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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领导干部要学科学技术
谢英雷
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华主席指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也向我们的广大干部，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之一，就是要加强学习，不仅要学习政治，也要学习科学技术。
荀子说过：“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如学。”那意思是，有学问的不一定做官，当官的却一定要有学问。这立意当然是好的。不过，在长期的剥削阶级社会里，事情恰恰相反：求学问的莫不是为了做官，做官的常常并没有什么学问。我们共产党人不是为了做官，而是要革命。我们的领导干部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带头人，如果也算“仕”的话，倒是应该“仕者必如学”，应该求学问，长才干，精通本行业务。这样，才能把领导工作做好。如果自己不懂，又不学，就难免“瞎指挥”，闹出这样那样的笑话来。《庄子》上说：“水行莫如用舟”，“陆行莫如用车”，如果你连这也不懂，“推舟于陆地”，岂止是笑话，而且不管你使了多大的劲，甚至汗流浃背，也还是劳而无功的。
现在，“神州九亿争飞跃”。新时期、新任务给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新要求。我们要领导全体人民继续长征，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成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那就必须了解现代化，懂得现代化。仅仅有水行用舟、陆行用车的知识，远远不够了。我们要研究怎样用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来装备我们的农业、工业和国防，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为了完成这个崭新的艰巨的任务，做领导干部的，怎能不学点科学技术，不奋力敲开科学宝库的大门呢？
有的同志总认为，我们做领导工作，主要是从政治上领导，科技知识懂一点固然也好，不懂也行。这种看法不对头。不错，领导主要是从政治上领导。但是，我们所说的政治上的领导，不是脱离实际的空谈，不是背诵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更不是林彪、“四人帮”搞的那套唱高调、打棍子，蓄意整人的反革命政治；而是指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带领群众，克服困难，去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这里，政治工作是同各单位的业务工作、包括生产工作、科研工作分不开的。一个工厂、一个科研单位，群众在干什么、想什么，他们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都离不开他们的生产活动和科研活动。看一个领导干部能否实行有效的政治领导，就看他能不能紧密结合本单位的业务工作开展政治思想工作；能不能把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渗透进各项业务工作其中包括科学技术工作中去。要是我们的领导者缺乏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对自己领导的本行业务不懂，同广大群众就缺少这方面的共同语言。他说的，你不懂；你说的，不解决他的问题。这样的政治工作同业务无法结合，无从渗透，也就难以落实。到头来，还是不解决问题的空头政治。
也有的同志认为：做领导工作无非是出主意、用干部，精通业务那是专门家的事情。这种看法也不对头。不错，我们讲领导干部要学习科学技术，并不要求每一个领导者都要学成对科学技术博大精深的专门家。现代科学技术，分科很细，门类繁多，微观到基本粒子，宏观到浩渺宇宙，哪能门门精通？就是本行本业的科学知识，钻深了，研透了，也是科技人员的职责。对于领导干部说来，只要求掌握有关的基本知识，能够有这方面的发言权，这是必须做到，也能够做到的。否则，你怎么出主意、用干部呢？伯乐善相千里马，在于他深谙马的特性。今天，我们要用的，是奔向四个现代化的“千里良骥”，我们的领导干部需要有比伯乐更高超的眼力。这种眼力那里来？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是头脑里固有的，只有靠努力学习，用马克思主义、用现代科学知识擦亮我们的眼睛。不然的话，即使面前站着“千里马”也会视而不见、无动于衷，甚至还会闻“千里马”仰天长啸而发怒，视“千里马”低首饮泣为怪事。
在领导干部学习科学技术这个问题上，“四人帮”的流毒还是深的。他们以极“左”面目出现，炮制了种种反革命谬论。谁学科学技术，立即被加以“脱离政治”的罪名；谁钻研业务，就给戴上“白专”的帽子。封建地主阶级宣扬“女子无才便是德”，“四人帮”更进一层，“知识越多越反动”，男女都是“无才便是德”，有才便有罪。极端无知的反革命小丑平步青云，刻苦攻关的新时代闯将横遭磨难。我们的广大干部身上，“伤痕”累累。已经钻进科学技术中去的，备受打击；刚刚入门的，不寒而栗；有心要学的，也就望而却步了。其实，“四人帮”不过是借端发难，妄图打倒这些所谓的“走资派”，好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美梦罢了。
扫清障碍，方能阔步向前。至于个别同志存在的“基础差，学不懂”，“年岁大，学不进”等畏难情绪，也必须扔掉。恩格斯在前后十三年间，刻苦钻研了有关自然科学重要问题的大量文献，写了《自然辩证法》这一光辉论著；毛主席年逾古稀，仍然坚持学习外语。敬爱的周总理博学多才、智慧超人，就在于一生勤奋。他老人家有句名言：“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这足可以作为我们的座右铭。革命领袖工作如此纷繁，尚且孜孜不倦，刻苦好学，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去学习、学习、再学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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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的饮食业要改进
大城市和工业城镇的饮食行业，不仅直接关系到成千上万人的生活，而且直接影响到工矿企业的生产。在我们向四个现代化前进的道路上，也应该使饮食行业尽快跟上来，并逐步向现代化发展，以适应人们生活和生产发展的需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迫切性，在北京就看得很清楚。
每天清早，北京城里所有卖早点的铺子都很紧张。以东单饭馆为例，六点多钟，这里就开始拥挤起来。一百多个座位都坐满了，许多人买了早点站着吃，饭厅里挤得转不过身。到别的饭馆看看，也是这样拥挤。有些人为吃一顿早点，要占去半个多小时。
赶到吃午饭，情况更紧张。崇内大街的崇明饭馆，只供应四川“担担面”。这个饭馆的营业面积只有三十几平方米，六张饭桌三十个座位，一顿午饭要接待五百多顾客，每个座位先后要坐十七个人。人们等不及，只好站着吃，有的干脆端着碗到门外街上吃。在一些卖炒菜的饭馆吃一顿饭，要用一个多小时。北京还有一些卖特别风味饮食的饭馆，因为太拥挤了，就实行提前“挂号”。中午吃饭，早晨排队领“号”，晚上吃饭，中午排队领“号”。
北京的饭馆的拥挤情况，可以用两个数字的对比来说明：全市饭馆六百五十六家，三顿饭的顾客为一百万人次。
一百万人次，都是些什么人呢？多是工人和机关工作人员。记者在一家饭馆里看到几位带着大提包的外地来京人员，因为等的时间太长，就在饭桌上互相核对笔记，还向服务员打听从饭馆到一个工业部门去坐几路车，那种急着工作的心情是很感人的。对于这些一心大干快上，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奔忙的人，时间太宝贵了！一天在饭馆排队、坐等几个小时，实在是个浪费！
北京的饭馆，解放以来变化很大。一九四九年，北京市大大小小的饭馆有一万零二百家。当时，北京人口还不到二百万，开这么多饭馆是不正常的。一九五六年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把饭馆撤销、合并一大批，变成四千九百家，使供求关系比较正常一些。但在此以后，饭馆继续减少，就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矛盾。十年前北京有一千多家饭馆，已经不够用了。后来因为城市建设施工的需要，拆去一些；因为地震影响，旧房子不能用，又减少一些。拆了旧的没有及时建设新的，就使全市的饭馆又减少三分之一，剩下六百五十六家。这六百多家饭馆的营业面积虽然比以前有所扩大，但远远赶不上顾客的需要。因为北京的人口增加了，就业人员增加了，双职工增加了，需要到饭馆吃饭的人增加了。随着革命和生产形势的大发展，几年来，各地来京办事的人也增加了。现在，全市饭馆每天收进的全国通用粮票占总数的十分之一，就是说每天在饭馆吃饭的外地来京人员有十万人次，六百多家饭馆光是接待他们也够紧张了。
矛盾很尖锐，怎么解决？北京饮食行业正在采取一些措施。一个是把前几年拆掉的饭馆重新修建起来，但今年顶多只能修起三十家。一个是帮助各街道开办代营食堂，今年计划新办五十个，使全市的代营食堂达到四百多家，直接为街道居民服务，分担各饭馆一部分任务。饮食行业还在积极发展机械化，使能用机器生产的食品都用机器生产，增加产量，提高效率。各饭馆还要进一步调整劳动组织，提高服务质量，适当延长服务时间。郊区和工矿区一些饭馆还可出动车辆，在街头供应早点，以减轻饭馆的拥挤程度。
采取这些办法，可以使饭馆的拥挤现象得到一点缓和，但还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北京必须增加饮食业的网点设置，新建一批饭馆。现在北京有不少地方，很长一条街上，却没有一家饭馆。近郊新建的住宅区，住有几万居民的楼群附近，却没有一个公共食堂。还有一些地方，如公园、体育场和剧院附近，经常有成千上万的游客和观众，吃饭问题也很紧张，需要解决。
人们急切地盼望北京的有关部门很好地统筹安排一下，逐步地又是尽快地解决饭馆拥挤问题。 本报记者 马鹤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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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甘肃积极举办各种技术讲座
为了实现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中共甘肃省委号召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政治，学经济、学科学技术。要来一个学习比赛，看谁学得多、学得好，并且要求大家持之以恒，长期坚持下去。根据省委的指示，省农林办公室最近举办了“农业科学基础知识讲座”，省科学技术交流站半年来已经举办了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物理、化学、电子计算机等专题十七讲，省委宣传部最近还举办了两次政治经济学学术报告会。这些讲座，都有省委领导同志参加听课或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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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安徽领导干部认真学科技
中共安徽省委、省革委会举办的科学技术讲座，已于四月中旬开讲。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杨纪珂副教授主讲了第一课——农业科学技术。
这天听讲的有在合肥的所有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和省革委会副主任，省直各部、委、办、局的领导干部和合肥地区各高等院校的领导干部等，共有五百多名“老学生”。“老学生”们聚精会神地听，认真地记，不时笑声朗朗，点头赞许。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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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世界屋脊”上的农业高速度
——西藏国营林周农场记事
西藏国营林周农场，连续七年在“世界屋脊”上创造农业发展的高速度，每年粮食产量递增百分之十七。一九七七年生产粮食二千一百万斤，向国家提供的商品粮达到总产的百分之六十三，上缴利润一百四十万元。
林周农场位于拉萨以北一百多公里的澎波河上游。全场有粮田六万亩，油菜、苜蓿、饲草地近二万亩，牲畜八万多头（只），是一个以农为主，农牧林副综合经营的国营农场。这里是高寒山区，耕地都分布在海拔四千米到四千二百六十米的地带。正常年景，无霜期只有一百天。土层贫瘠，卵石遍地，坡度大，缺少灌溉设施。一九七○年，粮食每亩单产才一百二十斤，总产七百多万斤。
在自然条件这样差的情况下，林周农场七年连续实现农业生产高速度发展，主要是在生产上采取了几项根本措施。
大面积种植冬小麦。西藏的传统粮食作物，是一年一熟的春青稞，产量低。林周农场一九六六年建场时，就开始试种冬小麦肥麦，产量比春青稞高出三分之一左右。但是，肥麦要求大水、大肥，生长期长达三百五六十天，基本上是秋种秋收，一直很难大面积推广。一九七○年以来，全场干部和群众经过多次试验，逐步总结出一套种植肥麦的经验。一九七一年全场总共才种冬小麦二千多亩，一九七七年就扩大到四万五千多亩，占整个粮田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五，平均单产达到四百五十斤以上。
大搞水利建设，从根本上改变农田灌溉条件。过去，林周农场一年能灌两三次的保灌田不到百分之二十，还处在“靠天种田”、“望天收”的状态。为解决缺水的矛盾，他们在澎波河上游及其支沟里，修了大小六个水库，使保灌面积达到三万余亩。一九七五年，水利大见成效，全场粮食总产猛增百分之二十七。
加快步伐，努力实现农业机械化。林周农场原来只有拖拉机一二十台。近七年来，全场共增添了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及其它农业机械四十余台，基本上实现了耕、耙、播、脱粒的机械化，使耕作水平显著提高，也解放了大批劳动力。现在，每年能抽出近三分之一的农业工人组成专业队，常年从事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林周农场能在生产条件上来一个根本的变革，关键在于农场有一个能够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大寨精神的领导班子。
过去，在刘少奇、林彪、特别是“四人帮”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农场领导班子中，保守思想重，畏难情绪大，有的人甚至想离场离藏，软散懒三种现象都有。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敌人嚣张，资本主义泛滥，职工队伍的思想也不安定。那时，生产上不去，每年伸手向国家要粮要钱，亏损最多的一年达到一百四十六万元。
一九七○年底，林周农场整顿了领导班子，由一九五一年进藏的老战士担负了农场的领导工作。这些干部怀着对西藏人民的深厚感情，决心为改变西藏落后面貌、开发祖国这个大宝库尽最大的努力。他们说，开发西藏要靠西藏自己的力量，总不能千里迢迢地从内地运粮食来开发西藏啊！他们迈开双脚勘察了林周的高山深沟，作出了发展规划，提出“苦战三五年，誓把林周山河重安排”的战斗口号。
正当林周开始迈开大步的时候，“四人帮”的帽子、棍子一齐压来。有人攻击林周“搞唯生产力论”，胡说什么林周“大干快上是高速度走向资本主义”。阶级敌人造谣说：“汉人想吃白面才种冬小麦”，妄想挑拨藏汉职工的关系。农场党委顶住了这些压力，坚持走大寨的道路，组成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深入基层，放手发动群众，打击阶级敌人，狠批资本主义，同时进行农业生产的根本变革。
农场党委成员身体力行，带领群众大干苦干。林周虎头山水库，可蓄水一千二百万立方米，是目前西藏最大的水利工程，工程量很大。在艰苦奋战修建水库的二十个月里，农场党委书记、场长一直住在工地、吃在工地，冒着零下一二十度的严寒，和群众一起背石、垒堤、筑坝，终于建成了这座大水库。
林周农场职工就是这样大步走过了农业高速度发展的七年，现在又在“世界屋脊”上创农业生产的更高速度。 本报记者 杨延礼 张怀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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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书记亲自抓 水电上得快
浙江去年装机总容量创历史最高纪录
浙江省大办小型水电站，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充足的电力。据省水利部门的统计，目前小水电站的全年发电量已占全省农业用电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浙江省山区比较多，东南面海，海岸线长，这些都是发展小水电事业的有利条件。一九六○年五月十四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视察金华县双龙水电站时曾经指示：浙江的水力资源很丰富，办小水电大有前途。
为了实现毛主席的遗愿，这几年浙江省各地都把建设小水电站作为加速发展农业机械化、建设大寨县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铁瑛，亲自带领干部，深入台州、温州、金华、绍兴等地区的二十个县市，和当地干部群众一起研究制定发展小水电的规划。位于东海之滨的台州地区，成立了由地委副书记挂帅的小水电会战指挥部。这个地区的临海、仙居、天台、三门等县也专门成立了领导机构，加强对小水电会战的领导，去年，全地区共建成小水电站六十四座，装机容量达八千八百多千瓦，比一九七六年增长了三点六七倍。现在，这个地区平均每十二平方公里左右的范围内就有一座小水电站，正在逐步形成一个以小水电为主的地区独立电网。
在抓纲治国初见成效的一九七七年，浙江省新建的小型水电站就有四百零三座，装机总容量达四万六千千瓦，比一九七六年增长了一倍，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连同前几年已建成的小水电站，全省已有小水电站五千四百二十九座，装机总容量达三十万千瓦，为全省一千七百多个人民公社和四千多个县办五小工业、社队企业，以及三百多万农户提供了生产和照明的电源。
（本栏均新华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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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办起近二百个小水电站
过去靠酥油灯、牛粪火照明的青海高原，如今已经建起了一百七十九座小水电站。加上国家大电网输送的电力，全省农业区已经有百分之九十的公社、百分之六十的生产大队通了电，牧业区也有百分之三十的公社和百分之二十三的生产大队所在地有了电。
青海高原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省内还有二百一十七条河流，水力资源丰富。据初步勘测，全省水力发电蕴藏量约二千万千瓦。但在解放前，这块七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省会西宁市有一座二百千瓦的小水电站。解放后，国家除在青海高原建设了大电厂，并把西北大电网的电力，逐步输往青海农业区。青海还利用各地的水力资源大办小水电。目前小水电的总装机容量达三万四千六百千瓦，全年发电八千多万度。大办小水电，给这些地区发展农业、牧业、工业生产提供了动力。全省有两个自治州、十四个县所在地的工业、照明，用上了小水电站发的电。全省利用小水电提灌的农田面积近十万亩，占全省电灌面积的三分之一。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七年，陆续建成了十三座小水电站，全县大部分生产大队安装了电动磨面机、榨油机，代替过去用手工磨面和榨油，解放了大量劳动力。这个县还利用小水电站的电力建起了二十八座电灌站，灌溉了六千多亩耕地，兴办了水泥厂、农机修造厂、地毯厂、皮革加工厂、木器厂等地方五小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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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电站的地方也要办小水电
宁夏回族自治州充分利用水力资源
目前我国最大的电站——刘家峡水电站所在地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州，水力资源比较丰富，除黄河横贯境内以外，还有洮河、大夏河和广通河等。解放后，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这个州充分利用水力资源，积极发展小水电站。光是一九七三年，就建成十六座小水电站。一九七四年以后，刘家峡水电站的大电网拉通到宁夏境内。有人认为，大电网供电稳定，用起来便利，再搞小水电没意思了。
针对这一情况，自治州水电局进行了调查，发现自从大电网拉通后，州内有十一座小水电站联成小电网，于一九七六年一月起和大电网并网运行，既解决了小水电有电送不出去，缺电供不应求的矛盾，又使供电稳定、效益发挥好，年发电量比一九七五年增加百分之五十二，设备利用率由百分之三十四提高到百分之五十一点八。办小水电的好处多，进一步激发了这个州的各族社员办小水电的积极性。去年全州新建成的小水电站有两处，扩建和动工新建的有三处，今年又有七处小水电站列入建设计划。（附图片）
湖北省通城县水利电力勘察人员为发展小水电勘察水源。
新华社记者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