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5月13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赞儿童剧《报童》
金近
在我的内心里,常常产生这样一个想法: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和敬爱的朱委员长伟大光辉的形象,要是由我们的艺术家们精心加以塑造,在银幕上、舞台上出现,大家看了那该是多么幸福。现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演出的儿童剧《报童》里的周总理,真的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了,这实在是一件非常可喜的大事。在舞台上,扮演周总理的演员刚刚上场,全场的掌声比惊动万物的春雷还响,观众多么希望周总理还能和我们在一起,多么希望听到周总理那热情、宏亮、坚定的声音啊!周总理离开我们两年多了,我们总觉得自己还在他的身边,特别是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万恶的“四人帮”以后,我们的心情大大舒畅了,要做的革命工作,也能放开手大干了。儿童剧《报童》能满足我们的心愿,通过艺术创造,使我们重新见到周总理的光辉形象,在中国话剧史上写下了崭新的篇章,是值得我们衷心祝贺的。
《报童》把我们带回到一九四一年那个雾气沉沉、豺狼当道的阴暗的回忆里,戏的背景就放在举世瞩目的“皖南事变”上。凡是当时在重庆住过的同志们,都会清楚地记得,那是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日真反共的又一次疯狂进攻。那时候,周副主席亲自领导的《新华日报》,是雾重庆里指点革命方向的灯塔,是揭露敌人种种阴谋诡计的革命堡垒。就是那一张《新华日报》,传播了“皖南事变”真相,刊出了周副主席向全世界悲愤控诉的四句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每一个闪光的大字,给了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敌人又惊慌又凶狠,四出搜捕报童,但有什么用呢?感谢那些坚定、勇敢、机智的报童,他们使广大读者照样能得到这一张充满着义正辞严、厉声斥敌的《新华日报》。现在出现在舞台上的那些情景,正是当年雾重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同国民党控制的反革命势力作斗争的再现。我们坐在剧场里,几乎忘了是在看戏,心头怀想起许许多多的往事:当时在重庆的嘉陵江畔化龙桥的《新华日报》所在地,那附近的每一个路口,每一个阴暗角落里,都睁着国民党特务的眼睛,他们象贪婪的恶狼,嘴角边流着口水伺候在那里,尽管如此,要上《新华日报》编辑部的读者,还是冲了过去;那朝天门码头上的《新华日报》报童,为你提供了买报的方便;在《新华日报》的贴报栏前,还是有不少读者围在一起,用心地读着每一行字。敌人的一切阴谋暗算,都是枉费心机。这原因很简单,在当时的重庆,只有《新华日报》向广大读者真正宣传抗日救国,传播革命真理。它早已成为要求进步、向往革命的广大读者的良师益友。直到现在,人们一谈起重庆的《新华日报》,就象回忆起一位对自己曾有过耐心帮助的革命前辈,那种深厚的感情,是怎么也不会被时间所磨灭的。
《报童》写的是重大题材,它真实地而又历史地反映了《新华日报》的革命斗争史。而它反映的角度,却是通过一群生气勃勃为革命赴汤蹈火的报童的生活,这是一个可喜的创举。《报童》里的几个主要人物石雷、草莽、腊月、赵秀、蛐蛐,以及这些人物的对话,都富有少年儿童的特点,照顾到孩子们的理解,表达出孩子们的思想感情。它是那样的生动活泼,把《新华日报》这个“家庭”里的孩子们,写得真正亲如兄弟姐妹。敬爱的周副主席,还有李大姐、杨爷爷,都是他们最亲近的家长。它又是一篇庄严的史诗,展现出雄伟的画面,写了敬爱的周副主席光荣的战斗一生中同敌人面对面作艰巨斗争的那段历史。这样一个既适合孩子们看,又适合成年人看的戏,使大人小孩都能从中受到很大教育,这是难能可贵的。
在这个戏里,成功地塑造了几个报童的典型。他们都具有特定的个性,很有儿童生活特色,非常可爱。石雷的生活经历和别的孩子不同,这就决定了他的早熟、沉着的性格,能团结伙伴,能讲究策略。从现在来看,还可以写得更活泼些。草莽有一股闯劲,缺少考虑,敢于斗争。他的身上有一般淘气的孩子们所共有的特点,就是蛮闯,但他心里想到的不是个人,而是处处为着革命。腊月的戏不多,她的出场是挺感人的。一个苦难的小姑娘跨进革命家庭,感到意外的温暖,希望自己能多为革命出力,这心情是很真切的。赵秀这个人物不怎么引人注意,但他是个会动脑筋的孩子,有思想,善于表达伙伴们要想说的话。在这些孩子中间,给观众印象最深的,倒是蛐蛐,他和石雷比起来,又是另外一种生活经历,他卖的是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工具《中央日报》,可是他有一颗相信革命真理的心。他和草莽的一场争吵,是那样生动而又逼真,使我们不但不觉得讨厌,反而觉得他们是多么可爱,这是因为他们的打架不是为了私人的意气,而是要辨明革命的道理。蛐蛐也就从此和草莽他们建立了牢固的革命友谊,成为报童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中一股不可缺少的力量。
戏里写了这些孩子鲜明而又各具特色的性格,也就批了“四人帮”阴谋文艺的“创作公式”。什么“英雄人物的起点要高”,“四人帮”拿了这种毒药,也在儿童文学园地里放了毒,造成的恶果是儿童文学作品里出现伪造出来的“神童”。这些神童一开头就是英雄,没有个成长过程,他们讲的话比大人还要高明。他们没有个受教育的问题,只有他们的家长、老师才需要受教育。《报童》的演出,打烂了“四人帮”的这些精神枷锁,真叫人高兴。
扮演报童的几个演员已到了中年,有的已经是年近五十的女同志了,可又演得那么好,那么活泼可爱,多不容易啊!在“四人帮”横行时期,她们没有戏可演,没有练功的机会,相隔十多年,当然脸上要起皱纹,头上要添白发了,但由于她们的苦心钻研,使艺术永葆青春,这是可喜可贺的。这里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儿童剧的演员很需要接班人。“四人帮”凶横地把革命的话剧统统赶出舞台,也扼杀了儿童剧,现在我们要重新提倡,培养儿童剧的演员,也是刻不容缓的事。
广大少年儿童是非常喜欢看戏的,他们头脑里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少,希望剧作家多为孩子们写些有针对性的儿童剧,来满足他们的要求。(附图片)
话剧《报童》剧照:周恩来副主席同《新华日报》的报童在一起。
话剧《报童》剧照:草莽、腊月、蛐蛐等,准备和敌人战斗。
(本版照片均为曹西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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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看豫剧《朝阳沟》
周扬
河南省豫剧院最近来北京演出《朝阳沟》,常香玉同志邀我看了他们的演出。这个戏我看过不止一次了。隔了十多年再看,还是象第一次看它的时候那样,使我有一种清新愉悦之感。《朝阳沟》表现社会主义新人新事,乡土气息浓厚,表演出色。它有教育意义,又有艺术魅力。从观众反映的活跃,也就可以看出这种效果来。
大跃进年代成千上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烈情景又映现在我们眼前,引起了我们对过去生活的种种回忆。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最初投身于这个运动的人们,披荆斩棘,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是光荣的。不管这些当时还是青少年的人们,后来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经历了怎样的考验,有了什么样的变化,当时他们所选择的革命道路,他们和旧传统毅然决裂的勇敢精神,他们排除万难,一往无前的顽强斗志,是永远值得歌颂的。
豫剧是最早尝试演革命现代戏的剧种之一,它们坚持了正确的方向,是有成绩的。
“四人帮”压制《朝阳沟》,不准上演,直到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这个和观众阔别多年,为观众所怀念的好戏,才又重新在舞台和银幕上露面。“四人帮”指责《朝阳沟》写了中间人物。在他们的禁令下,“中间人物”是不许写的。按照他们的什么“三突出”之类的公式,人,不是百分之百地好,生下来就好,就是百分之百地坏,生下来就坏。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处于中间状态的人物是大量存在的。这种人徘徊于进步和落后之间,发展下去,可以走向进步,也可以走向落后,甚至反动。中间道路是没有前途的。《朝阳沟》中的那个拖女儿后腿的妈妈,也可以算中间或落后人物吧,经过党和群众的教育和帮助,有了转变,有了进步。这样的人物为什么不可以写,不应该写呢?
同对城市贫民的消极面的描写相对照,这个戏是否把农村的光明面写得太理想化了呢?但是,只要我们想一想,这个戏正是表现大跃进年代的火一般的热情,正是歌颂当时我国出现的新事物,我们就会被这种热情和新事物所感染,而忘记它的不足之处了。
任何一个戏,总是可以改的,而且常常是越改越好。但对于一个在人民群众中已有相当影响的戏来说,在修改的时候,要注意保持它原来的面貌和风格。
可以说,现在的《朝阳沟》,是越改越好,越演越好了。
我祝愿豫剧院的全体同志们继续努力,不断在创作上取得新的成就。
在《人民戏剧》编辑部和文化部艺术局联合召开的座谈《朝阳沟》会上的书面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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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认真演好革命现代戏
——河南省豫剧赴京汇报演出观后
吴雪
东风送暖,首都艺坛捷报频传。许多艺术表演团体恢复了原建制;一批为毛主席和周总理肯定过的优秀传统剧目陆续开放;一些多年不见的表演艺术家又重新登上舞台。就在这一片欣欣向荣的氛围中,河南省豫剧赴京汇报演出团(大部分为原豫剧三团的演员)来到了北京。他们为首都观众带来了一台被“四人帮”禁锢十余年的现代题材保留剧目《朝阳沟》;一台豫剧清唱,实际是一台别开生面的,怀念毛主席、周总理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歌颂新社会的民族演唱音乐会。每场演出,观众都为他们表演的泥土香味,生活气息,尤其他们那饱满的政治激情所打动,气氛非常炽烈。
豫剧三团的前身是河南省歌剧团,从一九五二年建团开始,就一直遵循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坚持用河南人民喜闻乐见的豫剧形式演出现代题材的戏,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仅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他们就演出了六十多出现代戏,其中三分之一是本团自己创作的。如《朝阳沟》、《冬去春来》、《杏花营》等。许多地方把三团演出的现代戏当作推动工作和生产的一种力量。
一九六四年元月一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在怀仁堂观看了《朝阳沟》,并接见了全体演员和工作人员,这是党给予的最高嘉奖,也是对三团十几年坚持演革命现代戏方向的充分肯定。正因为如此,被“四人帮”当成眼中丁肉中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一九六九年八月,叛徒江青诬蔑《朝阳沟》是个写中间人物的戏。“四人帮”的亲信爪牙们诬蔑三团是“文艺黑线的黑样板”,是“修正主义的黑旗”,还信口雌黄地胡说什么“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义的,容易识破;三团这一套是修正主义的,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现代戏比古典戏更毒!”真是一派胡言!就这样,他们挥舞屠刀,一刀砍掉了三团,一刀砍掉了《朝阳沟》,然后刀刀紧逼《朝阳沟》的作者杨兰春,使他受尽了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和迫害。
杨兰春同志在长期深入生活的基础上写出的《朝阳沟》,是一出反映大跃进年代广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支援农业建设的好戏。它精心塑造了栓宝、银环等有血有肉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细致地描写了他们在新农村的广阔天地中锻炼成长的过程,许多青年从这出真实感人的好戏中受到深刻的教育。时隔十多年,重看此剧,仍然感到很亲切,对今天仍有很深刻的现实意义。而叛徒江青一伙却硬给银环扣上“中间人物”的帽子,强迫杨兰春同志按照他们那一套“三突出”、“三陪衬”之类反动模式,重新改写《朝阳沟》,妄图把一个下乡青年写成先知先觉的超人、贫下中农的救世主。杨兰春同志为了捍卫毛主席看过的《朝阳沟》,对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三团的同志们看出了“四人帮”的罪恶目的是要诋毁毛主席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向,抹煞建国以来革命文艺在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取得的巨大成就,他们同“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今天三团的同志们紧跟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经历了粉碎“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伟大斗争,胜利来到首都。他们的胜利确实来得不易啊!陈毅同志写过这样的诗句:“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今天,党的十一大路线的灿烂阳光已经融化了坚冰积雪,朝阳沟的棵棵青松更加挺拔峥嵘。我们向豫剧三团表示热烈的祝贺,更要向三团的战友们认真的学习。
首先,我们要学习他们一贯坚持用当地人民喜闻乐见的戏曲形式演出现代戏,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英明领袖华主席在五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示:“文艺创作的题材要多样化,以现代革命题材为主,特别要反映社会主义时期的三大革命运动,也要重视历史题材和其他题材。”我们贯彻执行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创作和演出一些新编历史剧和开放一些优秀传统戏,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我们要努力去实现和完成“反映社会主义时期的三大革命运动”这个重大的任务。这方面还有许多新课题有待我们去努力解决。一个剧种应该保有一定数量的、经过整理的传统优秀剧目,同时要鼓励和提倡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创作新的历史剧,就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要把被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那种剧目。但是更主要的还是要下大力去创作反映现实斗争的现代剧目,只有这样,这个剧种的健康发展才有保证,才能更好地完成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光荣任务。在这方面,三团的同志为我们作出了榜样,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第二,我们要学习他们用戏曲表现现实生活的艺术经验。我们恢复被“四人帮”扼杀的地方剧目,恢复和发扬他们的特点,对于演好革命现代戏也是有好处的。“四人帮”严重摧残地方剧种,使地方剧种失去了自己的特色。豫剧三团的同志们在长期实践中探索出一套改革和发展传统技巧,表现现代生活的经验,更为难能可贵。他们演出的革命现代戏,既保有原来的特色,又有所创新,群众说:“俺们的河南梆子,又有新鲜味道。”
第三,我们要学习他们不断提高现代戏质量,使它成为保留剧目,从而巩固和扩大现代戏阵地的经验。豫剧三团的保留剧目中,现代戏占相当大的比重,这的确是非常宝贵的。他们的保留剧目如《朝阳沟》,就是在紧密配合党的中心工作中产生的,因而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同时,又由于有计划、有重点地下了千锤百炼的功夫,所以又具有较高的艺术性。社会主义戏剧事业的繁荣和发展,要求不断积累和锤炼一批光采夺目、为群众百看不厌的新创作的保留剧目。那种忽视剧目质量,演一个丢一个的做法,是不利于戏剧事业的繁荣和发展的。
此外,我们还要认真学习他们坚持送戏上门的经验。他们认为戏曲艺术只有反映现代生活,并积极上山下乡,深入工矿营地演出,才能真正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英明领袖华主席号召我们“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而奋斗。”让我们携手共进,大干快上,创作和演出更多反映社会主义新时期的三大革命运动的优秀剧目,为社会主义文艺园地增添生意盎然的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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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短评

文学作者要学点自然科学
杜元明
英明领袖华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伟大号召。当前,全国人民为了响应华主席的号召,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都在认真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我们的文学作者,要反映全国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斗争,也很有必要学一点自然科学。
今天,我国人民正在向科学奋勇进军,一个全国动员,全党动员,大办科学的新形势已经到来。亿万工农兵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蔚然成风,大批勇于向科学进军的英雄模范人物在不断涌现,一代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新人正在成长。我们的文学作者也要掌握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才能够迅速、深刻地反映这种令人鼓舞的新形势,准确、生动地塑造好科技战线的英雄形象。因此,文学作者读点自然科学,掌握必要的科学知识,是时代对文艺工作者提出的要求,也是文艺正确反映社会生活的需要。
文学史表明,杰出的作家总是具备多方面的学识的。我国古代诗人屈原在他的名著《天问》中,一口气提出了一百七十二个问题,几乎天文地理,博物神话,无不涉及,显示了作者是多么博学多识。伟大的鲁迅更是如此。青少年时代的鲁迅,就广泛地学习了自然科学,掌握了渊博的生物、地质、矿物、化学、物理、医学等多学科的知识,甚至通晓当时世界上最新的重要科学研究成果。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不但使鲁迅的杂文锋刃犀利,光采夺目,而且有助于他的小说创作。当然,鲁迅在文学上的卓越成就,首先决定于他的政治思想,但自然科学确实也帮助了他。
鲁迅一向提倡文学作者要读点自然科学。他说:“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看看别个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子,对于别人,别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而已集·读书杂谈》)有位喜爱文学的青年写信给鲁迅,要求对他的学习加以指点。鲁迅在回信中就指出:“我的意思,是以为你们不要专门看文学,关于科学的书(自然是写得有趣而容易懂的)以及游记之类,也应该看看的。”今天,我们更要培养学科学的浓厚兴趣,否则,写出来的作品,就会因为缺乏起码的科学常识,造成情节虚假或细节失真,闹出笑话。这样的事,过去和现在也还是时有所见。我们要努力避免这种现象。
科学领域,特别是自然科学,对于文学工作者来说,是一个陌生的领域。学科学,是会有困难的。但是,我们只要象科学工作者那样,认真学就一定会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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