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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论文摘要
评某教授的影射史学
史钧
打着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的幌子，另搞一套，以影射比附的卑劣手法，大造反革命舆论，这是“四人帮”篡党夺权一系列丑恶表演中颇有特色的一幕闹剧。在这幕闹剧中，广东省某教授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他以哲学史家的身份，撰写文章，四出讲演，对“四人帮”利用史学进行反党的罪恶勾当，揣摩迎合，亦步亦趋，大搞“古为帮用”。他狂热鼓吹“儒法斗争贯穿古今”论、“主线”论（儒法斗争是历史发展的“主线”）等一系列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货色，在干部和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以评法批儒为名，鼓吹“儒法斗争贯穿古今”论，是某教授搞影射史学的重要特点。
“四人帮”讲历史上的儒法斗争，意在批当代的“大儒”，颂当代之“法家”。江青抛出的“两千多年来的儒法斗争，影响到现在，继续到现在”的谬论，就是为了论证他们这一伙人篡党夺权的必然性，论证他们搞封建专制主义的合理性。
善于窥测方向，献媚逢迎的某教授，对“四人帮”“评法批儒”的反动政治目的是心领神会的。他竭力为江青臆造的谬论充当吹鼓手，又是叫嚣“儒法斗争的调子不能降低，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又是威胁说什么对二千多年的儒法斗争“能采取否定的态度吗”？“否定儒法斗争，就是否定阶级斗争”。他打棍子、扣帽子，资产阶级的学阀作风都搬弄出来了；甚至造谣惑众，说中央领导同志看他的著作是从后面翻起的，看有没有贯穿儒法斗争，是肯定了儒法斗争要贯穿到近现代的。在修订由他主编的哲学史一书中，也贯穿了这个反动观点。
某教授为什么如此狂热地鼓吹“儒法斗争贯穿古今”论呢？这是为了美化法家，美化“四人帮”，美化他自己。
为了美化法家，并论证“儒法斗争贯穿古今”论，某教授还在一九七四年六月中山大学文科师生一次大会上，把儒法斗争概括为唯物论与唯心论、统一与分裂、爱国与卖国等等的斗争，把法家打扮成唯物论者和爱国主义者。这是江青虚构的儒法斗争历史模式的翻版。当这种谬论变到难以自圆其说时，某教授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圆其胡说，补其破绽。他把儒法两家的“根本区别”，概括为“法家是‘厚今薄古’，儒家‘厚古薄今’”。并说：“我们现在还‘厚今薄古’，一定要注意新生的东西，要支持和扶植新生事物。”什么厚今薄古，什么支持新生事物，就是要人们把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白卷英雄张铁生之流作为新生事物加以支持和扶植。作为“反潮流英雄”的他自己，当然也毫不例外，应得到支持和扶植。他们想用儒法斗争的历史模式来骗取群众对他们的支持，这是办不到的，只能暴露他们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横行。
按照“四人帮”批“现代大儒”的需要，鼓吹“儒法斗争贯穿古今”论，不断地变换孔丘的脸谱，以今论古、以古喻今，这是某教授惯用的手法。这个教授，在其过去的一些著作中曾经反对过孔丘，人们对此有过正确的评价。但是，他却把这一点作为投靠“四人帮”的资本，因此为披着反孔外衣进行反党的“四人帮”所看中。
历史上孔丘只有一个，但在某教授近几年来的文章和讲话中，却可以变幻出为数众多的形象来，孔丘时而是叱咤风云的宰相，时而是钻营走后门的政客，时而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时而竟是一个修正主义者。某教授简直成了一个玩弄孔子幽灵的魔术师。
一九七三年，“四人帮”刮起批宰相的妖风，影射攻击周总理。某教授为了把批孔和批宰相联系起来，故意抛弃孔子担任鲁国司礼的正确记载，而选取孔子当过鲁国宰相的错误记载，以假乱真，适应“四人帮”施展批宰相的阴谋。
一九七四年初，当“四人帮”搞“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三箭齐发，把矛头指向从中央到地方党政军一大批负责同志，转移斗争大方向的时候，某教授又紧跟，对《论语》上记载的“子见南子”这件事作了新的解释。过去，他曾油腔滑调地把孔子描绘成作风不正派的好色之徒。这时，在他笔下孔子又从好色之徒，变成想通过南子走后门做大官的政客。
为了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步伐，为了与梁效抛出的《孔丘其人》这篇毒汁四射的黑文相呼应，某教授于一九七五年八、九月间，写出《孔老二就是伪君子、两面派》一稿。在这篇文稿中，孔丘又变成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更有甚者，他还写到，代表齐国新兴力量的田成子，“在公元前四八五年，杀掉了奴隶主头子齐简公，夺了奴隶主贵族的政权，这可把孔老二急坏了。他从病床上爬起来，颠颠簸簸地去见鲁哀公，气急败坏地主张讨伐田成子”。这样，孔丘又变成了一个卧病在床，病体支离，仇视新兴力量的老头子。这那里是在谈历史？显然是借题发挥，以古讽今。根据史籍记载，孔丘要求鲁哀公出兵伐齐是在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四八一年），当时孔丘根本没有生病。某教授捏造历史，显然是为了影射攻击光明磊落、带病坚持工作的周总理，用心何其毒也。
“四人帮”污蔑我们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搞修正主义。某教授也胡说孔丘就是修正主义，并污蔑我们同孔丘完全一样。这既荒诞无稽，又极端卑鄙反动。试问，活在两千五百年前的孔丘，到底“修正”了谁的思想？
一九七六年夏天，“四人帮”利用周总理不幸逝世和毛主席病重的时机，加快篡党夺权的步伐，对中央领导同志进行恶毒攻击。某教授以为这是他攀龙附凤的大好时机，在一次会议上，作了一个又长又臭的讲话，挖空心思地影射攻击周总理和邓副主席，为“四人帮”推行其反革命政治纲领捏造历史根据。
他先污蔑邓副主席和孔丘一样，继而绘声绘影地说，孔丘“研究来研究去，他认为最完备的还是西周的礼，还是周公所制的礼最好。所以结论是‘吾从周’”。这是在“研究”历史？是在探讨孔丘复礼之源？不。关于孔丘“复礼”何所依从的问题，他以前就曾多次讲过了。他在旧作中认为，孔丘复的是殷周之礼。他举出古籍上的两条材料：“孔子善殷”，“吾从周”。结论是“从以上看，可知他对殷周都是一样的，并没有什么畸轻畸重的态度”。就是说，孔丘对殷礼和周礼都一样赏识，没有偏重一方。但这次讲话时，他突然来一个大变调，把过去对孔丘复殷周之礼的看法改为复周公之礼，千方百计把人们的注意力从邓副主席引到“周公”身上去，其险恶用心是一目了然的。他语意双关，借古代奴隶主头子的周公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这种歪曲历史、蓄意迎合“四人帮”的丑恶行径，实在令人发指。
更使人气愤的是，某教授对周总理的逝世也进行污蔑和攻击。他利用《论语》中“死而后已”一句话大作文章。说什么孔丘搞复辟是“死而后已，除死方休”。并问大家：“你看他顽固不顽固呢？”接着又说，“孔老二说：‘死而后已’，我就说他‘死而不已’”。真是一语露“天机”，白纸黑字，想抵赖是抵赖不了的。我们知道，孔丘根本没有说过“死而后已”这句话，这句话是孔丘的学生曾参说的，和复辟也没有关系。一九七六年前，某教授四处游说，以及写的文章中，都引用了这一句话，没有用“除死方休”来加重语气，更没有说什么“死而不已”。他之所以在“死而后已”一句话上大作文章，完全是别有用心的。周总理生前常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自勉。他光辉的一生，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周总理的革命业绩和光辉形象，早已在亿万人民心中树起了巍峨的丰碑。因此，当周总理逝世的噩耗传来，全民共泣，天地同悲。豺狼成性的“四人帮”却幸灾乐祸，欣喜若狂。他们加紧篡党夺权的步伐，继续罗织罪名，栽赃诬陷，把簇簇毒箭射向周总理。他们用孔丘来影射攻击周总理，杀气腾腾地叫嚣什么“化成灰也要批判”。显然，某教授这个时候抛出的“死而不已”，正是北呼南应，唱的同“四人帮”完全是一个调子。
在同一次“讲话”中，某教授还费尽心机指名道姓地把邓副主席同孔丘拉扯在一起，污蔑为“现代孔子”。他在这个讲话中污蔑、攻击邓副主席竟达四十处之多，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极端仇恨之情，溢于言表。某教授把邓副主席与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孔丘划等号，这种“古为帮用”的实用主义，真是反动透顶。不仅如此，他还把我们党提出的整顿，说成孔丘的“正名”，胡说什么“孔老二整顿为了复辟奴隶制，邓小平整顿为了复辟资本主义”，“都是为了搞复辟”。其实，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半点历史事实根据也没有。孔丘提出的“正名”，是为了复辟，我们提出的整顿是为了革命。整顿和“正名”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作为一个哲学史家，他明明知道孔丘既没有提出过什么整顿的理论，也没有搞过什么整顿的实践。他随心所欲地硬把整顿和“正名”混为一谈，这完全是为了宣扬“四人帮”整顿就是复辟的反动观点。
整顿就是复辟吗？不。整顿就是革命。一九七五年，党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提出整顿，就是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整掉林彪、“四人帮”那一套，保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好地贯彻执行。围绕整顿问题展开的尖锐复杂的斗争，是我们党同“四人帮”这场历史性大决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某教授攻击我们整顿，如此牵强附会，如此卖力，恰好证明，他完全站到“四人帮”一边去了。
（原载一九七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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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评论
是做官还是革命？
嵇思 章云
据史书记载，唐朝时候有个叫苏味道的人，居官多年，颇懂得为官之道。他曾对别人说：“处事不欲决断明白，若有错误，必贻咎谴，但摸稜（摸稜同模棱）以持两端可矣。”当时，人们送给他一个绰号，叫“苏摸稜”。“模棱两可”这句成语，就是从他这儿来的。
历史是一面镜子。尽管时间过去了一千多年，社会制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历史上某些人物的影子，今天仍然可以看到。
一事当前，从来不表示一个明白、确定的意见，说话总是吞吞吐吐，模棱两可，这样也对，那样也不错，使人听了不得要领。
下面请示工作，不出一个主意，不做一个决定，实在推不过去，就哼哼哈哈地作一通模棱两可、不着边际的指示，弄得下边无所适从，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碰到矛盾绕着走。明明知道是急需解决的问题，却左顾右盼，等待观望，推来拖去，长期不去解决。自己不管，也不让下面管，生怕惹了麻烦，捅了漏子。弄得问题成了堆，工作卡了壳，群众一肚子意见。……
请看，这不是颇有点“苏摸稜”的作风么？
“苏摸稜”是封建时代的官僚。他总结的那一套做官哲学，在他那个时代，是司空见惯，不足为怪的。我们共产党的一些干部身上为什么有这种作风，就很值得人们想一想了。
近几年，“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对于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乱打棍子、乱扣帽子，使得许多同志精神上受到严重摧残，至今心有余悸；“四人帮”把许多理论、思想和政策问题搞得混乱不堪，使得许多同志弄不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因而，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心里没有底，拿不定主意，不敢明确提出自己的意见，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一些同志来说，根本的原因，还要从自己思想上去找。
苏味道“处事不欲决断明白，模棱两可，无非是为了保住头上的乌纱帽。我们一些同志对革命事业不负责任，怕这怕那，敷衍应付，归根到底，也还是一个是做官、还是革命的问题。做官与革命，本来是性质根本不同的两码事，可惜，在一些同志的思想上，两者的界限已经不那么清楚了。做官的兴趣颇浓，革命的劲头越来越小。只要能安安稳稳做官，什么共产主义的理想，国家的前途，党的事业，老百姓的死活，统统可以丢到脑后。这就是一些同志同“苏摸稜”如此相似的根本原因。
“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许多领导干部不怕打击，不怕诬陷，不怕被打倒，个人的生死荣辱一概置之不顾，坚持原则，坚持真理，坚持革命，同“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受到人们极大的尊敬。“四人帮”被粉碎以后，这些同志积极领导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大胆地抓工作、抓生产，不怕吹冷风，不怕犯错误，只要是符合革命利益、符合群众要求，就敢于提出问题，敢于解决问题。这些同志确实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是率领群众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带头人，理所当然地得到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相比之下，那些遇事模棱两可，只想保住乌纱帽的同志，缺少的不正是这种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吗？
“不能再犯错误了。”做工作总要力求少犯错误，不犯大错误，错了马上改。一点错误不犯是不可能的，除非不做工作。而不做工作、不负责任，恰恰是最大的错误。努力工作而犯有错误，群众是谅解的；只做官，不工作，这种干部迟早会被群众赶下台。
“要保持个好的晚节。”什么叫保持晚节？对一个革命干部来说，保持晚节就是坚持革命，就是保持革命战争年代那种革命热情，那种拚命精神，就是尽自己力所能及，多做一些工作。只想安安稳稳、清清静静地度个晚年，不愿再惹什么麻烦，再伤什么脑筋，再捅什么漏子，这决不是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态度。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我们进行新的长征，广大群众磨拳擦掌，大鼓干劲。我们应当振奋革命精神，丢掉做官哲学，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希望和信任，努力把工作做得好上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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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功到自然成
梁长峨
科学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是互相联系着的。基础的东西没学好，要深造就难了。打基础是攀登科学高峰的起点。古今中外的科学文化名人，无一不是在打基础上下了一番功夫，然后才有所建树的。我国南北朝时代的大科学家祖冲之，正是由于从青少年时代就下苦功钻研自然科学，积累了丰富的知识，才能够在天文、历法、数学、机械制造等方面有卓越的贡献。渊博的基础知识，不仅使他比欧洲人早一千年把圆周率求到小数点以后第七位，而且在距今一千五百年前，就对太阳、月球等天体的运行作了比较精确的计算。这有力地说明打好基础对一个人后来的发展是多么重要。
打基础，需要扎扎实实，一丝不苟，嚼细吃透。乍看起来这是慢了，影响了学习的进度，但从整个学习过程来看，却是快了。如果我们只是囫囵吞枣地把基础知识涉猎一番便往前赶，就会欲速则不达，图近而实远。游离于表面，热衷于浮滑，醉心于花草，是打基础练真功的大意。既然是打基础，就须打得牢实坚固，然后一层一层往上垒。以前有个“三重楼喻”的故事，说一个富翁大兴土木，要盖一幢三层楼的新房。他看见工匠在地面上立柱砌砖，就焦躁起来，连忙上前阻拦：“我只要造那最上一层，不要下面两层，……从平地造起，不是浪费吗？”这个富翁何等荒唐：在当时，不扎扎实实建好一、二层，何能建起第三层呢？做学问、钻科学，既不能象这位富翁，采取不从实地做起的荒唐的“跳跃”法，也不能浮光掠影，浅尝辄止，象猪八戒吃人参果，食而不知其味。
成就任何事情，都非“一”所能及，但又都起于“一”。如学书法，第一步要临帖；学绘画，第一步要素描；学做戏，第一步要练功。杰出的歌唱家，总是从学习最简单的音阶、音符开始的，第一流的舞蹈家，也总是从简单的舞步学起的。读书学习，钻研科学，也要注意从“一”作起。可是有的青年却觉得“一”过于简单、乏味，不愿在“一”上下功夫。其实，复杂源于简单，高深源于浅近。不先在“简单”“浅近”上下功夫，便无法进入“高深”“复杂”的门槛。古话说：“海不辞水，所以成其大；山不辞土，所以成其高。”一步一步地走，把每一步分割开来看，是最平凡的，如果走了一千里之后，再回过头来看，才知那每一步的可贵和必要。老子的《道德经》中有句话说得好：“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就是说，参天的大树始于幼小的萌芽，巍峨的高楼始于一砖一木的垒筑，千里的路途始于一步一步的行走。做学问、钻科学之道，也是如此。
要打好基础，必须有毅力，舍得下苦功。据《列子·汤问篇》记载：年青的纪昌向神射手飞卫学射箭，开初纪昌急于叫老师教给一切，飞卫说：“且慢！你首先要学习基本动作。用眼睛死死地盯住一个目标，不能任意眨眼。”纪昌回家坚持苦练了二年，觉得眼力可以了，就又去找飞卫，要求快学射箭。飞卫又说：“且慢！你的基本动作还没有学全呢，现在你要练目光锐利，使自己看小东西也能变成大东西。”纪昌回家后，用头发缚了一只虱子，把它挂在远处的窗口，天天看着它。三年后，感到虱子有车轮那么大了，再看看别的东西，简直就象一座大山一般。于是，他就用一副小小的弓箭试射那只虱子，正好穿过虱子中央，连头发也没有碰上。这时他再告诉老师，飞卫高兴地说：“好小子！这一下你的功夫学到家了，可以开始学射箭了！”果然，纪昌很快就成为最有名的射手。这当然只是一个寓言，但它说明了功到自然成的道理。只有下苦功夫打基础，才能出现绝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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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脱离政治”辨
石竹
“四人帮”挥舞“白专道路”大棒，胡说“专”，便是“脱离政治”；“脱离政治”，便是“白”。“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獗，在他们看来，又红又专，是不可能的。为了“突出”“四人帮”的政治，你就不能专，因此，科学领域只好做“四人帮”的跑马场而被任意践踏；科研人员只好做“四人帮”的试剑石而被任意欺凌。这种仇视科学、迫害科学的政治，难道是无产阶级的政治么？不！
这是中世纪欧洲的“宗教裁判所”的政治。这种政治曾经造成了一千多年的漫漫长夜。那时候，有多少科学家受审判，被监禁！他们的学说被禁止，他们的著作被焚毁，甚至他们本人也被活活烧死。
这是希特勒法西斯的政治。在法西斯统治期间，全德在大学研究院中的五千个学者，大半被迫去职，一千八百人被迫流亡国外，著名的物理学家被放逐的一百二十五人，有的甚至惨遭特务暗杀。
“四人帮”的这种政治“挂帅”的时候，多少研究机构被拆散了；多少科研人员被下放了；多少科研项目被扼杀了。然而，也有那么一些“犟人”，偏不听“四人帮”那一套，来个反其道而行之。“四人帮”不准专，他偏专；“四人帮”要把他扫地出门，他偏坚守阵地。表面上看，他们确是埋头书本，埋头业务，埋头于图书馆、实验室，似乎不问政治，然而这种“专”本身，不就是一种鲜明的政治态度么？不就是一种同“四人帮”作斗争的方式么？要说这就是“脱离政治”，那是“脱离”“四人帮”的政治。
“四人帮”曾蛮横地说：“你不问政治，政治可要来问你！”怎么“问”法？人们早已领教过了：批斗、劳改、靠边、下放、扫厕所、进“牛棚”……要么把你绑到他们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战车上，要么把你置于死地而后止。可见，脱离“四人帮”的政治，本身就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那时候，有不少科技人员能够遭迫害而不变其节，处逆境而不改其志。象陈篪同志那样，几小时的批斗会刚结束，照样骑自行车到北京图书馆借书，照样坚持阅读科学文献，照样整理过去几年的试验数据。若没有自觉自愿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能做得到么？若没有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满腔热情，能做得到么？我们当然不能说专就是红，也历来反对以专代红。但是，红却要通过专来表现，红必须落实在专上。在“四害”横行之时，谁讲“专”，就是“脱离政治”；而讲政治，却又不准落到实处：落到业务上就是“业务挂帅”；落到技术上就是“技术第一”；落到生产上就是所谓“唯生产力论”。总之，落实到哪里都是错。结果只能挂在嘴上，提在手上，悬在半空中，就是不能往下放。打倒“四人帮”，政治也到了落到实处的时候了。所以，红专关系大可不必讲得那么玄而又玄。为人民、为祖国、为社会主义苦学苦钻，做出了成绩，就是红与专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