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论梁效
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
“四人帮”的反革命别动队
大家都知道，臭名昭著的梁效就是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化名。这个班底，是在一九七三年十月拼凑起来的；反革命野心家、政治赌棍迟群和“四人帮”的另一个女黑干将充任它的总管。梁效紧跟“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步伐，跳上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政治舞台，又随着“四人帮”的垮台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梁效三年的短命历史，就是充当“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急先锋的罪恶史。
“四人帮”为了建立他们的“新天朝”，豢养了一批所谓舆论班子，除梁效之外，还有什么罗思鼎、唐晓文、程越、初澜、任明……。但其中独有梁效的地位和作用特殊，与其他不同。梁效的叫嚣，“四人帮”的亲信视为“重大信号”，按照它的调子策划行动，另搞一套。梁效的黑文，报刊必须排在显赫位置，照登不误，不容改动。梁效的所谓“精神”，那些卖身投靠之辈、冒牌的“反潮流英雄”、打砸抢分子、“闹而优则仕”者奉为“上方宝剑”，恣意妄为，从事捣乱。
象梁效这样一个由数十人组成的两个学校的所谓“大批判组”，在党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地位之奇，能量之大，危害之甚，在我党历史上是没有过的。这种状况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四人帮”大搞修正主义、大搞分裂、大搞阴谋诡计的一个特殊产物。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亲自关怀的学校，是我国的驰名中外的社会主义大学，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历来走在革命运动、特别是青年运动的前列。“四人帮”心怀鬼胎，妄图利用两校的地位和影响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们施展偷天换日之术，采取以伪乱真的鬼蜮伎俩，插进黑手，篡夺了两校的领导权，控制了这个重要阵地。他们在这里拼凑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并且指使其在两校的代理人，搜罗蒋介石的“理论谋士”、权欲熏心的野心家、出卖灵魂的“学者”、投机钻营的“风派”文人，按照江青“既要当秀才，又不要只当秀才”的黑旨意，组成所谓“两校大批判组”，赋予特殊权力，授予特殊使命。在“四人帮”代理人的策划下，梁效在北京大学内部为非作歹，妄图把一些单位直接拴上“四人帮”的反革命战车，把《北京大学学报》变成“四人帮”的“帮刊”。“四人帮”的黑讲话、黑指示，由梁效伪造为所谓“中央精神”，向外传播，贻害全国。“四人帮”诬蔑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所谓“重型”材料，由梁效炮制抛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部署，由梁效炮制黑文，首先发难。“四人帮”的反动理论，由梁效加工制造。这些情况表明，梁效是“四人帮”帮中央的喉舌，是“四人帮”进行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一根指挥棒，是“四人帮”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特别是他们控制的舆论阵地的反革命神经枢纽。梁效这种地位和作用，连罗思鼎、唐晓文之类也是莫能望其项背的。
党的十大以来，特别是批林批孔以来，梁效在“四人帮”的授意下，围绕着篡党夺权这个核心，在政治上，疯狂破坏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扭转大方向；在思想理论上，肆意践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篡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狂热鼓吹“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在组织上，唯“四人帮”之命是从，凌驾于党中央之上，横行霸道，以势压人；在策略上，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反对毛主席，大耍软刀子杀人的鬼把戏。梁效的大量罪证表明，它是充当“四人帮”篡党夺权急先锋的一支反革命别动队。
“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凶恶打手
早在六十年代，“四人帮”就同林彪反党集团沆瀣一气，紧密勾结。他们鼓吹“打倒一切”，扭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妄图把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各级领导干部统统打入十八层地狱，改无产阶级专政之“朝”，换成资本主义之“代”。林彪反党集团完蛋以后，“四人帮”继承林彪的衣钵，以更为奸诈的诡计，大搞阴谋。谁主持中央工作，他们就把矛头对准谁，千方百计地要搞下台。毛主席逝世后，他们妄图孤注一掷，发动政变，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四人帮”的这条篡党夺权的黑线，构成了梁效的中枢神经。梁效罪行累累，恶迹昭昭，它的主要罪行可以概括为“三倒一捧”。一方面，他们在“四人帮”的策划下，妄图把周总理、华主席和邓副主席打倒；另一方面，又在“四人帮”的指挥下，妄想把“四人帮”捧上台，把大野心家江青抬上女皇的宝座。
一九七四年，“四人帮”假借批林批孔之名，授意梁效影射攻击周总理，为他们妄图在四届人大“组阁”做了一年的舆论准备。一月份，迟群按照江青的旨意，明目张胆地对梁效叫嚣：“不要孤立地批孔丘，要和党的路线斗争联系起来”，“把党内的机会主义头子（注：这是“四人帮”对周总理的恶毒诬蔑）抬出来”。六月十二日、十四日，王张江姚两次在北京召见梁效，授意“揪大儒”、“批宰相”。事过两天，到十六日，江青又把梁效带到天津，毫不隐讳地向他们进行“路线交底”。江青指令她那个女黑干将向梁效宣读一份国外电讯，内云：“中国当前的斗争，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温和派和以江青为代表的激进派的斗争”。那个黑干将阴阳怪气地注解说：读这份外电“就是让大家了解了解”。这就是梁效那些恶毒影射周总理的反党黑文的渊源。
四届人大前夕，“四人帮”指令梁效：“要向权威挑战”。姚文元对梁效根据江青的旨意炮制的一篇黑文，三番审稿，改动达三十九处之多，公然喊出了不要“补天”，要“冲天”，要建立“新天”的妄图打倒周总理的反革命狂言。
“组阁”的阴谋失败之后，“四人帮”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连续策划“倒周”的新阴谋。一九七五年春，他们打出“反经验主义为纲”的黑旗，再次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四月四日夜里，江青特意指令打电话给梁效的头头：“要擦亮眼睛”，“大敌当前，有打倒的必要”。八月间，江青歪曲毛主席对《水浒》的评论，授意梁效：“《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大地主、大恶霸卢俊义是宋江拉上山的”，恶毒影射周总理是宋江。梁效根据江青的旨意，按照姚文元批准的计划，大写以“屏晁拉卢”为主题的反对周总理的黑文。
周总理病重期间，毛主席委托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四人帮”立即把主要矛头转向邓副主席，作为他们篡党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策划了一场以打击和诬陷为主要特点的疯狂的“倒邓”阴谋活动。
梁效在这场反对邓副主席的篡党夺权的阴谋中，充当了极其凶恶的打手。在此期间，“四人帮”先后给梁效下达了一百多条黑指示。他们同时指令其在《红旗》杂志社、《人民日报》社和《光明日报》社的心腹和亲信，同梁效紧密勾结，炮制黑文。“四人帮”亲信中的头面人物，接踵而来，登门拜访梁效，或递送黑材料，或讨取黑精神。“四人帮”严密控制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成了他们“倒邓”的基地，梁效炮制的黑材料从这里向国内外扩散。“四人帮”把他们的“钢铁工厂”、“帽子工厂”的货色一股脑儿端将出来，由梁效兜售。他们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无中生有，造谣中伤，把邓副主席同古今中外二十多个反动派的代表人物相类比，编造了上百条罪状，扣上了三十余顶大帽子。其用心之阴险，手段之卑劣，语言之恶毒，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毛主席选定华国锋同志为接班人，沉重地打击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从那时起，“四人帮”就授意梁效进行“倒华”的阴谋活动。一九七六年二月，迟群和“四人帮”的另一个黑干将，一唱一和，向梁效头头交底。一个气急败坏地说：“先把他（注：指华主席）放在这个岗位上”；另一个接着叫嚷：“春桥同志在党内照样起作用”。迟群恶狠狠地按照“四人帮”颠倒的阶级关系狂叫：“现在还不能说左派已经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为梁效反对华国锋同志定下了基调。
从一九七六年二月起，在短短的八个月中，梁效反对华主席的阴谋活动搞了三个回合。先是采用影射史学的卑劣手段，大批“代理宰相”。四月以后，他们掀起了批所谓“三株大毒草”的狂风恶浪。张春桥在密令梁效炮制“三本小册子”要增添邓副主席的讲话时，十分诡秘地宣称：“这样就和邓挂得更紧了。”迟群提醒梁效说：“春桥同志想得周到”，“邓小平下台了斗争并没有结束”，“批三株大毒草就是把走资派串到一起批”。寥寥数语，充分表明，所谓批“三株大毒草”完全是他们精心策划的反对华主席的大阴谋。毛主席逝世以后，迟群根据“四人帮”的旨意训诫梁效说：“今后的斗争，就是围绕着按不按既定方针办的斗争”，“现在正是战斗的时候，要大写，特写，快写”。十月四日，他们终于抛出了妄图推翻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篡党夺权的动员令。
作为“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梁效拚命吹捧“四人帮”，为他们上台大造反革命舆论。梁效在内部编造种种材料，为“四人帮”这伙野心家涂脂抹粉，贴金塑造。在公开的舆论中，梁效采取“古为帮用”的手法，编造了一个“要有法家集团在中央主持工作”的所谓历史经验，暗示人们，当今中国必须由“四人帮”掌权。
梁效无耻美化“四人帮”的喧嚣声中，以吹捧大野心家江青为最；梁效鼓吹江青当女皇，正是这个想当女皇的江青所授意。她除了密令梁效大吹吕后、武则天作为自己的化身，还把一些见诸史册的女性代表人物挂到嘴边，喋喋不休地向梁效吐露她的内心秘密。什么“周幽王亡国怪褒姒，借纣王问题攻击妲己，要翻案”，什么“秦惠王的太后很厉害，汉武帝的皇后卫子夫要宣传一下”，什么“肖太后了不起，西太后实际上是皇帝”，如此等等。
梁效不负主子所望，那位顾问带头赋诗：“则天敢于作皇帝，亘古反儒女英雄”。接着他们又在黑文中，用“武则天正是在这样的斗争风浪中大步登上政治舞台”的隐语，为江青喊出了想当女皇的反革命心声。
与人民为敌者必然被人民所唾弃，倒转历史车轮之徒逃脱不了被车轮碾碎的命运。“四人帮”策划梁效搞的“三倒一捧”的篡党夺权的大阴谋，随着江青女皇梦的幻灭而彻底破产；他们自己也理所当然地受到阶级斗争客观规律的应得惩罚。
“四人帮”反动理论的“加
工厂”和“推销店”
英明领袖华主席指出：“‘四人帮’那一整套理论、路线、政策、思想、舆论和他们那个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是一种极端腐朽、反动透顶的上层建筑。”作为“帮中央”喉舌的梁效，是这个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四人帮”反动思想理论的加工厂和最狂热的推销店。它对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思想体系叫得最响，干得最狂，在搞乱思想是非、理论是非和路线是非方面，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梁效肆意践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它在哲学上，篡改和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大搞实用主义，猖狂鼓吹历史唯心主义；在政治经济学上，歪曲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辩证关系，离开生产力、经济基础一般表现为主要的决定作用，侈谈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鼓吹唯心主义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决定论”；在科学社会主义方面，歪曲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颠倒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阶级关系，妄图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他们用种种卑劣手法，为“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提供“理论”根据，妄图用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掩盖“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
梁效的反动思想体系具有两个突出的特征。
一、“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是它的核心。
江青曾经严令迟群，要梁效对炮制“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这个反革命政治纲领“多下功夫”，“一定要写好文章”。
一九七六年一月，迟群在原“两校大批判组”内部，猖狂攻击毛主席没有解决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分析的问题，他胡说：“对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关系如何分析？主席在毛选一卷第一篇文章对那时的阶级作了分析。”可是，“社会主义革命是干什么的？哪些人坚持革命，哪些人不干革命，甚至反对革命？”他按照“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恶狠狠地回答说：那些“大官儿们和他们的知识分子，还有他们的社会基础，是不要革命的，反对革命的”。梁效就是根据这种反革命基调，蓄意颠倒敌我，为“四人帮”篡党夺权鼓噪喧闹。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写道：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迟群篡改为：“现在是决裂的时代，要和过去的一切决裂。”他们把马克思和恩格斯讲的要和剥削制度和观念决裂，篡改为要和我国革命的传统决裂，要和十七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的辉煌成就决裂。经过这样一番偷梁换柱的伪造，张春桥的“改朝换代”，江青的“彻底砸烂”，姚文元的建立“新天朝”等等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阴谋口号，都被涂上了一层理论的油采，冒充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他们妄图以此搅乱人心，特别是教唆“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去同毛主席为我们党培育和建立的一切革命传统决裂。
为了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梁效肆意篡改革命的辩证法，为其主子制造篡党夺权的“捣乱哲学”。迟群叫嚷对立统一是“折中主义”。他别有用心地把矛盾两方面的对立统一关系割裂开来，只讲对立，不讲统一；只讲矛盾的斗争性，不讲矛盾的同一性。梁效把这种谬论炮制成文，加以论述，公然宣称：“从根本上说，一切矛盾的对立面都是在‘对着干’”。这样，“对着干”就被装扮成辩证法的根本“规律”。他们用这种假马克思主义煽动学生和教师“对着干”，群众和干部“对着干”，被领导和领导“对着干”，唆使他们的帮派体系同党中央“对着干”，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着干”，同十七年“对着干”，并且丧心病狂地说：“这种‘对着干’旗帜鲜明，方向正确，好得很！”革命的辩证法，经过梁效这么一番篡改，“四人帮”鼓吹的“捣乱有理”、“篡权有功”，统统披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外衣。
二、梁效鼓吹的腐朽反动的思想体系是托洛茨基主义、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混合体。
“四人帮”、梁效冒充左派，招摇撞骗，其实，他们那些极“左”的高谈阔论，全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地地道道的托洛茨基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篡改马克思的原理，炮制出极“左”的“不断革命论”；“四人帮”拾起托派的破烂武器，反对“不断革命论与革命阶段论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用虚伪地赞扬共产主义的办法来贬低社会主义。早在二十年代，托洛茨基诬蔑以列宁为代表的老布尔什维克“蜕化变质”，妄图把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打倒，由他们取而代之；“四人帮”袭用托派的老谱，炮制出他们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托洛茨基反对党的领导，鼓吹无政府主义；“四人帮”叫嚷用“群众组织代替党”，煽动无政府主义比托派有过之而无不及。托洛茨基大搞派别分裂活动，“四人帮”更是苦心拼凑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无论在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组织上，梁效鼓吹的“四人帮”的那一套极“左”的玩艺儿，完全是托洛茨基主义的翻版和变种。
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是“四人帮”反动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础。他们根本否认真理的客观性，对“四人帮”是否有利，是他们判断是非的标准和决定行动的准则。老牌实用主义者胡适曾经宣扬，历史就象一个驯服的女孩子，可以随你打扮。梁效在搞影射史学时，运用得可谓“纯熟”。孔丘在他们手里就象一团泥巴，根据“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需要，一会儿捏成这个形象影射周总理，一会儿捏成那个形象攻击华主席，一会儿又捏成另一个形象诬陷打击邓副主席。恩格斯在《关于英国和爱尔兰历史的笔记》中曾经说过：资产阶级把一切变成商品，因此历史也变成了商品。……得钱最多的文章，就是历史捏造得最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文章。象恩格斯所指出的那些捏造历史的文人得到资产阶级的奖赏一样，梁效由于搞实用主义的影射史学颇为有功而倍受“四人帮”的宠爱。梁效还用实用主义的手法，把理论上的江湖骗术同政治上的阴谋诡计结合起来，既能把捏造出来的东西说成是真的，又能把中央领导同志完全正确的讲话，加以篡改，说成是错的。
封建主义是梁效腐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四人帮”在他们喧嚣一时的所谓“儒法斗争”的鼓噪声中，“钦定”了一大批法家人物，编造了一条所谓“法家路线”，把自己封为古代法家的继承人，胡说什么由他们这个法家集团主持中央工作，当今之中国才有希望。梁效花了很大的气力论证“四人帮”的这个邪说。法家人物在历史上一定时期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法家学说只能是封建地主借以维持其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梁效把它奉若神明，胡说：“对法家的态度，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大问题。”“四人帮”妄图把无产阶级先锋队分成“儒家”党和“法家”党。他们颂封建主义之古，非社会主义之今，叫嚷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要推行“法家路线”，续法家的家谱。他们为帝王将相大唱赞歌，否定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制造“法家创世论”；大肆宣扬法家的经济措施，妄图以此来“修正”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他们鼓吹“闭关自守”，要把伟大的中国搞成一个“锁国”。他们特别推崇法家的严刑峻法，为“四人帮”的法西斯暴政提供论据。他们鼓吹的这条“路线”，实际上是一种封建的社会主义。它同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欧洲的封建社会主义一样，其中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见《共产党宣言》）。
可是，时代不同了，如果说，一百多年前的欧洲，象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当人民发现那些封建社会主义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那么，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人民，对梁效鼓吹的“四人帮”发明的封建社会主义，则是义愤填膺，群起而攻之。
要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思想体系，必须彻底揭露批判梁效。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梁效也是一个难得的反面教员，它留下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罪行的铁证，记录了“四人帮”那一套思想、理论的“自白”，给人们提供了识破阴谋家和总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经验的颇为有用的资料。
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本质
江青把原“两校大批判组”叫做她的“班子”。梁效也胡吹自己是什么“中央的理论班子”。它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以篡改、歪曲毛主席的指示为惯伎，招摇撞骗，俨然成了一个“绝对权威”的“发言人”。在“四人帮”猖獗的时候，梁效凭借主子的淫威，神气得很。那个被毛主席斥之为“北京一霸”的梁效总管，横行霸道，不可一世。梁效的黑文连篇累牍，“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四人帮”亲信中的头面人物登门“拜访”，帮派体系中的小兄弟也写信投靠。梁效自认为建立“帮天下”的“大业”终将告成，令人可笑地把自己未来的“女皇”给他们的授意、“批件”，叫做“党的核心机密，重要的历史文献”，采取防潮措施，精心加以保管，一心准备迎接“四人帮”的“新天朝”。
但是，正如毛主席在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时所深刻指出的：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象荫蔽着。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象荫蔽得十分彻底。对于梁效的倒行逆施，我国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工农兵，早已有所察觉，并且采取各种方式进行斗争和抵制。有的干部愤怒地说：“我们听‘件’（指党中央的文件），不听‘章’（指梁效的反党文章）”；不少的人寄信给梁效，或同其辩论，或给予痛斥；广大群众则用实际行动抵制和批判梁效祸国殃民的谬论。在北京大学的校园里，他们也是人心丧尽，极为孤立。
表面上神气活现的梁效，实质上却是外强中干，色厉而内荏，虚弱得很。梁效住地严加防范，它的内部，纪律森严，组与组之间的“重大任务”，不得相互询问；跟随自己“女皇”出巡的行踪，不得对他人言知。甚至住地附近，死一条狗，也要立下专案，验尸分析一番，判断是不是反对他们的“政治案件”。梁效神经脆弱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一九七五年，“四人帮”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之后，江青一度潜居，窥测方向，伺机反扑；迟群也缩在清华园里。这时，梁效好象断了线的风筝，不知去向。江青复苏过来，手点梁效总管的脑门儿说：“刚刮个六级台风就顶不住啦？！”并且采用她特有的手法，给梁效送去小米，还写书信叮嘱：“把小米煮成粥给班子的同志们喝”，为梁效“灌迷汤”，打强心针。
一九七五年秋，当“四人帮”策划新的阴谋时，迟群拍案狂叫：“他妈的，这下好办了”，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仇恨带领梁效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可是他又歇斯底里地叫嚣：“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如同有人夜间行路，口喊“我什么都不怕”的高调，借以驱散自己内心的恐惧。
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以后，梁效在阴暗的角落里，一面炮制“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动员令；另一方面，又唯恐“四人帮”的阴谋败露破产，鬼鬼祟祟地编造什么“处于困难时期如何坚持斗争”的资料，为自己壮胆。梁效就是怀着这种政治赌徒的心理，同它的主子一起走上了历史的审判台。“与人民为敌的，必定被人民打倒”，这是一条历史的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