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3月19日人民日报 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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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教育部召开电话会议进行动员和部署
挖掘高等学校潜力 积极扩大招生人数
新华社北京三月十八日电 为了认真贯彻落实五届人大精神,教育部最近召开电话会议,就充分挖掘现有高等学校的潜力,积极扩大招生名额的问题,进行了动员和部署。
各省、市、自治区主管教育工作的负责人、文教办公室、教育局、招生办公室和一些高等学校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教育部长刘西尧在讲话中指出,英明领袖华主席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教育战线提出的各项任务,我们要一件件地认真落实,努力完成。这就要求我们彻底解放思想,努力向前看,研究制订出一系列的具体方针、政策和办法,采取一系列的强有力的措施,充分发挥现有高等学校的潜力,积极扩大招生人数,是加快高等教育事业的规模和速度,多快好省地培养又红又专的建设人才,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迫切要求。现在多招收一名新生入学,今后几年就多一个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人才。因此,各高等学校特别是各大城市的高等学校,都要努力挖掘潜力,多招收一些学生入学。
他要求各地打破常规,重视选拔人才。他说,教育制度一定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一定要重视吸收人才。对于高考成绩确实优秀的考生,不录取是太可惜了,应该择优录取,还要重视录取考试成绩优秀的六六、六七届高中毕业生。这些考生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又有较多的实践经验,经过大学培养深造,可以使他们发挥更大的作用。希望各地高等学校充分调动广大干部、教师的革命积极性,努力改进教学方法,大力抓好后勤工作,千方百计地为扩大招生名额作出贡献。
刘西尧部长说,高等学校试行招收走读生,是扩大招生人数的一个好办法。他要求各地为节省走读生上学往返时间,提供必要的交通条件。
他说,这次扩大招生,不再重新报名和考试,而是从一九七七年已经参加考试、初选合格的考生中择优选拔。扩大招生的录取工作,要求在三月底结束,新生于四月初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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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教育部负责人就扩大高校招生名额问题答记者问
本报讯 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广大青年踊跃应试,大批人才涌现出来,盛况喜人。根据五届人大会议精神,最近教育部、国家计委又决定扩大一九七七年的高等学校招生名额。消息传出,各行各业积极支持,广大青年热烈欢迎。记者就群众普遍关心的这一问题,日前访问了教育部负责人。
问:为什么要扩大招生名额?
答:打倒了“四人帮”,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个新时期的总任务,就是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深入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我国人民光荣而紧迫的政治任务。教育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贡献,就必须坚决地落实华主席在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教育战线提出的各项任务。华主席指出:“充分发挥现有高等学校的潜力,积极扩大招生人数”,“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培养和扶植各方面的优秀人才”。扩大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名额,就是我们落实五届人大提出的战斗任务的一项重要措施。
现在招收的新生,到一九八二年才能毕业。粉碎了“四人帮”,我国各项事业必将高速度地突飞猛进。到一九八五年,粮食产量将达到八千亿斤,钢产量将达到六千万吨,正是大量需要人才的时候。我们的教育事业一定要为高速度发展社会生产力服务,决不能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现在多招收一个学生,那个时候,就会多一个建设人才。因此,扩大招生名额,是社会生产力高速度发展的需要,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
去年参加高考已被初选的考生中,还有不少优秀青年由于招生名额限制未被录取。这些青年迫切希望有进入大学深造的机会,我们应当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认真把扩大招生的工作抓紧做好。
问:各高等学校应作哪些准备工作?
答:华主席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是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是一场极其深刻的革命。”“在这场伟大斗争中,必然会出现许多我们所不熟悉的新情况、新事物,需要我们去认识;必然会出现许多我们没有遇到过的新矛盾、新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都要有一个新的提高和改进。”各高等学校要认真学习五届人大的各项文件,提高对扩大招生名额重要性的认识,深入批判“四人帮”,彻底解放思想,打破常规办大学,不拘一格育人才,向前看,努力扩大招生名额。
打倒了“四人帮”,批判了他们炮制的“两个估计”的反动谬论,广大教职工的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只要我们加强领导,放手发动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扩大招生名额是完全有可能的。各高等学校都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千方百计,挖掘潜力,大力抓好后勤工作,充分发挥教师的革命积极性,努力改进教学方法,充分利用现有设备,尽可能让更多优秀青年入学深造。
当然,扩大招生名额,高等学校也是有许多困难的。但是,我们要以英雄的大庆、大寨人为榜样,克服困难,创造条件,去夺取新的胜利。
问:扩大招收对象的办法是什么?
答:扩大招收的名额,主要是通用专业和国家急需的专业。
这次扩大招生名额,不再重新报名、考试,只从一九七七年高考初选的考生中选拔。各地要严格按照国务院有关招生的规定和教育部关于录取新生的意见,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要确保录取新生的质量,不能降低标准。
各地招生部门,特别是高等学校的录取工作人员,要坚持原则,遵守党纪国法,坚决杜绝徇私舞弊和“走后门”等不正之风。凡是徇私舞弊和“走后门”的,都要按照党纪国法严肃处理。
应当看到,尽管努力挖掘潜力、扩大名额,也不可能把所有符合条件的考生都录取入学。因此,各地、各单位要认真做好考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教育他们“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特别是对未被录取的考生,更须做过细的思想工作,引导他们在工作岗位上进行业余学习。
问:怎样招收走读生?
答:大学试招走读生,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项重要改革,是多快好省培养人才的一条重要途径,也是扩大招生的一个好办法。
试招走读生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我们还缺乏经验,今年先试行。所以,这次原则上只在学校所在的省、市、自治区范围内招收走读生。
走读生必须确实具备走读条件。
已被录取的学生,具备走读条件的,在做好思想工作的基础上,也可以动员他们走读。对自愿改为走读的,应予鼓励和支持,以便多招收一些没有走读条件的学生;但已录取的学生,不能以改走读为名,转换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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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勤奋治学五十年
记全国科学大会代表孔宪武研究我国植物分类学的事迹
孔宪武是我国植物分类学草创时期的老前辈之一,现任甘肃师范大学植物分类研究室主任、《中国植物志》编委,今年八十一岁了。五十多年,他历尽千辛万苦,采集、鉴定了数万份植物标本,搜集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为创立和发展我国自己的植物分类学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早在二十年代初,孔宪武在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毕业后,就怀着强烈的求知欲望,考上了母校的研究班。他刻苦钻研,勤谨不怠,接连发表了《植物之群落与其适应》、《我国北方之五大杂草》等论文,在学术上初获成就。不久,他到了河北大学,担任植物学教授。可是,在那腐朽的旧社会,教材、标本,全是外国的。他责问自己,作为一个教植物学的中国人,对自己民族极其丰富的植物资源毫无所知,还有什么资格教学呢?于是,他毅然辞去教授职务,来到一个新成立的植物研究所,当了一名普通的助理研究员,研究中国自己的植物分类学。
那时,每到夏秋、植物开花结果的季节,孔宪武就雇几个挑夫,带着斧、锯、猎枪,背上干粮和灶具,离开京城,徒步千里,深入崇山峻岭,进行艰苦的植物考察工作。经过二十个夏天和秋天,孔宪武走遍了祖国北方的高山大川,初步摸清了北方的数万种高等植物,写出了我国早期的一批植物分类学著作。
新中国诞生后,孔宪武来到了甘肃师范大学,担任生物系主任和教授。党和毛主席对科学文化事业的亲切关怀,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给这位在旧社会曾单枪匹马致力于科学研究的老教授,带来了青春的活力。他结合教学,更加刻苦地钻研植物分类学。每当盛夏和深秋,他顶烈日,冒风雨,把学生带进深山老林,进行现场教学。讲到什么植物,他就和同学们一起,去观察、采集标本。下课后,同学们都休息了,他还拄着棍,这里瞧瞧,那里看看,一个劲地琢磨着周围的一草一木。平时在学校里,每逢星期天和节、假日,他就背上木夹,拿上工具,到附近的山上观察植物,采集标本。成百万字的《兰州植物通志》的全部资料,就是他在教学和课余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他的一根野外采集杖,多少年来一直伴随着他,二寸多长的铁杵头换了三次。人们说他“踏遍青山人未老,磨平铁杵志更坚。”
一九五八年,孔宪武教授担任植物分类研究室主任。六十多岁的孔宪武和他的助手们一道,在大量野外调查的基础上,开始给数万种高等植物定名称、造“户口”。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为了确定一种植物的名称,孔宪武往往要翻阅很多书籍和资料。有的植物名称在所有的资料中都找不到记载时,他就写信或利用外出开会的机会,向同行们请教,直到弄清楚为止。遇到难点和疑点,他就在标本旁加上批注,写上自己的见解,供他人参考。在工作中,他总是见缝插针,寸阴必争,每天工作十来个小时,有时甚至杜门谢客,埋头著述。他说:“搞科研要有献身精神,要付出毕生的精力,丝毫不可分心。”他自己就是以这种精神,和助手们一道,在短短的十多年中,采集、鉴定了六万多份植物标本,大体上摸清了西北的植物区系。同时,还挤出时间,为生产和科研单位鉴定植物数千种,帮助他们解决了许多难题。
孔宪武教授热爱自己的科研事业,更热爱从事这一事业的青年一代。几十年来,他象辛勤的园丁一样,用心血和汗水培育着他的助手们。解放初期,师资缺乏,他每周代二十六节课,让青年教师腾出手来到外地进修。在学术上,他对青年们总是有求必应,有问必答。甘肃师大和兰州大学生物系的一些教学骨干都是他多年来一手培养起来的,他在植物分类研究室带的三名助手,现在都已能独当一面。他的助教刚走上讲台时,他总是亲手给他们修改讲稿。上实验课时,他要求他们亲自采标本,亲手做切片,尽量采用新鲜材料,让学生看得清清楚楚。一位青年助教开始讲课时,孔宪武为了增加他的感性认识,多次带他到麦积山、兴隆山、莲花山采集标本,辨别实物;为了帮助他丰富乡土教材,孔宪武同他和别的青年教师一起,到黄河沿岸寻无节藻,去白菜地里找气球藻,从田间水沟里采集葫芦藓。在孔宪武的培养下,现在这位教师已经是甘肃师大生物系的副主任了。孔宪武要求助手们珍惜图书资料。他自己总是身体力行,看到标本上掉了一叶一果,都要细心地贴上去。他要求青年在学术上不要粗制滥造,不要追名逐利。他对青年们写的论文,总是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甚至大段大段地重写。但当青年们要求署上他的名字时,他却婉言谢绝。难怪他的助手们异口同声地说:“孔老是一个良师益友,他的治学精神和高尚品质,是我们永远也学不完的。”
孔宪武五次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切接见。在“四人帮”横行时,他经常用“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两句名言鞭策自己,勉励大家。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孔宪武无比激动,更加精神抖擞。他说:“人到暮年,愈想工作。倘若我的健康允许,我将在完成《中国植物志》部分编写任务的同时,动手编写《甘肃植物志》,力争五年后和读者见面。”
本报记者 屈维英(附图片)
老植物学家孔宪武教授。
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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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伟大的新起点
北京又沉浸在盛大的节日中。这是一个科学节——三月十八日,全国人民盼望已久的全国科学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幕了。
不久前,就是在这庄严的大会堂里,召开了五届人大,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作了重要的部署;八亿人民组成的雄伟壮观的兵团,开始了新的伟大长征。今天,这个长征的先头部队——科学技术大军,誓师出征了!
这是一个伟大的新起点。我国的社会主义科学技术事业从此进入了兴旺发达的新阶段。
下午三时,当英明领袖华主席宣布大会开幕时,暴风雨般的掌声席卷了整个大厅。此时此刻,出席这次盛会的代表们真是百感交集、思绪万千。
人们记得,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化,对人类作出过伟大的贡献;人们也记得,在近代,旧中国腐败反动的统治阶级,阻滞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反革命的蒋家王朝统治下,五四运动提倡的一度声高入云的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受到了极度的窒息,而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和昏庸愚昧的渣滓,却极度地泛滥起来。那些达官贵人们独裁、卖国、内战、抽鸦片、打麻将、玩女人,过着纸醉金迷、腐败透顶的生活,有谁来过问什么发展科学呢?多少年来,我国人民和科学家为着振兴祖国的科学,曾经寄予多少希望,付出了多少心血!但是在旧中国,那些希望一个又一个地破灭了。
参加这次大会的许多老科学家就是历史的见证人。七十八岁的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从年青时就刻苦治学。但是在解放前那黑暗的年月,他努力了又努力,失望了又失望。这次大会前夕,严济慈不胜感慨地对记者谈起旧中国科学衰微的境况和科技人员辛酸的遭遇。那时,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装点门面,搞了个“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人员拼拼凑凑,经费微乎其微。他翻出他在一九四八年写的一篇文章给记者看,其中写道:“研究员每月研究费只有二百万法币,即金元券六角多,要若干学者凭此来作某一学科的研究工作,此乃是对学术工作的一大讽刺。”在旧中国,这样的讽刺真是千千万万!
著名的桥梁专家茅以升研究了五十多年桥梁学,但是,解放前他遇到的是洋人的白眼和刁难,国民党的冷遇和折磨。他和同行们历尽了千辛万苦,曾在三十年代建起了中国人民自己建造的第一座铁路公路桥——钱塘江铁桥。但是,就在这座新桥刚刚建成后的三个月,他们又不得不亲手炸掉它,因为国民党反动派实行“不抵抗政策”,杭州眼看就要沦入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了。只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茅以升才感到自己热爱的科学事业真正开始了。
事实确实是这样,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关怀下,一九五六年制订的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原定十二年完成,只用了七年时间就提前完成了。新中国成立二十八年来,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系列科研机构,发展起了一支可观的专业科技队伍。科技工作者和广大工农兵群众共同努力,取得了许多重要科研成果:青年数学家陈景润和杨乐、张广厚的研究成果,在世界上是第一流的;我国物理学工作者提出了独创的基本粒子“层子模型”理论;我国生物学工作者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胰岛素;我国齿轮测量工作者黄潼年等,研究成功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齿轮测量新技术;我国专业农业科学工作者和群众相结合,在花粉单倍体育种研究方面,跨进了世界先进行列;我国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氢弹,发射和回收了人造卫星……。
这一个个灿烂的成就,使得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为之欢欣鼓舞。西方记者们纷纷评论说,中国的科学家们在若干科学领域中,“将与西方并驾齐驱”。就连那些曾经轻视、蔑视以至敌视新中国的人,也不得不说要认真对待这个“不再是沉睡的巨人了”。
但是,在“四害”横行、乌云滚滚的那些日子里,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又遇到了一场灾难。“四人帮”这伙穷凶极恶的反革命,同历史上一切反动派一样,是科学的死敌。他们大搞愚民政策,妄图一手把中国人民推进愚昧的黑暗之中。
出席这次大会的沈阳农学院教授、全国知名的小麦抗锈育种专家吴友三含着眼泪,悲愤地告诉记者,就在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在辽宁的余党对沈阳农学院植物免疫研究室进行了一场洗劫。他们动用两辆带有拖斗的拖拉机,载运了一些人,冲向实验室,把多年来保存的优良小麦原始材料、科研档案卡片和锈病菌种,在大雨滂沱中扬得满地皆是,脚踩车轧,尽陷于泥水之中……
“四人帮”摧残科学事业,何止这一例呢?他们在上海曾经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冤案,把数百名科技工作者诬陷成“特务”,株连十四个研究单位。就连
已经死去的生物学家朱洗也不能幸免,躺在坟墓里还要遭受所谓的“坟头批判”。今年一月初,上海市委给这一冤案全部平反。今天,这些科学家当中,有十三
人被选为全国科学大会的代表。上海生理研究所所长、著名生理学家冯德培和他的学生吴旭初,都曾被“四人帮”打成“特务”,这次他们师生俩一起来参加大会。冯德培愤怒地说,“四人帮”刮起的摧毁生物学的“风暴”,使他的生理学研究停止了十年。
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有多少人象吴友三、冯德培这样,实验室被拆掉,研究工作被中断!又有多少人不准讲学,不准带研究生,甚至被摧残成疾,迫害致死!正如有的代表所说:“四人帮”是要使科学“灭种”啊!但是,在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的“种子”,是永远灭不了的!
“四人帮”的迫害,动摇不了我国科技工作者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四人帮”的摧残,扼杀不了我国科技工作者发展社会主义科技事业的积极性。他们同“四人帮”展开了英勇的斗争,表现出很高的觉悟。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工作,作出了许多新的创造、新的成果。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英明领袖华主席曾经以极其喜悦的心情强调指出,我们有这样的科学技术队伍,这是我们有信心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一个重要条件。今天,这支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科技队伍的优秀代表——那些为祖国科学事业作出了一个个卓越贡献的科学家们,那些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过程中攻克了一个个难关的工程技术人员们,那些为了发现和培养新的人才送走了一个个日日夜夜的教授们,那些从群众科研队伍中涌现出来的技术革新能手们,科学种田的模范们,忠诚于党的科学事业的干部们,欢聚一堂,举行我国科学史上的空前盛会,这个历史性的事实宣告:“四人帮”肆意摧残科学事业、迫害知识分子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人民大会堂里,那一阵阵春雷般的掌声,向人们报道了科学的春天已经来临的讯息;休息大厅里,那近六千名代表们欢言笑语声,汇成了澎湃的春潮。“树雄心,立壮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华主席为全国科学大会的题词,激励着全体代表和全国人民,去为提高我们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而斗争。完全可以预期:中国的大地上,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科学技术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光明的中国必将在全世界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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