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br/>专栏：<br/><br/> 文艺思想斗争的历史不容伪造<br/> 安徽师范大学理论组<br/> 叛徒江青伙同林彪，在合谋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时，对于新中国建立以后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历次文艺思想斗争，装聋作哑，不置一词，诚然是自有苦衷的。他们公开否定既有所不便，如实肯定又于心不甘。<br/> 这就需要有人来帮助他们跨越障碍。果然，姚文元跳出来大显身手了。他在一九六七年的一篇文章里，以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手法，伪造了一部建国以后的文艺思想斗争史。尽管他不得不承认历次斗争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但在他的笔下，这些斗争一概徒劳无功：往往是毛主席发出指示，斗争刚一发动，就被人“拉向右转”，不是“彻底否定”，便是“一把扼杀”，接踵而来的是更为疯狂的“反攻倒算”，结局是黑线越斗越凶，文艺界越斗越黑。姚文元就是用这样的谎言来支撑“文艺黑线专政”论，为江青所谓的建国后文艺界被“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逆流”所“控制”一类的胡言乱语，制造历史根据。<br/> 但是，历史是不容伪造的。“四人帮”的黑手，绝对遮掩不住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历次重大文艺思想斗争的胜利光芒。从一九五一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一九五四年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一九五五年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九五七年反右派的斗争，直到一九六四年对文艺界在三年经济暂时困难时期的右倾逆流的斗争，这几次重大斗争，每一次都冲破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给予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文艺思想以沉重打击；每一次都有力地巩固和扩大了文艺界的马克思主义阵地，为社会主义文艺的顺利发展扫清了道路。<br/> 这几次重大斗争，首先是捍卫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领导地位的斗争。早在一九四九年七月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文代大会上，毛主席制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向，就被确认为全国革命文艺运动的方向。当然，贯彻这个方向不是一帆风顺的，这里有暗藏敌人的破坏和反对，也有文艺队伍里某些同志的怀疑和动摇，这就不可避免地会有斗争。斗争的结果，每一次都打破了敌人的抗拒和阻挠，教育了犯错误的同志，使毛主席文艺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四人帮”夸大文艺界反动势力和错误倾向的力量，否定毛主席文艺路线的主导地位，是毫无根据的。事实上，反动势力之所以拚命攻击和诋毁毛主席的文艺路线，恰恰是因为它已经在文艺界确立了领导地位。<br/> 这几次重大斗争，也是深挖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老根——唯心论的斗争。历史的事实和“四人帮”所说的完全相反，不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在文艺界“控制”了一切，任意泛滥，而是我们在不断批判唯心论，肃清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影响。批判电影《武训传》一开始，毛主席就尖锐地指出这部影片用唯心史观歪曲历史、污蔑革命的反动实质，唤起全党对于资产阶级唯心论侵入党的战斗肌体的警觉。接着开展的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打垮了三十年来胡适派唯心论在中国古典文学领域的统治。这些斗争，都反映出社会主义时期整个文化思想战线阶级斗争逐步深入的特点。我们不但打退了资产阶级唯心论一次再次的进攻，而且深入各个学术领域，把资产阶级长期散布的思想毒素逐步清除出去，在批判当中，系统地宣传了唯物论。我们很多文艺工作者，正是在斗争中学习马克思主义，逐步分清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应当歌颂什么，应当反对什么。批判唯心论的斗争，是我们文艺界基本的思想建设，其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也是“四人帮”抹煞不了的。<br/> 这几次重大斗争，又是对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有力抵制。修正主义是国际思潮。文艺战线上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是同苏共二十大后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泛滥紧密呼应的。因此，我们的反击，不能不带有国际阶级斗争的性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上台以后，苏联文艺界一些人，背弃列宁的文学党性原则，否定苏联无产阶级文艺的革命传统，反对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主张以人道主义取而代之，出现了修正主义的“解冻”文学。当时，修正主义者的一些反动文艺观点，例如否定马克思主义对文艺创作的指导作用，否定无产阶级文学同批判现实主义的原则区别等等，曾被外国一些人奉为至宝，红极一时。但是，当有人把这些玩艺引进中国，改头换面提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时，却立即遭到迎头痛击。特别是在我党与苏修展开公开论战之后，我们对苏修文艺某些代表性论点和代表作品，曾进行过严肃的批判。这些斗争，不但使我国文艺事业保持正确的方向和无产阶级革命性质，而且它作为毛主席领导的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的国际反修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不容忽视的国际意义。<br/> 我们充分肯定这几次重大斗争的胜利成果和应有的地位，决不意味着可以低估历次斗争的严重性和艰巨性。不是的，资产阶级以及文艺界反动势力的进攻，是很猖獗的；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和干扰，也是严重的，它使得我们一些同志在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丧失过警惕，迷失过方向。但是，问题在于整个斗争中阶级力量的对比，在于斗争的结局。斗争的历程表明，不管敌人的进攻何等疯狂，斗争出现过多少曲折和反复，文艺界的多数同志是战斗在毛主席的旗帜之下的，是听从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令的。三年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之下，出现过“写中间人物”、“现实主义深化”一类错误主张，戏剧舞台也出现过鬼戏等毒草。但是一当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传达到全党，同志们立即奋起迎击右倾逆流，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开展了全国性的文艺整风，进行了革命现代戏会演，文艺界呈现出一片革命化、群众化的新气象。万恶的“四人帮”别有用心地抹煞这一切，把毛主席批评的错误倾向无限夸大，把文艺领导机关的问题说成整个文艺界的问题，把“不是一切人”说成“一切人”；把“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说成“黑线控制了文化界，控制了各个协会，又伸展到各地……搞了大大小小一批‘裴多菲俱乐部’。”似乎整个文艺界统统烂了，修了，没有一片干净土，没有一个好人。就这样，他们把一九六四年的文艺整风打成“欺骗群众、压制左派、包庇坏人、掩护自己的假‘整风’”，把毛主席领导的文艺战线的第五次大斗争从历史上一笔勾销，对文艺界的老作家、老干部进行骇人听闻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br/> “四人帮”如此穷凶极恶地伪造历史，目的何在呢？很明显，就是他们要继承反动势力在文艺界所进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事业，推翻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领导地位，以文艺战线为突破口，实现篡党夺权的全套阴谋。自“文艺黑线专政”论出笼之日起，“四人帮”及其舆论工具梁效、初滥之流，对着建国后十七年文艺，一再狺狺狂吠。他们声称：“资产阶级在这里一直占着统治地位，这些领域成了资本主义的十分顽固的堡垒”；“文艺的领导权形式上好象在共产党手里，实际上被修正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分子所把持”。与此同时，他们又把“四人帮”插手文艺后的所谓“丰功伟绩”吹上了天，什么“旗手”、“左派”，什么开辟了“新纪元”、“创业期”，什么“为后来者开拓革命之路”。这种做法，同胡风先攻击党的文艺事业是“僵尸统治的文坛”，然后端出他的一套反革命文艺纲领——《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何等相似；同右派分子先骂我们文艺“退化”了，然后发出“党趁早别领导文艺”的叫嚣，如出一辙。这就最清楚不过地暴露了他们恶毒诽谤十七年文艺的极右实质。很明显，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正是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出发的文艺上的“改朝换代”论。<br/> 然而，“四人帮”的全部罪恶活动，又不是胡风和资产阶级右派一套的简单重复。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敌人的进攻一般都是直接以右的面貌出现的，我们揭露得比较充分，他们那一套文艺思想和文艺主张，也比较容易识破。“四人帮”吸取了胡风和右派分子反革命的经验教训，改变了斗争的策略。他们既不象胡风那样，公然把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诬蔑为“五把‘理论’刀子”，也不象某些右派分子那样，把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攻击为“教条主义”，而是继承林彪假左真右的衣钵，高喊“文艺革命”，把真理当作谬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修正主义，加以批判，加以反对。这就造成了理论上和路线上的极大混乱。再加上他们曾经篡夺了相当一部分领导权力，自上而下强制推行他们的反革命货色，在文艺界实行法西斯专政，这就使他们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流毒更深，为害更烈，我们揭露和粉碎它的斗争也显得格外艰巨。<br/> “四人帮”接过文艺斗争中反右的口号，鼓吹越“左”越好，公然践踏了毛主席关于反右必须防“左”的指示，践踏了毛主席制定的正确开展思想斗争和文艺批评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把思想斗争和文艺批评引向“打倒一切”的邪路。他们借口阶级敌人曾经把马克思主义攻击为“教条主义”，索性把马克思主义跟教条主义划上等号，凡是反对教条主义的，反对文艺批评中简单粗暴倾向的，他们不分青红皂白，统统安上“修正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可怕罪名，加以打击。这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了毛主席。因为主张在文艺问题上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主张在反对修正主义的同时也反对教条主义和简单粗暴态度的，不是别人，正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毛主席尖锐地批评过那种从“左”的方面反对“双百方针”的教条主义倾向；是毛主席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深刻地指出了用教条主义和“左”的简单粗暴态度解决思想斗争问题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毛主席坚决反对用强制的和行政命令的方法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四人帮”把这些光辉指示统统当作谬误来反对，他们极力煽动专横武断、无限上纲的坏风气，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br/> “四人帮”是一伙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两面派。如果说，建国后十七年文艺界的反动势力和错误倾向，都在有意无意地抹杀无产阶级文艺和过去时代文艺的界限，力图把无产阶级文艺蜕化为资产阶级文艺的话，那么“四人帮”则干脆把无产阶级文艺说成是同过去时代文艺毫无差别的旧东西。他们以“超革命”的姿态，把两者同时抛弃，然后在纯粹无产阶级文艺的旗号下杜撰另外一套所谓“革命”的规律。实际上他们所说的“新”东西，不过是胡风分子、右派分子那一套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新形式下的复活。他们象当年俄国的无产阶级文化派那样，在“无产阶级文化”的幌子下偷贩着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br/> 谁想歪曲历史，必然受到历史的惩罚。“四人帮”在“文艺黑线专政”论中歪曲历史，伪造历史，结果只能是自己被历史牢牢地钉在耻辱柱上。
第3版()<br/>专栏：<br/><br/> 清算“四人帮”对文学教育的毒害<br/> 北京大学中文系 袁良骏<br/> 大学中文系是“文艺黑线专政”论和它的孪生兄弟“教育黑线专政”论的联合受害者。特别在北京大学这样的一度由“四人帮”严密控制的单位，文学教育事业更是动辄得咎、寸步难行，被糟踏得不成样子。<br/> 大学中文系应该为祖国造就语言和文学方面的人才，应该是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两支队伍的一个来源。从建国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中，尽管有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各大学中文系还是培养出了不少这样的有用人才。<br/> 但是，万恶的“四人帮”却挥舞“文艺黑线专政”论和“教育黑线专政”论这两根大棒，把十七年文学教育的成绩一笔抹杀，胡说大学中文系十七年培养的都是修正主义“苗子”，“小牛鬼蛇神”，诬蔑大学中文系是什么“文艺黑线”的“预备队”，“封、资、修”的“大染缸”，疯狂叫嚷要“和十七年对着干”，妄图把文学教育纳入他们篡党夺权的反革命轨道。<br/> 首先，他们疯狂篡改大学中文系的培养目标。由于他们“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所以他们根本不让中文系培养文学创作和评论人才。一提“培养人才”，他们就给扣上“天才教育”、“智育第一”的大帽子，就说是把青年引向修正主义邪道。他们完全否定中文系的特点，说中文系也只能是培养和十七年对着干的“普通劳动者”；后来，干脆就变成了培养“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物，办“和走资派斗争”的专业。谁要敢说半个“不”字，那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顽强抵抗”。<br/> 其次，他们几乎取消了中文系一切有用的教学内容。他们把文化大革命前的大部分作家、作品打成“黑线作家”、“毒草作品”，人为地划了很多“禁区”。象《暴风骤雨》《创业史》《林海雪原》《红岩》等优秀的或比较好的小说不许讲了；象贺敬之、郭小川、李季、刘白羽、秦牧、杨朔等同志的诗歌、散文也不许讲了。结果，建国以来的作品只能讲几个现代戏和一、两本被“四人帮”认可的小说。至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呢？也被他们一棍子打进了十八层地狱，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老舍……统统都不能讲，一部现代文学史就只剩了一个他们不敢公开否定的鲁迅。而讲鲁迅只让你“以战斗任务组织教学”，搞实用主义，既不许系统地讲授鲁迅作品的思想、艺术成就，也不许学生系统地学习、钻研鲁迅著作。谁要是多读点鲁迅的作品，就被说成是搞“纯学术研究”，是“十七年修正主义的流毒没有肃清”。你必须跟着他们的指挥棒去讲什么《风波》的“风源”是什么，鲁迅是如何批判“民主派”的，甚至让革命师生去找什么鲁迅批判“买办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语录。至于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更是不许接触。在他们眼里，古典和外国的名著不是“封、资、修”，便是“大、洋、古”，根本要不得。后来，突然对古典作品“开恩”让讲了，原来是他们要炮制什么“儒法斗争史”，要你从文学史方面加以“配合”。谈到文艺理论，更惨，不许讲文艺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也不许系统地讲马列主义经典作家论文艺，只许讲什么“三突出”、“高、大、全”，并用这种形而上学的创作模式去肆意肢解和歪曲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br/> 第三，在教学组织和教学方法方面，他们在批判十七年修正主义路线的幌子下，大搞实用主义和形而上学。他们借口批判“满堂灌”，一古脑儿否定了课堂教学。他们借口工农兵“占领”讲台，大搞所谓领导、教师、学生的“三结合”备课和讲课，实际上是教师在下面讲，学生在上面讲，教师给个别学生讲，个别学生再给全体同学讲，迭床架屋，作茧自缚。他们借口“评教评学”，抓住教师的片言只语，断章取义，无限上纲，大整特整。教师说一句“要用文学的眼睛去看取生活”，他们便说这是取消阶级斗争；教师说一句“艺术的魅力”，他们又说是什么“超阶级观点”；一提“形象思维”，就是“放毒”；一说“艺术技巧”，就是“艺术至上”……帽子满天飞舞，不一而足。他们搞的所谓“以战斗任务组织教学”，纯粹是误人子弟，毒害青年。<br/> “四人帮”的这些倒行逆施，导致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使不少同学根本学不到从事文艺工作的真才实学。更为严重的是，他们的那一套“文艺黑线专政”论和<br/> “教育黑线专政”论，还蒙蔽和毒害了一些学员，使他们分不清香花毒草，混淆了美丑善恶，个别人甚至成了“四人帮”在北大的帮派成员。<br/> “四人帮”的这些倒行逆施，遭到了广大革命师生的坚决抵制。一九七二年批林整风期间，在周总理关于加强基础理论指示的指引下，大家对“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满怀仇恨，强烈要求对十七年乃至“五四”以来的文艺作出一分为二的科学评价，强烈要求中文系摆脱“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桎梏，为国家培养合格的文艺人才。但是，“四人帮”的黑干将迟群之流及其在北大的代理人，却对革命师生大打出手，在一九七三年冬党的十大之后，悍然在北大、清华发动了“反右倾回潮”运动，上反敬爱的周总理，下压广大革命群众，大抓“右派”、“反革命”、“复辟势力代表人物”和什么“裴多菲俱乐部”，残酷地将革命师生压了下去。从此，北大中文系也日紧一日地被绑在他们的反革命战车上。<br/>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被“四人帮”严密控制的北京大学已经一去不返，北大又回到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北大中文系也从此获得了新生。我们决心在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指引下，进一步深入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和“教育黑线专政”论，办好中文系，为祖国的文艺战线培养、输送更多更好的创作和评论人才。
第3版()<br/>专栏：<br/><br/> “文艺黑线专政”论早已不得人心<br/> 编者按：一九七四年二月九日，黄燕军同志给本报来信，大胆地对“文艺黑线专政”论提出了质疑。他实际上认为，这个谬论否定了社会主义的文艺运动，否定了社会主义的革命成果，否定了建国以来文艺战线的成果，因而也否定了毛主席的丰功伟绩。<br/> 这封来信说明，“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早就不得人心，早就遭到革命群众的痛斥。这封来信也说明，在“四害”横行时候，真正敢于反潮流的人是有的，但不是张铁生之流，而是象这封信的作者这样的革命同志。<br/> 下面是黄燕军同志一九七四年致本报的信。编辑同志：<br/> 在当前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开展的时候，在进行这一场思想领域里彻底革命的时候，我感到有许多问题需待弄清楚。最近有人在报上提出：“建国后十七年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专了我们的政。”不知这个提法是否恰当？我认为这是关系到肯定还是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艺运动的一个大问题。毛主席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艺术，是反映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并反过来为政治和经济服务的。十七年来，我们的文学艺术对经济基础起了什么样的影响？应该如何正确认识、看待建国后十七年的文艺路线、文艺运动和文艺创作实践的作用？这个问题，希望报社能帮我认识清楚。<br/> 如何正确看待建国后十七年上层建筑领域里的斗争（包括文艺、科教），如何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建国二十四年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包括文艺战线上取得的成果），是肯定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呢，还是否定社会主义的革命成果？这不是一般的问题，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我们认为上层建筑领域里的斗争是激烈复杂的，但究竟是无产阶级专了政，还是资产阶级专了政，这是一个极其严肃的问题。我认为弄清这个问题，与当前这一场上层建筑领域里的斗争是有着紧密联系的。我们希望报社以各种方式给我以答复。<br/> 以上是一些肤浅的认识，由于马列主义水平有限，有错误的地方请批评指正。<br/> 此致革命战斗敬礼！<br/> 昆明部队某部战士 黄燕军<br/> 一九七四年二月九日
第3版()<br/>专栏：来信<br/><br/> 文章提法要准确些编辑同志：<br/> 你报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刊登的《阴谋文艺的一股狂滥》一文，在批判“四人帮”的“主题先行”论时，出现了新的提法。文章是这样说的：“‘主题先行’。‘四人帮’以及于会泳有一条独特的创作路线：‘必须首先确定全剧的主题思想，并根据主题思想来确定人物形象’。初滥参与炮制或大加赞叹的作品，大多是这样炮制出来的。这也算是‘四人帮’及其御用文人们的一大发明。”<br/> “主题先行”论，“是‘四人帮’及其御用文人们的一大发明”吗？不是。<br/> 《河南日报》十月九日《剖析阴谋文艺的“主题先行”论》，是这样提的：“这种‘理论’，看似很‘新’，实际上却是老掉了牙的唯心主义的破烂。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奴隶主贵族哲学家柏拉图就这样说过：‘吾所采取之方法如是：即吾于每一事必先设一原理，视为最强；然后凡合乎此者吾认为真，……其不合于此者则判之为伪。’反革命分子胡风也曾不遗余力地鼓吹‘自我扩张’就是‘艺术创作的源泉’。‘四人帮’的‘主题先行’，不过是把这些古今中外的唯心主义大杂烩重抄了一遍而已。”<br/> 你报十月二十九日《驳“主题先行”的谬论》，也是这样提的：“‘四人帮’的‘主题先行’论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它是从唯心主义思想武器库中捡出来的破烂，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所贩卖过的‘主观战斗精神’、‘主观拥抱客观’黑货的变种”。<br/> 可见，“主题先行”论，并不是“四人帮”及其御用文人的一大发明，而是袭用了古今中外唯心主义者的老谱。<br/> 在同一问题上提法自相矛盾，往往会引起读者的思想混乱。从现象上看是个提法问题，实质上则是文风问题。在彻底肃清帮八股的流毒中，确应引起我们的注意。改进文风之一，是提法要准确些。<br/> 洛阳铜加工厂 印刷所工人 张尧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