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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温周总理教导 努力实现第三个科学规划
武衡
全国科学大会制订了一九七八年——一九八五年全国科学技术规划纲要（草案），提出了今后八年鼓舞人心的奋斗目标。新中国建立以来，制订全国科学规划，这是第三次了。前两次规划是在敬爱的周总理亲自领导下制订和实施的。我有幸参加了前两次规划的制订工作，亲耳聆听周总理的指示，深受教育。因此，在这次制订新规划的过程中，更加怀念我们的好总理。
一九五六年初，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国民经济建设的高潮将要到来的时候，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指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周总理高瞻远瞩，强调指出：“科学是关系到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全会上，周总理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发出了“向现代科学大进军”的号召。接着，又亲自领导和主持制订了一九五六年——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即十二年科学规划）。
制订全国科学技术远景规划，当时是第一次。参加制订规划的同志都没有经验，工作中遇到了许多困难问题。周总理花费了大量精力，多次听取汇报，分析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使第一个科学规划以无产阶级的雄伟气魄载入我国的科技发展史册。周总理明确指出，要“根据世界科学已有的成就来安排和规划我国的科学研究工作，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能够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周总理的指示为我们制订十二年规划指明了方向。当时，国民经济建设中提出的大量科学技术问题急待解决，我们的科学技术基础差，科研人员少，现代科学技术又一日千里地迅速发展，我们的规划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方针，才能尽快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呢？大家意见不一。周总理及时听取了汇报，深刻指出，规划的方针应该是“重点发展，迎头赶上”。“重点发展”，就是要我们抓住影响全局和对科学技术发展前景有重大意义的课题，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不要分散精力。“迎头赶上”，就是尽量采用世界先进成就，瞄准新兴科学和新兴技术，走捷径赶上去。周总理说：“从别人的后面慢慢地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规划实施的结果完全证实了周总理这些指示极为正确和深刻。
在制订规划过程中，我们开始认识到，为了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必须及时掌握国外科学技术发展情况，建立科技情报机构。记得在一次向周总理汇报时，我们提了这个问题，他老人家以惊讶的口吻说：“怎么你们现在连个情报机构都没有？这几年的仗是怎么打的！”根据周总理指示，十二年科学规划中把科技情报工作列为重点项目，并且采取了紧急措施。
周总理指示我们，要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前提下，从我国科学落后的实际情况出发，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国学习。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在十二年科学规划纲要中单独列了一章《国际合作》。
在制订规划中，怎样正确处理任务（生产建设上的问题）和学科（基础科学）的关系，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在当时的条件下，为了适应经济建设大规模展开的需要，使科学研究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切实解决生产建设上的问题，提出“任务带科学”编制规划。这样做，也产生了另一方面的问题，就是有可能忽视一些任务不能带动的基础科学研究。一九五六年我们向周总理汇报时，他明确指出，必须在大力发展应用科学研究的同时，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以后他又多次指出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他说：“为了有系统地提高我国科学水平，还必须打破近视的倾向”，“如果我们还不及时地加强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的注意，那末，我们就要犯很大错误。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研究作基础，技术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命。”根据周总理指示，十二年科学规划增列了《现代自然科学中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作为一项重点任务。周总理对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这些精辟论述，现在重温起来是多么亲切啊。
第一个科学规划问世了，这在我国是史无前例的。任务艰巨，工作浩繁，能否实现呢？有些同志信心不足，有人甚至说规划是“纸糊的”。周总理严肃地批评了这种保守思想，驳斥了泼冷水的态度。他老人家亲自抓思想工作，排除了实现规划的思想障碍，提高了同志们的信心，对我们也是深刻的教育。
为了保证科学规划的实现，周总理亲自抓了许多具体落实工作。例如对我国当时尚属空白或非常薄弱的原子能、喷气技术、半导体、计算技术、电子学、自动化技术等新兴技术，周总理督促国家科委、国防科委、中国科学院等部门采取一系列的紧急措施，对抽调人力，培养人材，安排基本建设和调配器材等都给予具体的指示和部署。这些新兴技术在短期内就建立起来，形成了新兴工业部门，缩短了我们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在制订规划期间，国务院建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规划制订后，还要不要这个组织，要不要设置常设机构，有不同意见。周总理亲自批准，正式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为常设机构，并规定了它的任务，为贯彻执行规划提供了组织保证。一九五八年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科学规划委员会和技术委员会合并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聂荣臻同志任国家科委主任。一九六二年，聂荣臻同志在北京的一次万人大会上说：愿以自己的余年致力于建立一支我国又红又专的科技队伍，并说：“我就是为科学研究服务的总勤务员。”在聂荣臻同志领导下，科学研究中急需解决的问题，都由国家科委提出改进方案，周总理亲自主持国务院会议作出决定，予以安排。这些措施对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和一九六○年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运动的推动下，在周总理直接关怀下，到一九六二年，十二年规划的基本任务提前五年完成。国家科委对规划的执行情况进行了两次全面检查。实践证明，十二年规划对发展我国的科技队伍，提高科技水平，填补空白领域，解决生产建设上的科学技术问题，起了重大作用。
在我国遭受严重灾害，国民经济出现暂时困难时期，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又单方面撕毁协议，妄图扼杀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新的情况下，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许多科学技术问题必须靠我们自力更生来解决。面对重重困难，周总理毅然决定制订第二个科学技术规划（即一九六三——一九七二年的十年科学规划）。这次规划提出“自力更生，迎头赶上”、“全面安排、重点突出”的方针，依靠自己的力量，部署了导弹、原子弹、氢弹的研究试验，安排了人造卫星的研制，规划了农业、工业等各方面的最新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在困难的时刻，这个规划展示了一幅奋发图强、坚强不屈、夺取胜利的宏伟图景。
毛主席听取了聂荣臻同志等关于十年规划的汇报，指出：一定要打科学技术这一仗，不打这一仗，生产力无法提高。要以革命精神来搞科学技术工作。周总理多次亲自抓十年规划重点项目的落实。当时由于苏修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带走技术资料，停供设备器材，把原来的许多研究工作部署打乱了。周总理多次亲临现场，召开会议，部署力量，指示各有关部门拧成一股绳，自力更生，大力协同。为了把第二个规划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周总理一再强调要相信和依靠自己的工人和科技人员，并且身体力行。有一个重大工程由于苏修撤退专家带走技术资料而停顿下来。周总理知道这件事后说：“我就不信我们自己的工人和科学家解决不了”。果然，派去有关人员很快解决了问题。在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鼓舞下，全国各行各业以大办科学为光荣。不仅专业科研部门努力奋战，各工业部门、各大专院校也主动积极地承担科研任务。在这种大好形势下，一九六四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地爆炸了，若干种导弹也研究试制出来了，它显示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了毛主席、周总理的心血。
周总理为我们树立了全面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光辉榜样。他以极大的热忱和耐心，团结和帮助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他十分关心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进步。周总理还亲自介绍老科学家入党，许多老科学家在党的教育下觉悟提高，周总理知道了，非常高兴。周总理经常强调发挥科技人员的专长，多次亲自检查对他们的使用安排。周总理信任他们，尊重他们，把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建设中重大技术问题的研究交给他们承担。特别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周总理更是十分关心科学技术专家的思想政治的进步和工作条件、生活条件的改善。在周总理的关怀下，科技战线较好地贯彻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广大科技工作者同工人、农民一起，在实现前两个规划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九六二年，国务院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即广州会议）。周总理于百忙中专程来到广州，当天就听了国家科委党组和科学院党组的几位同志的汇报，询问了会议情况。当听到会上对知识分子队伍的估计和作用有不同的看法和议论时，周总理立即指示我们查阅、学习毛主席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论述。然后又在部分领导干部会议上，主持了讨论，一个一个地征询到会同志的意见。这充分表现了周总理的民主作风。同时也是对我们每个干部的检验，看谁理解毛泽东思想全面些、正确些。这次会议给我以极其深刻的教育，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在广州会议上，周总理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运用毛主席的光辉思想，对我国广大知识分子的进步做了充分肯定，又结合自己的革命实践，要求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摆脱旧社会的影响，成为真正适应新社会需要的知识分子；对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周总理的亲切教导和热情期望，引起强烈的反响，成为当时我国科技战线能够顶住逆流，团结一致，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克服困难，胜利前进的巨大动力。许多老科学家当时激动得热泪盈眶，表示决不辜负党的信任和期望，要以有生之年，为祖国科学技术事业，贡献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在不久以后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又对知识分子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周总理对我们在科技部门负责组织领导的党员干部如何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也作过许多重要的指示。他老人家告诉我们说：对于知识分子，要信任他们，帮助他们，改善同他们的关系。他还要求我们检查自己在执行党的政策中有无偏差错误，如果有，就要改正，解除“思想疙瘩”。周总理还要求我们逐步解决好科技人员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使他们为社会主义多作贡献。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竭力破坏我国的科研事业。他们肆意歪曲毛主席的科研路线和政策，打击迫害知识分子，搅乱人们的思想，并一再企图全盘否定我国的科研事业。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多次坚定地指出，我国科技战线，毛主席的红线始终占主导地位。这就有力地打击了林彪、“四人帮”一伙，使我国的科研事业得以免遭更为惨重的破坏。
回顾我国两次科学规划的制订和施行，以及我国科研事业发展的历程，我更加崇敬和热爱我们的好总理。他老人家为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宝贵的精力，他忠实地、模范地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愧是毛主席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在制订科学规划中，周总理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磅礴气势，表达了一个坚强信念：社会主义必定战胜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必定能以资产阶级想象不到的高速度发展科学技术。他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为我们指出了高速度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具体道路、方针和政策。他在如何正确对待知识分子，正确处理基础理论与应用科学，自力更生与学习外国等关系上，给我们作了深刻的阐述，并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那严肃认真、具体深入的工作作风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典范。重温周总理关于科学技术工作的指示，我们对于实现第三个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充满胜利的信心。只要我们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永远铭记周总理的教导，坚定地团结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努力奋斗，第三个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是一定能够胜利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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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吉林省委彻底昭雪长春光机所“特务”冤案
“四人帮”的爪牙、冤案直接制造者单奎章将依法严惩
新华社北京四月二十八日电 本社记者康国志报道：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中共吉林省委派工作组进驻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对“四人帮”和吉林省委前主要负责人以及他们的爪牙单奎章大搞假左真右，在这个所制造的骇人听闻的“特务”冤案，彻底平反，予以昭雪。冤案的直接制造者单奎章将由司法部门依法严惩。
长春光机所是建国初期建立的技术力量较强，设备条件较好，拥有光、机、电配套齐全的研究机构，附设有专为科研服务的大型实验工厂。在毛主席的科研路线指引下，全所科技人员、干部和工人奋发图强，团结战斗，早在五十年代就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电子显微镜、高精度经纬仪、晶体谱仪、大型光谱仪、万能工具显微镜等多项重要光学精密机械仪器和一个系列的光学玻璃。激光技术一兴起，这个所就和国外几乎同时起步投入研究，而且相继取得同样的研究成果，对开辟我国光学科研领域，促进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科研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一九五八年，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科学院科研成果展览会上视察了这个所的科研成果，并高兴地在高精度经纬仪旁照了相。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吉林省委前主要负责人把他的亲信、“四人帮”的爪牙单奎章安插在这个所，窃据了这里的党政领导权。在省委前主要负责人的怂恿和支持下，单奎章施展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的反革命手段，大搞法西斯专政，对广大科技人员进行骇人听闻的政治迫害和人身摧残，把一个好端端的研究所糟蹋得不成样子，使光学科研事业受到严重破坏。
单奎章紧跟林彪、“四人帮”和省委前主要负责人，全面否定广大科技人员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取得的进步和作出的贡献，肆意颠倒敌我关系，以知识分子为仇敌，视科学为罪恶，狂叫“光机所是封资修的大染缸”，“研究室是修正主义的黑苗圃”，诬蔑知识分子是“知识地主”，“知识资本家”，“技术越高，权威越大，思想越反动”，是“用技术专无产阶级的政”，甚至用下流语言辱骂知识分子是“猪”、“狗”、“鬼”，“一肚子黑心烂肠子”。他还胡说什么科技战线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知识分子的矛盾，“党的基本路线就是要抓一个‘斗’字”，对知识分子“斗争就是政策”，甚至杀气腾腾地叫嚣：“工资八十元以上的都要批判”，“就是要把知识分子打个落花流水”，“打个人仰马翻”，“打个灵魂出窍”。他无中生有地说“光机所有四条特务线”，“有六层阶级敌人”，“各种阶级敌人应有尽有”，“特务多得连成了线，结成了网”，象“毛毛虫满地爬”。在省委前主要负责人的怂恿支持下，单奎章在光机所掀起了一股大抓“特务”的黑风，抓出的“特务”或当作“特务”隔离审查的达一百六十六人，其中技术人员占一百四十一人。研究员、副研究员、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中百分之八十二被打成“特务”，百分之十八也已列入计划准备打成“特务”；助理研究员百分之五十被打成“特务”，百分之九准备打成“特务”；工程师百分之五十七被打成“特务”，百分之十准备打成“特务”；技师百分之五十被打成“特务”，百分之十九准备打成“特务”。这些被打成“特务”的科技人员，都是所里的业务领导和技术骨干，大多担任所、室、厂、车间领导职务或科研专题负责人。被打成“特务”的还有所革委会副主任、保卫处长、会计、工人、保育员等。
单奎章叫嚷“抓起来就审，一审就解决问题”，“不用出门调查核实就可以定案”，丧心病狂地私设公堂，动用多种酷刑，严刑逼供。抓不到任何证据，就诬指科技会员证为“特务身份证”，收音机是“收发特务情报的电台”，存款是“特务活动经费”，照相机是“特务工具”，甚至连会哪国语言，去过哪个国家，也成了那国“特务”的证据。在单奎章惨无人道的残害下，有的被打死，有的被逼自杀。单奎章面对一起起无辜血案，竟丧尽天良地说：“自杀说明他们问题严重。”单奎章制造的这些冤案，不仅在政治上、生活上和升学、招工等方面直接影响受害者的子女，而且还向外省市的许多单位发出所谓“敌情通报”，使许多受害者的亲友受到株连，轻者长期背着黑锅，重者被隔离审查，甚至有的被逼致死。
单奎章还借口抓科研领域的阶级斗争，大抓其他名目的“阶级敌人”。他把技术上的分歧，学术上的争论，以及科研、生产上的责任事故，不分青红皂白，统统说成是阶级敌人的“有意破坏”，他蛮不讲理地说：“你说无意，我说有意，你怎么解释？”几年来因此受迫害的还有近百人。为建立光机所、发展我国光学科研事业作出了贡献的知名光学专家王大珩，也被单奎章诬蔑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总后台”，并诬蔑他上边有根子，“根子就在北京”，对他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批判和迫害。
吉林省委前主要负责人对单奎章这样无恶不作的人极为欣赏，让他总结大抓“特务”的经验，组织报告团在省内六个地区巡回报告几十次，听众数十万人，流毒很广，后果极坏，仅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就有一百一十一名老科学家、青年科技人员等被打成“特务”。不仅如此，省委前主要负责人还让单奎章当了省委候补委员，把他由光机所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提升为省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让他把持全省科技大权。
光机所广大革命职工与单奎章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要他按照党的政策平反“特务”冤案，为受害者恢复名誉。但是单奎章以省委前主要负责人为后台，有恃无恐，乱扣“翻清队的案”、“否定文化大革命”、“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等大帽子，对群众进行打击报复和镇压。他叫嚷什么“说我不落实政策，我看是落实过头了，要说不落实，就是批的还不够。”他还嚣张地说：“说我整知识分子，秦始皇一次就整了八百个，我算个啥？光机所有八百知识分子，批掉三百，还有五百呢！”
“四人帮”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单奎章在吉林省委的那个后台倒了。中共吉林省委坚决执行中央领导同志关于解决光机所问题的指示，已对单奎章进行审查，待其他问题查清后将由司法部门对他依法严惩，并派工作组进驻了光机所。省委工作组带领广大职工深入揭批“四人帮”、省委前主要负责人和单奎章的罪行，查清了单奎章隐瞒了三十多年的为汉奸、日本侵略者效劳的罪恶历史；同时，组织力量对一起起“特务”案件进行了复查。事实证明：被打成“特务”和当作“特务”隔离审查的一百六十六人，纯属冤案。为此，省委工作组召开了有全所职工、家属、本地和外地科研单位的代表、受害者的亲友共五千多人参加的大会，宣布平反决定和平反名单，给受害者在政治上恢复名誉，使九载沉冤得到了昭雪。省委工作组还向二十个省、市、自治区的一百五十个单位发出一百九十五份平反通报，为受害者的亲友以及受株连的人挽回影响，将一切诬蔑不实之词统统推倒，有关材料妥善处理；对受害职工安排适当的工作，伤残的给予治疗，死亡的做出正确结论，为他们召开追悼会，并做好遗属的抚恤和安置工作；对被当作“罪证”抄走的受害者的财物，已经查到的全部归还，扣发的工资予以补发，生活困难的给予补助。
冤案得到了昭雪，光机所广大科技人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他们衷心感谢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热烈欢呼党的政策的胜利，决心为加速实现祖国的四个现代化贡献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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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怎么填报家庭出身？编辑同志：
我的祖父是破产地主，在我出生前就病死了。我父母本人成份是学生，现都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我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有人说我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我想不通。我已经是第三代了，还要继续填这个出身吗？填出身是很严肃的问题，我的出身应该怎样填才正确呢？
湖南省衡阳市玻璃厂青工 冯力编辑同志：
我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解放后参加革命工作。近几年，由于出身不好，现实生活迫使我逐渐产生自暴自弃情绪。我的子女也同样受到血统关系的牵连。最近阅读报刊上有关落实政策的报道，增添了我的信心。
编辑同志，我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请您帮助解释。我的子女在学校读书，家庭出身应该怎么填报，能不能填写“革命家庭”？
湖北荆门沙洋一○五信箱三十七分箱
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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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答读者问冯力、金中同志：
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职工的子女的家庭出身，根据党中央历来的规定，我们又征求了有关领导机关的意见，可按下列原则确定：
一、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职工的子女，凡是随父母生活长大的，他们的家庭出身，应按其父母的革命职业来定，不应沿袭祖辈的阶级成份。
同样，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职工的子女，凡是随父母生活长大的，他们的家庭出身，也应该按父母的革命职业来定。
二、不论劳动人民家庭出身还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职工的子女，凡是由祖辈或亲戚朋友的经济收入抚养长大，不是由父母的经济收入抚养长大的，他们的家庭出身应按祖辈或亲戚朋友的阶级成份来定。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