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4月16日人民日报 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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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事关政策 错了就改
广东省委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不到两个月时间,对甘蔗收购政策作了两次调整,恰当地处理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全省三百六十万亩甘蔗种植计划得到落实。蔗区干部、群众欢迎这种从实际出发,及时纠正错误决定的精神,称赞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恢复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新气象
眼前,广东各地正是春植甘蔗的大忙季节,又逢久旱喜雨,在珠江三角洲、潮汕平原、雷州半岛、海南岛,人们都在整地下种。关于甘蔗的收购政策,不到两个月时间,省委作了两次调整。两个月连改两次,是不是变得快了呢?从实际效果看,它改得符合国家、集体和社员的要求,使全省三百六十万亩甘蔗种植计划得到落实。可见改得及时,改得好。
今年一月,广东省委向全省发出了一个有关主要农产品收购政策的文件,调整了粮、糖、油、猪的奖售办法。主观愿望是好的,希望通过这个文件,医治“四害”横行时给广东农村造成的严重创伤,把农业生产迅速搞上去。
出乎意料,文件下达以后,某些规定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引起了干部、群众的纷纷议论。
广东是全国著名的蔗糖产区。过去,国家为了鼓励农民发展甘蔗生产,实行一套行之有效的奖售化肥和超产加价收购的政策,受到蔗区群众的欢迎。但是,“四人帮”给这一套政策扣上“搞修正主义物质刺激”的罪名,横加批判、否定。在他们一伙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农村推行了一种“卡脖子政策”。例如,社员利用自留地种甘蔗,解决自己食糖需要,这本来是国家允许的。但是,前几年自留地生产的甘蔗,都改为由国家统一收购。社员交售一百斤甘蔗,可以榨糖十一斤,却只能拿回四斤自用。对生产队的甘蔗,也采取了种种限制措施,严重挫伤了社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严重阻碍了农村社队扩大再生产。
“四人帮”垮台以后,广大农村社员强烈要求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省委根据群众要求,于年初调整了主要农产品的收购政策。集体交售甘蔗,每吨奖售化肥由原来的三十斤增加到四十斤,取消了原来超产部分加价百分之二十五的规定。
调整政策的同志原来以为,这个方案虽然取消了甘蔗超产加价,但给生产队增加了奖售化肥的比例;对收购自留地甘蔗,放宽了留糖标准,干部、群众定会欢迎。可是,办法一公布,蔗区干部、群众意见很大,认为取消超产加价,是鞭打快牛,不利于促进发展生产。历来甘蔗产量较高的番禺县,按照公布的办法,算了几笔帐,发现甘蔗种得多、产量又高的社队,反而要吃亏。著名高产蔗区鱼窝头公社,共种甘蔗九千多亩,以去年的产量计算,按照这个办法,要减少现金收入十二万元。这个公社的马克生产队,去年的任务亩产甘蔗四吨半,实际产量每亩达到十一吨,超产六吨半。按过去的办法,这个队每亩甘蔗的超产加价奖励有五十五元九角三分;取消加价后,这笔收入就没有了。全县仅取消超产加价这一项,按照去年产量计算,社队收入就要减少一百七十万元。东莞县算帐的结果是:超产的社队,由于取消加价奖励,都要减少现金收入。例如,原来下达计划亩产三吨的社队,如果产量提高到四吨,由于取消加价,每亩将比原来的奖售办法减少现金收入十点五元;一部分产量达到十吨的社队,每亩要减少现金收入七十二点五元。
蔗区的社员按照方案一笔一笔地算帐,县、社、队也在算帐。大家一算,矛盾暴露出来了。产量越高,越不合算。于是,不少社队春植甘蔗的进度慢下来,有的打算压缩甘蔗种植面积,有的打算把水田种植的高产甘蔗移到旱地去种,有的甚至打算把甘蔗搬上山去,腾出好地种其它作物。这种情况引起了各级党委的重视,意见迅速反映到省委。有的地委负责同志亲自上门向领导反映群众意见。领导机关在研究各方意见的时候,有的同志担心文件刚下达,朝令夕改,影响不好,主张先试行一段,看一个时候,到秋后再研究修改。后来,决定下去调查研究,按照实际情况决定问题。
省里同志到东莞、番禺、南海等甘蔗重点产区,听取群众意见。在东莞县桥头公社和干部、群众一起算细帐,了解到甘蔗收购价格本来不高,蔗区农民为了满足国家的需要,仍然自觉地落实国家下达的甘蔗种植计划,积极完成交售任务,用超额部分多得一些收入。这种社会主义积极性是应当保护的。调查中发现,珠江三角洲大多数社队,甘蔗单位面积产量较高,这些社队要继续提高甘蔗产量,就要有一系列相应的科学技术措施,这就要有较多的投资,生产成本要相应增高。如果取消超产加价奖售的政策,将使全省蔗区社队减少收入一千零七十万元,这就会使蔗区增产不能增收,不利于扩大再生产。
省里的同志还了解到,桥头公社的十五个大队,有十一个大队的社员自留地甘蔗,不交售给国营糖厂,自行用小榨机榨糖,因为这样做,比交售给国营糖厂多得两斤糖。可是,在国营糖厂中,除用甘蔗榨糖外,还可利用蔗渣、废液生产酒精、浆粕、甲醛等多种副产品。如果社队自己开榨,国营糖厂就要花一笔开支向社队购蔗渣,这就增加国营糖厂的生产成本。
经过调查,大家认为,现阶段必须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实行政治挂帅,正确地运用价值规律,对社队集体经济坚持等价交换原则,这样才能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充分调动社队的生产积极性,发展甘蔗生产。省委统一了各部门的意见,决定恢复超产甘蔗加价收购的奖售政策,对社员自留地甘蔗,重新规定由国营糖厂收费代行加工,全部产糖归社员自行支配。
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倾听群众意见,修改制订的甘蔗奖售政策,于三月初作为省委正式文件下达了。蔗区干部、群众很高兴。大家欢迎这种从实际出发,及时纠正错误的精神,称赞这是粉碎“四人帮”后恢复党的优良传统的新气象。
一项影响千百万人生产和生活的政策,最好在制定前多方征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发下来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鼓舞人们大干社会主义。这是上策。当着出现事与愿违的情况时,能够坚决地及时地纠正缺点,也会很快得到群众拥护。广东全省有二十一个县和市郊区是甘蔗重点产区,这些地区甘蔗面积约占全省三分之一,而食糖产量约占全省的一半。有六个县和广州郊区平均亩产已超过五吨,高产社队亩产是十一吨半。我们的政策,不能怕高产,怕冒尖,而要从政治上从物质上鼓励高产更高产,低产变高产。一九七七年,广东甘蔗平均亩产只有二点二吨,高低相比,潜力极大。三月份公布的新方案所以受到欢迎,就因为它鼓励人们打破低产水平,奔向高产。中国人民吃糖要自给,而且要不断提高用糖水平。一切与之相反的做法都是行不通的。
本报记者 汪振华 何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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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五届人大代表、五届政协常委、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
朱理治同志在京逝世
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聂荣臻陈云余秋里王震谷牧陈慕华康克清季方王首道等送了花圈,李先念王震谷牧康克清季方粟裕等参加追悼会
新华社北京四月十五日电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委、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朱理治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一九七八年四月九日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一岁。
朱理治同志追悼会今天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聂荣臻、陈云,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王震、谷牧、陈慕华,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康克清、季方、王首道,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计委、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北省军区和河北省直属各单位送了花圈。
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国务院副总理王震、谷牧,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康克清、季方,中共中央军委负责人粟裕参加了追悼会。中共中央、中央国家机关、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革委会和有关方面的负责人、朱理治同志的生前友好胡耀邦、童小鹏、齐燕铭、武新宇、王金山、吕玉兰、郭志、尹喆、曾美、谷奇峰、刘英、王桂华、洪毅、张平化、周子健、程子华、姚依林、肖劲光、李葆华、陈国栋、肖克、袁任远、曾志、郭述申、曹菊如、郭洪涛、刘春、孔原、郭影秋、陈琮英、刘澜波、林佳楣、刘型、贺诚、程坦、贺彪、胡乔木、高文华、蹇先任、张邦英、朱涤新、熊天荆,以及河北省直属各单位的代表五百多人也参加了追悼会。
追悼会由刘子厚同志主持,马辉同志致悼词。悼词说:朱理治同志是江苏省南通县人,一九二七年四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七月参加革命工作。朱理治同志历任中共清华大学支部书记,中共北京西郊区委书记,青年团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书记,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长、中共河北省委代理书记、副书记,陕北苏区中央局及华北局驻陕甘代表团书记,陕甘宁省委书记,陕甘边省委书记,中央驻东北军特派员。抗日战争时期,朱理治同志历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中原局委员、代理书记,新四军五师政委,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计划委员会主任。解放战争时期,朱理治同志历任中共洮南地委书记,北满分局秘书长,东北野战军后勤部副部长,东北银行总经理等职务。全国解放后,朱理治同志历任东北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核资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委物资分配局局长,交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兼国家计委副主任,华北局候补书记、书记。
朱理治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几十年来,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全国解放后,他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改造世界观,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热爱毛主席,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事业。他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光明磊落,作风正派;廉洁奉公,埋头苦干;严于责己,宽以待人,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朱理治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在革命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他努力发展壮大党的力量,积极开展武装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发动群众,发展壮大人民武装力量,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解放战争时期,他致力于东北的经济工作和政权建设;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他坚持继续革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工作,成绩卓著。
朱理治同志热烈拥护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河北省工作后,他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他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无比愤慨,对我党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感到由衷的高兴。他以实际行动为实现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献出了自己的全部力量。直到病重住院期间,还念念不忘河北的工作。
悼词说:朱理治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同志、老战友,使我党失去了一位老党员、老干部。我们悼念朱理治同志,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热爱毛主席,刻苦学习马列主义,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革命精神;学习他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工作态度;学习他艰苦朴素,谦虚谨慎,深入群众,平易近人的好作风。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坚持党的十一大路线,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要努力完成五届人大提出的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作出应有的贡献。(附图片)
朱理治同志遗像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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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要抓紧抓细
苏州市第十中学党支部
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决不能只是读读文件,口头说说,而要认真抓紧、抓实、抓细,切实解决具体问题。
我们学校原是省里的重点学校,老教师比较多。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推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革命路线,我校有百分之三十二的教师被冲击审查,遭受迫害,其他教师的积极性也受到极大打击。林彪反党集团被粉碎以后,我们把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放到党支部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积极组织力量,对所有受迫害教师的结论重新审查,纠正错误。可是,正在这时,“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污蔑教师“挖社会主义墙脚”,是
“臭老九”。“四人帮”在江苏、苏州的代理人挥舞“两个估计”的大棒,恶毒咒骂广大教师是“书蛀虫”,扬言要用“一六○五农药洒一洒,消消毒”。在“四人帮”乱扣帽子,乱打棍子的困难处境下,我们坚持落实党的政策,对所有被冲击的教师作出新的结论,并与本人见面,征求意见,做到实事求是,心情舒畅。到一九七四年,我们对受冲击教师全部落实了政策。
解决一般性的问题比较容易,对“老大难”问题敢不敢碰,敢不敢解决?这是对我们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考验。有一位老教师因历史问题被审查,由于“四人帮”大搞“逼、供、信”,作了错误的结论。我们坚持调查研究的原则,到了许多地方,找了许多人了解情况,掌握了大量确凿的材料,搞清了真相,大胆否定了原结论。当我们将新的结论向本人宣布时,这位教师感动得热泪盈眶,连声说“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并表示要把晚年全部精力贡献给无产阶级教育事业。其它教师从这个问题的解决中,也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鼓舞。
有些教师已调离我校,对他们的问题,还要不要管?我们同样认真地做好调查研究工作,把问题审查清楚,把结论送到所在单位,坚持做到落实政策一个不漏。
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为了发挥广大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作用。因此,我们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时,十分注意充分发挥广大教师的业务专长,使他们学以致用。前几年,由于林彪、“四人帮”对广大教师的迫害,许多教师的业务专长不能用到教学业务上,使我国教育事业遭受很大损失。我们不顾“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根据党的任人唯贤的路线,选拔热爱党的教育事业、有一定工作能力和业务专长的教师负责各学科组的工作,做到专业对口,充分发挥他们的骨干作用。对那些业务上刻苦钻研,精益求精,作出贡献的教师,给予表扬和奖励。有一位一级教师,曾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后来我们落实政策,立即安排他当教研组长。还有一位语文教师,曾被戴上“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黑干将”的帽子,落实政策后,我们安排他负责语文学科组工作,并负责指导几个青年教师的业务进修。这个教师虽然年老体弱,但他坚持早来晚走,工作认真负责。采取了这些措施以后,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教师的积极性。有些退休教师也重新回到学校工作。一位七十多岁的英语教师,主动要求领导安排他上两个提高班的英语课,还经常利用星期天和其他业余时间为学生补课。他说:“我教了几十年英语,现在还能用英语为教育下一代出点力,这是我晚年的莫大幸福。”
搞好学校工作,要依靠广大教师。能不能尊重广大教师的意见,让他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既是群众路线问题,也是衡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否真正落实的一个标志。深入揭批“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以来,广大教师砸碎了精神枷锁,社会主义积极性迸发出来了,为抓纲治校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例如: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加快教育革命的步伐,早出人材,多出人材,有些教师建议按学生的文化程度编班。针对目前教材系统性、科学性不强的情况,有些教师建议自编补充教材。语文学科的教师建议:语文要在初中阶段打好基础,高中阶段为数理化让路,因此,要增加初中课时,减少高中课时。理科教师建议:自力更生挖潜力,增加实验演示。这些建议开阔了我们的眼界,丰富了我们的头脑,我们积极采纳,立即实施,推动了教育革命。同时,我们坚决支持广大教师在教学中大胆实践,在实践中敢于创新,摸索经验,充分发挥广大教师的作用。抓纲治校,一年初见成效,我校教育质量有了明显提高。
为了充分发挥广大教师的作用,我们保证大家有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教学业务。党支部作出三条规定:一、没有特殊情况,教师的业务工作时间决不占用;二、能不开的会尽量不开,必要开的会尽量开小会、开短会;三、减少不必要的活动,杜绝形式主义。党支部领导成员分到各年级、各学科,深入教学第一线,了解情况,掌握动态,指导工作。能在下面解决的问题就不带到上面来。这样,广大教师业务工作时间既有了保证,工作又有了依靠。
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要注意研究知识分子的特点,用他们容易接受的方式做他们的工作。有一次,我们到一位老教师家里去家访,看到桌上的玻璃台板下面,端端正正压着一张党支部召开老年教师新年座谈会的请帖。这件事对我们很有启发。知识分子是珍爱荣誉的,因此,我们对广大教师始终坚持以正面教育为主,以表扬先进为主,对他们在工作中出现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尽量以个别谈心,启发帮助,做过细的思想工作的方法来解决。平常谈心、家访从不间断,还经常召开各种类型的小型座谈会,密切党和教师之间的关系,使广大教师有话愿意向党说。还有一件事也引起我们的注意:有些教师生活上确有困难,但主动申请补助的很少。原因在哪里?经过调查分析,原来教师的自尊心较强,按照惯例,困难补助采取本人申请,小组讨论的做法,不太适合知识分子的特点。因此,有的教师即使有实际困难,也很少主动申请。发现了这种情况,我们改变了过去的做法,领导深入群众了解情况,发现确实有困难的,主动帮助解决。
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和信任,并不等于放松他们的思想改造。我们坚持组织广大教师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组织他们参加学工、学农活动,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引导他们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加强世界观的改造;带领大家在阶级斗争中,特别是在批判“四人帮”的斗争中经受锻炼和考验,提高他们继续革命的觉悟,为党的教育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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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首都出版一批科技新书
据新华社北京四月十五日电 在全国科学大会前后,首都二十多家出版社为配合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出版了一批科技新书。
新出版的这批科学技术书中,有我国著名科学家的重要专著,如华罗庚的《数论导引》,苏步青的《射影曲线概论》,吴文俊的《可剖形在欧氏空间中的实现问题》,李四光的《地质力学概论》、《中国第四纪冰川》等七部著作,以及冯端的《金属物理》等。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唐敖庆等的《配位场理论方法》,陈世骧的《进化论与分类学》以及陈景润撰写的《初等数学》等,也即将出版。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还出版了科学普及读物,如竺可桢、宛敏渭合著的《物候学》,吴汝康、吴新智等编著的《人类发展史》,方宗熙的《生物的进化》,科学院数学所编著的《运筹学》,王植东的《激光基础知识》等。
“四人帮”摧残科学事业,使科技图书出版工作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一九六五年,全国共出版科技图书五千七百多种;而这几年出书最多的一九七五年,仅出版两千多种,只有一九五二年三千多种的三分之二。
粉碎了“四人帮”,为革命著书立说的风气空前浓厚,许多老专家又重新拿起笔来写书。戴国权是开滦煤矿矿井通风与安全工程师。文化大革命前写过不少论文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并著有《矿井空气压力》、《轴流式扇风机工作制度方程法》等书。“四人帮”横行时,他不敢写书了,路过出版社绕道走。“四人帮”打倒后,他主动找到出版社,提出要把这几年积累的研究成果、资料编写出来,现在他已写出《矿井通风网路的计算原理与应用》一书。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蔡翘同志,已经八十高龄。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他顶住压力,与其他两位同志一起,广泛收集整理了关于航空与空间医学方面的资料,结合自己的科研实践,编写了一部三十多万字的《航空航宇医学基础》,即将由有关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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