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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恩格斯在五一节的日子里
陈力丹
一八八九年七月，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决定以三年前北美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的日子——五月一日为国际无产阶级的节日。
一八九○年春，恩格斯虽已七十高龄，依然象一个年轻人一样，身体健康，生气勃勃。他亲自参加了伦敦工人阶级庆祝第一个五一节活动的准备工作，同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爱德华·艾威林等一起，联合英国各社会主义组织成立了领导五一节活动的中央委员会。他们挫败了工人贵族控制的伦敦工联理事会和社会民主联盟勾结起来破坏五一节纪念活动的阴谋诡计，迫使英国托利党政府许可中央委员会设立七个庆祝大会的讲台。恩格斯认为，第一次五一节纪念活动，是工人阶级的第一次国际行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说，五一节的情景定会使资本家和地主知道：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现在已经真正联合起来了。
五月四日，这年五月的第一个星期日，恩格斯和伦敦工人一起参加了纪念五一节的示威游行和群众大会。工人们打着旗帜，奏着音乐，队伍的规模大极了。他们集中在海德公园中央委员会的七个讲台周围。恩格斯兴致勃勃地同艾威林、拉法格等登上设在一辆大货车上的第四号讲台。七个讲台各相隔一百五十米，周围挤满了人群。恩格斯，这位国际工人运动的导师和最老的战士，以一个普通群众的身份，听着暴风雨般的欢呼声，看着群众斗争的动人场面，感到由衷的喜悦。他对自己的战友说：我的喜悦是你们无法想象的。恩格斯高度评价这次示威游行和集会，他说，不论是工人还是他们的敌人，现在都确实知道：真正的群众的社会主义运动已在五月四日开始了。
一八九一年四月三十日，恩格斯为马克思的第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新版单行本写了导言。他最后写道：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是可能实现的，工人们正日益充满信心地争取这个新的社会制度，今年的五一节纪念活动将证明这一点。五月三日，伦敦的天气好极了。恩格斯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杂志《新时代》记者的身份参加了五一节的示威游行和群众大会。下午两点钟他就到达海德公园，登上了第六号讲台（一辆大板车）。游行队伍从两点半入场，直到五点还有新的队伍来到。这一年参加五一节纪念活动的群众是去年的一倍，达五十万人！
一八九二年五月一日，伦敦的示威游行规模之大，超过了前两次，欧洲其他国家的代表第一次参加了这里的庆祝活动。恩格斯所在的第十四号讲台即国际讲台上，还有来自法国、德国、奥地利、波兰、西班牙和俄国的社会主义者。恩格斯向群众热情挥手致意，他为工人阶级有这样日益团结壮大的战斗力量而感到骄傲。
一八九三年全世界工人阶级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进入了第四个年头，也是恩格斯最后一次参加并领导五一节的纪念活动。这一年恩格斯已届七十三岁高龄，他的胡须已经灰白，栗色的头发有些斑白，但仍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五月七日，恩格斯代表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参加了伦敦纪念五一节的示威游行。在海德公园集会的人达二十四万。恩格斯在会上发表讲话，他说：到我们这边来的人比对立面那边多得多，我们的国际讲坛吸引了大量听众。他向全世界工人阶级发出了战斗的召唤：“斗争已经开始，红旗已经展开，胜利已有保障。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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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随笔
艰难的旅程
世芳
去年三月，当莫斯科仍是残冬未尽的时候，美国新任国务卿万斯带了两项有关限制战略武器的建议到苏联去进行谈判。他在行前表示，“我非常希望，我确实是祈求”同苏联的核会谈能“取得真正的进展”。美国报纸也写道，“万斯先生，把熊推动一下”。
可是，克里姆林宫对美国建议回答得很干脆，就是一个“涅特”（不）。万斯不但没有“把熊推动一下”，反而被熊顶了回来。
事隔一年之后，万斯最近又到莫斯科去了。
尽管他表示对“旅行”已感到厌倦，觉得这“已成为相当大的累赘”，不过，他还是风尘仆仆地作了这一次“旅行”。在莫斯科，美苏双方这一次演的是同一出核谈判把戏，人物、舞台、场景完全一样，然而情况却大不相同了。
一年来，苏美两家在中东、非洲、欧洲、核会谈和中子弹等等问题上明争暗斗，愈演愈烈。争来争去，美国渐次退让，苏联步步紧逼。白宫一会儿宣布停止生产新型的B—1型洲际轰炸机，一会儿决定暂缓发展机动的MX洲际导弹，最近又宣布推迟生产中子弹，而对苏联向非洲大举扩张，则一再表现袖手旁观的“消极态度”。美国本来以为它用自己的“克制”会换得对方相应的“克制”，结果克里姆林宫却把华盛顿的“克制”视为软弱可欺。它不但在核军备竞赛方面毫无“克制”之意，而且加速研制和部署新的洲际导弹。
美国在苏联咄咄逼人之势面前的这种“畏缩”，使它的西欧盟国深感不安，也引起了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的“意见分歧”。据美国报刊透露，在同苏联进行核会谈的问题上，现在华盛顿已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凡是美国能够做的让步，它都做了，现在该俄国人采取下一个行动了”；另一种则仍然认为“不应当事先封闭双方做出进一步妥协的大门”。
正当华盛顿争吵不休之际，莫斯科乘机加紧了它向全球扩张的步伐。它的军舰、飞机、坦克、导弹和军事人员，不时出现在波罗的海、地中海、红海、印度洋和非洲之角。凡是在苏联全球战略中的关键地区，它都力图排挤美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不无忧虑地指出，美国的“软弱”，“鼓励克里姆林宫在世界事务中采取一种更加咄咄逼人的态势”。
就在万斯抵莫斯科的当天，苏联《新时代》毫不客气地以教训的口吻说，只有美国放弃中子弹，才能“实现裁军”；而它自己则要“完善自己的防御”，也就是说要继续完善它的核武器。
从西方报刊的报道中可以看出，在美苏两国前一阶段的核会谈中，美国已同意限制自己的巡航导弹航程，不把苏联“逆火式”轰炸机作为战略武器列入限额。它还同意保持苏联原有的重型导弹数额而不坚持削减。对于这种情况，美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参议员认为，华盛顿对苏联作的“让步太多”，不能再让了。因此，万斯这次去莫斯科打的牌，究竟“能否得到国会的支持”，美国报纸也表示怀疑。
莫斯科既然看出美国的“软弱”，就把迄今双方未能达成协议的原因，归之于“美国的过错”，要美国“采取比较现实主义的立场”，企图要挟美国作进一步的让步。这就使万斯这次艰难的旅行无法在实质性问题上“取得突破”。现在，勃列日涅夫又对美国施加压力，说苏联“无论如何不能同意美方的某些立场”，“今后的事态将取决于华盛顿”，又把皮球踢到了美国的大门口。
由此看来，那种以为给一点甜头就能把熊推动的人，已不止一次地尝到了苦头。他们是不是从中得到教训，真正懂得了如何同熊打交道的道理了呢？那就得看将来的事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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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来吧，煤矿工人们！
〔美国〕萨拉·奥岗·冈宁
来吧！
煤矿工人们，
不论你们在何方，
都来听我讲一讲。
我是个普通的人，
讲的话都是真真实实。
一个煤矿工人的妻子，
祝愿你们平安无事。
今天，我们国家里，
采煤最危险。
又脏又累的奴隶活，
挣不了几块钱。
煤矿工人快觉醒！
看一看呵，睁开眼睛，
资本主义太肮脏，
它对你我干了些啥事情？
它吸了你们的血，
它要了咱们孩子的命，
它从孩子身旁抢走了父亲，
它从妻子身边夺去了丈夫。
煤矿工人，组织起来！
不论你们在何方，
为了你我受苦人，
快把这块土地来解放。
亲爱的矿工们，
老板把你们当牛马驱使，
你们胳膊腿不能动弹了，
公司赏给一块大洋算了事。
住的是摇摇欲坠的破房，
风雪交加，没处躲藏。
你们房租付了不少，
入不敷出的日子没完没了。
我是煤矿工人的妻子，
我祝你们平安无事。
让我们来把资本主义制度埋葬，
把它深深地埋葬在黑暗的地狱里！
（宜华 译）
译者注：三十年代，美国煤矿工人进行罢工斗争时，上面这首歌曲曾在工人群众中广泛流传。作者萨拉·奥岗·冈宁的父亲和丈夫都是煤矿工人。最近美国煤矿工人举行了一百多天空前规模的斗争，美共（马列）《号角报》又刊登了这首歌曲。《号角报》代表团在我国访问期间，曾把这首歌曲赠给了阳泉煤矿工人。上图为《号角报》刊登的歌曲作者的头像。（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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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中外交流史话
马可·波罗及其《东方见闻录》
郭圣铭
一谈到历史上东方和西方的文化交流，人们总要想起十三世纪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和他的《东方见闻录》。
马可·波罗出身于意大利威尼斯城邦的商人贵族家庭。他的父亲尼古拉·波罗和叔父玛窦·波罗，都是威尼斯的巨商，第一次来中国时，曾受到元世祖大汗忽必烈（成吉思汗之孙）的礼遇，第二次来中国时，他们携带年青的马可·波罗同行。
一二七一年的夏天，马可·波罗跟着他的父亲和叔父从地中海东岸的阿迦城出发，跋山涉水，穿越叙利亚和两河流域、伊朗全境、中亚的沙漠地带，翻过帕米尔高原，再东行经过喀什、于阗（和田）、罗布泊，到达敦煌、玉门一带。他们在中国境内所走的这一段路程，大致上就是我国唐代高僧玄奘六百年前赴印度取经时所走过的路程，不过方向相反罢了。
经过近四年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蒙古大汗的驻所上都（元朝诸帝的夏宫所在地，现仅存废址），受到大汗忽必烈的欢迎。
从一二七五年至一二九二年这十七年间，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叔父一直在元朝供职。马可·波罗很快学会了蒙古语和汉语，深受忽必烈器重。他除了在京城大都（今北京）供职以外，还经常奉大汗之命巡视各省，或出使外国。有一次，他曾经穿行山西、陕西、四川等省，经过川、藏边区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到云南去执行任务，并且到过缅甸北部。他的足迹遍于长城内外和大江南北。据说他还曾被任命为扬州总管，在东南各省驻了三年。后来，他奉命出使南洋，到过越南、爪哇、苏门答腊等地，可能还到过斯里兰卡和印度。他每到一地，总要考察当地的风俗民情、物产状况。
波罗家族这父子三人长期客居异域，难免有故国之思。一二九二年初，他们离开中国西归，一二九五年末回到阔别已久的威尼斯。
在十三世纪这一百年中，威尼斯和热那亚这两个意大利城邦，常常因为商业利益的冲突而发生战争。一二九八年九月，马可·波罗因为参加威尼斯舰队对热那亚作战，兵败被俘，被拘留在狱中。
作为一个见闻广博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在热那亚狱中把他在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所见所闻，口授给同狱中一位名叫鲁思蒂谦的文章能手，用法文笔录下来，这便是著名的《马可·波罗行纪》，或叫《东方见闻录》。马可·波罗于一二九九年七、八月获释，回到家乡。他此后的情况，就失传了。
马可·波罗是第一个广泛地游历了东方各国而又留下一部名著的欧洲人。他的《东方见闻录》被称为“世界一大奇书”。全书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描述马可·波罗东来时所经过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第二部分记载元朝初年的政事，描述北京、西安、开封、南京、镇江、扬州、苏州、杭州、福州、泉州等名城的概况，盛赞中国物产丰富，文教昌明，有驿站制度和常平仓制度。第三部分描述中国邻近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第四部分讲成吉思汗以后蒙古诸汗国之间的战争和俄罗斯的概况。《东方见闻录》给欧洲知识界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人们争相传诵，不胫而走，很快就被译成各种欧洲文字。不过由于当时欧洲还没有印刷业，这本书在传抄过程中难免有所损益，因而出现了五、六十种不同的版本。
实际上，马可·波罗对中国的了解还是很不深入的。他对中国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光辉灿烂的文化理解甚少，在书中竟没有提到中国的长城和大运河，也没有提到中国的印刷术。不过他提到当时中国已在使用纸币，并且用一种“黑石头”做燃料，那就是煤炭。当时欧洲人还不知道用煤。
《东方见闻录》一书，激起了西方人对东方的向往，这就促进了新航路的开辟。十四、十五世纪欧洲的一些地理学家，主要是根据《东方见闻录》中所提供的地理知识，绘制出早期的“世界地图”。哥伦布早年曾细心阅读过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他一四九二年著名的航行，原是带着西班牙国王致中国皇帝的书信，要来中国和印度，只是无意中到了美洲。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哥伦布是在马可·波罗的影响下开辟了通往美洲的航路的。（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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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次难忘的会见
李名强
访问北欧归来，虽已几个月了，但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旖旎风光，北欧诸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在我心里，却历久难忘。其中特别使我不能忘怀的，是同挪威当代最负盛名的作曲家西弗鲁德的会见。
一个细雨蒙蒙的早上，我们驱车前往挪威第二大城市卑尔根。那是十九世纪挪威著名作曲家格里格的故乡，也是西弗鲁德现在的住地。西弗鲁德的别墅，座落在半山腰里。这里峰峦叠翠，林木葱茏，空气清新，风景优美。西弗鲁德先生虽已八十高龄，却仍精神矍铄。他怀着对我国人民的友好感情，站在门口迎接我们。
他的住房和工作室里，书桌、床头到处堆满了乐谱和五线谱纸，这说明年迈的主人，仍在勤奋地工作，坚持创作。挪威人民十分珍爱、尊重自己民族的艺术家。作曲家兴奋地告诉我们，他正在为即将落成的卑尔根市格里格音乐厅写一首交响乐的纪念序曲。
西弗鲁德先生指向客厅里挂着的一幅用紫铜铸成的《起义叙事曲》主题浮雕，回忆他创作这部反法西斯乐曲的经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艰苦的岁月里，一次，他从奥斯陆坐火车返回卑尔根。半途中，在一个山坳里，火车被法西斯侵略军挡住了去路。他目睹法西斯匪徒野蛮迫害无辜同胞的暴行，内心激起了强烈的民族仇恨。顿时，在他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强烈的音调：
这个音调，越来越扩展、壮大，有力地表现出反抗的人群越聚越众，坚决斗争，势不可挡……
老音乐家一面回忆，一面非常激动地唱起来，好象往事就在他的眼前闪现。他当场请他的夫人演奏了《起义叙事曲》。接着，他又亲自为我们演奏了一遍。听着琴键发出的坚定沉着的节奏、铿锵有力的音响，我感到自己仿佛正和作者一起，站在那天色阴沉的山坳里，面对着侵略者的兽行，义愤填膺，怒不可遏！我想，这样感情浓烈、斗志昂扬的作品，在面临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北欧虎视眈眈的今天，仍然不失其战斗性，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为了向他学习和向他表示敬意，我也视谱弹奏了一遍《起义叙事曲》，还演奏了两首中国钢琴曲《大路歌》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西弗鲁德十分注意地倾听着，还问到了这两首乐曲的作者和背景。他高兴地说：这是他第一次听到中国的钢琴音乐，他认为这些作品有着很鲜明的民族风格，表示要进一步加以研究。我把乐谱送给他，他也拿出自己用的一份《起义叙事曲》的乐谱，亲笔题辞送给我。这份珍贵的礼物，是老作曲家的一片心意，它闪耀出挪威人民热爱独立自由的光辉，也饱含着他们对中国人民的亲切情谊。每当我翻阅它时，那乐曲描绘的当年挪威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情景，就出现在我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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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狼举行洗礼
（南斯拉夫民间故事）
在一个村庄里，人们决定为狼举行洗礼，要它改恶从善，不再咬死绵羊。狼勉勉强强地同意了，还以它的名誉担保，接受洗礼之后，决不再吃羊了。
神父被请来了，开始念祷文。突然，狼跳起身来，竖着耳朵，凝神细听。神父一愣，问它干什么。
狼回答：“我听出来了，好象什么地方绵羊在叫唤！”
志冲 译 方成 图（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