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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州市委领导干部亲自复查审干重大案件
他们以大胆负责的精神，从各种类型案件中，选出有代表性的重大案例，亲自参加调查研究，向干部和群众过细地做思想教育工作，推动了全市更快更好地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据新华社南京五月十六日电 新华社记者黄越、新华社通讯员金年满报道：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中共苏州市委领导干部对过去审干中的重大案件亲自动手抓复查工作，向干部和群众进行政策教育，推动全市更好更快地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到目前为止，苏州全市一些重大的假案、冤案已被推倒，被这些假案、冤案株连的人已得到平反和昭雪。在原区、局长以上干部中，十五名经过长期审查未作结论的，有十四名作了结论；二十多名长期未分配工作的，全部分配了工作；原安排使用不当的，有四十多名调整了职务；老弱病残的，作了适当安排，有四十多名担任了顾问等职务。全市因政治历史问题被开除出党、开除出干部队伍的案件，共七十五件，经过前段时间的认真复查，发现其中有四十九件明显处理不对，现在已经改变了原来的结论和处分决定，恢复了党籍和干部身分。凡属无中生有，颠倒是非和无限上纲的材料，全部从这些干部的档案中剔除掉，并且在被审查对象所在单位、住地、亲属子女中消除不良影响。其它案件正在继续进行复查甄别。
苏州市是遭受林彪、“四人帮”严重破坏的重灾区。“四人帮”在苏州的代理人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为了篡党夺权，长期以来竭力推行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残酷打击迫害革命干部，造成了严重恶果。
一年多来，苏州市委在江苏省委领导下，认真整顿了领导班子，大力发动群众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揭露他们假左派真右派的反动面目，为落实干部政策打下了思想基础。为了向广大干部、群众进行政策教育，苏州市委在去年十一月间，先后召开了四千多人的党员干部大会和三万多人的群众大会，大张旗鼓地为牵连到上百名区、局领导干部的两个假案、冤案平反。会上由受害者以及参与炮制假案、冤案后来觉悟过来的知情者，一起上台揭发“四人帮”及其在苏州的代理人制造假案、冤案迫害革命干部的严重罪行。这两个大会，在全市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随后，全市各条战线、各单位也联系本战线、本单位的实际，召开同样内容的揭批大会。这样一来，“四人帮”及其帮派残害革命干部的罪行，很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四人帮”横行的时候，苏州许多原区、局级干部被随便扣上“特务”、“叛徒”、“反革命集团成员”的帽子，有的单位受审查的干部竟达百分之四十左右。苏州第一丝织厂就搞出三十多个所谓“反革命集团”。在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面前，广大干部和群众，包括过去一度受极左思潮影响，干过一些错事的同志，更加看清“四人帮”的罪恶，迅速分清了路线是非，提高了思想觉悟。
广大干部、群众对落实干部政策的重大意义的认识提高了，但是在具体落实政策的过程中，苏州市委发现，有些单位的领导，在碰到案情较复杂或定性比较棘手的案例时，又犹豫观望，怕这怕那，裹足不前。有的人怕犯“右倾”错误，用“拖”的办法来对待这类案件；有的不能按实事求是精神办事，做结论宁可“左”一点，以为这样做“保险”。针对这种情况，市委领导成员以大胆负责的精神，从各种类型案件中，选出有代表性的重大案例，亲自参加调查研究，亲自向干部和群众过细地做思想教育工作，从每个案例的复查到做出新的结论的全过程，具体帮助各级干部正确领会和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原苏州市人民委员会统计局有一位在一九四○年入伍、入党的副局长，曾经被扣上写了“黑剧本”、“黑文章”的帽子，定为“反革命”，被开除出党，开除出革命队伍，监督劳动。市委领导成员带领复查人员对这个案件进行了详细调查，对所谓“黑剧本”和“黑文章”实事求是地进行了具体分析，广泛听取了群众的意见，最后弄清，所谓写了“黑剧本”，纯属政治诬陷；所谓写了“黑文章”，实际是写了一些有错误观点的、有派性的大字报。于是，市委决定推翻原来的结论，给这个干部恢复了党籍、恢复了工作。通过处理这一类案例，使大家受到生动、深刻的路线教育和政策教育。市委领导干部带头认真落实干部政策，旗帜鲜明，敢于负责，不绕开困难走。在市委领导干部这种革命精神的影响下，各级领导干部把“怕”字换成“敢”字，把“拖”字换成“快”字。郊区工委很快就将十四起拖了多年的假案、冤案，全部妥善地进行了处理。
苏州市委认为，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一定要注意团结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市委强调每个单位在解决一个重要案件时，要分别开好三种人的座谈会。这三种人就是受审查的人，参加过审查工作的人，未受过审查、也没有参加过审查工作的人。开第一种人的座谈会，着重帮助他们消除怨气，注意团结同志，把仇恨记在“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身上。开第二种人的座谈会，主要是帮助他们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坚决同“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决裂，按党性原则办事，不维护错误，本着实事求是、对党负责的精神，提供情况，协助党组织做好复查工作。开第三种人的座谈会，着重解决“事不关己”思想，动员他们积极投入揭批“四人帮”，为落实干部政策出一份力。
为了加强对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领导，苏州市委成立了由一名主要领导成员挂帅、一名常委具体抓的审干复查办公室。各区、局和市委直属单位也都建立了专门班子，由党委第一或第二把手亲自抓。各级党组织注意挑选党性强、办事公道、作风正派的干部搞复查工作。市委并明确划分了各级党委在这项工作中的职责：原任和现任区、局、市直属单位和大专院校的领导干部的案件，由市委审干复查办公室直接负责；基层领导干部的案件由各区、局负责；一般干部的案件由本单位负责。不论哪一级干部，凡属开除党籍、开除出干部队伍和定为敌我矛盾性质的案件，一律由市委审干复查办公室直接掌握。各区、局、直属单位定不了的疑难案件，也由市委审干复查办公室或市委负责讨论处理。有了这样的明确分工，复查工作就能有条不紊、更有效率地进行。目前，苏州市已基本上做好了区、局以上领导干部和定为敌我矛盾性质的案件的复查工作，正在全面开展基层干部的审干复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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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领导抓紧 把桐油生产搞上去
国家计委、农林部等单位联合召开全国桐油会议，李副主席作了重要指示，余副总理作了重要讲话。会议要求各地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因地制宜搞好山区建设，发展油桐、油茶、油橄榄、核桃、文冠果等木本油料作物。
新华社北京五月十六日电 最近，国家计委、农林部、商业部、外贸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全国桐油会议，总结交流了发展桐油生产的经验，研究了发展油桐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制订了三年和八年桐油生产规划。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对召开这次会议作了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到会讲了话。
桐油是优良的干性油，干燥后结成的薄膜附着力强，富有弹性，具有防潮、耐酸碱、不传电等性能，是工业、农业、渔业生产用的重要原材料，也是我国出口的重要商品。五十年代我国每年出口桐油大都在八千万斤上下，最多的一年出口一亿六千万斤，占世界桐油出口总量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近几年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桐林荒芜，产量大幅度下降，给工农业生产带来不少困难。一些装配好的农业机械、机具，由于喷不上漆而不能及时出厂，浙江温州生产的雨伞，由于桐油短缺，前两年减少了六、七成。沿海渔区以及江浙等水网地区的机帆船和农船，由于涂不上桐油不能出海和下水，严重影响市场上鱼的供应和罱泥积肥。桐油的对外出口量也显著下降。
参加会议的代表指出，近几年桐油产量低而不稳，主要原因是“四人帮”破坏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和现阶段党在农村的有关经济政策，造成一些产区把生产桐油和经营林业当成学大寨的“绊脚石”，靠山吃山不养山，只抓一分多田，不抓八分多山，甚至毁林开荒，伐桐种粮，既破坏了山区经济结构，也破坏了水土保持。结果是粮食没抓好，桐油没抓到——两头落空。
会上，贵州省正安县龙冈公社代表介绍了他们前几年排除干扰，坚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连年获得粮桐双丰收的好经验。近三年来，全公社粮食和油桐生产持续上升。去年桐子的产量比解放前夕增长十倍，平均每户生产桐子九百八十多斤，仅桐子一项每户的收入即达二百七十五元。全公社所得桐饼，平均每亩耕地一百斤。桐林成了这个队的“绿色银行”和“肥料加工厂”。四川省万县地区、湖北省郧西县等先进单位也在会上介绍了经验。
会议要求各地在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中，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因地制宜地搞好山区建设。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农林结合，种植油桐、油茶、油橄榄、核桃、文冠果等木本油料，对国家有利、对群众有利，就要大干。在政策上应当坚持实行国造国有，社造社有，社员在房前屋后种植的归社员所有。桐油产区社员的口粮，要不低于邻近产粮区的水平。桐油价格和奖售办法要合理，不要让群众吃亏。对经济上有困难的社队，国家要给予适当补助，专款专用。
会议指出，要把桐油生产搞上去，关键在于领导抓紧。会议要求有关省市和自治区，要一个产区一个产区，一个县一个县地具体落实，尽快实现三年和八年规划，以适应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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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千年“神虫”落网记
我国科学工作者掌握粘虫迁飞规律，控制粘虫危害
编者按：华主席在全国科学大会的讲话中，要求亿万人民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大大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前进步伐。本报今天向读者介绍农业战线一项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掌握粘虫迁飞规律，控制粘虫危害。
粘虫在我国分布很广，是农作物的主要害虫之一。全国解放以后，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科技人员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经过艰苦努力，掌握和运用粘虫季节性迁飞的规律，准确地进行预测预报，有效地控制了粘虫的“暴食为害”，每年约可从虫口夺粮几十亿斤，充分显示了农业科学研究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同时，也生动地证明：大力开展农业科研活动，是加快社会主义农业发展步伐的一项有力措施。
科学，在辩证唯物主义战胜主观唯心主义的斗争中逐步发展；
奇迹，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项伟大革命运动中不断创造！
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有广大科学工作者的艰苦劳动和全国范围的社会主义大协作，没有攻不破的科学城堡！
请看千年“神虫”落网的故事吧。
（一）
素有“神虫”之称的粘虫，又名虸蚄、夜盗虫、剃枝虫、五色虫，在我国分布很广，是农作物的主要害虫之一。向以“突然而至”、“暴食为害”的特点著称，有“来去无踪，神出鬼没”的传说。往往是今天晚上还没有什么迹象，明天早起就会突然出现在农作物上，蚕食庄稼叶片，蔓延迅速。稍有疏忽，几天之内能把庄稼咬成光杆，造成严重减产，甚至绝收。据有关部门统计，粘虫每年约损害粮食五十多亿斤，等于夺去了一千万人的口粮。
翻开历史文献，早有粘虫猖獗为害的记载。从北魏到明末清初的一千二百年间，大规模发生，造成严重危害的计三十余次。清朝著名文学家蒲松龄在《农蚕经》中写道：虸蚄将出，“遍地蠕蠕，打稍懈则禾立尽，打太久则禾亦枯，难为力矣。”《登州府志》的记载更为详明：“清雍正二年，二月栖霞虸蚄生，伤禾苗，夏无麦。”长期以来，在主观唯心论的束缚下，人们不但无力征服它，反而视为“神虫”，修庙祀奉，乞求“老天爷”显灵，收“神虫”归天。至今，在河南滑县，人们还可以看到“虸蚄庙”的残迹，与解放后新建的“虫情测报站”形成两个时代的鲜明对比。
解放以后，党中央、毛主席十分关心农业生产。一九五六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作出十二年内基本消灭粘虫危害的规定，二十多个科研单位接受了这个研究项目，揭开了研究、防治粘虫的序幕。
要消灭粘虫，并非轻而易举。只有对周围环境作系统周密的调查和研究，准确地掌握粘虫发生期和发生量，才能在千头万绪中揭开“突然而至”的秘密。
一个实验室里，饲养着几十万头粘虫。科技人员精心观察各虫态的趋食性和对不同温、湿条件的适应性；分别给粘虫喷洒不同药物，筛选高效低毒杀虫剂；显微镜下的手术台上，解剖了上万头粘虫，研究虫体构造和生理机能……
一连串的疑问解决之后，研究范围更加集中：变化多端的气候对粘虫生存有没有影响呢？经过耐寒力试验，发现各虫态在摄氏零度条件下，生存期超不过三十天。受气候局限，粘虫在北方能不能越冬呢？科学工作者开始了“越冬调查”。十月的东北，寒风凛冽，旅大市农科所的同志和调查组来到长海县一个海岛上，检查了许多山洞、石缝、草棚和树林中的枯枝落叶，搜寻了一个多月，找不到任何粘虫虫态。在华北、东北各地，科技人员调查了各种复杂环境，取样挖土二十多万平方米，也找不到粘虫的踪迹。而在长江以南各地，仅取样挖土几千平方米，即查到大量虫态。
一年，两年，三年……
日历翻到一九六二年，科技人员掌握了古今中外各种有关资料，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知识，终于理出了头绪：粘虫在我国北方不能越冬。科技人员在中国地图上，划出了“粘虫越冬分界带”——北纬三十二度至三十四度，分界线定为北纬三十三度。
科学工作者多么渴望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运用到生产实践中去啊！可是，越冬分界线的划定，并没有从根本上弄清粘虫的来龙去脉，反而提出了新的疑问：既然粘虫在北方不能越冬，那么它们从何处来，又到何处去呢？
（二）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的实验室里，挂着一幅标有十二个箭头的“粘虫迁飞路线图”。古往今来，有多少个昆虫学家苦苦探索的难题到底得出了结论：粘虫在我国东半部，共有五个发生世代区。冬季在北纬三十三度以南的两个世代区发育为害或冬眠；三、四月间羽化后，依次飞往北方的三个世代区发育为害。九月底迁飞南方越冬。这些箭头凝聚着科技人员沸腾的心血和坚强的毅力！
征服粘虫，控制其危害，夺回一千万人的口粮。高度的革命责任感经常在科技人员的心头萦回，使他们的脉搏和社会主义大农业一起跳动。中国农业科学院的李光博同志，很早就研究农作物虫害。全国解放后的八年时间里，他曾参加过“扑灭蝗虫”的重大科研项目。一九五七年来到粘虫小组后，他不分昼夜地翻阅和搜集各种有关资料，亲自跑到二十多个省、市农村调查研究，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自然。他掌握了粘虫在我国北方不能越冬，而且在各地的发生期相互交错的规律后，就和其他科研人员共同提出粘虫季节性迁飞的设想，并绘制出一张粘虫成虫迁飞为害图，一九六一年提交全国粘虫会议讨论，并在党组织的支持下，进行了新的试验——标记回收。九月，粘虫在山东的为害活动基本结束，科技人员在该省沾化县富国村的田间，并排设置了二百多个干草把，涂上粘虫蛾喜食的糖酒醋混合物。入夜，草把上果然诱来大批虫蛾，科技人员迅速向虫蛾身上喷洒染色剂。送走了第一批，迎来了第二批、第三批。经过一个小时的紧张战斗，十一万头标有红颜色的粘虫蛾陆续飞走。不久，安徽省望江县宝塔大队收到两头红色虫蛾。李光博想，虫蛾离开山东后，应该向安徽方向迁飞，但只此一处收到还不能作为可靠依据。一九六二年，他们又分别在福建、山东、江苏、河北等省的六个点上，标记了八十万头粘虫蛾。结果，又有两处收到，共计三头。
难题，象沉重的铅块压在科技人员的胸口。“既然粘虫迁飞符合客观实际，为什么标记回收没有显著效果呢？”深夜，人们都已经睡熟了，李光博还在实验室里踱来踱去。他把被粘虫咬破的玉米叶、咬断的麦杆和嚼烂的嫩谷穗紧紧地攥在手里，额角滚下一串串黄豆大的汗珠。党委负责同志找他谈心，进一步提醒他：
“失败是成功之母”。一股强大的暖流使李光博振作精神，总结两年标记回收的经验和发动群众不够充分、回收方法不当的教训，重新进行试验。一九六三年，他们根据粘虫活动的不同时期，先后在福建、湖南、广东、山东、江苏、辽宁等省的十个点上，标记虫蛾一百三十万头。结果，由于组织严密，回收细致，各地都按期收到了标记虫蛾，成功地证实了粘虫季节性南北往返迁飞为害的规律。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追寻粘虫的踪迹。参加回收标记虫蛾的基层干部、公社社员数以万计，这些无名英雄们默默地为征服粘虫做出不可少缺的贡献。
这是党中央的指示；这是列入国家规划的科研项目；这是虫口夺粮的战斗！全国各行各业都给予了大力支持。
在探索粘虫迁飞的规律时，山东沿海渔民反映，渤海海面上曾经漂浮过大量粘虫蛾，认为是大风吹落的。根据这条线索，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北京大学生物系以及辽宁省旅大市农科所合作，会同航海部门，于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在渤海上进行了三年海面捕蛾。沿七条航线出航三百五十四次，捕到虫蛾一百二十二次。获取了粘虫季节性往返迁飞的可贵依据。
一九六二年秋季，河北省衡水县的夜空，常有冲天的灯光，不断变换方位。这是科研工作者调查粘虫蛾的飞行高度。
缺乏照明工具，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河北省空军某部马上送来探照灯，迅速接通电源；人手不足，衡水地区农科所的同志赶来帮忙。经过十五个夜晚的高空侦察，证实了粘虫蛾低空飞行的特征，为以后的研究工作积累了重要资料。
（三）
一九七八年二月下旬，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向一代粘虫常发区发出虫情预报：因冬季气温偏高，今年越冬代成虫始蛾期较早，三月上、中旬可诱到虫蛾，倾向于大发生趋势，应适时组织防治。
杀死一头雌蛾，胜过消灭千头粘虫，又可节省药剂。这是有利时机。位于北纬三十三度至三十六度之间的有关地区，很快开展了虫情测报和综合防治：
麦田里，涂有糖酒醋混合物和“六六六”诱杀剂的谷草把插起来了，一批批粘虫蛾被毒死；
粘虫蛾喜欢隐身和产卵的枯萎“杨树枝把”也插在了田间，日出前便可捕杀虫蛾。几天以后，杨树枝上密布的虫卵快要变成幼虫，社员们就把它烧掉，田间换上了新的枝把；
为了消灭“诱蛾”和“诱卵”后漏网的粘虫，许许多多生产队准备了高效低毒虫药，在粘虫尚难造成危害的三令前喷洒毒杀……
准确的预测预报，有效地指导了灭虫工作，为农业生产免除了灾害，奠定了丰收基础。这次成功的预报，不过是防治粘虫全过程中的一个缩影。一九六四年以来的四十多次预报都很准确。基本上控制了危害，做到大发生时不成灾。
共产党不是算命先生，为什么能对未来的虫情了如指掌呢？关键在于全国范围的协同作战，撒下了防治粘虫的天罗地网。一九六三年，粘虫季节性南北往返迁飞的规律揭晓后，虫情测报工作有了新的突破。各省、市、自治区，根据所处地理位置，分别建立了虫情测报站，适时报告粘虫发生的时间、趋势和防治情况，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再按照虫蛾迁飞速度、产卵量和气候等各种环境的变化，分析报告下一代粘虫发生区的时间、趋势，以便有计划地、稳、准、巧、省地消灭粘虫。
“神虫”终于落网了。从探索粘虫迁飞的客观规律，到控制粘虫为害，充分显示了科学的作用和威力。许多外国专家写信赞扬这项可贵的科研成果，索取有关资料。人们向大自然的进取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我国科技人员又制定了新的研究方案，决心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在扑灭粘虫、消灭一切害虫的斗争中继续长征！
本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