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4月18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到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去
本报评论员
英明领袖华主席在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号召我们:“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大力组织和推动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舞蹈、曲艺等方面的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厂、农村、部队,深入生活,努力搞好创作。”我国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正在到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去,努力反映我国各族人民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进行新的长征,实现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总任务的伟大斗争。
革命的文艺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我们的作家、艺术家要创作反映伟大时代的作品,就必须投入到工农兵的火热斗争中去,和广大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伟大革命导师列宁曾经指出:《国际歌》的作者欧仁·鲍狄埃成为一位最伟大的用歌作为工具的宣传家,是因为他作为一个街垒战士参加了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伟大战斗。伟大领袖毛主席也多次指出,一切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然后才能进入创作的过程。我国老一辈的革命文艺工作者,遵循毛主席的教导,积极参加工农兵群众火热的斗争,他们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大跃进时期,同工农兵群众一起打日本鬼子、打蒋介石、斗地主、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同群众一起生活、一起战斗,从而创作出一批具有强烈革命时代气息、为广大工农兵所喜闻乐见的优秀文艺作品。这是我们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优良传统。现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八亿神州豪情满怀、意气风发地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先进事迹层出不穷,英雄人物成批涌现。我国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波澜壮阔、丰富多采的战斗生活,需要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去了解、去熟悉、去反映。在千舟竞发、万马奔腾的革命形势面前,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根据工作的需要,根据不同的特点和具体条件,积极地深入工农兵,到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去,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去反映我国人民的斗争生活,努力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的作品,把“四人帮”干扰破坏所耽误的时间夺回来,把所造成的损失补上去。
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到工农兵火热斗争中去,到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去,也是对“四人帮”推行假左真右反革命路线的批判。“四人帮”为了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挥舞“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大棒,把广大文艺工作者作为“黑线人物”、“牛鬼蛇神”加以打击和迫害,长期割断他们与工农兵的联系,剥夺他们为革命而创作和演出的权利。“四人帮”篡改和歪曲伟大导师列宁的教导,就在张春桥抛出“全面专政”谬论、大叫“打土围子”的同时,报纸上抛出《走出“彼得堡”》的黑文,胡说什么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造成了一批大大小小的‘彼得堡’”,“文化大革命前被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控制的许多文艺团体,特别是那些名目繁多的‘协会’,也就是这样的‘彼得堡’”,叫嚷要把文艺工作者赶出“彼得堡”。“四人帮”在这里搞了一个大阴谋,以美丽的词藻迫害文艺工作者,把文艺工作者当作敌人实行全面专政。
“四人帮”有时也把“深入工农兵,学习工农兵”的口号挂在嘴上,但他们搞的却是另外的一套。他们鼓吹的什么“主题先行”、“三突出”等等所谓“创作原则”,是一种把生活与创作“头脚倒置”过来的修正主义货色。按照他们那一套“理论”,作家不必深入生活,只要根据他们规定的模式去写,就可以创作出大部头的作品来。“四人帮”还在他们控制的一些部门和单位,拚命扩大资产阶级特权,用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和糜烂的生活方式腐蚀文艺队伍,对一部分人进行拉拢,把其中一些人培养成为精神贵族。这些人有时装模作样下去几天,但所到之处,大搞特殊化。广大工农兵气愤地说:“他们下乡,群众遭殃”。他们分明是骑在群众头上作威作福,哪里是深入工农兵,向工农兵学习呢!我们提倡深入工农兵,到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去,是要走毛主席指引的光辉大道,坚持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是要把“四人帮”破坏了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恢复过来,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我们要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分清路线是非,在政治上、思想上肃清“四人帮”的流毒,真正深入到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去,向工农兵学习,向各条战线的先进人物学习,向那些勇攀高峰的科技工作者学习,在深入的过程中提高和充实自己,改造世界观。
文艺战线的同志们!让我们迈开双脚,扎扎实实地深入工农兵,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第一线去,到抓纲治国的火热斗争中去。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在华主席、党中央的关怀和鼓舞下,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双百”方针,一定会有更多的好作品出世,文艺百花园中定会出现群芳斗妍、多彩多姿的绚丽景象;文艺战线上也会出现我们时代的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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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饱蘸心血写新篇
——身体瘫痪的王树梁同志是怎样写作《山林支队》的
北京部队某部 世超 军苗 来钊
长篇小说《山林支队》出版后,许多读者看了小说和“写在前面”的话之后,都说小说感人,而作者王树梁本身的事迹更感人。
王树梁是北京部队后勤部身体瘫痪的老干部。他在一九三九年参加八路军,多次立功受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他积劳成疾,一九六五年住院治疗,医生为他打开八节脊椎骨作探查手术,发现星状胶质细胞瘤布满脊髓膜内。从此他下肢瘫痪,卧病在床。当知道患的是不治之症时,王树梁饭吃不下,觉睡不着。他想起了战争年代在战场上同敌人浴血战斗的情景,想起了在党的培养教育下自己成长的历程,想起了自己得病和残废后领导和同志的关心照顾,反复自问:“难道我从此离开火热的战斗生活,在病床上消磨岁月吗?”开始,他用心教育孩子,同孩子们一起背诵毛主席诗词,学习毛主席著作,给他们讲战争年代的故事。后来,他发现林彪和“四人帮”恶毒诽谤和陷害敬爱的周总理、朱委员长,以及贺龙、陈毅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心头总是不能平静。一种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如同一团熊熊烈火在王树梁胸中燃烧着,他好象过去在战场上听到冲锋号一样,迫不及待地要投入这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战斗。他下决心写一部反映人民战争的小说,歌颂我党我军光荣传统,教育青年一代牢记今天幸福生活是无数先烈的鲜血换来的。就在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贺龙同志时,他满含悲愤,以贺龙同志率领八路军一二○师在晋绥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这段历史为背景,着手创作《山林支队》。小说初稿完成后在征求意见时,有的同志劝他把晋西北改成华北某地,以避所谓为贺龙同志“树碑立传”之嫌,他没有理会。还有的同志向他提出用所谓“三突出”的创作原则进行修改,他也没有接受。他觉得应该按照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教导的去做。他说:“我不能违心地歪曲历史。”随后,他重新构思,又写成九十五万字的第二稿,送给北京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六年一月到十月,王树梁在出版社的具体帮助下,这部小说准备最后修改定稿。在这期间,“四人帮”大搞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疯狂推行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大肆鼓吹写所谓“与走资派斗争”的作品。面对妖风魔雾,王树梁在医院病床上,在防震棚里,坚定不移地塑造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八路军连长的高大形象,描绘英雄的晋绥军民可歌可泣的斗争情景,用实际行动反击“四人帮”的反革命阴谋。
写一部长篇小说,对王树梁来说,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他在战争年代虽然当过作战参谋,写过电报、战报和作战计划,但从未搞过文学创作,何况他又是个瘫痪病人。但是他以八路军战士攻碉堡的战斗精神,努力攻克创作过程中的许多困难。他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许多军事著作,如饥似渴地阅读古今中外一百多部小说,仔细琢磨文学艺术表现手法。象《红楼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些名著,他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又一遍,从中吸取教益。
王树梁虽然经历多次战斗,但这是几十年前的事,虽能想起一些战斗的情景,可很多细节已经模糊不清了。再说一个人的经历也是有限的。他又不能象健康人那样进行广泛的调查采访。为了帮助自己回忆,他先后阅读了三十多本反映我军战斗历程的书籍。每当老首长、老战友和亲戚朋友来探访时,他就利用聊天的机会有意识地调查核实材料。一次,他的一位作医务工作的老战友来看他,谈着谈着他便问起了“一个人肠子出来后,还能不能坚持战斗”的问题。当听到这位医生说能时,他高兴地一拍床帮,自言自语地说:“好!这就对了。”这位战友听了奇怪,忙问:“你问这个干什么?”王树梁说:“我想核对一下材料。”为了弄清日本侵略军基层编制,他多次请老首长介绍,找在敌后武工队工作过的同志交谈,最后又通过情报部门进行核对。为了搞清伙食尾子问题,往少里说,他也问过五个人。就这样,王树梁象蜜蜂采蜜一样,经过两年多的辛勤工作,获得了大量素材。
文学创作是艰巨的劳动。身患重病的王树梁,每天饭前饭后靠护士帮助坐起来,在胸前架块木板从事写作。由于肠功能不好和长期卧床带来的严重便秘,他每隔一天就要灌肠一次。为了避免感染肾脏,医生替他作了膀胱造瘘(即在小腹部开个口,用橡胶管插到膀胱里),每天还要换药、冲洗。他那只经常麻木、冷热不分的右手,翻书直打颤,握笔沉甸甸,写起字来简直是用胳臂带动的。由于拿笔过于用力,中指上不到一个月就磨出一个蚕豆大的硬茧。写字时间稍长,就累得手疼臂酸。实在坚持不住了,他就双手抓住床架上的医疗单杠活动几下,再接着写。由于白天用脑过度,晚上经常失眠,而且不可能象健康人那样随意翻身侧卧,只能一个姿势躺着。王树梁臀部出现了褥疮,医生要求他绝对卧床。为了这事他几夜没有睡好觉:是暂时中断,还是坚持写下去?这时他随手拿起一本写成的稿子,又习惯地凝神细想起来。小说里的英雄们一个个出现在眼前。此时此刻,他忘记了自己是一个瘫痪病人,好象自己就是山林支队的一员,他决心向小说里的英雄学习,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不能坐着写,他就躺在床上写。就这样,他硬是躺着写了一个月,修改出了第八章。在极大的痛苦面前,王树梁从没有减弱革命的激情和创作欲望。最使他担心的是脊髓内的瘤子尚未取出,病情随时可能恶化,影响他完成创作的战斗任务。为了增强体质,他一天两次摇车外出锻炼,不管刮风下雪,从不间断。为了使小说早日完成,多年来,他没有睡过一个午觉,没有休息过一个假日和星期天,一直是在拚命地争时间,抢时间。在抗震斗争最紧张的时刻,王树梁的写作也一直没间断。那时他住在一个不到二米高的简易防震棚里,火一般的三伏天,把防震棚烤得象蒸笼。由于晚上没灯,王树梁的写作只好在白天进行。加上他身体虚胖,写一会身上就湿漉漉的,汗珠不时地滴在稿纸上,臂上的汗水顺着胳膊在小桌上留下道道汗迹,垫在靠背上的几层单子湿透了,铺在床上的褥子也湿了,王树梁全然不顾。他爱人心疼地一边替他擦汗一边劝他休息,他却说:“我得争取时间快点完成。”过去,当他的病情严重的时候,有的医生曾说过象他这样的病顶多再活两年。他就是为了使创作不致半途而废,才这样用生命同时间赛跑的。
五年多来,王树梁以钢铁般的意志和惊人的毅力,饱蘸着心血和汗水,一字字,一句句,一行行,一页页地完成了小说的第一稿、第二稿、修改稿,共二百多万字,最后定稿为八十七万字的长篇小说。
王树梁说:“一个共产党员,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继续战斗下去;离开了战斗,他的生命也就停止了。”《山林支队》送到出版社后,王树梁又写了三十多万字的小说《千山万壑》,以及五万字的有关敌后抗大学员艰苦奋斗的故事。此外,他还为下一步创作反映解放战争生活的小说积累了二十万字的素材。
护士很关心他的健康,对他说:“你比健康人上班还忙哩!”王树梁回答道:“我是在和病魔抢时间,在这有限的生命里,争取为党多做一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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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后

生命不息 战斗不止
读了《饱蘸心血写新篇》这篇报道,深为王树梁同志的精神所感动。他为党的革命事业英勇战斗了几十年,因病瘫痪以后,仍然顽强地战斗。“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继续战斗下去。”他这样说,也这样做。他投身到一条陌生的文艺战线,用笔参加新的战斗。他以惊人的毅力,顽强的斗志,坚韧不拔的精神,克服重重困难,写出一部长篇小说,为社会主义文艺园地贡献了一朵花。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这是无产阶级的战斗精神。文艺工作者为实现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新时期的总任务作出贡献,很需要发扬这种可贵的精神:一息尚存,分秒必争,拚命工作。是演员,要力争多演戏,演好戏;是画家,要力争多画画,画好画;是作家,要力争多写书,写好书。只有这样,才能迅速改变“四人帮”造成的作品奇缺的局面,才能把“四人帮”耽误了的时间夺回来,社会主义文艺的春天才会更加繁荣兴盛。
粉碎“四人帮”以后,这种精神到处可以感到。许多老一辈的革命文艺战士,焕发青春,继续战斗,决心用有限的余年为人民作出最大限度的贡献。许多中年和青年文艺工作者,树雄心,立大志,决心使自己的生命发出更多的光和热,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这种决心和行动,不就是这种精神的表现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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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真实 不要虚假
武培真
看了近年复映和最新上映的一些电影,许多同志都说:这些电影有看头,真实,感动人!这评论是很确切的,它说出了这些电影的一个重要特点。故事影片《小兵张嘎》,真实地塑造了张嘎子这样的抗日小英雄。他机灵、勇敢,对日寇恨之入骨,但又顽皮、稚气,缺乏严格的纪律训练,不成熟。后来,在革命战争中,嘎子经过党的培养教育和实际锻炼,逐步成了一名坚强而有觉悟的战士。作品对嘎子性格特征的描写,来自生活实际,符合孩子的年龄特点,也符合嘎子本身的经历和当时抗战环境等客观条件的影响,使人感到可爱又可信。又如影片《枯木逢春》,通过苦妹子和方冬哥一家的悲欢离合,真实地反映了新旧社会劳动人民在血吸虫病的危害下面临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它活生生地勾勒了解放前由于兵祸猖獗、病疫流行所造成的“千村辟历人遗矢,万户肖疏鬼唱歌”的惨景;成功地反映了新社会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广大群众与医务工作者在血吸虫病防治战线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电影描写的内容符合我国医务战线和广大农村的实际情况,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再如今年春节刚与观众见面的影片《我们是八路军》,展示了八路军烧炭队的火热斗争生活,把我们带到当年延安革命根据地大生产运动的环境里。它鲜明生动地揭示了各种人物的思想性格,逼真地反映了我军是培养人、锻炼人、革命化、战斗化、朝气蓬勃的人民军队。作品所颂扬的以赵长龙、周威虎为代表的那种不讲地位,不闹待遇,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为革命、为人民自觉牺牲个人利益的高贵品格,是我军特有的光荣传统,它使观众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这些作品的成功,就在于它们从生活实际出发,真实地反映了我们的时代,具有强烈的生活气息和艺术感染力。
在“四人帮”独霸文坛时期,文艺的真实性和现实主义,竟然成了禁忌,连提都不准提。“四人帮”鼓吹一种“越假越好”的混帐逻辑,不准作品有生活原型,不准人物有模特儿。否则,就象对待电影《创业》那样,以“写了真人真事”、“后患无穷”为借口,横加指责,一棍子打入冷宫。“四人帮”反对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长期割断文艺同工农兵火热斗争生活的血肉联系。他们打着反对“写真实”的幌子,全盘否定文艺创作的真实性原则,否定文艺的现实主义传统。他们推行“先定主题”、后找素材的唯心主义创作方法,把文艺创作引入了脱离实际、闭门造车的歧途。他们规定文艺作品必须符合他们的“三突出”模式,使文艺创作走入公式化、概念化、雷同化的死胡同。因此,从“四人帮”的修正主义文艺苗圃里滋生出来的一株株毒草,是绝无真实可言的。“四人帮”公然否认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热爱祖国、热爱党、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能够同工农相结合的基本事实,千方百计突出一个“臭”字。他们笔下的教师,要么写成崇洋媚外,右倾保守的反面人物或书呆子;要么写成象《反击》里的薛耀宗教授那样专门用分数、考试打击迫害工农学生的血淋淋的刽子手。他们笔下的工程技术人员,要么象《第二个春天》里的总工程师潘文那样的叛徒,要么就是《战船台》里的副指挥董逸文那样的现行反革命。他们写党的干部,更无视毛主席关于我党“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的基本估价,抹煞我党干部队伍的主流和本质,把民主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干部统统打成“走资派”,还挖空心思地把“走资派”一律写成不肯改悔的,以此来诬蔑和诽谤我们党,肆意攻击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他们的儿童文学,把“高大完美”的银项圈硬套在孩子们的脖子上。他们笔下的儿童“英雄”,说的是大人话,做的是大人事,好象这种儿童,从娘胎里一出来,不经培养和成长,就先知先觉和“完美无缺”。他们笔下的工农群众(除去他们捏造的那种所谓“英雄人物”),则往往被描绘成傻、大、愣、粗,任人摆布的阿斗,失去了劳动人民丰富、真挚的思想感情和聪明、智慧的光彩。那些为他们自己树碑立传的反动作品,更是弄虚作假,把反革命写成圣人,把叛徒写成“旗手”。“四人帮”的文艺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严重地歪曲和丑化了现实生活,不仅不符合生活本质的真实,同样不符合艺术的真实。
“四人帮”所以要反对文艺真实地反映生活,是因为文艺在“四人帮”那里,完全是进行反革命宣传的工具。由于他们是一小撮见不得天日的野心家、阴谋家,他们害怕真理,害怕革命,害怕人民,所以只能歪曲事实,通过胡编乱造给人以假象,以便蒙蔽、毒害群众,把人们的思想搞乱。江青直言不讳地供认:“电影片子,就是电影骗子”,这便是“四人帮”利用文艺歪曲生活、欺骗人民的绝妙自白。
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恩格斯指出:“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里,都特别强调文艺的真实性。艺术形象真实,才能让人感到真实可信,作品所揭示的道理才具有说服力。否则,如果人物性格的刻画、故事情节的安排、细节和语言的运用不合情理,就使人难以置信,因而也就毫无社会意义。
我们所说的真实是有阶级性的,是无产阶级的真实。无产阶级所需要的真实,不是表相的真实、个别的真实、自然主义的真实,而是本质的真实,带有普遍意义的真实。社会生活中本来就存在着美与丑、善与恶、正确与错误、先进与落后、革命与反动、主流与支流、现象与本质的矛盾。文艺创作不是生活的照像,不能对生活中个别的、偶然的、非本质的现象采取自然主义的照搬,也不是做生活事件的加减法,而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社会生活来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提炼、加工、概括过程,把生活中本质的东西、主流的东西、代表时代潮流、反映历史发展趋势的东西表达出来。这就叫做符合无产阶级要求的艺术的真实。这种艺术真实,比生活的真实更概括、更具有典型性。正如毛主席所说的:“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
要真实地反映我们的社会生活,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深刻认识我们的社会生活,认真按照无产阶级文艺的典型化原则进行创作。在创作中,切忌以主观臆想代替客观现实。艺术概括和艺术加工,必须以生活实际为基础,抵制任何非无产阶级创作倾向的干扰和影响。打倒了“四人帮”,砸碎了束缚革命文艺工作者的精神枷锁,为文艺创作真实地反映我们的伟大时代,扫清了障碍,铺平了道路。但是,我们切不可轻视“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在有些作品中,我们仍然能看到那种从概念出发,以假代真的痕迹。一定要恢复文艺的现实主义传统,我们社会主义文艺园地,才能越来越多地出现既有典型意义,又真实可信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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