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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学习、学习、再学习
新华社记者、本报记者述评
英明领袖华主席在科学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现在，许多干部精神解放，奋发努力，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业务、学技术，情景喜人。我们各行各业的各级干部，都应当这样做。”这些天来，大会代表反复学习华主席、邓副主席的重要讲话，个个心潮澎湃，倍受鼓舞。他们说，过去，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我们不懂战争，就学习战争。现在，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不懂科学技术，就要学习科学技术。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需要。
这个决心下得何等好呵！
现在，我们的国家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发展时期。为了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我们必须进行一场伟大的政治的和经济的革命，进行一场伟大的科学技术的革命。我们党的有些干部，过去没有学过科学技术知识，没有做过科学技术工作，“外行”是难免的。但是，正如毛主席指出的，不学习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进军中，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认真学习科学技术，钻进去，逐渐成为内行。
“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摧残科学事业，扼杀科学技术。他们胡说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就是靠知识剥削人”。他们还诬蔑科学研究部门是“山高林密虎狼多，牛鬼蛇神安乐窝”。在那黑云压城的日子里，谁要学习科学技术，就被扣上“白专”、“业务挂帅”的帽子，压得你喘不过气来。许多代表列举事例，愤怒揭露“四人帮”扼杀科学技术的罪行。在那种情况下，不仅科学技术工作者不敢学，许多党委的负责干部也不敢抓，不敢学。一本外文字典也被当作“洋奴”的论据，加以批判，真令人哭笑不得。代表们说，华主席的重要讲话指出：“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决不是什么单纯的业务问题，而是一场伟大的阶级斗争。我们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肃清‘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为实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任务进一步扫清道路。”这番话真说到我们心里了。
大庆党委在学习科学技术方面给大家树立了榜样。在《大庆油田政治工作要点》中规定：“科学实验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的一项伟大革命运动，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都要十分重视，保证完成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任务，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要求领导干部一定要注意学习科学技术知识，把学习科学技术知识制度化。大庆红旗之所以举得高，也是与大庆党委努力学习科学技术分不开的。参加大会的许多领导干部决心以大庆为榜样，努力学习科学技术。
只有决心不行，还得有信心。在分组讨论会上，记者访问了一些单位的领导同志，他们在学习中已经有了不少收获和经验，但是也存在一些思想障碍。
“已经有了一些经验了，不学习也可以领导。”这是一种思想障碍。
不学习，能不能更好地实现领导呢？这个道理是不说自明的。还是让我们看看邢台市委的例子吧。过去，邢台市委多数领导同志不懂科学技术知识，遇到科学技术问题，怕说“外行”话，怕瞎指挥，只好不表态，或者不说话；对于群众中提出来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建议，也只能一般地说：“干吧，我们支持。”他们深深感到没有科学技术知识，不懂科学技术工作的基本规律，就没有发言权，没有领导科学技术工作的本领，就不能很好地领导全市人民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发表以后，他们就办起科学技术讲座，从市委书记到各部、室、委、办的主任、副主任共八十多人，全部参加学习，请工程技术人员、大专院校老师讲课，先后讲了矿山、钢铁、煤炭、汽车、电子、电力等三十三课。才学了八个月，情况就起了变化。他们过去认为：象邢台这样基础很差的小城市，能够生产汽车已经不错了。经过学习，对照国内外汽车生产的先进水平，看到自己还差得远。市委召集汽车厂和有关部门，认真分析研究如何提高质量。现在，他们生产的旅行轿车，质量已比过去有了明显的提高。邢台市委的例子，生动地说明学与不学确是大不一样，只有认真学习，才能更好地进行领导。
“向下级学习，有失‘身份’，有损‘威信’。”这是一部分干部的想法。代表们指出，你的身份是带领群众开展三大革命运动的干部，你的威信也要在斗争中建立。现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在大办科学，作为领导干部，起码的科学技术知识都没有，一年不学，两年不学，三年不学，长期甘当外行，领导不得力，你还谈什么“身份”和“威信”呢！这样下去，你那里科研成果出不来，技术革新、技术革命上不去，科研人才出不来，到那时，就不是什么身份不身份、威信不威信的问题了，而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请你“让位”了。相反，如果放下架子，以甘当小学生的精神，虚心向一切内行的人学习，真正学懂了，学通了，扎扎实实地领导群众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群众就会相信你，拥护你，你在群众中也就有威信了。
我们来看看大会代表、河南辉县化肥厂副厂长袁志成刻苦学习科学技术的事迹吧。他只念过一年书，长期做农村工作，一九七○年到化肥厂工作时，连化学元素符号也不认识，厂里的那些管道、仪表、机器也从来没有见过。他想，不懂，就老老实实拜群众为师。于是，他向资料室借来一套化肥生产的书籍，白天跟班劳动，晚上回家读书，书本上的外文符号看不懂，就请人在下面注上中国字音，贴在床头，早晚背诵。他还在生产实践中学，从造气开始，一道工序一道工序地学，对每一台机器，每一根管道，每一个仪表，甚至每一个螺丝、阀门的名称、型号、作用、构造原理和上下机器、管道的关系；每一台机器的声音，每一根管道冒什么气，什么样是正常的，什么样是异常的，什么样是出了故障，都向老工人请教，直到彻底弄清为止。这样花了三、四年时间，袁志成终于掌握了化肥生产的过程和特点、机器设备性能和作用。老工人都说他“外行成了内行”。科技人员在工作、学习中遇到问题，也都愿意找他商量、请教。
“现在我们这些人学自然科学，真是‘八十岁学吹手’难上难哪！”这种畏难情绪也是一种思想障碍。代表们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只要下苦功夫学习，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年已花甲的大会代表祝渝生同志苦学苦钻，从“外行”变“内行”的事实，是很有说服力的。祝渝生是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小时候，只念过五年私塾。一九六一年，党把他调到华东工程学院任副院长、党委常委。当时，他对学院的专业课程几乎一无所知。但是，学生上课，他跟班上课。他听不懂，就在上课前先请老师帮助预习，下课后再请老师帮助复习。他的右手残废，就用左手写字、画图。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有人污蔑他是学校“白专道路”的挂帅人，“妄图把学校引向资本主义道路”。他反驳说：“学习不犯罪”，继续坚持学习。一九七○年，他被迫到学校的实习工厂劳动，负责保管全工厂的一千多件量具、刃具。当时，他连许多工具的名称都说不上来，就向工程技术人员和老工人请教。他在这里劳动了两年，学习了两年。离开工厂时，每一件工具的性能、使用和修配，都了如指掌。这几年，祝渝生不仅听课，还走上了讲台，在一些班级举办的学术报告会上，不止一次地做“专业发展的方向”等报告，获得一致好评，有人夸他是“专家”、“教授”；也有人称他“老师傅”。从祝渝生的事例中可以看出，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如果你决心要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中做出自己的贡献，那怕你年逾花甲，也能学得好。否则只是嘴上说说，你就是年华正茂，也是学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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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科学工作者的“知音”
——记哈密地委书记李嘉玉
“……终年积雪的天山，怀抱无边的森林，无尽的宝藏，汹涌的激流，以及无数坚冰覆盖的山路。攀登高峰的人，首先需要自己付出跋涉和探索的艰辛，同时也渴望在险隘关口有人开山铺路，在迷茫岔道得到指引和支持……”
——一个科学工作者的话
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有这样一位代表：他不是科学家，却热爱科学，象科学家一样懂得攀登科学高峰的艰辛；他不在科研部门工作，却十分关心爱护科学工作者，被许多科学工作者引为“知音”。人们赞扬他是科学战线上知人善任的“伯乐”，是为科学事业开山铺路的人。
我们说的是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地委书记李嘉玉同志。他是抗日战争后期在陕北参加革命的，全国解放初期随部队进入新疆，担任地方领导工作。多年来，他在同各族科技人员的共同实践中，刻苦努力地学习科学知识，人们称他是“党委书记兼农学家”。他和科技人员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认识到国家要富强，政权要巩固，离开科学不行，发展科学离开知识分子不行这样一个真理。他走到那里，那里的科学工作就蓬勃发展，那里的生产就持续上升。
在他那里，“老九”是不臭的
一九七三年七月末的一天，担任乌鲁木齐市委副书记的李嘉玉，从吐鲁番县城出发，前往托克逊县良种繁育场，去探望一个在当地被称为“臭老九典型”的老知识分子。路上，他的心象颠簸的汽车一样，难以平静。那正是“四人帮”“两个估计”甚嚣尘上的时候，知识分子的处境十分艰难。当他沿途调查，看到科研、生产事业都陷于花落枝残的境地，身在“火洲”吐鲁番，心里却有阵阵寒意。
他要拜访的人名叫陶述先，六十多岁了。旧时代毕业的大学生出身好的不多，有谁能和那个罪恶时代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毫无牵连呢？陶述先同许多老知识分子一样，生长在那样一个环境，也象许多老知识分子一样，尝尽了毕业即失业的辛酸。但解放初期，他受到党的政策的感召，怀着建设边疆的雄心壮志，自愿离开风景如画的玄武湖畔，来到当时还是满目荒凉的新疆。许多年来，他在人烟稀少的戈壁沙漠深处，克服了自然和物质上的重重困难，专心致志地研究适合当地生长的农作物品种，终于培育出高产、优质，具有抗旱、防风能力的春麦新品种，还有高粱、棉花等优良品种。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林彪、“四人帮”逞凶时，受侮辱，被损害，甚至连开会发言的权利也被剥夺，不止一次在“黑五类滚出去”的口号声中被赶出会场；有人竟然把他的名字也改了，不叫老陶，而叫“老黑”。他培育的良种，也象他自己一样，被人冷落歧视，丢弃一旁。
李嘉玉到达这个远离城镇的良种场时，已是午后。他下了车，径直向陶述先的“试验室”走来。主人不在家。这是一间遮挡不住风雨的小泥屋，一室兼作试验、住宿和煮饭，特别引起李嘉玉注意的是：在他的床铺周围、桌子上下全堆积着盛满各样种子的布袋和纸袋，使人无处下脚；墙上和顶棚也挂着一穗穗小麦、高粱和棉花标本。李嘉玉顺手从纸袋里倒出几颗种子，摊在手心，仔细观看，思绪万千：这些种子，有的是老陶顶着毒太阳，穿过六、七十里的戈壁沙漠，取来引种的；有的是他冒着吐鲁番特有的四十多度的高温、热风，用汗水浇灌出来的；有的是在那些挨批斗的日子里，他冒着零下二十度的严寒，戴着老花镜，一粒粒鉴定出来的。在那些寒冷的冬夜，人们都进入了甜蜜的梦乡，只有他的窗口还亮着灯光……。
正在试验田里劳作的陶述先，听到市委书记到来的消息，简直难以置信。他想，李书记能专程前来看望我这样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吗？他完全被这种不见外、不避嫌、出于革命大义的行为打动了，匆匆忙忙赶了回来。刚一进门，就见李嘉玉迎了过来，双手握住他那由于常年累月搓麦穗，不知脱掉多少层皮的粗手，亲切地说：“老陶同志，您辛苦了！我们向你学习来了！”这热烈的话语，把老陶的眼睛打湿了，一时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难道还用得着说吗？“来到吐鲁番才知道你的事。”还是李嘉玉先开口了，“要相信党，相信党的政策。往后，看准了的事，你就大胆干去，错了就改，不用怕，有我们呢！”老陶只是“哎”“哎”地答应着。李嘉玉又说：“搞出成果得不到推广，你有什么办法呢，那是我们当领导的责任！”话音里包含着愤怒。在困难的时候，听到领导同志这样一番话，就象滴滴春雨渗透到干枯的大地，润滋着老陶的心田。
当李嘉玉在老陶引导下参观了他们的试验田，离开良种场以后，老陶觉得天空似乎格外晴朗，自己也象年轻了许多，他情不自禁地对种子田，又象是对自己，大声地说：“好好为社会主义服务吧……子粒饱满，多打粮食。……”这时候，他仿佛觉得自己也变成一颗种子，在阳光雨露下发芽、开花、结实……
李嘉玉临走时向县、场领导交代了几件事：一是要他们认真落实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抓紧推广老陶试验成功的良种；二是赶快给老陶换房子，起码要先修好；三是要给他配备些年轻的助手，请老陶给大家讲课。……当他回到乌鲁木齐，立即提议把陶述先树为全市科技战线上的标兵，又带领一批领导干部和农业科技人员去参观他的试验田，向他学习。
所有这一切，在那风刀霜剑紧相逼的年月，在干部和群众中不免引起强烈的议论：许多同志赞扬李嘉玉无私无畏，敢做敢当，象个共产党员的样子；也有的说“让陶述先这种人当标兵，是个路线问题”；还有些同志为他担着一份心，说他这是火中取栗……
李嘉玉听到这些议论，激动地对大家说：“没有阻力，没有困难，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干什么呢？我们绝不能因为怕沾惹了自己，眼看党的事业受损失。”李嘉玉就是这样，以国家、民族、革命的利益为重，向摧残人才的罪恶行径进行坚决斗争。人们说“在他那里，‘老九’没有走，‘老九’是不臭的。”
他是科技界的“伯乐”
李嘉玉走到那里，就把那里被林彪、“四人帮”拆掉的科研机构恢复过来。他不能容忍摧残科研工作的行为，更不能容忍那种随意浪费人才，轻易埋没人才，视人才为粪土的恶劣现象。
有这样一个技术干部：他有才能，有魄力，工作中做出了突出的成绩。但是，他骄傲了，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犯了错误，又不认识错误，许多同志主张开除他的党籍。材料报到李嘉玉那里，他不同意这样处理，就耐心地给有关同志做工作。他说，只要不是不可救药，就不要一棍子打死，要给他一个在工作中改过自新的机会。李嘉玉动员那个技术干部所在单位继续帮助他转变态度，认识和改正错误。他语重心长地说：“党培养一个人才不容易，我们干社会主义，多一个人总比少一个人好呵！”后来大家接受了他的意见，保留了这个干部的党籍，把他下放到基层去锻炼。几年中，李嘉玉没有忘记这个在革命队伍中掉了队的同志，有好几次下乡时，专门绕路去看他，但最初几次那位干部都羞愧地回避了。终于有那么一次，被李嘉玉堵在房里，李嘉玉关切地询问他的思想、工作和生活，鼓励他不要把错误当成“包袱”背起来，把自己压趴了。热情的关怀，重新鼓起了那位干部继续革命的勇气，他和社员群众一起苦干了三年，使这个后进队跨进了先进的行列。他自己也在斗争中改造了思想，以崭新的姿态踏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哈密县的乌买尔江是党的乳汁培养的第一代维吾尔族林业技术员。他曾带领各族群众用自己的双手，在戈壁滩上植树造林，为哈密大地披上了绿色的春装；又让内地著名的苹果在苦寒的塞外安家落户，维吾尔族社员亲切地称呼这是“乌买尔江苹果”。在林彪、“四人帮”掀起的武斗风浪刮得最凶的时候，他也没有中断自己的科学研究，一直坚持在农村蹲点。他起五更，熬半夜，妻子生第一个孩子，他竟五个多月顾不上回家看一眼。他象天山上倾泻不息的雪水，百折不回，是一个任何困难也压不倒的钢铁汉子。
李嘉玉懂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离不开本民族的技术干部。一九七六年春天，他决定让乌买尔江去参加在山东省召开的全国科技情报会议，没有想到为这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这是为什么呢？乌买尔江平时在处理某些事情上曾引起一些人的不满。比如，他见不得搞农业技术工作的长期不下乡，有时当面叫人下不来台；有一次他领导植树造林，当众把一位领导同志种的树拔了，说这“不合规格”，自己又重新栽过，等等。这些都成为一种因素，什么“不突出政治”、“狂妄自大”等帽子都向乌买尔江扣过来了，有人甚至捕风捉影地说他有政治问题……。
嫉妒和诽谤把乌买尔江的形象歪曲了，“冒尖的艽菜被掐了头”，金子埋进沙子里去了……。
李嘉玉听到这些，愤愤不平地说道：“简直是莫须有的罪名！乌买尔江不是完人，可他是个对革命有用的人，谁都知道，他常年在农村搞科学实验，兢兢业业，吃苦耐劳，做出了很好的成绩，为什么我们不能表彰他？我们应该珍重这样一个少数民族技术干部，在他前进的道路上，扶持他，鼓励他，要戳穿那些诬陷他的话，不能屈枉他，打击他，这样会把一个人给毁了！”两种不同意见通过辩论，最后决定让乌买尔江出席了那次会议。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上午，哈密地区科技大会就要开幕了，大会工作人员跑得满头大汗，才在新华书店找到继续受到诽谤的乌买尔江，把他带到会场，并且把他请上了主席台。他的位子恰恰就在李嘉玉书记的身后。当他看到李书记那和蔼可亲的面容时，禁不住热血涌流，这个钢铁般的汉子终于忍不住哭了。党呵，是你的好干部在支持一个科学工作者，党的阳光又照到各族知识分子身上了！
既是领导 又是贴心人
吐鲁番有位三十多岁的技术员，多年扎根在火焰山下一个生产队里忙着工作，甚至无暇顾及自己的婚姻问题，李嘉玉就托人为他介绍对象……。
哈密地区一个水利技术员，爱人在一个边远县的农村，带着三个小孩，照顾不过来。他写信给素不相识的李嘉玉，要求调动工作，很快满足了他的要求……。
一个维吾尔族技术员，家庭人口多，生活困难，李嘉玉听说后马上派人去他家探望，在生活上给予适当补贴……
这样的事情究竟发生了多少件，谁也说不清。多年来，李嘉玉一直担任一个县或一个地区的主要领导工作，工作千头万绪。但他从来没有忘记领导干部的责任。他不但善于使用干部，而且能够满腔热忱地爱护干部，无微不至地关怀干部，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为他们顺利开展工作创造条件。科技战线的同志们说：“他是我们的领导，也是我们的贴心人。”
一九七四年隆冬，李嘉玉去伊吾县开三干会，途中车子撞进雪坑里，他的左眉棱被撞破，殷红的鲜血顺着额头流淌不止。他到医院简单地包扎一下，忍着剧痛利用会议间隙先后召开了两个技术干部座谈会。就在这个会上，他第一次认识了伊吾县盐池牧场农业科学试验站青年技术员朱宁。
朱宁在横贯天山南北的峡谷之中工作了十多年。这里山高、风大，气候寒冷，霜冻来的特别早，年平均气温只有一度，人们四季离不开棉衣，是哈密地区农作物生长条件最差的地方。朱宁就在这里刻苦地摸索当地农业发展规律，引进、选育能够在当地抗灾、高产的良种，在当地小麦亩产百十斤的基础上，连续几年创造了亩产过《纲要》的成绩，有些小块试验田亩产达到七百斤以上。但是，朱宁是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做出了成绩没人敢表扬，搞出的成果得不到重视，他象那戈壁滩上的芨芨草一样默默无闻。当朱宁发言的时候，李嘉玉很有兴味地听着……。过后，李嘉玉号召大家向朱宁学习，又决定让朱宁到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
事情来得这么突然，使朱宁觉得很不安：大会发言，象我这样的人，合适吗？于是，他立即去找李嘉玉。李嘉玉明显地感到朱宁背着沉重的家庭问题的思想包袱，当时就鼓励他：出身不好，只要注意改造自己，同样可以很好地为人民服务，你的工作不是搞得很好吗？
一九七五年，李嘉玉在朱宁的试验站召开了全地区的现场会，会议期间又专门了解了朱宁的情况，他问牧场领导同志：“既然朱宁和家庭划清了界限，你们考虑过他的入党问题没有？”
一九七六年十月底，在朱宁去大寨参观动身前夕，党支部讨论了他的入党问题。当他接到这份梦寐以求的入党志愿书时，激动万分。那是一个不眠之夜，狂风在屋瓦上奔腾。他和爱人回顾过去，展望将来，深深体会到党的温暖……。
英明领袖华主席亲自主持的全国科学大会，历史罕见，盛况空前！李嘉玉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聆听了英明领袖华主席、敬爱的邓副主席的讲话和方毅同志的报告，他看到：大会堂里，人才济济，白发与明灯交辉，青春与鲜花媲美。可庆可贺呵！“四人帮”打倒了，党中央发出了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战斗号召，年老的科学家豪情满怀，信心百倍；年轻的科学家心花怒放，英姿挺拔；不论年老、年轻的，都象出击的战士，催动着长征的战马！
李嘉玉同志，你在想什么？在这个光荣艰巨的新使命面前，你将做出什么回答……
新华社记者
赵淮青 兰学毅 杨生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