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问题
吕叔湘
“四人帮”炮制的反动的“两个估计”的实质是反对文化，反对知识，提倡愚昧无知，利于他们篡党夺权。影响遍及文化、教育、科学各个方面，语文工作当然也不能幸免。
最近《中国语文》编辑部的同志分几路到全国各地去联系工作，了解到一些情况。总的说来，高等院校遭受“四人帮”的摧残是严重的。以中文系而论，“古代汉语”课被取消了，“现代汉语”课也被取消了。这样闹腾的结果，毕业的学生多数知识缺乏，文理欠通，不能工作，只有少数还行。语言课被取消了，教语言课的教师被迫改行，有的去跑龙套打杂，有的下放，有的勒令退休。重建队伍，困难不小，青年干部的来源问题严重。
此外，“四人帮”破坏中小学语文教学，影响也很严重。中小学语文教学问题是个老问题，也是当前不容忽视的一个严重问题。中小学语文教学效果很差，中学毕业生语文水平低，大家都知道，但是对于少、慢、差、费的严重程度，恐怕还认识不足。中小学语文课所用教学时间在各门课程中历来居首位。新近公布的《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规定，十年上课总时数是九千一百六十课时，语文是二千七百四十九课时，恰好是百分之三十。十年的时间，二千七百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语文是工具，语文水平低，影响别的学科的学习，有的数学老师、物理老师诉苦，说是得兼做语文老师。少数语文水平较好的学生，你要问他的经验，异口同声说是得益于课外看书。语文课占用这么多时间，必然要挤别门功课的时间。按《试行草案》规定，小学的自然常识，中学的物理、化学、生物、生理卫生，五门合计是一千零七十六课时。我们要搞四个现代化，可是让孩子们只用稍多于十分之一的时间学科学，而有几乎三分之一的时间用在收效不大的语文课上。这个问题是不是应该引起大家的重视？是不是应该研究研究如何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用较少的时间取得较好的成绩？
我还想谈谈高等院校里的公共外语的问题。我们要搞四个现代化，首先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科技工作者的外语是个举足轻重的因素。以我国的情况而论，中文的科技资料很不够，一个科技工作者如果不能利用外文的资料，他就只能做第三流的工作。依靠翻译吗？现在的科学文献一天就是一大堆，胜任翻译的人有限，只能翻译其中很小很小一部分。我们科学落后的原因很多，大多数科技工作者外语不过关是原因之一。外语不过关是因为大学里没有把公共外语搞好，大学公共外语没搞好，跟中学外语课有关系。由于师资的限制，我们一直没能在中学里普及外语，于是大学入学不考外语，于是大学公共外语从a、b、c、d教起。每周四节课，二年时间（理工科），即使认真教认真学，也难达到自由阅读外语资料的程度，何况多数公共外语课又都是虚应故事。我以为今后必须狠抓高等院校里的公共外语的教学，达到大学三、四年级学生能阅读本学科的一般文献，研究生都学好第二外国语。同时，高等院校招生一定要考外语，否则中学生不肯认真学习。
这两个问题，虽然都是由来已久，但是由于“四人帮”捣乱，变得加倍严重。“四人帮”不要青少年学好语文，提倡抄书抄报，说空话，说假话，便于他们利用。有不少地方的学校干脆取消语文课，并入政治课，这政治当然是他们的帮政治。外国语的学习也受到迫害。钻研业务是走“白专”道路，钻研外国科技文献，“白专”之外又加上“洋奴哲学”，两顶帽子压得你抬不起头。现在“四人帮”已经打倒，但是，他们的恶劣影响还没有彻底肃清，原来存在的问题更没有解决。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以为要成立一个研究机构进行研究，最好建立一个教育科学院，至少建立一个教育研究所。不光是语文教学问题需要研究，教育方面需要研究的问题也很多很多。现在各个产业部门，生产物资的单位，都有研究机构，研究如何生产更多更好的物资。教育部门，培养人材的单位，更应该有研究机构，研究如何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材。我们有一亿几千万学生上学，从小学到大学学习十四年，研究生再加三年，说这里边没有需要研究的问题，谁能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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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破除迷信 解放思想
丁伟志
林彪、“四人帮”横行时，在各条战线上都设置过一些“不得入内”的禁区，直到“四人帮”垮台，人们一提及这些禁区，还难免谈虎色变。一年多来，经过激烈的战斗，有些战线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教育战线和文艺战线便是这样。我们社会科学战线怎么样呢？似乎还有不少禁区没有攻破，甚至没有攻过。它们正横亘在我们面前。而这些禁区，恰恰就成了深入揭批“四人帮”的障碍物，成了发展社会科学的拦路虎。
解放思想，突破禁区，是当务之急。
比如历史学，就存在许多应当突破而没有真正突破的禁区。
历史人物评价，一度成为使人望之却步的危险地带。历史人物的褒贬扬抑，统由“四人帮”帮派包办定案。于是，一部分历史人物被“神化”，又有一部分历史人物被“鬼化”。神化的人物，例如秦始皇，成了谁也不敢碰的人物。明明毛主席对秦始皇是有分析的，可是“四人帮”居心险恶地不准人们分析秦始皇、解剖秦始皇；谁要对秦始皇作点批判，就会给定个现行反革命。洪秀全能不能研究呢？也不行。指出他有什么缺点错误，就成了诬蔑农民革命领袖。鲁迅能不能分析？我们是衷心爱戴鲁迅的，然而有必要把鲁迅的每个观点、每句话都说成是十全十美吗？不苛求于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当然是对的，但是实事求是地指出某个问题上鲁迅的看法不对，错在哪里，为什么错，恐怕也是可以的吧。
“四人帮”也鬼化了一些历史人物，这里指的是比较复杂、应当具体分析其复杂情况的历史人物。例如孔子，当然应该批，但批判就只是简单地骂倒吗？毛主席指示过孔夫子要总结，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对孔夫子的思想一分为二呢？毛主席引用过孔子那么多话，提倡“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又提倡学习孔夫子的“每事问”，这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我们在批判孔子思想时，是不应当绕开这些问题走的。再如李秀成，有证据证明他最后想投降，当然就应该批判。即使如此，他前期的功过是否还可以另行评说？不是说李秀成“晚节不终”吗？可见早节、中节起码没出大问题。毛主席对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作用，多次作过科学的评价，一分为二。这样的评论，丝毫无碍于对陈独秀后来推行右倾投降路线的批判，更绝不会因而减轻托陈取消派叛党投敌的罪过。
消除弄虚作假的习气，打掉形而上学的框框，老老实实地还历史人物以本来面目，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否则历史是没法写好的。
农民战争问题，是又一个很突出的例子。关锋、戚本禹一伙，在陈伯达、“四人帮”的指使和支持下，给翦伯赞同志扣的帽子，实在大得怕人。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讲过农民的皇权主义之类的意思，毛主席也多次指出过农民战争的弱点和错误。而“四人帮”却硬给翦伯赞扣上“诬蔑农民起义”、“诬蔑贫下中农”的帽子。我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研究旧式的农民战争的错误，分析其必然失败的原因，总结其失败的教训，以至提出“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的错误”、“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教训”这类专题进行研究，怎么就会和歌颂农民战争的伟大的反封建的历史作用相冲突了呢？
关于儒法斗争问题，应当说经过一年多的批判，已经打破了“四人帮”的不少戒律，澄清了一些是非。但是对这个问题作出科学答案，还有待于我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历史分期问题的解决。关于这个问题，我国历史学界目前分歧还很大，各派意见按大类分，也不下六、七种之多。怎么办呢？只有允许——不，只有提倡百家争鸣，才能逐步解决。
历史学方面需要突破的禁区，远不止这些。整个社会科学战线上应当突破的禁区，当然就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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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砸碎精神枷锁 搞好法学研究
韩幽桐
建国以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法学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广大法学工作者在贯彻婚姻法运动中开展了法制宣传，在司法改革运动中批判了旧法观点，在反右斗争中批判了资产阶级右派的谬论，在反修斗争中批判了赫鲁晓夫叛徒集团的“全民国家”、“全民法”的谬论。同时还出版了一些法学著作，讨论了一系列法学领域中的理论问题。许多法学工作者参加了我国宪法和其他重要法律的起草和讨论，参加了政法机关的实际工作，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虽然，这些工作远远不能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还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但在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取得的成果是事实俱在，不可否定的。“四人帮”把十七年的成果一笔抹杀，污蔑为执行了修正主义黑线，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四人帮”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社会法西斯主义者，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他们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实行法西斯专政，对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实行骇人听闻的残酷迫害，家庭子女也受到株连。他们在这方面所造成的损失之大，是不可估计的；他们的严重罪行是不可饶恕的。我们要怀着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爱护的心情，对罪大恶极的“四人帮”无比仇恨的心情，对他们的罪行深揭狠批，彻底清算。
粉碎了“四人帮”以后，英明领袖华主席作出了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并且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指示。董必武同志生前曾经说过，加强法制的中心环节是依法办事。而要做到依法办事，第一是必须有法可依，第二是有法必依。多年来，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我国的立法活动长期未能开展，一些必要的法律未能及时制定，还有一些法律未能及时修改，不能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一九六二年，毛主席曾经指出：不仅刑法要，民法也需要。没有法律不行。刑法、民法一定要搞。不仅要制订法律，还要编案例。一九六三年，毛主席又指出：我们还没有制定刑法典和民法典，经验还不够，我们也要搞。还说，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还是一项新的工作，我们还需要积累经验，进行研究。现在，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发展时期，当前的迫切任务是肃清“四人帮”的影响和流毒，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但是，有的人还心有余悸，不敢触及法律的制定、执行和遵守中存在的问题，不敢联系当前的实际大胆地积极地研究和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必须以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为重，打破顾虑，解放思想，积极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作出贡献。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首先需要进行大量的立法工作。为此，应该恢复和设立必要的法律机构；应该总结经验，制定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以及关于经济建设等重要法律；对原有的法律，应进行研究，根据具体情况，分别予以修改或废除。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必须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加强公安、检察和司法机关，认真执行国家的法律，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同一切犯罪、违法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加强社会主义法制，需要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成为执行宪法、遵守法律的模范。同时，还需要深入地开展法制教育，广泛地运用电影、电视、广播、报刊等宣传工具，进行法制宣传，并编入教科书，使广大群众树立法制观念，自觉地遵守法律。
法学研究工作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息息相关，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息息相关。把法学研究搞上去，是国家的迫切需要，是人民群众的迫切需要。我们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为政法实践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促进法学研究的发展，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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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捍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战斗
孙冶方
“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不仅在教育战线、文艺战线，而且在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战线，都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对于经济学界，他们下手最早，摧残最狠。早在一九六四年，陈伯达就全面否定经济研究所的工作，说我们搞的是修正主义，说我个人是“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伯达和“四人帮”一伙在经济所推行一条“斗、批、散”的方针，要全体工作人员待命分配，准备解散。有一段时间，他们在我们所掀起了烧书、卖书的高潮，搞得人心惶惶，全所人员一时都成了等待处理的“废品”；全所几十万册藏书，也准备全部送人。迟群插手哲学社会科学部期间，借口“批判十七年的修正主义科研路线”，大讲“同十七年对着干”的反革命滥调。他们使经济所混乱、瘫痪，前后达十二年之久。
究竟经济所在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中执行的是修正主义路线，还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经济所的研究工作是搞的修正主义，还是搞的马列主义？这个问题非要辩论清楚不可。
从经济研究所办所的方针、道路来看，我们执行的是毛主席规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走的是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而绝不是陈伯达和“四人帮”一伙所污蔑的是什么“理论脱离实际”、“培养精神贵族”的修正主义道路。从一九五八年起，我们响应毛主席关于“种试验田”的号召，先后在河北省的丰润县和昌黎县建立了学农基地，在石景山钢铁厂和大庆油田建立了学工基地。一九五九年，我们的学农小组，曾就当时农村的公共食堂问题，提出了一个调查报告。这个报告，以大量的事实和贫下中农的意见作依据，指出农民对于临时性的农忙食堂是欢迎的，而对于常年性的公共食堂是不欢迎的。这个本来是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的报告，竟被指责为是“反社会主义”的，调查组负责人还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事实证明，这个报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所提的意见是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的，是正确的。后来毛主席在听取胡乔木同志的汇报的时候，对这个调查报告作了充分的肯定，并指示要给这个报告和有关的同志平反。
我们还到大庆油田蹲点学习，学习的主要题目，是大庆“两论”起家的政治工作经验和企业管理经验。学习回来写的报告中特别强调：“政治工作和生产（业务）工作必须紧密结合”，“政治工作必须为生产服务，必须围绕生产来进行”，强调“人人要树立生产观点”等等。后来，我们这个报告竟被陈伯达打成“业务挂帅”，“用业务压政治”的“黑样板”。事实证明，不是别人，正是陈伯达、林彪、“四人帮”一伙才最无耻地对政治挂帅作了唯心主义的歪曲；而我们的报告是坚持了毛主席政治挂帅的精神，比较正确地宣传大庆经验的。
再从经济理论研究路线来看，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里，我们的研究工作虽然缺点不少，但总的来说，我们既反对了赫鲁晓夫、利别尔曼的赤裸裸的右的修正主义路线，也反对了陈伯达、张春桥的假左真右的修正主义路线，坚持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一九五八年，陈伯达和张春桥刮起了否定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按劳分配的“共产风”。当时毛主席曾严厉地批评了他们，并且在一个报告的批示中把价值规律比作一个伟大的学校。一九五九年四月，经济所会同其他单位在上海召开了经济学讨论会。议题有两个：一是社会主义社会里的商品和价值规律问题，一是计件工资问题。本来我们召开这个讨论会的目的，是为了搞清楚这两个在当时说来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经济学理论问题。但同时也就批判了陈伯达、张春桥一伙带头刮起来的这股“共产风”。这当然就触犯了陈伯达、张春桥一伙，使他们怀恨在心。
三年困难时期，经济所还同陈伯达一伙不讲经济核算，不计投资效果，反对综合平衡的歪风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组织了三个讨论，即经济核算、经济效果、速度与比例三个问题的讨论，坚持了毛主席的三个并举、要发挥两个积极性以及强调社会主义企业必须进行独立的经济核算的思想。这又刺痛了陈伯达等人，他们终于在一九六四年“四清”运动中，以“否定三面红旗”的罪名把这些讨论全部扼杀了。
一九六三年，我先后写了几个研究报告，涉及到财政经济管理体制问题、积累率问题、投资效果问题、利润问题。在这里，我要特别谈一下关于利润问题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我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利润和资本主义利润以及和利别尔曼修正主义利润之间的几条界线，主张要理直气壮地抓社会主义利润，反对资本主义利润和修正主义利别尔曼的利润。陈伯达一伙对我这个研究报告在全国报刊上进行了三次批判；然而他们只字不谈我所提出的这些界线，硬说我公然拥护利别尔曼，主张“利润挂帅”。这是为了以后进一步对我进行政治迫害制造借口。这不是理论批判，而是诬陷。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我的学术上的和政治上的冤案，才能大白于天下。
今天，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再次号召我们向科学进军。一场科学攻关战已经打响了。我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岗位上的一员，即使是已经老朽的一员，也决心按照有多少热发多少光的精神，奋发图强，勇于攀登，不断以新的研究成果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添几块砖，加几块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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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持客观真理
夏鼐
“四人帮”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损害，不仅是迫使许多研究机构（包括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停止业务达十余年之久，更为严重的是他们要根本取消社会科学的研究。
科学研究是研究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我们研究的结果，如果是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就是客观真理。科学就是追求客观真理的。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
“四人帮”是反对毛主席讲的这个真理标准的。国民党特务张春桥说：“思想上正确和错误，决定于理论”。他所说的“理论”，当然是臭名昭著的“张春桥思想”。一切要根据他们的“理论”来判断。“四人帮”把他们那套反革命谬论自封为“无产阶级真理”，而把社会科学工作者研究出来的科学结论，统统扣上“封资修”的帽子。在他们看来，真理是没有客观标准的，完全由他们主观任意规定。他们要把什么人或什么理论定为什么“阶级”的，这个人或这个理论就成为什么“阶级”的。“四人帮”不承认客观真理，在他们看来，探求社会现象的客观真理的社会科学的研究，便成为多余的了。事实上，在“四人帮”法西斯的“真理标准”的统治下，谁要研究科学，尊重客观真理，谁就被斥为“客观主义”，就被扣上“资产阶级”的帽子。这样，还能研究什么科学呢？！
“四人帮”根本不要科学研究工作，只要有能宣传他们的“理论”的吹鼓手便可以了。他们想把原来的哲学社会科学部撤销，至少也要把它纳入“四人帮”的篡党夺权的轨道上去，象梁效、罗思鼎一样，成为他们的反革命宣传工具。这当然是荒谬的。
我以为，社会科学院所担负的任务和一般宣传机构的任务，还是应该有所区别的。我们的研究工作是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当然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但是，评价我们科学研究是否有成绩，还是要看它能否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这便是说，科学研究工作必须有创造性的研究。
我认为，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应该从思想上理论上进一步揭批他们在真理问题上所制造的谬论。只有找到根子，才能分清是非，肃清流毒，才能打破思想枷锁，坚持客观真理，抱着要为真理而斗争的精神，做出有创造性的科学研究成果，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