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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五届人大继续举行分组会议
叶剑英副主席参加解放军代表团小组讨论
叶副主席在发言中强调军队特别要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要坚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搞好军政团结、军民团结；要把军队建设好，把各项战备工作搞好，把国防力量进一步壮大起来（附图片）
三月四日，叶剑英副主席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选出的人大代表，参加解放军代表团的小组讨论。
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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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五届政协分组会议讨论政协章程修改草案
新华社北京三月四日电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今天继续举行分组会议。
叶剑英副主席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选出的代表，今天下午参加了解放军代表团的小组讨论，并同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代表见了面。叶剑英副主席在发言中强调军队要保持并发扬毛主席倡导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特别是要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要坚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搞好军政团结、军民团结；要把军队建设好，把各项战备工作搞好，把国防力量进一步壮大起来，为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贡献力量。
今天，政协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同时举行分组会议，讨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修改草案）》和韦国清副主席作的关于修改政协章程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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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鞠躬尽瘁 砥柱中流
——回忆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片断
徐向前
纪念敬爱的周总理，不能不谈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所发挥的超人精力，所表现的崇高品德。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大革命。斗争尖锐激烈，矛盾错综复杂。在这场大革命的整个斗争过程中，周总理始终站在第一线，为贯彻毛主席的各项指示，排除干扰，照应大局，争取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承担了极其繁重的工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里，我只就自己所接触和了解的，叙述几个片断。
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进行了组织和发动群众的巨大工作。毛主席十一次接见红卫兵的大量组织工作，都是总理亲自抓的。此外，他还经常到下面去看大字报，参加各种群众性会议，宣传、动员群众，积极投入对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同时，总理用了很大的精力做干部的工作。很多高级干部，总理都找他们谈过话，帮助他们加深理解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性质、对象和任务，做到“三个正确对待”。有的老同志受到冲击，总理更是经常同他们进行这样的谈话，推心置腹地联系自己的认识，回顾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从大革命时代直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说明文化大革命完全必要，非常及时。有时候，他从汇报中得知有的同志跟不上形势，又无暇安排时间谈话，就亲自写信或带口信做思想工作。他总是鼓励高级干部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到群众中去听取意见，而且总是尽可能抽出时间陪同前往。一九六九年，有些老干部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下放到一些基层单位蹲点锻炼。总理指示，对这些同志生活上要适当照顾，但是不能特殊，一切安排要有利于加强这些同志的群众观念，有利于促进干群关系，促进思想革命化。这期间，我在北京附近一个工厂蹲过点，亲眼看到许多同志通过这种锻炼方式，思想作风有很大变化，有的省委一级负责同志，经过一段蹲点锻炼，能够和工人一样参加车间劳动，能够独立操作机器，生产合格的产品，能够和工人一样背起背包坚持拉练。有些老同志还联系自己的经验教训，给工人们讲党史。总理听到这些情况的汇报后，常常高兴得笑起来。特别令人难忘的，是总理经常用严于解剖自己的精神，谈他自己在党内路线斗争中的亲身经历，以此帮助干部提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水平，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他常说：“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这既是对他自己的要求，也是对干部的勉励。文化大革命中，他更是经常地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来启发和教育干部。总理这种从政治上爱护干部，善于引导干部积极经受文化大革命考验的态度，许多同志都有亲身感受。这种态度，充分说明了周总理不仅是文化大革命的坚决拥护者，而且最善于把毛主席发动这样一场大革命的思想，化为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
但是，林彪、“四人帮”一伙，为了实现他们的“改朝换代”，大肆宣扬“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批干运动”等谬论，进而抛出了“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混淆两类矛盾，扇动打倒一切。大批革命干部遭到他们的残酷迫害。周总理遵照毛主席多次强调的“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要“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的指示，为解决干部问题，进行了英勇的艰巨的斗争。我曾多次陪同总理接见群众，亲眼见他严肃而又耐心地做两派群众的工作，教育群众要严格区分两类矛盾，正确对待干部；要对敌狠，对己和；要坚持文斗，反对武斗。一九六七年，毛主席指示：“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周总理坚决贯彻执行，在群众中进行了艰苦的工作。在一次群众大会上，他语重心长地说：“年轻人要珍惜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既要有革命性，又要有科学性；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要实事求是，注意调查研究。不要把作风搞坏了。”并且针对林彪、“四人帮”乱批人、乱点名的恶劣作风，严肃地指出：“我们老一辈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做坏样子。”同时，他顶住林彪、“四人帮”的巨大压力，旗帜鲜明地保护革命干部。外地有的军队负责同志，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扇动而受到冲击，总理遵照毛主席的指示，马上作了妥善安排。军队和地方的许多领导干部都是由于总理亲自出面、亲自指示或亲自布置而得到保护的。周总理反对对陈毅同志搞突然袭击，坚决保护陈毅同志，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正因为总理在干部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更引起了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刻骨仇恨，诬蔑总理是最大的“老保”。凡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同志都知道，在林彪、“四人帮”窃据高位，疯狂扇动极“左”思潮的情况下，坚持这种原则立场，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需要多么坚强的党性和巨大的勇气。对我自己来说，有一件事情特别难忘：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中央决定举行盛大招待会。在此以前，由于林彪、“四人帮”扇动揪“军内一小撮”，大肆批判所谓“逆流”和所谓“带枪的刘少奇路线”，我和一些军队负责同志处境已很困难。在那样的情势下，我们能否依照惯例出席“八一”招待会，当然是很难预测的。七月三十一日下午五点钟左右，叶剑英同志忽然来到我的住处，向我转达总理的通知：要我准备出席“八一”招待会。还说，对我是否出席的问题，意见还不一致（事实上是林彪、“四人帮”一伙持反对态度），总理准备请示毛主席。剑英同志想得很周到，还随身带来了一个理发员，怕我临时来不及去理发。一小时以后，总理再次通知：已经请示过毛主席。毛主席指示，朱老总要出席，我要出席，其他正受冲击的军队负责同志也要出席。为了避免意外，总理还亲自布置有关部门选定从我住处到达人民大会堂的行车路线。临赴会时，总理又亲自打电话询问我走了没有。当然，这一次几个老同志出席招待会与否，都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而是涉及到军队的团结和稳定，涉及到体现我党我军行之一贯的干部政策和传统作风，涉及到打破林彪、“四人帮”的乱军篡军阴谋并纠正他们造成的那种歪风邪气。总理这种亲切的关怀，不能不使我深为感动。这是一种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形成牢固团结的阶级感情。这里，我不能不提一下我在参加贺龙同志追悼会时留下的一个难忘的印象。
许多同志已经知道，在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贺龙同志时，总理曾尽力设法加以保护。一九七五年六月补行贺龙同志追悼仪式时，总理是不顾人们的劝阻抱病参加的。他签到时，显然是由于心情激动和身体虚弱，书写签到簿时手哆嗦得很厉害。我问他：“你病成这个样子，怎么还来了？”总理尽力抑制着自己的感情，沉痛地说：“这个会，我不能不来啊！”在场的同志谁都可以感觉到总理心中感情的分量，谁都不能不想得很多。总理在这个场合流露的感情，包含着对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造成严重恶果的深深的愤慨。广大干部和群众看得十分清楚：总理为协助毛主席减少林彪、“四人帮”造成的破坏，夺取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付出了最大的努力，表现了杰出的才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是文化大革命胜利的保证。保持军队的稳定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周总理对稳定军队十分关心。当时，在林彪、“四人帮”的扇动下，有些军事机关和军队负责同志受到冲击。我那时主持全军文革的工作，我们请总理出来讲讲话，总理总是从大局出发，对我们的请求表示支持。在一次军委碰头会议上，我根据“十六条”精神和一些同志的建议，提出了几个不准：不准随便抓人，不准任意抄家，不准体罚或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等等。总理立即表示赞同。但陈伯达、江青都不表态，结果无法作出决定。会后印发的我的发言稿，江青也通知要立即收回。但是各方反映，那些过火做法有继续发展之势。一月二十三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颁布了人民解放军要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形势的发展，更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经与叶剑英、陈毅、聂荣臻等军委负责同志商讨，起草了一个军委八条命令。总理亲自主持讨论了“八条”。总理说，“八条”很好嘛！但陈伯达、江青仍不表态。实际上，他们是唯恐军队不乱，以便乱中夺权。“八条”经毛主席批发后，总理督促军队贯彻执行，多次主持会议解决一些地区军事机关被冲击的问题，为保持军队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后来有的地方在执行八条命令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总理指示：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是仓促上阵，没有经验，要着重总结经验教训，研究今后怎么办。而林彪、“四人帮”却抓住这些问题，把错误都推到别人身上，大抡棍子，无限上纲。一九六八年三月，毛主席在一次谈话中对此作了中肯的分析，毛主席在讲到“八条”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同时，指出：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现在来看，当时没有个“八条”也是不行的。总理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正是体现了毛主席的思想，办事既坚持原则又能灵活应用，所以使人心悦诚服。这件事现在已经成为历史了，而历史已经作出结论：妄图毁我长城的林彪、“四人帮”，已经遭到应得的惩罚；而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关心军队巩固和社会秩序稳定，关心经济建设发展的周总理，则获得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
特别值得学习的，是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力撑大局的伟大胸怀，那种超人的工作精神，那种事必躬亲的细致作风。这一点，我在主持全军文革工作时感受很深。当时林彪规定：全军文革属军委和中央文革双重领导，主要是中央文革领导，有事先找中央文革。但实际情况是：陈伯达、江青都很难找到；被他们安插在全军文革任副组长的关锋也很难找到。即使找到他们，对我们提出的问题也往往是不置可否，反而背后搞鬼，拉这派打那派，反手又拉那派打这派。结果出了问题，他们则责难交加，企图整倒人而后已。在这种情况下，开展工作是相当困难的。不久，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总理参加了中央文革碰头会。我非常高兴：有总理直接领导，事情就好办了。那时，总理既要协助毛主席指导国务院各部和各省市的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又要主管日常政务和外事活动，工作是极度紧张的。但我们向总理请示事情，一般情况下总理总是立即答复；全军文革的工作碰到困难，总理总是尽力帮助。在一次碰头会上，我因为对林彪、陈伯达、江青那一套给全军文革的工作造成很多困难表示了不满，江青板着脸说：“徐老总老了，不能工作了。”我于是向总理表示想辞去全军文革的工作。总理慰勉我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嘛！”这两句话由总理说出来，感染力是很强的。因为全党同志都知道，总理在长期革命斗争生活中，从来就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举一个小的例子：总理办公室有一个公开的值班电话，电话局的同志考虑到总理日理万机，事情太多，建议换一个电话号码，以免电话太频。总理坚持不换，说：“电话号码换了，群众怎么向我反映情况？”所以，这个电话号码建国以来一直没换，电话铃声几乎是日夜不断。大量的情况就由这个渠道汇集到总理那里，总理总是非常耐心地听取汇报，及时处理。文化大革命中，他更是夜以继日地辛勤工作，废寝忘食，习以为常。
总理给自己规定了一条原则：凡是他自己能够处理的问题，绝不提到毛主席那里去，尽可能为主席多承担一些工作。而林彪、“四人帮”不仅制造了一个又一个难题，而且把许多矛盾都推给总理处理。这样，总理的工作就更加紧张，经常是一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他床头就摆着电话机，经常就在床头办公。吃饭，洗澡，秘书都等着请示事情。有时一连几十个小时得不到休息。一九六七年有一次因为接见国务院一个部的群众代表，十八个小时没有休息、吃饭，终于累倒。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看他实在支持不住了，才贴出了那张有名的要求总理注意休息，以适应他的身体变化情况（即患心脏病）的“造反”大字报。总理工作这样繁重，而林彪、“四人帮”出于要把总理累垮的毒辣心肠，竟然还策划减少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在我担任全军文革组长后参加的头一次碰头会上，江青竟狂妄地提出要总理裁减秘书，真是丧心病狂。总理的那种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工作精神，已经在人民中广泛流传。我想在这里讲一件我直接接触到的事情：一九六七年二月初的一天，我的办公室接到总政一个电话，说化工部两个群众来访，反映了化工部一个重大失密事件。因为是地方上的事情，我们立即报告了总理办公室。总理办公室很快来了电话，要我们派人去汇报情况。那天晚上，总理一直在轮流接见一些单位的群众代表。十二点过后才抽空把我们派去的同志叫去汇报。本来白天接到我们的电话后，总理已派人出去调查了，但他仍然要亲自过细了解情况。据去汇报的同志描述：总理一边吃着当夜餐的粗饼干，一边询问，失密事件是什么人反映的？接待来访的是谁？全军文革派人调查没有？并叫秘书立即打电话，把总政负责接待这次来访的两个同志找到中南海来。在等待这两个同志的过程中，总理又挨个到各个接待室去和等在那里的群众代表谈话。第二天凌晨四点钟左右，总政接待站的两个同志带着化工部两个反映情况的同志到了中南海，总理又继续询问失密事件的详细情形。直询问到将近六点，对处理失密事件作了指示。这时总理已经非常疲劳，但他仍然没去休息，他说：“还有几个单位的代表等着我谈话，你们可以走了。”接着又向另外的接待室走去。
这就是总理给我们做出的鞠躬尽瘁的光辉榜样。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胜利结束了。想起胜利来之不易，我们更加怀念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更加热爱英明领袖华主席。没有毛主席的亲自指引，发动这场大革命并取得伟大胜利是不可想象的；同样，没有周总理忠心耿耿地协助毛主席指导、推进这场大革命，没有华主席和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清除这一伙疯狂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胜利也是不可想象的。文化大革命耗尽了为无产阶级壮丽事业毕生奋斗的周总理的精力，同时也把总理鞠躬尽瘁、砥柱中流的伟大形象，更加深深地刻在了亿万人民心上。
敬爱的周总理永垂不朽！
（原载《红旗》一九七八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