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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恢复和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
——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部分老红军干部座谈纪要
恢复和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这是抓纲治军的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最近，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的部分老红军干部，专门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座谈。大家联系自己在人民军队中几十年的亲身体会，畅谈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愤怒揭批林彪、“四人帮”破坏我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罪行，并对当前如何恢复和发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和作风，提出了一些好意见。这里，将他们在座谈中的部分发言整理如下。
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很重要
张正光、何廷一同志：几十年来，我们的人民军队在毛主席无产阶级军事路线指引下，形成了一整套优良传统和作风。近几年来，由于林彪、特别是“四人帮”的干扰，我们军队的一些传统作风被破坏了，有些则失传了。粉碎“四人帮”以后，英明领袖华主席、叶副主席、邓副主席曾多次强调要老干部搞好传帮带，这个问题十分重要。
传帮带，首要的是搞好毛泽东思想的传帮带，把毛主席倡导的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传下去。对我们这些年纪大一些，受党教育时间长的老同志来说，这是责无旁贷的。要做好这一点，光靠吃老本是不行的，在新情况下，要不断再学习，研究新问题，力求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同时，也要学习新的科学技术，从政治、思想到业务上都搞好传帮带。现在，打倒了“四人帮”，有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完全有条件搞好传帮带了。我们决心为此作出应有的贡献。
过去内战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党很重视对干部进行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谁怕死是最大的耻辱。我们从红军时代起，就提出了这样的口号，还开展革命竞赛，看谁打的敌人多，谁缴获的枪炮多，干部战士都不怕牺牲，英勇杀敌。解放战争时期，搞“两忆三查”，大规模地开展立功运动，号召人人立功，事事立功，个人立功，集体立功。“一人立功，全家光荣”。战前进行动员，开展挑应战活动，战后结合总结作战经验，进行评功，立了功的人要戴光荣花，发奖状，还把“立功喜报”寄到家里去。立了功的集体还发奖旗。我们的军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才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今天，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更需要继续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进行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前不久，叶副主席指出：“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就是提倡革命英雄主义。
反对无政府主义，加强纪律性
刘月生同志：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四人帮”极力反对宣传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攻击是什么“为老家伙树碑立传”，这从反面说明，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确实是我们的传家宝，应该传下去。
我们这支人民军队，有着极其严明的纪律。没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就没有高度的集中和统一。所以纪律性是非常重要的，是执行路线的保证。
毛主席到晚年还一再指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老人家和周总理，领着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曲。为什么呢？这是针对林彪特别是“四人帮”搞的无政府主义，他们把军队搞乱了，把国家搞乱了，把党也搞乱了。“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嘛！没有纪律，不听指挥，怎能打胜仗！毛主席创建的我们这个军队，历来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强调自觉遵守革命纪律。不这样，我们能够战胜比我们强大得多的敌人吗？能够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吗？能够加速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吗？
过去，我们军队不论走到哪里，就宣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进村先搞社会调查，临走进行纪律检查，该赔的就赔，该偿的就偿，多少年来，天天如此。所以，我们这支军队在人民群众中具有极高的威信。在过去战争时期，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我们第一次路过一个地方，群众不了解，一下子跑光了；第二次路过，群众不仅不走了，还欢迎我们。因为他们感到这个军队是守纪律的，不动群众一草一木，是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正由于我们的军队有着严格的纪律，就保证了和群众的鱼水关系，得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如果象“四人帮”那样搞无政府主义，搞成了一盘散沙，非吃败仗不可。由于“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现在有些干部对上面的指示不执行，命令不服从，例如搞不正之风，就是不守纪律的表现；还有的单位，个别人长期闹资产阶级派性，老虎屁股摸不得。对那些严重违反纪律的人，除教育外，还得给以必要的纪律制裁。
三大民主要发扬
刘镇同志：我们的军队不仅有铁的纪律，也有充分的民主。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自觉的纪律。毛主席历来提倡我们军队实行三大民主。官兵一致，上下一致，官兵生活在一起，一起训练、打仗，亲密无间，有什么就说什么，说错了认错就行，做错了改正就行，不算老帐；办起事情、打起仗来，领导一声令下，大家立即行动起来，所以，尽管那时的条件很艰苦，但心情很愉快。这些年，由于“四人帮”乱扣帽子，乱打棍子，弄得顾虑重重，要看人、看情况、看场合才敢讲真心话，怕人家抓住小辫子整你。这种状况不改变就不可能有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三大民主：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这是每个战士的权利。政治上民主，使群众有说话的机会，在会议上可以自由发表意见；军事上我们提倡“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不仅训练搞民主，作战也搞民主，开民主会，开诸葛亮会，大家研究如何打，出主意，想办法；经济上，有经济委员会，帐目公开，监厨帮厨，红军时代每人每天五分钱的菜金，一个月还能分到一次伙食尾子。正是有了这么一套保障民主的制度，条件再艰苦，也苦得痛快。广大战士的政治热情非常高涨，没有怨言。
贵在领导干部、党员起模范作用
刘镇同志：干部关心战士，战士爱护干部，这也是我军的光荣传统。过去讲尊干爱兵，首先要做到干部关心爱护战士，了解战士的疾苦。我们军队里流传这么一句话：“指导员的挂包——全是问题”，就是形容一个连队的政治指导员对全连每个战士的情况了如指掌，如他是什么地方人，家里有什么人，在各个时期的思想活动等等，指导员都很清楚。那个时候干部的心思确实完全放在战士的身上。当然，战士也要爱护干部，尊重领导。
“四人帮”煽动“矛头向上，大方向就正确”，由此，有些人动不动就和领导对着干，破坏了官兵关系、干群关系。这个尊干爱兵的光荣传统一定要发扬。
杨树根同志：我们长征到达吴起镇时，一个一百多人的连队，只剩下六十多人。经过吴起镇一仗，最后只剩下二十九个人了。但是，我们就是凭着这二十几个骨干，后来补充了一些陕北贫苦农民，补充了一些“解放战士”，又发展壮大起来，打了几个很漂亮的仗，被誉为“红二连”。
这是什么道理呢？首先是毛主席的路线、方针的正确指引，还有，我们这支军队同国民党军队不一样，他们打人骂人，我们不打人骂人，官兵政治平等，上下团结一致，互相关心，互相爱护，象亲兄弟一般，特别要紧的是干部和党员能起模范带头作用。我们的口号是，干部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如果冲锋时干部在后，那是很可耻的。行军也是一样，连长走在前头，干部身上都是背着好几条枪、好几个背包。这是无声的命令。那时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也是很突出的，一个党员要起一个党员的作用，一个党员要团结好几个群众。有了这几条，虽然这个连队新兵很多，“解放战士”很多，全连一百五、六十人却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
现在我搞民兵工作，凡是先进的武装部，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领导干部带头带得好。你要别人不许干的，首先你自己不干；你号召大家干的，你自己带头干，做出好样子。否则，你就没有说服力，没有威信。
思想政治工作要扎扎实实
杨树根同志：做思想政治工作靠什么，靠讲革命的道理，但光讲一般的道理还不行，道理要讲到点子上，使人服；这就要有针对性，他是什么思想问题，他是属于哪一类的问题，你应该讲什么道理才能讲得通，没有针对性不行。现在有些人一讲就是几个钟头，战士听得都不耐烦了。要表扬为主，鼓励为主。最重要的是政治工作不是光说空话，而是结合实际，解决思想和实际困难问题，有了这一条，政治工作就见效了。
张正光同志：有一次，我到基层搞调查研究，发现不少战士不愿当炊事员。我们调查后弄清了是三个原因：不光荣，找个对象都困难；耽误军政学习，参加军事训练少；炊事工作不重要。摸清了思想，我们对症下药进行思想教育，同时把军训时间和做饭时间调整好，还特地选派优秀的党团员当炊事员。从思想问题到具体措施解决了，炊事员也就安心工作了。
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光靠连长、指导员还不够，要发动党团员、群众都来做。过去，我们经常召开党小组长联席会、积极分子会、党团员会，讲革命道理，交流经验。连队有三大组织：党支部、团支部、革命军人委员会，有这套组织都来做思想政治工作，办法多，效果好。
刘镇同志：在革命战争年代，成套的理论教育少，抓阶级教育多，经常搞诉苦运动，回忆对比。首先搞清楚为谁当兵，为什么打仗？很多国民党俘虏兵是抓来的壮丁，一进行阶级教育，很快觉悟过来了，打仗很勇敢。一次，在西北战场上俘虏国民党一个军官，开始他不服输，进行了阶级教育，又亲眼看见我们官兵平等，互助友爱，三天后他说：“我懂了，天下是共产党的。”现在战士没有吃过旧社会的苦，生活条件好多了，但还有的战士觉得当兵苦，嫌津贴钱少，向家里要钱，你批评他，他却说：“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这说明了我们的教育跟不上或者不对路，实际他不懂得过去，不懂得现在，也不懂得将来，还是没有搞明白为谁当兵、为什么打仗的道理，不知道我们的大目标是要解放全人类，实行共产主义，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永远要保持啊！
团结是胜利的保证
徐明德同志：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加强军队内部团结，这是极端重要的。没有团结，就没有战斗力。我们这支军队是打不烂的、拖不垮的、压服不了的。在火线上牺牲的同志再多，只要有一个共产党员在，就会担起重任，重新组织起来继续战斗。
记得在长征途中，我们一少部分队伍到了新疆，一方面军、四方面军的同志都有，大家是讲团结的，因为大家的目标一致，都是想推翻三座大山，为劳苦大众谋利益。有一次我们被打散了，晚上到沙丘藏起来，第二天又聚集了二十多人。大家开了会，成立了党支部，成立了游击队。其实我们之间大部分并不认识，有江西出来的，有鄂豫皖出来的，也有四川出来的，但大家团结一致，没有怕死的，革命大目标非常明确。现在，有些人目光短浅，考虑自己的问题多，考虑党和国家大事和前途少。因此我们要加强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伟大目标的宣传和教育，使大家胸怀大志，在这个大目标下团结起来。
本报记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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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领导机关突击花钱，我顶不住编辑同志：
中央关于压缩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的通知下达后，对于一些领导机关违犯财经纪律，我还是无能为力。现在紧急反映一件事。
绍兴地委食堂购买电冰箱一只，价七千四百元，是地区社、队企业产品展览的样品。他们手续齐全，经地区财政局、省财政局批准了。我们全体经办人员对此议论纷纷，认为这项款不应该付。我坚决不同意付。道理上的问题我不说了，现提出以下几个具体问题：
一，没有电冰箱，就是不体现“关心群众生活”吗？（申请理由是关心群众生活）现在绍兴还没有设电冰箱的食堂，地委为什么偏要带这个头？
二，七千四百元经费从何而来？省、地二级掌财权的同志，他们的大印是如何盖下去的？领导机关这样做，下级怎么办？我这个为国家计划守口子的银行办事员应怎么办？
这七千四百元付款期限已到，我和绝大部分同志不同意付。但我的业务领导说手续都齐，而且电话问了省局，要我付。我思想不通，坚决不付。现在写信给您们和张劲夫部长。这件事我冒着很大的风险。如果我错了，无疑轻则受批评，重则受处分。为此，我请求紧急指示。否则何以刹住突击花钱之歪风？
浙江绍兴县人民银行
魏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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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调查附记：
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去年十一月初，中国人民银行绍兴县支行会计组魏福安同志给本报来信，批评绍兴地委食堂，不该买电冰箱。根据中央、国务院关于压缩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等有关文件的精神，我们认为魏福安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有关领导应该支持财会人员把关，当即向浙江省财政局和绍兴地委转达了读者的意见。十一月底，绍兴地区财政局复信说，地委食堂购置电冰箱，在手续上是齐全的，事先经过申请，又是省、地财政部门批准的。但信中未说明应不应该购买电冰箱，这项开支符合不符合财政制度。后来，有的同志反而说来信人有问题。
为了弄清真象，我们会同财政部、浙江省财政局的同志到绍兴调查。调查证明：魏福安同志的来信反映地委食堂购买电冰箱一事完全属实。
地委行政办公室在上级机关帮助下，已在今年一月四日把电冰箱调给地区医院使用。这样处理，说明领导接受了群众的意见。但是他们对这件事没有从思想上引起足够的重视，仍强调一些客观原因。
地区有关领导同志开始认为，购买电冰箱手续齐全，事先经过申请，是省、地财政局批准的。而且事情又发生在国务院发出“关于严禁年终突击花钱的通知”之前，等等。
事实上，一九七六年打倒“四人帮”后不久，中央就发了十九号文件；一九七七年三月国务院又批转了国家计委、财政部、商业部、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坚决压缩和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的请示报告，规定了坚决压缩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的具体措施。文件指出，这几年，“四人帮”把我们党的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糟踏得不成样子，必须发动群众深揭狠批，肃清流毒。这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两条路线斗争问题。“关于严禁年终突击花钱的通知”，只是重申上述文件的精神。强调电冰箱是在这个通知下达前买的，这种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最后，地区有关领导同志说，原来他们对这件事确实认识不足，“就事论事”。只是考虑到食堂这个小圈子的需要，忘记了我党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没有认真贯彻中央、国务院的指示。现在认识到，购买电冰箱是件具体事，但它反映了地区一些领导同志思想上的问题。他们认为，群众批评得好。
他们还说，过去对自己要求不严，今后努力改正。省、地财政局表示，他们在审批过程中把关不严是有责任的，要从中吸取教训。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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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后
支持财会人员把关
魏福安同志反映的事情属实，意见完全正确，是按照中央的指示：“各级财政银行部门……要把好管钱、管物的关，同违犯国家财经纪律的行为作斗争”的精神办事的。这种做法应该鼓励。
绍兴地委机关接受群众的批评，把电冰箱让给真正需要的医院，也做得对。
一只电冰箱是件小事，并且已经过去几个月，已经圆满解决了，但从这件小事中，可以得到不少教益。
第一，作为领导机关，任何时候都应该带头发扬我党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认真执行中央的指示，支持财会人员把关，尊重财会人员的职权。如果自己把关不严，对下面就说话不硬，就难于执行财政制度。
第二，做财务工作的同志，要勇于坚持原则，同一切违反党的传统和国家法制的行为作斗争。党和人民把管钱的重任交托给千千万万做财务工作的同志，他们的岗位是光荣的、重要的，值得人们尊敬。希望他们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
第三，对来自群众的批评，各级领导机关应该认真对待。群众的意见正确，就要虚心接受；借故推诿责任，强调客观原因，是不对的。只有广开言路，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才能及时防止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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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她待我们如亲人
——记侨汇、外汇派送员欧秋爱
去年秋天，中国血统的新加坡籍朋友袁碧到我国首都参观访问，在返回新加坡途中，特意来到广东省中山县古镇公社探望海洲信用分社侨汇、外汇派送员欧秋爱。她俩一见面就犹如阔别多年的亲人，依依不舍地促膝谈心。
袁碧和欧秋爱两人如此亲热，并不是没有原因的。那是欧秋爱担任侨汇、外汇派送员的第二年——一九七二年，一天，欧秋爱到海二大队袁碧的眷属家里送汇款，一进门就见一位半身不遂、又聋又哑的老太太躺在床上，屋子里的东西零乱不堪。欧秋爱扶着老太太收妥汇款后，就动手给老太太收拾屋子，把屋子里的东西收拾得整整齐齐。老太太噙着泪珠，目送欧秋爱离开屋里。往后，欧秋爱经常抽空来看望老太太，替她请医煎药，挑水劈柴。天长日久，逐渐学会了用手势代替语言，同老太太辨别心意。一九七三年，老太太的女儿袁碧从新加坡到海洲探亲。母女别离了三十多年，心中真有千言万语要倾吐。可是，女儿讲的话母亲听不清，母亲打的手势女儿看不懂。母女俩又急又难过地相对着淌眼泪。邻居急忙到信用分社把欧秋爱请过来，当母女俩的“翻译”。当袁碧了解到这位“翻译”就是那个无微不至地照顾自己母亲的人时，握着欧秋爱的双手呜咽地说：“谢谢您！爱姑，我一定把你助人为乐的高尚品德告诉海外同胞。”
后来，袁碧的母亲去世了，欧秋爱的事迹却在海外流传着。
海洲方圆十几里，共有九个大队，是广东省中山县著名的侨乡。一九七一年四月，上级委派欧秋爱为海洲信用分社侨汇、外汇派送员。她把这项工作当作光荣的任务，七年来，不管严冬酷暑，风里雨里，每天派送三四十笔海外私人汇款。她工作一丝不苟，坚持做到当天收到的汇款当天送完，从不积压。
一天，欧秋爱派送一笔由新加坡寄给海洲邓桂梅收的外汇，她走遍海洲的各个生产队，就是找不到邓桂梅这个人。很多侨眷关切地对她说：“爱姑，在旧社会，我们有很多侨眷流离失所，多年同海外亲人断了音信，或因地址、人名变更了，这是常有的事，你还是把汇款退回去吧！”欧秋爱总是笑着说：“不能退款完事，我有责任查问个水落石出。”她又挨家挨户拜访了几十位老年人，打听到四大队有一位叫“邓转欢”的老太太。经过仔细查对核实，这位老太太果然就是邓桂梅。欧秋爱想，既有汇款，大概还有家信。她立即赶到邮局询问，果然有一封从新加坡寄来给邓桂梅的信，邮局工作人员正在为无法投递而发愁呢。邓桂梅已经同海外的儿子失去联系近三十年了。当她从欧秋爱的手里接过汇款和来信时，惊喜得热泪交流，她用颤抖的双手抚摸着欧秋爱说：“爱姑，你不仅给我送来了信和款，还帮助我找到了亲骨肉！”
欧秋爱在平凡的岗位上干了不平凡的工作，受到了广大侨胞和海外朋友的爱戴与信任。去年冬天，海洲信用分社先后收到从新加坡和吉隆坡发来的几笔汇款，收款人的名字写的不是别人，都是欧秋爱。事情的经过是这样：在收到汇款的不久前，海洲信用分社突然来了三位六十开外的女侨胞，一进办公室就急着询问“爱姑”在哪里？正在聚精会神核对单据的欧秋爱，抬头望见三位陌生人，便热情地迎上前去招呼她们坐下，并作了自我介绍。这三位女侨胞从小离乡背井、飘洋过海到国外给人家当婢女、佣人，为了谋求生活出路，被迫守身不嫁，成了孤苦零丁的“老姑婆”。她们付出了几十年的血汗，艰辛地积累了一些钱，留作今后回国安度晚年之用，可是在国内却没有亲属。于是，她们打算请欧秋爱代为保存。这次，她们回国访问的时候，就是特意到信用社找欧秋爱来商谈的。不久，这几位侨胞的汇款就这样从她们的侨居国寄到了欧秋爱的手里。这件事象南国的乐曲一样在祖国的侨乡和侨胞们旅居的地方广为传播。侨胞们激动地说：祖国人民待我们如亲人，我们同祖国人民心连心。新华社记者 李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