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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深切怀念敬爱的周总理
彭绍辉
今年的三月五日，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八十岁诞辰。回想周总理光辉的一生，对我的谆谆教诲，更加激起我对他的深切怀念。
一九三三年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由于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和人民战争思想在红军中的深刻影响，由于我们当时仍然运用了毛主席的诱敌深入，分割包围，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战术，因而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很大的胜利。在我军歼灭敌五十二师、五十九师之后，敌陈诚、罗卓英纵队继续向宜黄、河口、黄陂进犯我师（三军团一师）。在草台岗辟历山我师与敌遭遇。在这次战斗中，我的左臂连中两弹，负了重伤。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所限，我的左臂被锯掉了。朱总司令为了照顾我，准备安排我到地方工作。我当时表示：“我虽然没有了左臂，还有右臂，还很年轻，还能同敌人进行战斗，只要国民党反动派不消灭，我就不离开部队，不离开战场。”我的恳切要求遭到了第三国际派来的顾问李德阻拦。我又向周恩来副主席作了汇报，周副主席支持我，同意了我的要求，并调我到三十四师去工作。临出发之前，周副主席在紧张的战斗环境中接见我，询问我的伤口和身体情况，勉励我说：“绍辉同志，你虽身体残废，却要求再上战场，这种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是可嘉的。好吧，你去继续勇敢地战斗，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当时，周副主席刚由白区回来不久，还蓄着很长的胡须，但两眼炯炯有神，说起话来爽朗亲切。周副主席的亲切教导和那种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深受鼓舞。
周副主席非常热爱毛主席、尊敬毛主席。在瑞金时期，他和朱总司令协助毛主席领导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党的建设，人民军队的建设，成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周副主席对部队非常关心。记得在“福建事变”前后，我在抗击国民党八十八师的一次战斗中，又负了伤，组织上安排我在建宁养伤。正当我们非常想念毛主席、想念部队的时候，周副主席给我们伤病员发来了慰问电。我看到慰问电中说，“三十四师和你在机动抗敌，为保住建宁、太宁在我手的战斗中英勇负伤，特致慰问”，顿时一股暖流涌向心间，忘记了伤口的疼痛，增添了无穷的力量。我们伤病员一致表示，决不辜负毛主席、周副主席无微不至的关怀，一定把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三四年，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遭到了失败。红军被迫离开中央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当时，我和肖华同志带领少共国际师（后改为一军团第三师），担任掩护军委纵队的任务。沿粤、桂、湘边境向西挺进。在紧张、艰苦的战斗历程中，周副主席一直关心我们部队。在行军中，周副主席随军委纵队到达宿营地以后，常常要等待着我们部队的到达，亲自交代宿营部署和警卫任务，了解部队的行军、给养情况，布置第二天的行军作战任务，还再三嘱咐我们注意关心部队的生活、休息和巩固部队。遵义会议期间，我部进驻湄潭以西，周副主席亲自交代我们一面搞好外围的警戒任务，一面注意部队的休整，准备继续战斗，保障遵义会议的顺利进行。周副主席这种对革命极端负责的工作作风，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遵义会议清算了王明的错误路线，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毛主席、中央军委为了充实加强主力，决定我们师分别编到一师、二师。我在一军团司令部工作一段时期，后被调到三军团教导营工作。当部队行进到四川松潘、黑水芦花时，我营接到周副主席的电报：“绍辉、志民同志，军委明天通过黑水芦花，请准备些粮食或其它吃的东西。”我立即带了一个连上山找粮。我们找到了两羊皮口袋青稞和一只羊，刚刚下山，军委首长就到了。我有些着急，青稞还没磨成面，怎么给首长吃。周副主席说：“告诉炊事员，把青稞煮成稀饭，羊肉切成块，放些辣子盐巴煮烂就可以吃嘛。”接着周副主席问：“青稞和羊给了钱吗？”我说：“每一羊皮口袋青稞给了一块白洋，一只羊给了两块白洋。”周副主席又交代：“少数民族地区要注意民族政策。”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等军委首长同我们一起吃了青稞饭。毛主席说：今天是绍辉同志招待啊！我说：“很惭愧，青稞没有磨成面。”主席说：这不是很好吗！中央军委首长同我们一样艰苦，使部队全体指战员深受感动和鼓舞。饭后，周副主席热情地对我说：“毛主席、中央军委指示，为争取团结四方面军，加强四方面军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司令部工作，决定从一方面军调几个当过师长的同志去四方面军当军参谋长，现派你到三十军去工作。要谦虚谨慎，注意团结。任务很重，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把工作做好。要走很长一段路，恐怕警卫员也要准备一匹马。”党和毛主席的信任，周副主席的谈话，使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最使我难以忘怀的是最后一次见到总理的情景。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四日的傍晚，我在离机关不远的一个地方散步，突然周总理在医生和护士的陪同下迎面缓缓走来。我惊喜异常。自从周总理患病笑以后，有好长时间没有见过总理，没有亲聆过总理的教诲了。我们大家是多么想念他啊！于是我疾步走上前去，问候总理的健康情况。总理握了握我的手，然后毫不在意地说：“还好。”接着，总理却关切地问我：“你身体怎么样？”我凝视着他消瘦的面孔，想到他在医院里还处理国家大事，接见外宾，关心世界革命运动，我感到自己的病实在算不了什么，便说：“请总理放心，我还能坚持工作。”总理上下打量着我，微笑着说：“要注意休息！”
这天，总理虽然面色有些憔悴，但精神很好，眉宇开朗，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我们在一个长椅上坐下以后，总理详细地询问了总参工作的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以后，总理又问：“罗瑞卿同志怎么样？能走路了吗？”我听到这里，感到浑身一热，激动万分。为党、为人民操劳成疾的周总理，在重病缠身的情况下，还这样关心部队，关心干部，这是多么好的总理啊！我声音哽咽地说：“我们大家都盼望您早日恢复健康！”这时，总理站起来说：“问同志们好！”当我和总理告别时，总理再次叮嘱我：“回去后别忘了问罗瑞卿同志好！”
周总理对我的这些亲切教诲，永远铭记在我心中。我要以敬爱的周总理为光辉榜样，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紧密地团结在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原载《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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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巨星永放光芒
——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八十周年
夏衍
今年三月五日，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诞辰八十周年。在今天，正当华主席率领我们开始新的长征，正当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第五届全国政协胜利举行的时刻，要是他能和我们在一起，这将是多么高兴的事啊！他离开我们两年了，可是，当我们看到粉碎了“四人帮”之后一件件鼓舞人心的喜事的时候，我耳边仿佛听到我们总理爽朗的笑声。
凝视着周总理的遗像，心事如潮，想起了几十年的往事。
早在二十年代，我就熟悉和仰慕周恩来这个响亮而伟大的名字，可是得到机会能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则是在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那时，上海快沦陷了，我正打算留在那个当时被叫做孤岛的城市，可是总理给我的任务却是到广州去办报。他说：“你的工作是办报和做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工作。”我在上海十年，主要是搞文艺和电影，对这两项新的任务，不自禁地面有难色。总理笑了，“你开始搞电影的时候，不也是外行么？干着干着也就懂了，会了。”当时，我参加革命虽已有十多年的时间，但是对党的方针政策，竟是那样的幼稚无知，连统一战线工作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也不很了解。总理耐心地给我分析了当前的政治、军事形势，指示我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你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党要求你去做宣传和统战这两项重要的工作。困难不要怕，困难会使你得到锻炼。
一九三八年初，我到广州复刊了《救亡日报》，在当时的环境下，工作中经常会碰到许多难于掌握的问题。四月下旬，我带了许多自己认为很难处理的问题，到武汉去向周总理请示。在一个初夏的闷热的下午，总理和我谈了近四个小时。他详细地问了报社的情况，报纸的销数，以及读者、文化界和国民党方面对这张报纸的看法和态度之后，问我：“你们的报销八千份，占广州各报总销数的百分之几？”我一时答不上来。他说，当然，问题不单在销数，而在于读者敢不敢看你们的报和欢不欢喜看你们的报。你不是说和国民党有点关系的人不肯给你们写文章么？这就是一个问题。这张报纸是以郭沫若为社长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这一点就规定了你们的办报方针。办成象国民党的报纸一样当然不行。办得象《新华日报》一样也不合适。办成《中央日报》一样，人家不要看；办成象《新华日报》一样，有些人就不敢看了。总的方针是宣传抗日、团结、进步，但要办出独特的风格来，办出一份左、中、右三方面的人都要看，都欢喜看的报纸。你要好好学习邹韬奋办《生活》的作风，通俗易懂，精辟动人，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话，讲国民党不肯讲的，讲《新华日报》不便讲的，这就是方针。事隔四十年了，但这一段话对我是毕生难忘的教诲。
我在广州、桂林、香港工作了四年。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翌年四月我到了重庆。当我向总理汇报了香港沦陷时文化界人士分批安全撤离的情况后，他特别关心柳亚子、邹韬奋、茅盾的安全和健康。当他知道了邹韬奋已经决定要去华东解放区时，沉思了一下，然后说，当然我们不能勉强他，可是我还是希望他能留在国统区工作的。
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这一段时期内，我们党同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特别尖锐而复杂。身负南方局、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重责的周总理的辛劳，是不难想象的。他每天废寝忘食地工作。我不止一次看到他和民主党派人士或国际友人谈话到午夜甚至黎明，不会抽烟的他，有时也点上一支烟来振作精神。尽管这样，他还是挤出时间和文化、艺术、新闻、教育界的朋友保持经常的联系。当时，到曾家岩和红岩来和总理见面是有困难的，对有些人甚至是有危险的，为此，总理常常在天官府郭沫若同志的家里邀请一些党和非党的朋友举行茶会或便餐。参加这种集会的人，少则三五人，多则二十余人，名单都是总理亲自拟定的。有一次，总理到郭宅的时候，发现漏邀了一个人，便对我和另一个负责通知的人进行了批评：你们该知道中国的一句古话，“一人向隅，举座为之不欢”吧，在你们，可能认为这只是无意的疏忽，是件小事，可是在对方，也许会认为这是对他的有意的疏远，那就不是一件小事了，特别是在目前这种政治斗争微妙复杂的时候。说完，他就派车去把这位朋友接来，并亲自对他表示了歉意。总理待人接物的周到细致，事无大小，坚决而正确地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统一战线政策，这样的例子是多不胜举的。特别使我永志不忘的是，有一次重庆民主党派和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为了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疯狂反共，调动军队进攻边区，决定发表一个联合声明。这件事是民盟和无党派人士发起，总理同意了的。一天晚上，当负责协助这一签名运动的党内干部向总理汇报的时候，对一个平时和我们很接近的人表示不愿签名，讲了一些不满和带讥诮性的话。总理严肃地站起来说，这样讲不对，和非党人士交朋友，希望或要求他们做一件事，不能凭主观，首先要替对方想一想，你以为签一个名很简单，在对方看来可能是一件关系到他的职业、生活和安全的大事。要求别人表态，一定要替对方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强加于人不行，人家不愿而加以嘲讽，那就是思想、作风上的错误。接着，总理又耐心地对“设身处地”这四个字作了详尽的阐述。他说，任何一件事，都要先想一想对方的处境。你能做到的，他不一定能做到，你能勉强他吗？强加于人，就只会丢掉朋友，甚至把他推到反对我们的方面去。他着重指出：不能以党员的标准去要求非党人士。非党人士又有各种不同的处境。毛主席要求我们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这是党的基本政策。当然，在原则问题上，在关系到党和人民利益的问题上，我们是一丝一毫也不能迁就的。对中间势力的错误思想，我们也要对他们进行批评和斗争，但是这种斗争和批评也不同于党内的斗争和批评，要以诤友的身份耐心地帮助他们进步。这次汇报本来是预计一小时可以谈完的，但结果是继续了两个多小时。总理的态度很严肃，批评很尖锐，但在离开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受到启发，象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
总理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这是举党皆知、举世皆知的，可是，在路线问题上，原则问题上，他却是针锋相对、寸步不让的。有一个突出的例子：一九四六年在南京，当国共谈判濒于破裂，全面内战即将爆发的关键时刻，一个民主党派的负责人背着中共代表团、背着民主党派中的左派，向马歇尔提出了一个极端不利于我党我军的所谓“调处”方案。当周总理看了这个“民主人士”交来的文件之后，平时总是春风满面的总理，在他浓眉下的那双锐眼发出了愤怒的光芒，指着那个背信弃义的“朋友”大声地说：“过去人家说你是伪君子，今天我说你是真小人！”这时，总理不仅生气了，而且可以说是暴怒了。他说，你们爱怎么做，那是你们的自由，但是中国共产党是不会受骗的。可是，当这个人讷讷地承认了错误，和另一个年迈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匆忙地赶到马歇尔总部去撤回这个“方案”时，人们看到总理的眼眶里是带着激动的泪水的。这是他个人的一时的激怒吗？不，这是他坚决执行毛主席以斗争求团结这一伟大策略的具体表现。正因为这一怒而保持了我党和民主党派的团结，正因为这一怒而使民主党派内部的正气得到了伸张。
周总理经常教导我们，干革命总是人多一点好，力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来壮大自己，孤立敌人；而要团结，就必须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总理是最善于团结人的，他团结了干部，团结了民主党派，团结了知识分子，团结了港澳同胞、国外侨胞，团结了世界五大洲的许多朋友。任何和总理有过接触的人，都会感到总理对他们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但是他又很敏锐地察觉到对方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而及时地对他们进行善意的批评。这是一种真正的为了达到更好的团结而进行的批评。
万恶的“四人帮”，为了达到篡党夺权、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目的，对毛主席亲自制定而由周总理忠实执行的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千方百计地进行诬蔑、打击和破坏。他们残酷地迫害革命干部、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国外归侨……可是我们的党是强大的。在他们恶贯满盈、天怒人怨的时候，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把这批不齿于人类的叛徒、特务永远地、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三月五日这个为八亿人民衷心牢记的纪念日，正是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第五届全国政协胜利召开，全国各族人民喜气洋洋的日子，周总理为之尽瘁一生的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重新得到了贯彻执行。
两年前，在总理离开我们的时候，不少外国报刊都用了“巨星陨落”这一类标题。但是我认为这颗巨星是永远不会陨落的，如日月经天，他将继续发出光芒，指引和鼓舞八亿人民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万众一心，向着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一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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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读周总理青年时代的诗
赵朴初
周总理的遗诗不多，大部分都是青年时代（十六岁至二十二岁）写的。虽然只读到寥寥十几首，却为我们透露了周总理青年时期内心世界的一些片段，从而使我们在周总理的崇高形象上见到了过去不曾见到、或较少见到的另一个光辉方面。而这个方面，对于我们——尤其是对于我们下一代的青少年们——认识周总理、学习周总理的崇高品质和革命精神，有很深的启发意义和教育意义。
截至现在为止我们搜集到的周总理遗诗，主要是写于辛亥革命以后到五四运动后的十年间。那个时期正是近代中国革命史上一个关键性时刻，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的转折点。新时代的曙光正在地平线上出现，古老中国的漫漫长夜即将破晓。一股真正的革命力量正在广大人民中间，首先是在先进人物和觉醒着的青年中间，酝酿、成熟并到处迸发出来。求学时期的周总理正是这股新生力量中的一位杰出代表。中华民族那一代优秀的儿女们的思想活动——在“举国昏沉”的“烟霾”中感到肩上有应担的“道义”；从力图“破壁”（注）“济世”的宏愿中“见着了一点光明”；从劳动人民身上发现了社会苦难的症结，不能再容忍“活人劳动，死人享福”的不合理现象；最后，为“盼望共产花开”，决心走上“开辟那未耕耘的土地”的道路，使今后的人类能够“飞向光明”等等——这个主导着那一历史阶段的时代精神，都在周总理留下的这些吉光片羽中得到了清晰明确的反映。
周总理在“五四”前写的传统旧体诗，风骨开张，才气横溢；“五四”后转向新体诗，也是卓有成就，不同凡响。这都是有目共赏，无须费辞的。引起我的深思并使我惊叹不置的，是这么一个问题。从这些作品上看，周总理对于诗道不仅具备极高的天赋，并且还下过很大的苦工，再从周总理创办刊物并与师友频频酬唱情形来看，他对于以诗文言志抒情的活动也怀有很浓厚的兴趣（还必须注意，总理那时还只是一个刚成年的青年呢！）。可是，当他游学欧洲，投身无产阶级革命大业之后的四、五十年中，却从此不再写诗，不再谈诗，偶尔挥毫，也是为事而发，不得不作，事过即忘，不留寸纸。如果不是由于故友们数十年的珍藏和志士们的虔心搜求的话，很可能会没有人知道他曾经是一个有甚深造诣的诗人，写过了动人心弦的诗篇。这是什么原因？他在一九二二年为哀悼黄爱烈士而写的《生别死离》一诗给我们透露了此中的消息。在这篇极为重要的作品中，周总理写道：
坐着谈，
何如起来行！
并以这样的警句结尾：
生死参透了，
努力为生，
还要努力为死，
便永别了又算甚么？
彻底领悟了生与死的真实价值，认定了光明正在前边，毅然决然为国家、为民族、为全人类担负起飞向光明的大任——在这样一种精神状态的主导下，个人的小小爱好“又算甚么”？在周总理一生超过半个世纪的辉煌事业中，我们看见，这个精神愈经磨砺愈益发皇，愈历艰辛愈加深化，直到临终还要嘱咐把自己的骨灰洒向祖国江河大地，不留下一丝痕迹。在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意识里，一切个人的险夷、安危、得失乃至荣辱、毁誉等等——一句话，一切有关“自我”的念头，都是毫无存在之余地的。这么说，“自我”是否消失了呢？绝对不是。进入了这样境界，“自我”才算是真正成就了最高贵、最完美的人格，真正达到了最高意义上的不朽。
我怀着十分虔敬的心情，回环诵读了周总理青年时代的这些诗篇，内心激动不已，谨赋小词一章，以当瓣香之荐：
不负澄清天下志，
平生事迹般般，
真能参透死生关。
生为民尽瘁，
死有重于山。
持荐轩辕多少血！
词华和梦都捐。
岂期身后见遗篇？
吉光留片羽，
芳泽满人间。
（调寄临江仙）
〔注〕：“破壁”一词见《大江歌罢掉头东》诗。关于这首诗，有一些不同的解释。个人认为：“遽密”即“精深”之意；“群科”指“各种科学”；“破壁”指“打破现状”；“蹈海”，用的是鲁仲连义不帝秦，宁蹈东海而死的典故，表示意志坚决，宁死不退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