稻就抓住了大头，猛攻中稻，在中稻上多下功夫，就能对全省粮食增产起重要作用。为此，一九七七年春，省委提出了猛攻中稻，大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同时创造条件，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双季稻的方针。这个方针指出了水稻生产当前的主攻目标，也明确了今后发展的方向。有条件的地方继续抓好双季稻的生产，条件暂时不具备的地方则在中稻上狠下功夫，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去年，我省早、中、晚稻季季增产，四千万亩中稻的单产和总产都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并且第一次出现了一季中稻平均亩产超《纲要》的县和过千斤的公社。地处川西平原的温江县，俗称“金温江”，过去粮食生产长期稳而不高。去年认真贯彻了省委提出的猛攻中稻的方针，社社中稻过《纲要》，队队都增产，全县粮食总产量比一九七六年增长两成以上，平均亩产超过一千四百斤，每亩净增二百七十多斤。
搞农业生产就得同自然灾害作斗争。象四川这样一个幅员较大，地形、气候比较复杂的地方，经常遇到的主要灾害是什么，有没有它的规律性，如何适应这个规律性，抗灾夺丰收？这是必须从实际出发认真对待的问题。
从历史资料和现实情况看，我省自然灾害较多，风、雹、虫、兽、旱、涝等灾害差不多年年都有。在各种灾害中，对农作物威胁最大而又经常遇到的是旱灾，有春旱、夏旱、伏旱、秋旱，其中又以伏旱威胁更大。据气象记载，解放二十九年来，冬干春旱每十年出现六次，伏旱每十年出现八、九次，最近的十年更是十年九遇。因此，在四川，抗灾夺丰收，首先和主要的是抗旱夺丰收。如何战胜干旱，特别是伏旱，就成为我省农业生产上的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为了多快好省地发展水利建设，尽快解决抗旱问题，省委作了多方面的调查，明确指出，就全省来讲，在修水库、搞提灌等问题上，不强调以什么为主，而是强调因地制宜，充分利用自然条件的优势。有的地方适合兴修水库，就修水库；有的地方不适合修水库，但有条件搞提灌，就搞提灌。总之，要千方百计地把各种水源都利用起来。特别要提倡大搞投工少、见效快的小型水利，包括那些几十万方、几百万方的工程，还有挖蓄水池、打井，以及改造旧有的不适用的塘堰。在步骤上，提出了分两步走的设想：第一步，在最近两三年内，大搞小型水利加喷灌，同时，重点地搞一些骨干水利工程，解决战胜干旱的问题；第二步，兴修一批大、中型水利骨干工程，并与现有水利工程配好套，形成灌溉网，做到能够抗御较大的旱灾。
省委领导还不远千里，专程到正在搞喷灌的彭水县实地考察，同县、社、队的同志一起总结了发展喷灌尽快解决旱地灌溉问题的经验。彭水县地处大山区，是一个山高旱地多、年年闹干旱的地方，由于搞起了喷灌，见到了效果，人们思想豁然开朗，战胜旱灾的信心大为增强。许多社、队的干部和群众一个通宵一个通宵地搞蓄水池。有的区一个月就搞起喷灌工程二、三百处。
彭水县群众性大搞喷灌的实践表明，喷灌具有多方面的优越性，特别是对于发挥我省自然条件的优势，变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有着重要的作用。我省自然条件对农业生产有它的不利的一面，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这种不利的一面也会产生出好的结果。比如我省山丘多，这是不利的一面，但是山多积雨面积大，又有利于蓄水；山丘坡陡是不利的一面，但水的自然落差大，又有利于搞自压喷灌；伏旱之前一般是雨季，大雨滂沱。雨水不匀是不利因素，可是多搞蓄水池把雨水蓄起来，用于喷灌，又有利于对付伏旱。搞喷灌，投资少，建设时间短，受益快，可以大搞群众运动，确实是多快好省地解决旱地水利化的一个路子。我省旱地占耕地的一半，而且大部分是石厚土薄、蓄水力差、抗旱能力低的坡地，不走喷灌这条路，水利化就会大大推迟。省委看准了喷灌是一个对全局具有决定意义的好措施，抓住不放，大力提倡，采取各种办法，动员群众，积极推广。现在一个大搞喷灌的群众运动已在全省蓬蓬勃勃地展开，出现了彭水、资中、奉节、重庆市郊、蓬溪等大搞喷灌的典型。
伏旱同其他自然现象一样，也是有规律可循的。伏旱地区的群众，在长期的抗旱斗争中，逐步掌握了伏旱的规律性，积累了一些抗伏旱的好经验。伏旱一般发生在七、八月间，正是晚稻栽插，中稻抽穗扬花，红苕长藤结块，玉米灌浆乳熟的关键时节。针对这种情况，选用早熟良种，适当提早栽种时间，使这些作物生长的关键时节躲过伏旱，减少夏旱危害，就能够发扬作物早熟这个优势，避开气候的不利因素，减少或者避免受灾损失。但是，对这种群众中创造的好经验，过去却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没有认真地加以总结推广。省委领导发现了这一经验，看到它是在当前水利设施不足条件下对付伏旱的一个好办法，把它提到重要位置上来，采取有力措施，加以推广，很快取得了成效。比如为了适时早栽红苕，提高抗旱能力，省委在红苕育秧方面就大力推广了苕尖越冬、太阳贮、土温床、火炕育苗等先进技术，并且直接抓了用于苕尖越冬的塑料薄膜等物资的生产。现在，红苕栽培，从提早季节到生长、保存，已总结出了一整套抗旱高产的“一条龙”的经验：“早种、厚土、堆堆苕、良种、施肥、高温窖”。去年川东北地区，继夏旱、伏旱之后，又遇到了罕见的秋旱，由于推广了抗旱高产“一条龙”的经验，红苕不但没有减产，而且比前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从我省当前的实际出发，充分发挥自然优势，改革耕作制度，大种小春，扩大小春面积，也是发展我省粮食生产的又一个好措施。
我省自然优势为小春生产提供的生产潜力是很大的。全省气候条件虽然复杂，但多数地区冬季比较暖和，霜期短，冬春两季的自然灾害比夏秋两季少，适宜小春生产。从历史发展情况看，小春粮食比大春增长快。一九七六年与一九四九年相比，小春粮食增长约两倍，大春粮食仅增长百分之五十左右。从各地粮食增产情况看，土多田少或者两季田多的县，增产的粮食约有一半以上是增在小春上的。从土地条件上看，全省过去小春播种面积加上一部分常年占地的经济作物，约占总耕地的一半，另一半耕地则是冬水田和冬闲地。这些土地中有一部分可以利用起来，种上小麦、洋芋或油菜作物，扩大小春种植面积。上面这些情况说明，小春不“小”，潜力很大。因地制宜地改革耕作制度，扩大小春面积，种好小春，对大春、小春作物同样重视，这就把我省自然条件的优点发挥了，缺点改变了，两季都可能高产稳产，粮食产量就能有大幅度的增长。
扩大小春面积，提高复种指数，就涉及冬水田的问题。全省冬水田占田的总面积百分之四十以上。这些田常年关水，大部分只种一季，产量不高。冬水田中的一部分，包括一些高塝田、望天田，本身并没有水利保证。秋冬遇旱，关不上水，往往成了倒旱田。春夏遇旱又无法栽秧，即使勉强栽下秧子，也常常成为“洗手干”，产量大减，甚至颗粒无收。这些冬水田长期拖住我省农业的后腿。在过去，一遇干旱，冬水田关不上水，有的社、队就改种旱粮，结果坏事变为好事，获得了增产。群众把这叫做“水路不通走旱路”。在当时，这是一种权宜之计，但是，这个走旱路的经验，在当前的水利条件下，却有着重要的作用。它既能先发制旱，不等水栽秧，适时种下旱粮作物；又能提高复种指数，取得比水田更高的产量；也是一种因地制宜改造冬水田的好办法。因此，省委提出了在水利条件没有根本改变前“走旱路走到底”的措施，这就不仅把没有水源保证的高塝田、“望天田”坚决改为旱田，而且还把一部分水源不充分的冬水田也改为旱田，种旱粮作物，以便腾出水来集中用在其他水田里，保证水稻增产。去年以来，全省有五百多万亩冬水田改成旱地，种上了小春作物，长势比较好。
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论述革命战争问题时说过：“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指导农业生产，也完全如此。各级党委领导要能动地争取农业生产的胜利，就要多谋，善断，抓紧。我们讲多谋，就是要坚持群众路线，拜群众为师，有事同群众商量，认真进行实地调查，到群众中去学经验，找办法；善断，就是要对群众积累的实践经验，认真加以分析研究，总结提高，把握客观的规律性，从全局着眼，抓准那些带关键性的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提出切合实际的措施；抓紧，就是抓准了的东西要抓住不放，抓落实，一抓到底，抓出成效。这样，即使在我省农业生产条件还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也能够使农业生产的路子越走越宽，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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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评论
斥“血统论”
章云
最近看到一个材料：一位知识青年报考大学，考试成绩优良，身体检查合格，只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被淘汰了。理由是：“在你的血管里流着的是你反动老子的血液！”
这是什么？这是地地道道的“血统论”！
令人吃惊的是，这种反动的“血统论”，至今仍然被我们一些同志当做处理问题的准则。
宣扬“血统论”，是林彪、“四人帮”搞假左真右的一个重要内容。说它是假左真右，因为这种谬论听起来革命得很，似乎阶级觉悟高得很，其实，它在理论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在政治上是反动的。
存在决定意识。在阶级社会里，阶级出身对人的思想是有很大影响的。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唯物主义。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是有成份论者。
矛盾是可以转化的，人的思想是可以改变的。出身于剥削阶级的人，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通过革命斗争的实践，可以改造自己的思想，走上为人民服务的革命道路。相反地，出身很好，如果不注意学习、改造，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蜕化变质，甚至陷入反革命的泥坑。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辩证唯物主义。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不是唯成份论，而是重在政治表现。
“血统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因为它既不懂得人们的思想如何受到阶级出身的影响，也不承认思想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发生变化。根据这种理论，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就象梅毒病毒一样，要从血液里遗传给下一代、第三代、第四代……，而且永远不会改变。无论是社会制度、经济条件的变化，无论是党的政策、马克思主义的教育，都起不了任何作用。如果按照这种理论推论，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我们党内一些出身于剥削阶级的负责同志，也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家。相反地，象王洪文这类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倒是命里注定是响当当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显然，这种谬论，同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没有丝毫共同之处。
“血统论”是反动的，因为它破坏和削弱了革命队伍，起了帮助敌人的作用。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里，剥削阶级的子女不是几千几万，而是数以千万计。是团结和教育他们，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看到自己的前途和希望，心情愉快地为社会主义贡献力量，还是歧视和打击他们，把他们排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队伍之外？如果按照“血统论”的主张和做法，只要家庭出身不好，就一律不准升学、就业、入团、入党，在政治上低人一等，甚至动不动就被扣上一顶“要翻天”的帽子，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同样对待，那就只能使这些人跟党和人民离心离德，悲观消极，甚至会把他们推到敌人方面去。这种“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政策对谁有利呢？显然只会对敌人有利，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则毫无益处。
全国解放二十多年来，我们已经消灭了阶级剥削的经济制度，对剥削阶级分子进行了长期的思想改造。剥削阶级的子女，特别是比较年轻的一代，大都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长期接受党的培养和社会主义教育。对许多人来说，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社会给予他们的经济利益和思想影响，已经大大地超过了他那个剥削阶级家庭。除了少数坚持剥削阶级立场的反动分子，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是愿意为社会主义贡献力量的。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不断发展，这种人会越来越多。这种变化，说明了我们党和毛主席制定的政策无比正确，表现了无产阶级改造社会、改造人的伟大力量。这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然而，有的人好象生怕剥削阶级绝了种。他们不仅不肯承认剥削阶级的子女会有进步，连革命干部、共产党员的子女，也要搞什么“查三代”，也要按照祖父、曾祖父一辈去填写家庭出身，甚至胡说什么如果剥削阶级的第三代、第四代改变了出身，剥削阶级就越来越少，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对象了。这真是荒唐得可笑。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剥削阶级越来越少有什么不好呢？难道剥削阶级越来越多才好吗？
为什么在一些同志身上，“血统论”的流毒和影响这样深？除了认识上的原因，还有一个宁“左”勿右的思想作怪。一些同志认为：在对待阶级出身这类问题上，“左”了，不会有什么危险，甚至还可以博得个“立场坚定”的好评；右了，就不得了，至少也是“阶级观念模糊”。如果自己的出身不好，那就更严重。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党的政策落实不了，该解决的问题也得不到解决。林彪、“四人帮”搞假左真右，拿“血统论”的大棒打人、整人；我们一些同志宁“左”勿右，置党的政策、党的事业于不顾。这就使得“血统论”这个反动的谬论，至今还有一定的市场。
现在是彻底批判“血统论”，认真肃清其流毒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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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谈我这个老红卫兵的遭遇
谭力夫
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政治上幼稚和“自来红”的优越感，一些中学红卫兵错误地提出了“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这个形而上学的对联。在一次辩论会上，我引用了这副对联。这是错误的。此事被林彪、“四人帮”抓住，歪曲、扩大和利用，造成了极恶劣的后果。
“对联”一出现，江青、陈伯达首先煽动和“支持”，把事态引入歧途，后来更歪曲、发展到荒谬的地步。并把我们整顿红卫兵纪律，纠正、制止某些过头行为，指责为“右倾保守”、“消防灭火”。当毛主席、周总理批评这种倾向时，他们又把责任转嫁给无辜的青少年，借题发挥，无限上纲。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首先发难，装扮成正确路线代表，把我从未听过的一句地主资产阶级的话：“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强加到我头上。把青少年对革命传统的珍重和自豪，诬蔑为对“血统”的迷信和崇拜。他给反对“阶级关系新变动论”但又有“自来红”错误思想的人，扣上一顶“反动血统论”的帽子，并借此由头一脚把大批干部子女踢出文化大革命的队伍，大肆围剿，甚至兜捕监押。
林彪、“四人帮”当真是在批我这个无名小卒吗？不，他们是用“血统论”这根棒子，一头打孩子，一头打老子。一人受害，九族连坐，赶尽杀绝，斩草除根。
多少干部子女，被诬为“血统论的发明者和推行者”，身受迫害。我不过是受害者之一。不但母亲受我连累，进了八宝山的父亲和未婚妻的父母也受我连累。弟弟、妹妹因我入不了党，参不了军。江青、陈伯达亲自指挥，关锋、戚本禹出马
“审问”我时，千方百计逼我交代“后台”。他们听说我的对象是个姓刘的干部子女，就硬要“找”出我同刘少奇女儿的“关系”，硬把刘少奇说成是我的“后台”，并妄图诬陷邓小平副主席、贺龙同志、林枫同志、张平化同志等。由于我父亲是湖南人，他们异想天开地把湖南省委和省委领导同志打成我的“后台”。此时，我才明白这场闹剧掩盖着怎样一个大阴谋啊！
当毛主席发现林彪、“四人帮”非法捕押大批干部子女时，立即派周总理去解救这些孩子。是敬爱的周总理尖锐地指出我这种“自来红”思想应当批判；是敬爱的周总理亲自制止对我的万人批斗大会，不许转移斗争大方向；是敬爱的周总理几次指示恢复我的自由，让我回到群众运动中去认识错误。
现在，林彪、“四人帮”垮台了，真正推行反动“血统论”的罪魁祸首揪出来了。比我们年纪小的一代人，再不会重复我们那样的遭遇了。这是多么值得欣慰的事啊！我们确实犯过错误，遭过挫折，但是，从中提高了我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人民的热爱，对党的忠诚，为真理献身的气节，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始终鼓舞我们克服逆境，奋勇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