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一个阴险毒辣的反革命策略
——揭批“四人帮”“稳住上海，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罪行
英明领袖华主席在五届人大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回顾了我们党同“四人帮”斗争的历史，揭批了“四人帮”搞乱全国，乱中夺权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上海广大干部和群众在认真学习这一报告时，联系“四人帮”“稳住上海，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反革命策略，看到“四人帮”给全国造成的极其严重的恶果，更加切齿痛恨。他们说：“四人帮”是一伙地地道道的祸国殃民帮。他们以上海为基地，插手外地，大搞反党分裂活动，要在全国范围内制造混乱，乱中篡党，乱中窃国。深入批判他们的这一反革命策略，才能进一步剥掉“四人帮”假左派的伪装，暴露出他们真右的面目。一
“四人帮”及其余党把他们控制下的上海吹嘘为
“左派堡垒”。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狂叫：“上海是我们的天下”。“上海稳不住”，对他们“损失很大”。国民党特务张春桥阴险地要他们的余党“懂得”上海
“对全国有重要意义”，上海对他们篡党夺权是“很重要的力量”。为巩固这个“堡垒”，稳住他们的“天下”，把上海搞成他们的“独立王国”，“四人帮”网罗出卖灵魂的“老干部”、无恶不作的打砸抢者、舞文弄墨的反动文痞，结成了一个庞大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他们打着“左派掌权”的旗号，使用种种法西斯手段，对上海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触目惊心的镇压和毒害，妄图把上海这个在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占有重要地位的人民的城市，牢牢控制在他们手里。
“四人帮”抛出反革命政治纲领，上海的广大干部首当其冲，深受其害。王洪文杀气腾腾地说：“在上海找一百条狗困难，捉一万个、十万个反革命容易！”大批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的领导干部，被他们扣上“走资派”的帽子，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受到长期迫害，有的甚至被逼疯逼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人民对这帮在上海发迹起家的新老反革命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再掀起炮打张春桥一伙的革命浪潮。“四人帮”利用他们窃取的权力，对了解他们罪恶历史和现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干部、群众，以“整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等罪名，设立专案，私设刑堂，用尽毒刑，大搞逼供信，进行惨无人道的镇压，先后受到迫害的干部和群众竟达数万人之多，甚至他们的家属和亲友也都难逃魔掌。
“四人帮”及其余党还竭力蒙蔽和毒害上海人民。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对他们不利的，他们就拚命封锁，或者蓄意加以歪曲、篡改和阉割，甚至当作“谣言”进行追查。他们还通过所谓“路线交底”和“吹风”，拚命向群众灌输“张春桥思想”，鼓吹“姚文元道路”，标榜江青的“文艺理论”，宣扬王洪文的“造反精神”，把他们自己打扮成文化大革命的“功臣”，“正确路线的代表”。他们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大耍极“左”的伎俩，在上海另搞一套，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极大混乱，妄想达到他们“稳住上海”的目的。
上海广大干部和群众在“四人帮”的“白色恐怖”统治下，吃尽了苦头。而“四人帮”却恬不知耻地把上海说成是“王道乐土”，吹嘘“上海和外地不同”，上海市委“路线正确”，上海“形势大好”，上海人民“很幸福”。上海人民在揭批“四人帮”的罪行时，怒不可遏地指出：这些完全是骗人的鬼话。在“四人帮”控制下的上海，有所谓“幸福感”的人，是“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狐群狗党。这些地痞流氓、打砸抢者、反动文人、贪污盗窃犯、出卖灵魂的“老干部”，统统成了黄浦滩上的“新权贵”、“暴发户”和“投机商”。他们称王称霸，胡作非为，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有一次来上海，三个月中挥霍掉的钱就相当于三十个工人一年的工资。“四人帮”扶植起来的大流氓陈阿大，窃据了上海市委一部分权力后，他的老婆、兄弟、小舅子都当了官，全家搬进了漂亮的花园洋房。“四人帮”要稳住上海，就是要稳住他们在上海的这种“幸福”。上海，又成了这些政治“冒险家”的“新乐园”。
二
“四人帮”千方百计稳住上海，把上海作为他们搞乱全国的反革命基地，妄图达到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恶目的。他们到处网罗、培植一小撮亲信和党羽，兴风作浪，煽动武斗，制造分裂。王洪文一再叫嚷：“越乱越好”，乱了“有生气”，“有好处”，武斗“死了几个人没有什么关系，只有把权夺过来就可以了，一切为了权”。姚文元拚命鼓吹：“大乱是大好事”。张春桥对他们的余党说：“乱，怕什么，乱遍了，就好出头了。”他还恶狠狠地说：“要把那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送到中央，闹它个天翻地覆。”在这整个阴谋活动中，上海成了他们搞乱全国的“桥头堡”，“四人帮”在各地的一小撮帮派骨干的“串联站”，反党炮弹的“发射点”。就在这里，“四人帮”及其余党马天水等人施展了种种卑鄙、阴险、毒辣的手段。
制造反动舆论
“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通过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文艺、戏剧、电影、美术、音乐、舞蹈等宣传工具，大造反革命舆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毛主席关于批林批孔、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重要指示，还未正式传达，“四人帮”就在上海抢先组织文章，肆意加以歪曲和篡改，在他们的帮刊上发号施令，以假乱真。“四人帮”策划的攻击周总理、诬陷邓副主席的文章，在上海的报刊上发表了很多，非常露骨，有的发表得最早。控制上海舆论大权的原上海市委写作组，背着党中央，私自编写《哲学小辞典》、《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等黑书，歪曲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否定毛主席的光辉思想，篡改和伪造党的历史，抹煞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为“四人帮”树碑立传。“四人帮”控制下的上海出版阵地，大量出版了宣扬“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的图书。“四人帮”被粉碎后，仅从上海仓库里清理出来的这类图书，垒起来就有二十二座上海最高的二十四层楼国际饭店那么高。“四人帮”的余党得意洋洋地把他们控制的帮刊《学习与批判》叫做“小红旗”，把他们操纵的《文汇报》称之谓仅次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文老三”。他们有恃无恐地说：“《红旗》杂志不便讲的话，我们可以先在《学习与批判》上讲”。这样，“四人帮”发射的大批反党黑炮弹，严重破坏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搞乱了全国人民的思想，“四人帮”妄图把各地运动引入歧途，纳入他们的轨道。
到处煽风点火
“四人帮”为搞乱全国，假借各种名义，大搞特务情报，到处煽阴风、点鬼火，手段极其卑劣。党中央、国务院有什么重要活动，有关部委和省市委还不知道，“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就通过他们安插在中央有关部门的亲信，很快把这些情报收集到手，准备对策，先发制人，把水搅浑。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和有些还未正式下达的文件，“四人帮”的余党千方百计进行盗窃，甚至半夜躲在被窝里偷抄全文，送回上海，掐头去尾，塞进私货，私自翻印。但是，他们做贼心虚，不敢署名，搞成“白头材料”，不仅在上海广为散发，还送到各地散发，名曰“放火”。“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把三份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送给“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这个代理人马上亲笔批印两万份，下发各基层。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及其余党把上海两所大学作为他们搞反革命活动的“窗口”，不仅组织上海数以百万计的人去两校参观访问，而且接待了外省九千多人，“传授”他们炮打中央和地方一大批领导同志的黑经验，妄图煽动他们回去闹事。
“四人帮”及其余党还利用函授教育、上山下乡慰问团、报刊动向摘编、作者深入生活等形式，收集各地情报。甚至连知识青年春节回沪探亲也不放过，以召开座谈会为名，兜售“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在他们煽动下，个别知识青年回去后就同当地的所谓“走资派”“对着干”。
蓄意制造事端
“四人帮”故意制造一些耸人听闻的事件，扰乱人心，把矛头直接指向党中央、国务院，使党中央的正确方针政策在全国无法贯彻执行。他们为了反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诬陷邓副主席，攻击国务院领导同志，挥舞所谓“崇洋迷外”、“爬行主义”、“卖国主义”、“右倾复辟”和“唯生产力论”等等一大堆帽子和棍子，制造了“风庆轮事件”、“游览艇事件”、“大平板车事件”、“三十万千瓦发电机组事件”、“铜牌事件”等一系列事件，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他们还借中央召开的教育工作会议、计划工作会议等各种会议，公开发难。开会前，他们从上海带去大批歪曲事实的材料，作为攻击中央和地方领导同志的炮弹。会议中，他们伙同各地的帮派骨干，拉拢、煽动其他省的一些人，或者自己赤膊上阵，或者躲在幕后唆使别人在大会上发言、贴大字报，搞乱会议，破坏中央的部署。在一九七三年、一九七五年两次全国计划会议上，“四人帮”都指使上海的余党煽风点火，制造混乱。一九七六年七月召开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时，敬爱的周总理、朱委员长相继逝世，伟大领袖毛主席身患重病，国民经济由于“四人帮”的破坏，上半年计划完成得不好。“四人帮”更以为有机可乘，炮制了二十份颠倒是非、捕风捉影的材料，选择国务院务虚会作为“突破口”，追查所谓“风源”，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动了猖狂的进攻，公然在会上当面谩骂国务院领导同志，反动气焰十分嚣张。他们还露骨地说：“这次放炮要有重点”，真正的目标是“在政治局里头”，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用心极为险恶。
网罗心腹党羽
“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网罗各地的新生反革命分子、流氓、打砸抢者，扩展他们的帮派势力，唆使他们搞乱当地的领导班子。这些党羽遭到各省市干部和群众的抵制和批判时，纷纷窜来上海，向“四人帮”的余党“哭诉”，把上海说成是他们的“家”、
“根据地”。上海的余党对他们破格接待，又是住高级宾馆，又是请客吃饭，又是专车接送，利用各种机会进行密谈，给他们打气，指使他们到各地进行反党活动。“四人帮”在江苏的一个亲信多次窜到上海，马天水等人狂叫“江苏歪风邪气盛行”，诬蔑南京有个“政治造谣公司”，攻击中共江苏省委两位领导同志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居心险恶地要这个亲信去“主持”中共苏州市委的工作，鼓动他大反江苏省委。福建的一个自称“反潮流战士”的“四人帮”亲信窜到上海时，“四人帮”余党马天水等人煽动他说：“你不能把矛头只对着县委书记，应该对准省委”，教唆他回去揪中共福建省委的“走资派”。这个亲信回到福建后，大肆诬蔑“省委常委中复辟势力占多数”，叫嚷“要查一查省委的第一把交椅是不是被宋大哥抢去了”，公然在全省刮起揪“还乡团团长”、抓“还乡团团丁”的反革命妖风，许多干部被打、被揪斗、被软禁，甚至被搞死，不少领导班子和政法机构被搞得瘫痪了。马天水之流知道这一情况，欣喜若狂，马上指使“四人帮”在江西的党羽：“你们要向福建学习”，“矛头对准省委内的走资派”。这个党羽又纠集了一伙人，围攻中共江西省委。“四人帮”及其余党不仅在江苏、福建、江西等邻近几个省份大搞反党篡权的罪恶活动，还通过他们的党羽，把黑手伸进一些省、自治区，掀起了一阵又一阵妄图搞乱外地的恶浪。
派遣余党干将
“四人帮”打着培养“接班人”、输送“新干部”的旗号，把上海的一批帮派人物直接安插到国务院所属的一些部委和一些省委的要害部门，一步一步地把这些单位的领导权控制在他们手里。一九七三年，马天水等余党根据王洪文、张春桥所谓“要大胆提拔干部，要有一个规划，不仅考虑到上海需要，还要考虑到全国需要”的黑指示，在上海物色人办学习班，为他们“组阁”挑选人员。在四届人大召开前，王洪文直接布置上海一个余党，要象林彪“培养周宇驰、于新野”那样，在上海“培养”一批骨干。他们先把一批人塞进了中央的一些部和群众团体，窃取了一部分领导权。以后又两次报送了一个二十四个“中央正副部长”的备选名单。已经窃取部分权力的余党，更是穷凶极恶、死心塌地为“四人帮”效劳。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安插在公安部的那个亲信，还同上海的余党遥相呼应，提供情报，配合上海的余党密谋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四人帮”及其余党把他们的心腹派到一些地方以后，还蛮横地要当地省委委以重任。有一个余党在上海原来是一个组办的负责人，派到浙江后当上了省委书记。有一个所谓“造反派”的中学毕业生，“四人帮”给她买了“直升飞机票”，爬上东北一个省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高位。还有一个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上海知识青年，“四人帮”及其余党直接打电话强令当地党组织突击发展他入党，不仅让他在那里担任重要职务，还把他塞进党的十届中央委员会和四届人大常务委员会。从此，这些亲信感恩戴德，紧跟“四人帮”，在各地兴风作浪、破坏捣乱，成了“四人帮”在各地的忠实代理人。
三
从上海揭露“四人帮”“稳住上海，搞乱全国，乱中夺权”这一反革命策略的许多事实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四人帮”的稳和乱，都是以“权”为中心的。“乱”，是为了夺取权力，权力不到手，一直乱下去，乱到权力到手为止。“稳”，是为了巩固他们已经夺到的部分权力，进而搞乱全国，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在上海，“四人帮”是要稳住的。张春桥曾经不打自招地对上海的余党说：“我是不怕乱的，但你们不要自己搞乱自己。”在上海，谁要“第二次夺权”，乱到“四人帮”头上去，他们就要镇压。对一些不跟他们跑的部门、单位，如上海警备区等单位，他们也是要搞乱的。在外省，在中央，“四人帮”都是要搞乱的；但对“四人帮”能够操纵的一些部、委和省，如文化部等，“四人帮”也是要稳的。国务院有一个部，“四人帮”原先也要想方设法把它搞乱，后来发觉这个部的部长在“四人帮”一九七六年另搞一套时转了“弯子”，他们就指使亲信“不要再搞这个部了”。由此可见，“四人帮”搞的，完全是顺帮者“稳”，逆帮者“乱”。
“四人帮”那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不仅搞乱了外地，而且也搞乱了上海。对我们无产阶级来说，他们的“稳”，实际上也就是乱。“四人帮”及其余党在上海拚命破坏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弄得干部无法抓生产，工程技术人员不敢抓技术，工人、农民不能好好地进行生产劳动，很多基层单位被搞得管理无制度，操作无规程，经济无核算，以致生产下降，成本上升，整个上海工农业生产发展速度大大降低，工业技术水平长期停滞，利润增长速度急剧下降。郊区农村破坏严重，粮食、棉花和油料产量长期停滞，甚至倒退、下降。从一九七四年起，上海连续三年没有完成国家财政收入计划。上海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战线都被“四人帮”糟蹋得不成样子。社会秩序也遭到了严重破坏，坏人当道，邪气上升，殴斗凶杀案增多。身受“四人帮”之害的广大工农兵怨声载道。
“四人帮”覆灭之后，他们在上海的余党马天水等人垂死挣扎，负隅顽抗，阴谋策划武装叛乱。但是，历史的规律，总是同反动派的主观愿望相反。“四人帮”经营长达十年之久的上海，犹如火山爆发，成了埋葬
“四人帮”的汪洋大海。
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一年多以来，各地发扬崇高的革命风格，把“四人帮”造成的困难留给自己，将大量的工业原料和农副业产品源源运到上海，大力支援上海。一九七七年上海工业总产值比一九七六年增长百分之八以上，扭转了增长速度连年下降的局面，进入稳定上升的新时期。今年头三个月，全市工业总产值和财政收入又大大超过了历史同期最高水平。上海人民决心同全国人民一起，紧密地团结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把“四人帮”“稳住上海，搞乱全国，乱中夺权”这一反革命策略所造成的严重损失夺回来，把上海建设成为先进的工业和科学技术基地，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多作贡献。
新华社记者 周永康 李正华 赵兰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