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
——重温《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札记
郭樵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只有生产力发展到某种状况才会引起生产关系的某种变革，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
二十年前，我党八届六中全会重申马克思主义这条基本原理，提醒人们，在任何工作中必须坚持革命热情和科学精神相结合的原则。
二十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事实，无论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的成功经验，还是错误路线干扰特别是“四人帮”破坏所造成的惨痛教训，都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这条基本原理的无比正确性。
特务分子张春桥说：“我的兴趣在领导权是否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群众手里，以及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革命这一条上”，“至于物质基础，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我就不管了。”这番话道出了“四人帮”妄图破坏社会主义生产，以便乱中夺权的狂妄野心。同时，从理论上说，不管物质基础，撇开生产力去搞什么生产关系的“革命”，也是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
斯大林在谈到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时指出，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无可争辩地走在生产关系的前面。生产关系只是经过一些时候，才会被改造得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个论点是非常正确的。无产阶级在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以后，首要的任务是充分利用新生产关系的优越性，尽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经常的、大量的、长期的、不容中断的工作。只有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才能去相应地变革那些不再适合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生产关系。
一个领导者，如果不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不把生产力看成是最活动、最革命的力量，首先下大功夫大力气发展生产力；而是相反，把生产关系看成是最活动、最革命的力量，从主观愿望出发，不管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如何，总是急于变革生产关系，勉强去做那些实际做不到的事情，肯定是要失败的。
硬要使生产关系走到生产力的前面，不但实际做不到，而且必将带来进一步退两步的严重后果。它使生产力遭到破坏，使生产关系倒退下来，甚至倒退到比原来还不如的地方。进一步退两步的做法，决不能称作是革命的行为。
拿社会主义按劳分配来说吧。倘若在社会产品还没有达到极大丰富的情况下，过早地取消按劳分配，用按需分配代替它，那么很快就会将全部社会产品吃尽用光，使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而无法继续进行，弄到连吃饭都发生问题。这种“按需分配”只不过是个假象，实际上是平均主义分配，甚至是比平均主义更糟糕的分配。
再拿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来说。倘若过早地取消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或者削弱了社会主义商品流通，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便乘虚而入，投机倒把活动猖獗，黑市买卖泛滥成灾，新资产阶级分子就会大量产生出来。发展下去，不仅搞不成什么共产主义，就连社会主义都维持不住，反而会向资本主义倒退。
在社会主义社会，当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的时候，如果不及时变革生产关系，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相反地，条件不成熟，要勉强地改变生产关系也是不行的。就如拔苗助长一样，看起来苗儿显得很高，但过不了几天就枯萎死亡了。道理很简单，它破坏根系，使植物失去土壤的营养。
张春桥鼓吹一种不要物质条件的“过渡论”，说什么“物质基础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精神”，要靠“穷精神过渡”。
在“过渡”问题上，革命精神之所以能起巨大作用，归根结底还在于具备了实现“过渡”的物质基础和经济条件。否则，如果象张春桥鼓吹的那样，靠什么“穷精神过渡”，听起来非常革命，实际上是打着“左”的旗号搞破坏，这种所谓“过渡”，绝不是向前过渡到共产主义，而只能是向后倒退回资本主义。
我们有些同志，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一时分辨不清，也认为可以不顾生产力水平和经济条件，只要组织起新的领导班子，就能迅速变革生产关系，把所有制水平提高一步。这样的想法和做法是不对的。
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变革生产关系，是会通过劳动者反映出来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已经成为社会和国家的主人，他们有充分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生产关系的变革，不能只凭领导人的设想办事，必须听取广大劳动者的意见。这样就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民主作风和群众路线，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变革生产关系的重要环节。在“干部同意，群众不通”的情况下，就不应当急忙实行所有制关系的变革。
当变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时候，干部要向群众做说服教育工作。说服教育必须讲道理，讲道理必须摆事实，摆事实就得具备物质基础和经济条件。一旦客观上具备了变革生产关系的基础和条件，而不变革过时的生产关系，就会阻碍生产力继续向前发展；不提高所有制水平，就无法促进生产发展，使群众获得更大的物质利益。摆出这样的事实，道理便讲得清楚，群众就会相信而跟我们走了。
生产关系的变革直接牵动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不存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对抗，它是劳动人民相互之间的关系。因此，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过程中，不能靠损害一部分劳动群众的物质利益，来增加另一部分劳动群众的物质利益。举例来说，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之间存在着穷队和富队、穷社和富社的差别；我们要努力缩小这种差别，但是，不能用抽肥补瘦的平均主义办法，而只能采取大力帮助穷队、穷社迅速发展生产的办法。
正确处理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的关系，无疑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有下面一段话：“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的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那样作，不仅是一种轻率的表现，而且将大大降低共产主义在人民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伟大的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长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我国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现阶段从绝大多数地区来说，是符合农业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状况的。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不断发展，农业机械化进程的加快，公社、大队两级经济的壮大，将有越来越多的大队，实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向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过渡。
要实现这种过渡，必须具备以下四个条件：（一）大队领导班子坚强；（二）大队经济有一定的基础；（三）生产队之间的经济水平相差不大；（四）群众自愿。具备了这样的政治、经济条件，过渡后穷队能增加收入，富队也能增加或起码不减少收入，人民公社就能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壮大。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不领导和组织过渡，就不利于进一步发展生产。相反，如果还没有深入揭批“四人帮”，还没有坚强的领导班子；或是大队经济基础不强，富队穷队经济差别较大，存在着“富队怕过渡、穷队盼过渡”的情况，那么“过渡”的条件便不能算是成熟了。如果硬要过渡，就会破坏生产，脱离群众。
在实现“过渡”的事情上，我们必须按照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办事，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在条件确实成熟的时候，才能过渡；条件还不成熟，就不应匆忙过渡。当前，我们首先是要认真学大寨，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努力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这样，才能不断巩固和壮大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为逐步实现“过渡”创造条件。
第3版()
专栏：思想评论
标准只有一个
张成
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这个科学的结论，是人类经过几千年的摸索和探讨，才得到的。
哲学家们提出过各种真理的标准。笛卡儿说，只有象几何学上的公理那样清楚明白的，才能叫做真理。这种说法，看起来似乎有道理，但是，究竟怎样才是“清楚明白”，连他自己也说不明白。王阳明把“良知”定为真理的准则，那就是一切凭良心，根本不承认有什么客观标准，只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实用主义者说，“对我有用的就是真理”，赤裸裸地把资产阶级的利益当作判断真理的标准。基督教会说，耶和华说的才是真理，一切都要拿圣经作标准，圣经上反对的就不许做。
总之，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人们总是从认识、意志、思想、理论中去寻找真理的标准，因而，他们找不到真正的客观的检验真理的标准。
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人类认识史上这个老大难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不同于以往的一切哲学，它把社会实践引进了认识论，认为认识依赖于实践，实践是认识的基础。通过社会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社会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因此，只有社会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克思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明确提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对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再三强调：人应该以自己的实践证明自己的观念、概念、知识、科学的客观正确性。
对这个问题作了最完整、最深刻的论述的，是毛主席的《实践论》。毛主席说：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请注意！毛主席说的是“只能”，就是说，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除了社会实践，不可能再有其他检验真理的标准。
但是，有的同志不愿意承认或者不满足于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科学结论，总想在实践之外，另找一个检验真理的标准。当他们要判断理论是非、思想是非时，不管社会实践结果如何，而是看书本上是怎样讲的。这些同志不了解，即使书本上讲的是真理，但是，真理和真理的标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这是不能怀疑的。但是，我们能说马克思主义就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当然不能这样说。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之所以是真理，也是由人类的社会实践来检验来证明的。认识、理论本身是不能自己证明自己的，它的真理性，最终只有通过社会实践的检验，才能加以确定。如果把理论也当作检验真理的标准，那就有两个标准了。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
第3版()
专栏：报刊论文摘要
批判唯生产力论就是反对历史唯物论
胡福明
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没有出现过“唯生产力论”的概念。唯生产力论（Theory of productive Force）的“唯”字，同唯物论（Materialism）、唯心论（Idealism）的“唯”一样，在汉语中是虚词，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不能作为“唯一”来解释。斯大林在《列宁主义问题》一书中，批判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头子抹煞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的谬论时，曾指出：这种谬论是被第二国际首领们庸俗化了的所谓“生产力”论。这就是说，这种谬论是庸俗生产力论。后来，有人把斯大林批过的这种谬论称之为“唯生产力论”，但认真分析一下，就可看出这种提法并不科学。与唯物论是表明物质决定精神一样，那么唯生产力论也当然只能是表明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我们不能因为有个“唯”字，就把唯物论（即物质论）说成否定精神反作用的机械唯物论，同样也不能把唯生产力论说成否定生产关系反作用的庸俗生产力论。辩证唯物论是建筑在科学的“物质”概念之上的，同样的，科学的物质“生产力”的概念，奠定了历史唯物论的基础。当然，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从而决定整个社会的发展，与物质决定精神具有不同的特点，因为生产力不能脱离生产关系而孤立存在，它决定生产关系，最终制约着社会意识的变化，是同生产关系组成一对矛盾才发生作用的。所以马克思主义不把历史唯物论简单地说成唯生产力论。
当然，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决不是单纯的概念之争。多年以来，他们总是利用我们在某些概念上的不够严密和完整，肆无忌惮地攻击马克思主义。他们把生产力决定整个社会发展的理论诬蔑为修正主义。其实，这分明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这个原理是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之一。马克思详尽地考察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认为人要生活、要繁衍，首先必须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们生存和从事政治、艺术、宗教等活动的基础，因而生产力的发展是全部历史的基础。可见，生产力决定整个社会发展的原理就是历史唯物论。
“四人帮”为了把生产力决定整个社会发展的理论诬蔑为修正主义，胡诌了一套谬论，说什么“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在他们看来，一旦这种“变革”停止了，生产力再也不能发展了；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是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的信奉者。果真如此吗？否。
生产力不能离开生产关系而孤立地存在着，也不能离开生产关系而独立地发展。但是，这同不能离开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发展是两回事。因为任何一种适合于生产力性质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后，都有相对的稳定性，都相对独立于生产力。正是在这种生产关系的保护下，由于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不断增长的需要，以及生产经验的不断积累和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使生产力不停顿地向前发展。只有到了生产力的发展使生产关系不再适应它的性质时，变革生产关系才是发展生产力的必要条件。“四人帮”说“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就等于说，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四人帮”用这种谬论来反对历史唯物论，完全是枉费心机。它分明是一种政治权力决定论，是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
“四人帮”为了把生产力决定社会发展的历史唯物论说成修正主义，还把恩格斯批判庸俗经济唯物论者巴尔特和列宁批判第二国际否认暴力革命的斗争等归结为批判唯生产力论。他们胡说，唯生产力论是新老机会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武器，似乎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同唯生产力论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这是对历史的严重歪曲。
一百多年来，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社会发展的历史唯物论，受到敌人两个方面的攻击，一种是公开反对这个唯物论的原理；一种是根本不懂得历史唯物论是什么，抓住字面作文章，把这个原理庸俗化，否定生产关系的反作用。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马克思主义者总是进行两条战线的战斗。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在批判否定生产关系反作用的谬论时，其一，给这种谬论下了科学的定义，或者称它是“庸俗生产力论”，或称“机械唯物论”。而“四人帮”玩弄偷梁换柱的手法，把对庸俗生产力论的斗争歪曲为批判唯生产力论的斗争，以蛊惑人心。如果真的象“四人帮”所说唯生产力论是新老机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武器，而在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著作中竟然找不到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其二，革命导师在批判庸俗生产力论的谬论时，仍然坚持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从而决定社会发展的基本阵地，揭示他们背叛历史唯物论的本质。这是“四人帮”极力抹煞但却抹煞不掉的事实。
（摘自《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1期）
第3版()
专栏：
斥“事实服从路线需要”论
徐占焜
“四人帮”不但有造谣手段，而且有造谣“理论”。“事实服从路线需要”论，就是“四人帮”的“造谣有理”论。
林彪说，“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根据林彪的这个哲学，曾经出现一幅井冈山会师的画，画面中心是毛主席和林彪握手。一九二八年四月，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在井冈山会师，是中外皆知的历史事实。但是，林彪的那伙死党，为了给林彪树碑立传，就把林彪抬出来代替朱总司令，美其名曰“路线会师”！“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把林彪这个造谣哲学加以理论化，叫做“事实服从路线需要”。
新闻报道和工作报告、经验总结等一样，是观念形态的东西，是第二性的，而客观事实才是第一性的。新闻只能来源于客观存在的事实。事实是新闻的基础。人们能够正确认识客观事实，但决不能任意改变客观事实。而“四人帮”的“事实服从路线需要”，就是根据他们反革命的主观意图，任意捏造事实，想圆就圆，想方就方，完全颠倒了事实与新闻的关系。这是典型的唯心论。
一九七三年，“四人帮”“需要”在云南培植一个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于是物色了一个从上海去云南的青年，树为“知识青年的榜样”。事实上这个人不是党员，但姚文元需要这个人是党员。他看了上海派去的写作班子代这个人写的体会文章后说：“这样的人不入党，要什么样的人才能入党？”姚文元一句话，文章里就写上了“最近，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然后，靠十一个电话在九小时内把这个人突击入了党！这个假典型之所以假，还不仅仅是这个人没有入党就先在文章里写成是党员；实际上，这个人根本不是什么“知识青年的榜样”，根本够不上党员的条件。
应该说，这种睁着眼睛说瞎话，赤裸裸的造谣，还是比较容易识破的。“事实服从路线需要”论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利用新闻报道对事实的选择来说假话。这种手法更能欺骗群众，也更为恶劣。按照这个理论，凡是不符合他们需要的事实，即使是大量存在，也舍而不取。反之，凡是他们需要的，即使是个别的、不反映事物本质的东西，也要大肆宣传。一九七六年，敬爱的周总理逝世，记者在新闻里写了北京市百万人民泪洒几十里长街送灵车的场面，姚文元看了，一字不剩地统统删掉。相反地，在“四人帮”另搞一套的时候，几个张铁生之类的小丑嚎叫一通，“四人帮”控制的报刊就捧场叫好，硬说这是什么“群众”的意见。
任何阶级写新闻报道，都不是有闻必录，都要有所选择。而实际生活是复杂的。要在现实生活中找一两个事例，来证明某个思想、观点，是很容易做到的。对待事实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列宁有一段极为精采的论述：“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末，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页）
“四人帮”这伙资产阶级野心家，在大造反革命舆论方面，比起列宁讲的那种“连儿戏也不如”来，又等而下之了。因为他们并非无意地、不慎地随便挑选出一两件事实，而是蓄意地、精心地挑选“事实”，为他们的反革命意图寻找“根据”。这就是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用主义。“四人帮”为了打倒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宣扬“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当然，要在实际生活中寻找个别老干部变坏的实例，也是可以找得到的。但是，“四人帮”却断言民主派必然变成走资派，百分之七、八十都要变，甚至说是一条“规律”。这就成了天大的谎言。
“四人帮”把造谣说成是“路线的需要”、“阶级的需要”。什么阶级、什么样的路线才需要造谣呢？只有没落的剥削阶级以及他们的反动路线才需要造谣。他们逆历史潮流而动，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背道而驰。讲真话，就等于打倒他们自己。无产阶级是历史上最进步的阶级，它的阶级利益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是一致的，它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来自人民群众，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因此，无产阶级新闻的阶级性和真实性是一致的。无产阶级新闻当然要服从路线的需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但是，决不能按照主观的需要捏造事实。为了某种政治利益的需要，歪曲事实真相，这不是无产阶级政治。用说假话的办法去宣传党的路线，只会失去人民的信任，败坏党的威信，损害党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