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资产阶级发展“三阶段论”必须批判
俞明仁
编者按：本报一九七八年一月三十一日发表《斥“风派”“理论家”》的文章以后，收到许多读者来信，问起所谓的资产阶级发展“三阶段论”是怎么一回事。今天发表这篇文章，对这个“三阶段论”进行剖析和批判，供读者参考。
“四人帮”及其“理论”追随者编造出一种所谓“党内资产阶级”的“理论”。其中最突出、最系统、流毒甚广的，是署名马彦文的所谓资产阶级发展三阶段的“理论”（见《北京大学学报》一九七六年第二、三期）。他说的三个阶段，即：自由资产阶级、垄断资产阶级、党内资产阶级。
谁都知道，只能从阶级的基础上产生政党，不能从政党的内部产生阶级。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说党内有个阶级，如同说茶杯里搁个茶盘一样的不通。尽管如此，这位“风派”“理论家”却挖空心思，硬想把茶盘塞到茶杯里，编造出一套奇谈，给所谓“党内资产阶级”涂上“理论”油彩。
这里不禁令人想起恩格斯说的话：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伪造得最符合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著作，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马恩全集》第16卷第573页）所谓资产阶级发展三阶段的“理论”，可称得上是一件按照“四人帮”反革命需要伪造出来的时髦商品。
马克思用几十年的精力，占有极其详尽的材料，写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科学的著作《资本论》，阐明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从理论上宣告了资本主义的死刑。《资本论》把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活动和精神面貌，刻画得淋漓尽致。资本家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狼一般的贪欲，活现出资本的本性。
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都没有活到全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的时代，对帝国主义经济和政治的深入而全面的阐明，是由列宁完成的。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直接继续。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垄断资本家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满足于平均利润以至超额利润，而是要获取垄断高额利润。他们不仅剥削本企业雇用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攫取其他劳动人民的剩余劳动，而且凭借自己的优势垄断地位，侵夺其他中小资本家从工人身上榨取来的利润，甚至强力吞并中小资本家的资本。这种情况，从垄断的工业资本和垄断的银行资本相结合而形成的金融资本的活动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资产阶级的发展，总是跟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联系着的。自由资产阶级主要活动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垄断资产阶级则活动于帝国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经过自由竞争阶段和垄断阶段之后，是否还会有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呢？列宁早就说过没有，历史事实确是没有。不过，一些骗人“理论”是有的。例如：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布哈林的“纯粹”帝国主义，希法亭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等等。这些“理论”的共同之点在于，帝国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自然而然的发展阶段。
有趣的是，所谓资产阶级发展三阶段的“理论”，与考茨基、布哈林、希法亭的“理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它实际上也是把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三阶段对待的。请看马彦文的妙论：“自由资产阶级、垄断资产阶级、以及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出现的党内资产阶级，它们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的内容虽然没有改变，但它的表现形式却不断变化”。这段话表达的意思是很清楚很明确的。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到垄断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内容没有改变，但变化了表现形式。从垄断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经济基础的内容”也没有改变，也只是变化了“它的表现形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个样，社会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另一个发展阶段而已。
那末，这个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共同的“经济基础的内容”又是什么呢？文章说：“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占有制。”既然“经济基础的内容”没有改变，社会主义社会岂不也是以“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占有制”为经济基础的吗？不错，且看文章又说：“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资产阶级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在表现形式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就是说，虽然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占有制”这个资产阶级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的内容”却依然如故，没有改变，只是“在表现形式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换句话说，我国至今尚未改变“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占有制”的经济内容，只是改变了“它的表现形式”。为什么会如此，其中奥妙究竟在哪里呢？
我们再来看文章：“即使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也会有一些企业和单位的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而被党内资产阶级篡夺，使已被取消的资产阶级法权在这些单位中复辟”。“只要资产阶级法权存在，党内就会产生资产阶级”。“走资派……是社会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直接体现者，他们本身就是党内的资产阶级。”打开天窗说亮话，作者当时的意思是，只要企业和单位的领导权还没有控制在“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手里，社会主义公有制就不能算数；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的资产阶级权利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党内资产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所以，他们说在我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的内容”没有改变，所变化的仅仅是“它的表现形式”。
毛主席早就说过：“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试问文章作者，你们读到毛主席的这段话时，有何感想呢？本来，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在社会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都处在灭亡的过程之中，不可能构成什么新的发展阶段。事实和道理都是十分清楚的。“风派”“理论家”们竟然利令智昏到如此地步，真是令人吃惊！
为了给所谓的资产阶级发展“三阶段”穿上一套“理论”外衣，文章作者竟然伪造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拿来吓人。它说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划时代的贡献”，是“把自由资产阶级……暴露出来”；“列宁的历史功绩”，是“把垄断资产阶级……暴露出来”。接着就把所谓的资产阶级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即“党内资产阶级”，硬说是毛主席发现的，说毛主席“科学地论证了走资派就是党内资产阶级”。实际上，所谓资产阶级发展第三阶段的发明权，属于作者自己，因为毛主席并没有作过那种论证。明眼人一看便知，麒麟皮下奔跑的是马脚。作者貌似谦虚，做出不愿掠人之美的姿态，其实是拉大旗作掩护，使别人对他自己的“学说”不敢提出异议。
文章说“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第一次科学地揭露了资产阶级的本质。列宁……对垄断资产阶级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揭露了这一部分资产阶级的新的质的特点”，之后，笔锋一转，硬说“毛主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揭露了党内资产阶级的特殊本质”。科学是科学，谎言是谎言。这种“概括”一戳就穿，它是作者自己的编造。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之后，毛主席并没有写过类似的著作来“揭露了党内资产阶级的特殊本质”。搞了多年理论工作的人，大概不会不知道吧！
为了使这个伪造的商品卖得更高的价钱，尽管缺乏任何论据，作者却把自己装扮成当年列宁分析帝国主义的样子，对“党内资产阶级”作了谩骂式的刻画：“一是寄生性和腐朽性”，“二是反动性和疯狂性”，“三是买办性和封建性”，“四是虚弱性和欺骗性”。列宁对帝国主义的阐述是科学，作者对“党内资产阶级”的编造是谎言，完全不一样。你看，摆地摊卖破烂似的乱七八糟一大堆。尽管搜索枯肠，大声叫喊，又怎么样呢？人们只是轻蔑地一笑，连眼珠子都不愿转过去瞅一下。鲁迅说得好，“事实是毫无情面的东西，它能将空言打得粉碎”。随着“四人帮”的垮台，这八个大“性”也就烟消火灭了。
理论总是为现实斗争服务的。“三阶段论”一出笼，就博得北京市“四人帮”那个女黑干将的青睐，绝非偶然。一方面，它把社会主义说成跟资本主义具有共同的经济基础，只不过是变化了它的表现形式，从而诋毁和否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四人帮”反对社会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制造“理论”根据；另一方面，它给那个臭名昭著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作注释，如文章自己所说，要撕下“‘老党员’、‘老干部’、‘老革命’的画皮，还他们以党内资产阶级的本来面目”，以此替“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效犬马之劳。
“四人帮”覆亡了，流毒还得肃清。对于所谓资产阶级发展三阶段的“理论”，必须进行严肃的批判。
第2版()
专栏：
哲学和宗教
邢贲思
哲学和宗教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哲学在希腊文的本义中为“爱智”，它是世界观，是关于自然、社会、人类思维最一般规律的学问，是理性思维的最高形式。哲学是用概念和逻辑的形式来反映世界的，一般地说，它不崇拜偶像，而是用理智的力量来征服人。宗教也是现实世界在人们主观意识中的一种反映，不过，它是一种虚幻的、颠倒的反映。跟哲学不同，它崇拜偶像，无论是人类早期的以动物或其他自然物的崇拜为特征的自然神教，或是后来的崇拜多种人格神的多神教，以及象基督教那样的崇拜一种人格神的一神教等等，都无一例外，有其被崇拜的偶像。因此，宗教不是用理智的力量，而是用迷信、信仰来压服人。宗教既不用范畴，也不需逻辑来证明真理，代替这一切的是所谓神启。因此，任何宗教都是反理性主义的，都宣扬蒙昧主义。
哲学和宗教按其性质是不同的，但在历史上却又常常出现合流的情况。在中世纪的欧洲，天主教神学成为意识形态的最高权威，一切其他的意识形态都只能是神学的侍婢。那时的数学如果证明一加一等于二，就会被判为理性的迷误，就有异端的嫌疑，因为它违反了公元三二五年举行的尼西亚宗教会议关于圣子、圣父、圣灵三位一体的规定。当时的哲学也和其他意识形态的命运一样，成为神学的奴仆。中世纪的经院哲学，虽然也出现过个别带有唯物主义色彩的哲学家，但总起来说，它不过是神学的证明工具。很多经院哲学，连篇累牍地论证三位一体、道成肉身，末日审判，除了证明神启是真理以外，根本没有自己独立的对象。哲学沦落到这一地步，是很可悲的。
哲学和宗教合流的再一种情况，就是某一种唯心主义哲学，有时为了把它的一种理论推到极点，也往往向信仰主义乞灵。实证主义的创始人，主要活动于法国七月王朝和第二帝国时期的孔德，他的哲学下场就是这样。为了阻挠和破坏当时在法国方兴未艾的工人运动，孔德这个资产阶级的仆从，一方面摆出一副同情工人的姿态，搞了什么“工人之友”俱乐部之类骗人的把戏，另一方面把他所宣扬的“以爱为原则，以秩序为基础，以进步为目的”这种社会学，发展成为神学教条，创立了所谓“人道教”。这种“人道教”的基本教
义，就是宣扬“大我”精神，这种“大我”决不是无产阶级的大公无私的立场，而是一种忍辱求全、苟且偷安的妥协、宽宏精神。宣扬这种精神的目的在于瓦解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使之俯首帖耳，任人宰割。孔德的“人道教”，不仅有教义，而且有教主，这个教主就是他自己；在有些地方还建立了“人道教”的教堂，供奉了孔德的“圣象”。在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如新托马斯主义、人格主义中，也存在着这种哲学和神学合流的现象。哲学发展成为宗教，或者说哲学依托于神学，这决不是哲学的光荣，而只能是哲学的耻辱。一种理性思维为信仰所代替，这决不是证明它的强大，恰恰证明它的软弱，它的无能为力。
因此，无论是神学役使哲学，还是哲学攀附神学，一句话，一旦哲学失去了自己的独立“人格”，就会造成哲学的窒息，智慧的灾难。在这种情况下，不但哲学自身名存实亡，而且也影响了其他科学、其他意识形态的健康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历来反对信仰主义和任何形式的偶像崇拜的。它是以关于自然、社会、人类思维最一般规律的科学，以科学的真理来武装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它是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武器。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在于它的理论的科学性和逻辑的严密性。它从来不提倡盲目信仰，也不把自己当作某种证明物。马克思主义在它诞生以来一百多年的历史中，所以能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所以能使世界的面貌发生巨变，所以能在今天这样深入人心，就因为它是科学，是迄今为止对人类全部文明发展的最完善、最正确的科学总结。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和敌人，才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宗教。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当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初次披露不久，一些右翼社会党人欣喜若狂，叫嚷这部著作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它比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更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并且把这部手稿叫作新的《福音书》和《启示录》。我们且不说右翼社会党人把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和后来的著作对立起来、并且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人道主义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单拿把马克思的某一部著作叫做《福音书》和《启示录》这一点而论，这些人也决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而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现代资产阶级反动哲学流派则从贬义方面把马克思主义污蔑为神学，攻击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启示录”和“圣典”，有自己的“教会”和“教父”等等。敌人的这种叫嚣使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倘若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神学的教条，至少是和敌人同流合污。
林彪、“四人帮”这一伙马克思主义的凶恶敌人，破坏马克思主义的罪行，罄竹难书。为了适应他们的反革命需要，他们不仅肆意攻击、污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任意歪曲、阉割、篡改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甚至伪造。他们在这方面的罪行已经十分严重，但尤为严重的是把经他们歪曲、阉割、篡改过的、甚至完全是他们自己捏造的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当作认识对象，而是当作信仰对象，只许人们盲目迷信，不许人们认真思索，更不许人们鉴别真伪。什么“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之类就是这种货色。他们一方面垄断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另一方面又把经过他们解释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其实是“林彪主义”，“四人帮主义”，当作一种无容置疑、不可移易的真理强加于人，大树特树他们自己的权威，以至于要人们把他们当作偶像来崇拜。林彪、“四人帮”对马克思主义最大的破坏，就是妄图把经过他们篡改的马克思主义变成宗教，就是要在毛主席缔造的社会主义的中国搞信仰主义、蒙昧主义。
“四人帮”要别人把哲学当作宗教的教条，当作信仰的对象，是为了适应他们的反革命政治需要的。他们今天说这样有理，明天又说那样有理，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哲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糟蹋得不成样子。
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虽然已被粉碎了，但是他们造成的这种恶劣影响，至今并没有在人们中间完全消除。我们的任务是必须还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以本来面目，要大书特书哲学是一门科学，有其独立的对象；要大书特书哲学和宗教、科学和信仰是根本不同的，让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和毛主席的哲学思想，真正成为我国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武器，成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项工作的指针。
第2版()
专栏：思想评论
从延安整风谈起
徐逊
我们党诞生于一九二一年，但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学风在全党的普遍树立，是开始于一九四二年的整风运动。
当年整风学习的文献，大多为马列和毛主席原著的全文，也有少量节录，但均为完整的章节。延安整风特别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以解决中国革命实践中的问题。
通过延安整风，毛主席一贯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被全党所接受所坚持，为我们党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奠定了最坚实的思想基础。
马克思主义学风的形成是何等不易，又是何等的宝贵呵！
林彪这个野心家、阴谋家，正是从破坏学风来破坏党的。他用什么“捷径”、“百分之九十九”，来反对学习马列著作；用什么“学语录”、“背老三篇”，来反对学习《毛泽东选集》。林彪破坏的影响是既深且广的。
有的人学了一些语录，背得很熟，就自以为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了。
有的人写文章，不是从实际出发，分析和解决问题，而是热衷于找几条语录，前后串连，拼凑成文，就以为是理论水平很高的了。
大家还记得语录战吧！意见对立的两派，根据自身的需要，分别选用不同的语录，或互相攻击，或自我辩解，长期不能联合起来。
一九七○年七月，政治骗子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抛出“论天才”的语录，连第几版都搬了出来。不少人上当受骗，跟着起哄，险些被林彪反党集团所利用。
“四人帮”继承了林彪的衣钵。他们利用窃取的权力，不许揭露和批判林彪破坏学风的严重罪行，采用更加阴险毒辣的手段，变本加厉地破坏马克思主义学风。他们通过掐头去尾、断章取义、偷梁换柱、移花接木等等手法，肆意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把马克思主义说成修正主义，把社会主义说成资本主义，把正确说成错误，搞乱了理论是非、思想是非和路线是非，把马克思主义学风糟蹋得不成样子。可以说，这是“四人帮”给我们造成的最大的内伤。
对这种现象的出现，毛主席早有预见。文化大革命初期，毛主席就说过，我的话，左派可以用，右派也可以利用。这就告诫我们：不要以为引用毛主席的话的，都是左派，不要上假左派真右派的当。林彪、“四人帮”就是假左真右的极右派。
革命理论被歪曲，历来如此。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在法国的一些人中间，广泛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对此，马克思不是喜悦，而是愤慨，他还声明：“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见《马恩全集》第22卷，第81页），以表示这种“马克思主义”和他的学说没有丝毫共同之处。
在学风问题上，我们要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影响和流毒，来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学风是根本，没有理论和实践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也就被抛弃了。
革命的老干部对年青同志传帮带，首先应该在马克思主义学风方面传帮带。因为学风一歪，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其他一切优良作风也就不易传下去了。
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举旗有真举、假举之别。林彪、“四人帮”是假举的最大典型，是在学风问题上给我们上课的最好的反面教员。真正的高举，就是要象华主席所说的那样，完整地、准确地、实际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各个方面的基本原理掌握起来，指导我们去实践。
第2版()
专栏：
广东省社会科学界举行揭批“四人帮”大会
本报讯 据《南方日报》报道：最近，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召开了揭批“四人帮”大会。与会者联系实际，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深入揭批“四人帮”破坏理论战线的罪行。
历史学会的同志在会上揭发和批判了广东那个曾以研究中国哲学史著称的教授，这个人利令智昏，出卖灵魂，不惜任意歪曲历史，以迎合“四人帮”的需要，为“四人帮”推行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制造“历史根据”。哲学学会的同志联系国际共运史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着重揭露“四人帮”假左真右的反动面目。他们说，“左”倾不是马克思主义，这本来是起码的政治常识。可是“四人帮”却把“左”说成是进步和革命，谁反“左”谁就是反对革命，这个谬论在相当一部分干部、群众中造成极大的混乱，对党的作风破坏极大，只有加以深入批判，党的方针政策才能够贯彻。经济学会的同志在会上批判了“四人帮”在上海炮制的大毒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出，这本书以所谓关于资产阶级权利的理论为核心，炮制了一个反动的理论体系，流毒甚广，一定要对它进行彻底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