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科学是生产力，同时是一种伟大的革命力量
中共中央党校副教育长 冯文彬
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副主席的讲话重申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同时也是一种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革命力量。深入领会这个观点，是使党的各级干部做好领导工作，争取四个现代化的主动权的重要前提。对于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砸烂“四人帮”强加于人们的精神枷锁，组织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工农兵群众，理直气壮地投入向科学技术进军的战斗，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从创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开始进行革命，到取得革命胜利，坚持继续革命，都十分重视科学对人类历史的推动作用，总是把自然科学和革命紧密联系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在一八四七年写《共产党宣言》时，就从科学引起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指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马克思在写《资本论》的过程中，提出了科学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的观点，明确地说，生产力里面当然包括科学在内。后来，马克思多次重复了这个论点。他还运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唯物史观原理，总结了欧洲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指出，这是生产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引起了革命。科学技术进步对于旧社会秩序所造成的威胁，甚至比最危险的革命家还要大。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也不断阐述这个观点，指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5页）。恩格斯说：“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从事创造蒸汽机的人们也没有料到，他们所造成的工具，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会使全世界的社会状况革命化。”（《自然辩证法》）后来，列宁和毛主席领导俄国和中国无产阶级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都证明了这个观点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科学为什么会成为一种伟大的革命力量呢？
第一，自然科学转变为直接的生产力，促使生产力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最后必然要成为社会革命的推动力。自然科学是从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来的，科学产生以后，又大大推动了生产，通过解决生产过程中的理论问题和技术问题，通过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技能和科学知识，通过生产工具的不断革新和创造，使自己加入生产过程之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曾经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应当包括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的应用程度，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资本论》）。社会越进步，情况越是这样。过去的小手工业，主要是依靠长期的直接的生产经验，依靠人的直觉观察来解决生产中的问题，当时没有真正的自然科学，所以生产力发展很慢；近代的大工业，则是“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资本论》），所以生产力发展很快。
现在，生产越来越成为“物化了的科学”。因此，也越来越要求科学必须走在生产的前面。现在，创造原子反应堆、高能加速器、宇宙火箭和一切自控装置等，如果不首先从理论上掌握这些现象和过程的规律，并解决各项复杂的技术问题，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单纯依靠直接的生产经验，不尽快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包括把别人的先进科学技术拿过来，我们就只能成为爬行主义者。所以，建立一批现代化的科学实验基地，对于高速度发展我国生产和一切经济事业，意义非常重大。
毛主席把科学实验列为三大革命运动之一，特别把它强调起来，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革命的任务主要是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起来推翻反动统治，通过夺取政权来变革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那时发展科学技术还没有提上日程。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情况就不同了。我们已经争得了社会主义。现在，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推进，依靠什么呢？华主席、党中央已经指出：依靠党的基本路线，依靠三大革命运动一起抓；其中，科学实验、科学技术革命，是重要的一环。这是因为，只有通过科学技术革命，把生产力搞上去，才能进一步推动生产关系的变化。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提不高，劳动生产率提不高，社会生产力搞不上去，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总是现实存在的。所以，毛主席在谈到我国农业前途的时候，曾经深刻地指出：生产技术方面的革命和社会制度方面的革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关系已进入一个新时代，它们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已经日益加强。列宁曾经指出，“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到近代，到了二十世纪，已经越来越强大了（《列宁全集》第20卷第189页）。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好好研究的。
第二，我们还要注意到，科学对于消灭三大差别、消灭阶级的革命意义。恩格斯曾经分析了历史情况，指出充分运用科学，依靠机器和所征服的自然力，能够创造极为丰富的物质资料和足够的储备，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还能够使社会成员的劳动强度减少，劳动时间大为缩短，有足够的时间从事科学、艺术、管理社会和国家的活动；同时，科学的发达和生产力的进步，还会带来科学文化教育的大普及，使整个社会成员知识水平和思想水平得到提高。这样，每个人既能参加物质生产，又能从事精神生产，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界限，便逐步归于消失。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在根本上，是物质生产条件的差别。因此，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加速农业现代化，改善农村的物质生产条件和文化教育条件，工农业合理布局，将会使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逐步消失。恩格斯参观了德普勒的第一条实验性高压输电线路后，曾高兴地提出：“最后它终将成为消除城乡对立的最强有力的杠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36页）我们要为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消灭阶级归根到底依靠生产的高速度发展，这是一个前提。所以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曾庄重地向全党指出：一切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人们，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生产力。象“四人帮”那样鄙视生产力的发展，否认科学的作用，只说空话，说大话，除了为资本主义效劳以外，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
第三，由科学发展所引起的生产的发展，同样是促使人们思想革命化的“最强有力的杠杆”。恩格斯说过，“日益发展的工业使一切传统的关系革命化，而这种革命化又促使头脑革命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561页）自然科学的发展曾经破除了宗教迷信和旧的传统，促进了世界观的革命，带来人类认识史上的大革命。现代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必将进一步促进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发展，引起人类认识史上的另一个大飞跃。为了人的思想革命化，应当着重于革命思想的灌输，注意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这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忽视的；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由一定物质条件造成的东西，包括人们的各种落后的思想在内，只有创造新的科学技术和创造新的物质条件来加以改变。忽视了这个根本的问题，就不能称为一个历史唯物论者。
伟大的导师毛主席遵循马列主义的一般原理，根据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指明，革命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在建立社会主义政权之后，“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没有结束，而变革自然的问题突出了，这就需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特别象我们这样一个经济和技术落后的国家，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建成共产主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取得向自然界作战的胜利。这就需要把发展自然科学，开展科学技术革命，作为重要任务提到全党的面前。
我们必须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认真领会马列主义关于科学是生产力，科学是一种伟大的革命力量的理论，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扫除一切错误思想，响应华主席的号召，努力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做四个现代化的促进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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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揭批“四人帮”控制时期人民日报的反动编排
复旦大学新闻系 叶春华
编者按：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报纸的编排，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时，毛主席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尖锐地指出，报纸的反动编排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工具。“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在他们一度控制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许多反动新闻和文章，采用大量的反动编排。粉碎“四人帮”以来，广大读者对人民日报当时报道中的反动内容，作了较多的揭发批判。今天发表的这篇文章，揭发批判了当时人民日报的反动编排，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看清“四人帮”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报纸宣传上的表现，看清“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的心腹如何把党报变成帮报。我们欢迎广大读者继续揭发批判，同我们一道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
报纸版面的编排，是有强烈的政治性的。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尖锐地指出，文汇报“大量报道过的违反事实的反动新闻，大量刊发的反动言论，大量采用过的当作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工具的反动编排”应当批判。毛主席在这里极其鲜明地告诉我们，反动编排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工具。
文化大革命中，一度被“四人帮”篡夺了领导权的人民日报，步当年文汇报的后尘，采用了大量的反动编排，为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和极右路线效劳，猖狂地向无产阶级进攻，其危害之大，流毒之深，都是前所未有的。
这里，择其要者揭露批判于下：
选稿唯帮，安排唯亲，垄断版面
“四人帮”及其心腹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垄断当时人民日报的版面，凡属帮文，全开绿灯；不仅占领一般版面，更要占领头条位置。以一版头条为例，据不完全统计：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两年内，光“四人帮”的基地上海一地，人民日报就登了六十一个一版头条。其中，“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马天水等直接插手控制的上钢五厂一个单位，就占了十个。叛徒江青控制的“点”小靳庄，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曾下达过黑指示：“建设方面，多搞点好典型，如小靳庄较好，发过还可以发。”就这样，小靳庄这个“点”，在这两年的人民日报上，不仅登了十个一版头条，连诗歌也沾了光，在前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连发了四个选版，确是名副其实的“多搞点”、“发过还可以发”。再举一例：一九七六年一月到四月，光清华、北大两校，就刊登了二十个一版头条，而在同一时期内，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大庆、大寨两面红旗，只刊登了大寨一个一版头条。难怪“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的那个心腹有一次向野心家迟群献媚时，得意忘形地说：“我们是根据您的精神办报的”，“你帮我办了半个人民日报”。这真是不打自招！如果再剖析一下一九七六年一月份的情况，对什么叫“帮报”，就会有更深刻的理解。这一个月共三十一天，除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会见外宾、《词两首》和敬爱的周总理逝世的十个报道和文章，不得不发一版头条外，余下的二十一个一版头条是怎样安排的呢？清华和北大两校七个，朝农两个，上海三个，辽宁三个，“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班子池恒和程越的文章各一个，其它四个。
我们知道，一版头条是一张报纸宣传报道的重点，集中地反映了报纸在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对实际工作影响很大。特别是人民日报的一版头条，对全国更有影响。当时的“四人帮”这样穷凶极恶地抢占一版头条，其目的和用心都是十分清楚的，就是以此左右舆论，为他们篡党夺权鸣锣开道。但是，报纸版面可以抢得一时，党心、军心和民心是永远抢不走的！他们只能是枉费心机！
虚张声势，故弄玄虚，借以吓人
无产阶级的报纸是要造声势的，但要讲实事求是，要靠事实讲话。“四人帮”手中无真理，周围无群众，只好靠吓人吃饭。当时的人民日报就是他们手中的一个工具。“四人帮”放个屁，人民日报的版面上立即做台戏——大号字体，通栏标题，连篇累牍，铺天盖地。例如：一九七五年，“四人帮”借“评《水浒》”为名，把罪恶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邓副主席和其他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四人帮”控制的人民日报立即紧密配合其主子大造反革命声势。在这年九月到十二月的四个月中，就发了整整二十四个专版的文章（还不包括新闻报道）。为了诬陷和打击邓小平同志，从一九七六年二月下旬到十月初“四人帮”垮台前，人民日报发的经济方面的所谓“批邓专版”就有五十二块，文章达二百四十二篇之多。此外，诸如所谓“风庆轮事件”，关于“无标题音乐讨论”的闹剧，以及对戏曲片《园丁之歌》的围攻等等，莫不如法炮制。这可称之为“‘稿’海战术”。还有“‘题’海战术”。例如一九七五年三、四月份，“四人帮”借批经验主义为名，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和革命老干部的时候，人民日报除了连篇累牍地刊载报道、文章外，又在题目上大作文章，什么“克服经验主义，认真学习理论”、“克服经验主义，加强理论学习”、“克服经验主义，学习马克思主义”、“克服经验主义，把学习引向深入”，等等。这些标题，绝大部分是用大号字排，作为一、二版头条题目标上的。千题一律，面目可憎，他们以为这样就能吓唬人，殊不知真理是吓不走的，人民是吓不倒的。当时人民日报倒行逆施的种种表演，适足以说明其黔驴技穷，暴露了反革命卑鄙黑心。
人民日报当时采取的这种编排手法，不仅用来诬陷和打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用来为其主子及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歌功颂德，无耻吹捧。前者是“打”的吓人，后者是“捧”的吓人。
先看吹捧帮派体系的事例。譬如，新生反革命分子张铁生的那份《答卷》，因为得到“四人帮”的拍手叫好，人民日报立即在一版头条地位全文转载；不仅转载了当时辽宁日报的“编者按”，还加了自己的“编者按”。这样的版面地位，外加“双料”“编者按”，一下子把这个反革命小丑捧上了天，在全国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四人帮”还利用那封小学生的所谓《公开信》大作文章，叛徒江青不仅亲自改了标题，还下了黑指令，“建议版面安排得突出些，生动活泼些”。当时人民日报的版面编排，确也是不同凡响的：一版头条，八栏加框，不仅《公开信》用正体字排，“编者按”的字号也比通常的加大了一号。反动的内容配上反动的编排，犹如火上加油，使这封所谓《公开信》流毒全国，在社会上特别是在教育战线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
再看吹捧“四人帮”本身的事例。譬如，一九七四年三月，那首捏造事实为野心家江青树碑立传的黑诗《西沙之战》一出笼，人民日报立即为之拨出整整两版的篇幅，用正体字排印。一九七六年，野心家王洪文炮制的上海民兵工作的反革命“新鲜经验”一抛出，人民日报立即于六月十九日，在一版头条地位刊登，为之大吹大擂：标题是大号字体，“肩、主、副”三题齐全，有新闻，有文章，还配发照片、专页，洋洋大观，好不热闹。一九七五年三月初和四月初，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和国民党特务张春桥前后抛出了两篇大毒草，人民日报更是极尽抬捧之能事。光题目和署名，就占据了一千四百字的篇幅。
版面编排，反映着报纸的政治立场。上面讲的反动编排，正是当时人民日报追随“四人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铁证。大量的事实证明：当时的人民日报，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御用工具。
以小压大，以假压真，以邪压正
“四人帮”及其在人民日报的心腹利用当时窃取的权力，在版面编排上采取种种卑劣手法，千方百计突出“四人帮”，贬低和打击华国锋主席、周恩来总理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五日，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华国锋同志代表党中央作了总结报告。这个报告是经中央讨论并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发表的。对这样一个事关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又是代表党中央所作的重要报告，当时“四人帮”控制的《红旗》杂志根本不登载，人民日报在“四人帮”的授意下，竟然登在第二版上。上面提到的同年三、四月初张春桥、姚文元抛出的大毒草，虽然是以个人名义发表的，但人民日报却在第一版头条地位通栏刊出，标题字是报社现有的最大字号（特片），比华国锋同志的总结报告的标题字大两号。两相对照，人们不难得出结论：当时的人民日报爱的是谁？恨的是谁？
一九七六年四月，毛主席亲自提议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讨论通过。毛主席并明确指示：“要造这个舆论，要宣传华国锋同志，要使全国人民逐步认识华国锋同志。”对这样一个关系我们党、我们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四人帮”及其在人民日报的心腹，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们躲在人民大会堂密谋对策，定好版面，在四月八日第一版上安排了五栏地位，并把中共中央有关这个决议的全称肢解为三截，这在我们党报版面编排上是史无前例的！四月八日，二版头条群众上街游行的大字新闻标题，编辑标出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看了大发雷霆，竟以“突出军民群众”为名，反对突出宣传华国锋同志。果然，从四月九日到十五日，报上一、二版虽然都登载群众上街游行的新闻，但华国锋同志的名字却从大标题上消失了。“四人帮”及其在人民日报的心腹，就是这样利用报纸编排来发泄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的刻骨仇恨。
“四人帮”极端仇视敬爱的周总理和朱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早在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底，姚文元就曾给人民日报的心腹下令，胡说什么：“最近接见的照片登得太多。今后除毛主席接见的照片要登，一般的接见照片不登。”并要这个心腹“从严掌握”。这是明目张胆地不许刊登周总理和朱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接见外宾的照片，妄想使周总理和朱委员长等领导人的光辉形象在广大人民心目中消失。
但是，当时根本不主管外事工作的江青，人民日报在一九七四年一年内，就为之刊登了“会见”和“接见”外宾的照片二十三幅，其中一个月内就有连登八幅的！这不是更应该“不登”吗？不是的，下面这个事实为之作了最好的注解：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张全体政治局委员的照片，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居于照片正中位置，华国锋同志被挤到一边。编辑向当时值班的“四人帮”的一个党羽指出，这张照片不应该登，要换一张。这个“四人帮”的党羽却说“应该这样”，甚至还说什么“毛主席逝世后，中央还要开会，确定中央的人事安排，谁当党中央主席，谁当委员长，还没有定”。这就是“谜底”！这就是当时的人民日报选择和编排照片的依据和症结所在！
偷天换日，弄虚作假，招摇撞骗
列宁曾说过：资产阶级的报刊有一种手法，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国家都是流行最广、具有“万无一失”的效用的。这就是造谣，喧嚷，叫嚣，一再说谎来“给人留下某种印象”。人民日报在“四人帮”控制时，也是这样。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七日的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登了江青在大寨参加“劳动”的照片，妄图以假乱真，蛊惑人心。群众一见这幅“演戏”的丑图，心里就作呕。也正是在这个事件的前一天，江青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放了一通屁话，人民日报却在一版头条消息的副题上标出了“江青作了重要讲话”，制造假象，为受到毛主席严厉批评、正处于困境的江青解围，欺骗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四日，举行周总理追悼大会的前一天，《人民日报》的第一、二、三版上，突然消失了有关周总理逝世的唁电、文章和报道，而在当天一版头条地位上，刊登的却是《大辩论带来大变化》这篇黑文，仿佛当时人们最关注的是什么清华大学的“教育革命”，妄图把敬爱的周总理的光辉形象从全国人民的心目中抹掉，把人们的注意力引进“四人帮”反革命的死胡同。真是白日作梦！许多读者当天就给报社打电话责问，并把报纸扯得粉碎，就是对当时人民日报为虎作伥的反革命行径的最有力的抗议和控诉！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以后，“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人民日报版面编排的骗术也达到了顶点。“四人帮”有计划有预谋地伪造“按既定方针办”，把它作为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塞进了中央两报一刊社论，在“四人帮”的策划下，人民日报于九月十六日在一版头条地位通栏刊出。十七日，“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的心腹，又指定把这个所谓“临终嘱咐”以大号黑体字标到一版头条的通栏标题上。自此以后，人民日报就开始了德国法西斯宣传部长戈培尔的“谎言重复千遍就成真理”的把戏，每天在版面上翻来复去地兜售这个黑货。可惜，谎言终究是谎言，即使重复一千零一遍还是谎言。“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的心腹精心编排的骗局，如同它的主子精心炮制的政治谣言一样，被事实碾得粉碎。
一九七二年，姚文元在人民日报的一次谈话中公开宣称：“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新闻的编排是有阶级性的。”事实正是这样。他在控制人民日报的几年中，光是有案可查的黑指示就在一百次以上，其中大部分是对版面编排而发的。平时，一些重要的版面，都要经他点头同意，连标题的字体和字号大小都要“过问”。当然，他在这里所谓的“阶级性”，是指他们一伙利用报纸，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作的猖狂进攻。对此，我们就要针锋相对，予以坚决的揭露和清算。恩格斯曾经说过，手段的卑鄙正好证明了目的的卑鄙。通过对这个时期人民日报反动编排手法的揭发批判，有助于我们揭开隐藏在这些“卑鄙手段”后面的“卑鄙目的”，帮助我们进一步认清“四人帮”的罪恶阴谋，彻底戳穿这一伙野心家阴谋家的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丑恶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