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围绕批判极“左”思潮的一场激烈斗争
中共黑龙江省委理论组 人民日报理论部
华主席在五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四人帮”推行的是一条极右路线，在表现形式上有极右的一面，也有极“左”的一面，而当他们以极“左”面貌出现的时候，往往具有很大的欺骗性。这就明确提出了批极“左”的必要性。
“四人帮”和林彪一样，都是反革命两面派，都是用极“左”的面貌来掩盖其极右的实质。只要撕下他们的“左派”伪装，就会显露出他们的极右原形。因此，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里，不许批“左”，谁批“左”谁就犯了他们的忌讳。事情竟发展到这种地步：因为无政府主义是一种极“左”的思潮，所以连无政府主义也不许批，批了就有罪。这里面的曲折和内情，很多读者不知道。一九七二年，围绕着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曾经发生过一场激烈的斗争。
事情的背景
本来，批极“左”思潮，批无政府主义，都不自一九七二年始；文化大革命初期，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就多次提出这个问题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就是以煽动极“左”思潮为手段来进行破坏的，其主要矛头，是对着忠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周总理。在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被粉碎后，根据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在广大群众中，在全国报刊上，曾经展开了对极“左”思潮的批判，收到了好的效果。
然而，由于当时林彪、陈伯达和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现在已经很清楚，他们都是“五·一六”的大后台）还在台上，这个批判是不可能彻底的。陈伯达的反党阴谋暴露出来的时候，毛主席就特别告诫我们要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不要上陈伯达一类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当。林彪的叛国投敌，自我爆炸，进一步把这个问题突出起来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批林整风作了正确的部署。在开始，是着重批《“571工程”纪要》，揭露林彪一伙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极右实质，同时又指出他们提出许多形“左”实右的反动口号。接着，毛主席又批发了一系列中央文件，指出林彪是“五·一六”的大后台，是煽动极“左”思潮的总根子，还反复强调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必须反对无政府主义。显然，这对于剥去林彪反党集团的伪装，揭露其反革命极右实质，是十分必要的。
在这个期间，周总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包括解放老干部，整顿企业，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等等。这些措施，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但也受到了当时还没有暴露的“四人帮”的破坏和他们煽动的极“左”思潮的干扰。不论在国内工作中还是外事工作中，这种极“左”的流毒还是严重的。因此，一九七一年底至一九七二年秋天先后举行的全国计划会议、公安工作会议和科学会议，都把批判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提到非常重要的位置。一九七二年八月，周总理在一次讲话中，批评了人民日报和另外几个单位没有把极“左”思潮批透，并尖锐地指出：“左”的不批透，右的还会来。九月，周总理又说：极“左”思潮不批透，你们就没有勇气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再次提出了批极“左”思潮的问题。
就在周总理八月初的那次讲话以后，过了几天，张春桥、姚文元找人民日报的几个负责人谈话，别有用心地提出：批极“左”思潮“不要过头”。
人民日报的革命同志看出了这两种意见的针锋相对：周总理刚刚指出对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张、姚就慌忙出来说“不要过头”，这是什么意思呢？到底极“左”思潮是已经批“过头”了，还是没有批透呢？张、姚的这次谈话，在人民日报的革命同志中引起很大的反感，有的公开表示反对，他们决心不听张、姚的一套。根据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根据周总理讲话的精神，人民日报理论部编发了署名龙岩的文章《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另外还配了一篇关于介绍无政府主义的老祖宗、老反革命两面派巴枯宁的小册子的文章和一篇学习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体会文章，组成一个版，突出了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极“左”思潮的主题。这个版在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四日见报了。
龙岩文章的发表，还有这样一个背景：一九七二年三月下旬，华国锋同志和李先念、余秋里同志接见哈尔滨电机厂、汽轮机厂、富拉尔基重型机械厂负责人，听取汇报。华国锋同志指示说：“要发动群众好好地批无政府主义。”李先念同志指示说：“无政府主义是反动的东西”，“不反不行”。三个大厂遵照中央领导同志的上述指示，大批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建立生产指挥系统，健全规章制度，落实生产指标，很快克服了经营管理上的无政府状态。为此，黑龙江省委作出了在全省范围内认真传达贯彻中央领导指示的决议。同时，省委理论组撰写了署名龙岩的文章，交给人民日报理论部。
龙岩的文章说了些什么呢？它主要根据恩格斯的《论权威》一文，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斗争，指出林彪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利用无政府主义兴风作浪，是煽动无政府主义的罪魁祸首；其目的是要把斗、批、改引向邪路，彻底破坏社会主义的劳动纪律，瓦解社会主义生产，从根本上动摇无产阶级专政。文章还指出，群众中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人，绝大多数是思想认识问题，只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就会自觉地清除林彪散布的无政府主义的余毒。这个问题，必须在批林整风中加以解决。这样的论述有什么错？其他两篇文章，更找不出任何问题。不料这样一篇文章、一块版，却闯下了大祸。
鬼蜮的伎俩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四日，文汇报的内部刊物《文汇情况》突然登出了一篇所谓工人座谈会纪要，集中火力攻击龙岩的文章，给这篇文章扣上了一顶顶大帽子。当时张春桥、姚文元都在上海，他们拿到《文汇情况》，如获至宝，兴冲冲回到北京。姚文元把《文汇情况》批给人民日报“讨论”，装模作样地说“同意不同意都可以”，他自己却不表态，说他对那篇文章还没有看。张春桥则扬言说：“上海工人对这篇文章意见大啦，觉得受到侮辱。我为了维护党中央机关报的威信，一句话都不敢说。”
真是这样吗？撒谎！
现在已经查明：他们不但看了这篇文章，而且讲了话，作了布置。当时，姚文元看后恶狠狠地说：“当前要警惕的是右倾思潮抬头，怎么现在去批无政府主义思潮？”于是张、姚让原上海市委写作组那个大头目，给他们在人民日报的那个心腹挂长途电话，询问文章的作者和产生背景，等等。当他们了解到真实情况后，觉得这是一个下手的好机会，可以一箭几雕，于是密令那个大头目通过文汇报组织一个“工人座谈会”，通过工人的嘴巴把他们自己的意见说出来。这就是那篇“纪要”出笼的背景。
据曾经参加座谈会的工人同志回忆，他们本来不觉得龙岩的文章有什么问题，只是由于张、姚的授意，才违心地发表了否定的意见。一个工人同志揭发说：“一九七二年十月底左右，我在文汇报社参加读书班。有一天，报社的一位同志拿着龙岩同志的文章来，说是‘康办’（注：上海康平路的市委办公地点）传过来，要大家看一看这篇文章。这样批无政府主义，究竟好不好？这样对待群众，对待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正确不正确？’并说，‘张春桥看了这篇文章，觉得不好，（他）认为：不要以为人民日报登的都是定论，这一篇就可以讨论。’然后，我们学习班成员根据这个调子进行议论，并推出我与另一位同志去参加座谈会。座谈会大概在第二天举行，由报社同志主持，调子跟以前听到的差不多，我们几名工厂来的同志就根据这个调子，各人都作了发言。”很明显，这次座谈会，完全是“四人帮”导演的一出滑稽戏。
这还不够，十一月二十四日，文汇报又奉旨出了一期《文汇情况》，列举龙岩文章发表后一些报纸上的正确提法，作为反面论点拿出来示众。
两期《文汇情况》，表明一个观点，就是：无政府主义根本不能批。这一点，当然是人民日报绝大多数同志不能接受的。到底是中央文件算数，还是《文汇情况》算数？张、姚对龙岩文章有意见，为什么自己不说，却假借工人名义？这是搞什么名堂？龙岩文章的背景，张、姚明明知道，他们还要这样搞，矛头是指向谁？当时在张、姚完全控制下的报刊，也曾批过无政府主义，为什么人民日报就不能批？批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曾经列入选题计划，姚文元明明同意过的，为什么突然翻脸变卦？……这些问题，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几次讨论会，都讨论不下去。有的同志翻出了中央文件中关于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批判极“左”思潮的指示，要求姚文元明确表示态度。理论部的同志则干脆拒绝讨论。张、姚的意图受到报社许多同志的抵制，贯彻不下去。
这一来，张、姚恼羞成怒，伙同江青，公开跳出来，把龙岩的文章打成毒草，并大肆追究责任，在人民日报发动了一场镇压运动。从此以后，“无政府主义”和极“左”就成了批判的禁区。
荒唐的理由
“四人帮”反对批判极“左”思潮，反对批无政府主义，究竟有什么理由呢？
“四人帮”说，林彪路线是极右，因此就不能批林彪的极“左”。这是根本说不通的。说极右，是指它的实质，但它的表现形式，却是既有极右的一面，又有极“左”的一面。林彪一伙是反革命两面派，既要躲在阴暗角落里搞反革命政变阴谋，又要在公开场合把自己打扮成“最最最”革命的“左派”。概括起来说，就是假左真右。要揭露他们的极右实质，就特别要戳穿他们的极“左”的假面具。否则，怎么能提高对假马克思主义的识别力？怎么能防止以后上当受骗？“四人帮”说因为实质是极右就不能批极“左”，这不仅是保护林彪，而且连过去批“五·一六”煽动极“左”思潮的案也要翻了，因为“五·一六”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也是极右。
“四人帮”又说，林彪不是煽动无政府主义的罪魁祸首，批判无政府主义不是批林整风的一项内容。姚文元叫嚷：批判无政府主义“不要和林彪挂起来”。十一月二十四日的《文汇情况》，公然把“林彪是煽动无政府主义的罪魁祸首”和“批判无政府主义是批林整风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两条，作为反面论点列举出来，引导大家注意。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四人帮”直接控制的一个杂志发表了一篇小评论，针对龙岩的文章说：“真正煽动无政府主义的是一小撮阶级敌人。”请注意，这里所说的“阶级敌人”，是指社会上的或混入基层单位的阶级敌人，不是指林彪反党集团。所有这些，意思很明白：林彪并没有煽动无政府主义。这不是公然为林彪开脱吗？
“四人帮”反对批判无政府主义的另一条理由更为荒唐。他们说，批判无政府主义不是批林，是批群众。江青叫嚷：“这个版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还气势汹汹地质问：“你们这篇文章，是批林，还是批群众？”张春桥胡说：“怎么能说群众搞无政府主义呢？”
这真是闭眼说瞎话！怎么能说，群众中没有无政府主义呢？林彪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在群众中的影响，从文化大革命初期就暴露得很明显了。一九六七年，毛主席就指出：“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毛主席在谈到一个工厂分成两派时，又说：“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这难道还说得不清楚吗？如果照“四人帮”的说法，批无政府主义是“转移斗争大方向”，那岂不是说，闹无政府主义才符合他们的大方向吗！？
龙岩的文章把煽动无政府主义的帐记到林彪一伙头上，正是为了避免批群众。文章中说，无政府主义“表现是在下面，根子却在上面”，就是这个意思。群众中的无政府主义，这是一种极“左”思潮，应该通过教育的方法来解决。而林彪一伙煽动无政府主义，煽动极“左”思潮，目的是搞分裂，搞阴谋诡计，颠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无政府主义在他们那里，不过是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一种策略手段。他们不是真的不要政府，只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而要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的政府。正如龙岩文章所说的，他们是“用极‘左’的形式，来掩盖他们的右的反革命实质”。
“四人帮”为什么那样害怕批无政府主义？为什么那样害怕批极“左”？其实原因很简单：“四人帮”和林彪是一丘之貉，不但极右的实质相同，“左派”的伪装也一脉相承。无论是“打倒一切”的“黑线专政”论，还是鼓吹自发性群众运动的“天然合理”论；无论是煽动资产阶级派性挑动武斗，还是以“反对管、卡、压”为名，取消规章制度；无论是“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踢开党委闹革命”，这一桩桩，一件件，无不说明“四人帮”同林彪都是一样的反革命两面派。因此，“四人帮”深知，如果对无政府主义继续反下去，对极“左”思潮继续反下去，势必会反到他们头上，这是一。其次，通过肃清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的流毒，形势会安定，生产会上去，这对他们的篡党夺权，是极为不利的。他们对十月十四日那块版如此咬牙切齿，暴跳如雷，正说明批无政府主义批对了，批极“左”思潮批对了。
龙岩的文章有这样一句话：“尽管刘少奇一类骗子已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但是他们煽起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还会‘采取稍微新一点的形式，披上前所未见的外衣，或作前所未见的装扮，重新表现出来’。”这句话刺到了“四人帮”的痛处。“四人帮”在报社的那个心腹和帮派体系的成员，抓住这句话大批特批，这恰好表明他们心中有鬼。难道这句话不是说中了吗？“四人帮”不许批无政府主义，正因为他们自己要大搞特搞无政府主义。他们害怕批林彪的“左派”伪装，正因为他们自己还要继承和发展这个伪装。在后来的那几年里，“四人帮”不是变本加厉地煽动极“左”思潮，煽动无政府主义，造成祸国殃民的严重后果吗？
“左”的不批透，右的还会来。——周总理说得多么对啊！
要害在夺权
“四人帮”反对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要排斥周总理对人民日报的领导，篡夺人民日报领导权。
“九·一三”事件后，毛主席委托周总理管人民日报。“四人帮”对这件事又怕又恨，怕的是这件事于他们大大不利，恨的是他们没有把人民日报这个要害阵地夺到手中。当时，“四人帮”虽然在报社安插了一个心腹，但是此人德才兼缺，搞阴谋虽有两手，对业务却一窍不通，念文件别字连篇，作报告笑话百出。这样一个大草包，只因为和张、姚有些老关系，是他们的一条忠实走狗，张、姚就硬要扶他当人民日报第一把手，这自然要引起报社群众的愤怒。张、姚虽然多次示意，希望大家支持这个心腹，报社群众却硬是不买帐。
张、姚看到周总理的担子比过去更重，就采取了毒辣的一手：事无巨细，全往周总理身上推，自己不闻不问，企图把周总理的身体拖垮。这样一来，许多连文理不通的稿子，都送交周总理审阅了。周总理常常一面改稿子，一面摇头，对“四人帮”的那个心腹说：“你们以后不要我再替你们当小学教员好不好？”一九七二年夏天，周总理提出，人民日报在建立正式领导机构之前，“要组织一个班子看大样，实行集体领导，统管全局”。周总理还说：“干部还是老中青，老的都靠边站，都是年青的，不行。”几天之后，周总理催要名单。“四人帮”的那个心腹推托说因病未办。周总理立即驳斥：“你病重了，怎么办？你死了，人民日报就不办了？”“四人帮”那个心腹遭到周总理多次严厉批评，又受到报社绝大多数同志的坚决反对，地位岌岌可危。
“四人帮”要扶植那个心腹上台，扭转局面，需要找个由头。他们看到，龙岩的文章也好，一块版也好，都是批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而批极“左”思潮是周总理讲过的，批无政府主义又是当时国务院的几个负责同志讲过的，于是就从这里开刀。江青杀气腾腾地叫嚷：“要从这篇文章入手，从这个版入手，从理论部入手。”张春桥恶狠狠地说：“人民日报里的坏蛋，利用在报社工作方便，搞了一个版批无政府主义。”还叫嚷说，人民日报有“一股力量，一股邪气”，必须镇压。当时许多革命干部向中央写信，表示反对“四人帮”的那个心腹当人民日报第一把手，这也被说成是“邪气”“抢班夺权”的阴谋。于是，从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四年，在报社进行了一场名曰“批邪”运动的反革命围剿。这场运动的矛头，明的是对下，暗的是对上，——对着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正是在这场运动中，“四人帮”完全排除了周总理对人民日报的领导。
那一段时间，人民日报社充满了白色恐怖。对于所谓“邪气”，大会批，小会斗，帽子棍子一齐上，真是刀光剑影，杀气腾腾。“四人帮”不是说反无政府主义就是反群众吗？他们却借反“反无政府主义”而大整群众。“四人帮”不是说批无政府主义是扭转大方向吗？他们根本不批林而大搞所谓“批邪”，这才是真正扭转大方向！这就用活生生的事实证明：煽动极“左”的无政府主义不过是他们的手段，他们真正要实行的是极右的法西斯主义。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进行了残酷斗争，才把报社的革命干部和群众暂时镇压下去，拼凑了一个以他们的心腹为头子的领导班子。从此，人民日报落入了“四人帮”的掌握之中，变成了“四人帮”的帮报。
“四人帮”恶毒地诬蔑说，一九七二年下半年出现了所谓“修正主义回潮”，或“右倾回潮”，而人民日报刊登批极“左”思潮和批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就是这种“回潮”的表现之一。他们的攻击矛头，是对着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特别是对着周总理的。在林彪灭亡之后，正是周总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纠正林彪和“四人帮”的那一套假左真右的做法，排除极“左”思潮的干扰，落实毛主席的政策。所有这一切，都被“四人帮”说成是“回潮”。他们口中的“反潮流”，就是反对这个拨乱反正的潮流。按照他们的反动逻辑，谁批无政府主义，谁就是搞修正主义；谁批极“左”，谁就是极右。
今天，他们设置的禁区被冲破了，这是揭批“四人帮”运动的一个成果。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深入发展的时候，必须注重揭批他们高唱的那些假马克思主义的谬论，揭批他们用假左伪装掩盖他们极右的实质，特别要注意揭穿他们煽动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严重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两面派的嘴脸。我们一定要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乘胜追击，不获全胜，决不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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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黑龙江大学哲学系函授组不怕风险坚持真理
他们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坚决抵制“四人帮”的谬论，勇敢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得到人们的尊敬，受到有关部门的表扬
新华社哈尔滨三月十一日电 黑龙江大学哲学系函授组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坚决抵制“四人帮”的谬论，勇敢地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支持。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他们受到了黑龙江省教育部门的表扬。
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前些年这个大学的哲学系各教研室被解散了；马列主义原理课被砍掉了；教师动不动被扣上“复旧”的大帽子，无法进行工作。一九七五年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之后，哲学系马恩列斯著作教研室副主任邹毅想到，现在党中央号召全党大办农业，普及大寨县，在学校里讲不成课，我们可以走出学校，到农业生产第一线讲授马列主义基本观点。他提出了建立函授组的建议，得到有关教师的积极响应。系总支和校党委也及时批准了他们搞函授的计划。
一九七六年三月，他们来到黑龙江省国营八五三农场辅导政治经济学原理课，发现农场各级领导干部因为害怕戴“唯生产力论”的帽子，不敢大胆领导春耕生产。函授组的同志感到问题很严重，决定大胆作战，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并且联系黑龙江省的一些实际情况，系统地批判了这个谬论。
以后，函授组每到一个函授点，都要联系实际讲解这个问题，除了在课堂上讲解以外，还同很多干部群众进行了耐心的交谈，帮助他们从理论上分清是非。
有时遇到少数人要求按照“四人帮”的调子讲课，函授组就采取不同方式进行抵制。有人要求他们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他们明确地说，我们没有看出那里面有什么“毒”，批不了。一九七六年七月，函授组又一次来到八五三农场上辅导课。他们根据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讲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与经济，革命与生产的辩证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实现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资产阶级权利等一系列问题。他们的辅导课很有说服力。但是，却和一年前张春桥、姚文元发表的两篇文章中的某些观点完全相反，因此在听课的人当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大多数人称赞讲得好，却有少数人根据张春桥、姚文元的文章，提出指责和质问。函授组连夜开会，首先严肃认真地检查了辅导课的内容，确信所讲的观点都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根有据。他们一致认为，原则问题不能含糊，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坚持真理。他们决定对那些指责和质问，从理论上正面给以回答。第二天，教师周永学再次走上讲台，面对四五百名听众，回答了提出的问题。最后，他郑重地指出，真理只有一个，那就是革命导师在经典著作中所阐述的观点。至于张春桥、姚文元的文章，不能作为我们辩论问题的依据。对于这次解答问题，农场党委负责同志表示支持，绝大多数干部、群众也都表示支持。他们不怕风险，敢于坚持真理的精神，得到了人们高度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