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艰险的征程 不朽的业绩
——回忆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在西安、武汉、重庆、南京战斗的片断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代表团、南方局部分工作人员
从“西安事变”前到解放战争的十年间，周恩来同志在西安、武汉、重庆、南京忠实执行了毛主席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在统一战线中坚持了“独立自主”、“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抗日战争胜利后，继续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动和组织各阶层的人民群众，形成了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我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绩，赢得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无限崇敬和爱戴。
制止内战 实现抗战
一九三三年一月，我党中央发表宣言，主张停止内战，要求国民党在停止进攻革命根据地、武装民众、保障人民自由权利的条件下，一致抗日救国。一九三五年八月，党中央发表号召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抗日救国宣言（即“八一”宣言）。十二月，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正式提出党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从此，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同志，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重托，担负起在国民党统治区创造条件，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艰巨任务。
一九三六年冬，日本帝国主义阴谋扩大对华侵略，全国抗日怒潮高涨。蒋介石断然拒绝张学良、杨虎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要求，亲自到西安，继续压迫张、杨扩大内战。张、杨受我党抗日主张的影响，于十二月十二日发动“西安事变”，逮捕了蒋介石。第二天，张学良就派飞机去延安接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作为我党中央的全权代表，和叶剑英等同志于十六日到了西安，对参与事变的各方面人士做了大量的工作，粉碎了国民党亲日派何应钦妄图乘机取代蒋介石的统治地位，扩大内战的阴谋。蒋介石发动十年内战，民怨沸腾，人人皆欲杀之而后快。当时，何应钦陈兵潼关，说客、间谍、托派、汉奸，充斥西安，企图伺机挑拨张、杨关系，在张、杨内部制造矛盾，在南京、西安之间挑动内战。这时的西安，刀光剑影，随时都有厮杀火并的危险。就在这种严重关头，周恩来同志遵照毛主席、党中央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以他惊人的毅力和智慧，通宵达旦地工作，经过与各方举行会议，进行协商、恳谈，说明团结抗日、救亡图存是全民族的需要，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亲日派乘虚而入的阴谋，说明日本妄图独占中国与美、英的矛盾，是逼蒋抗日的国际条件之一。同时根据三方协议，迅即命令我工农红军进驻渭北，布防陕南，以实力支持张、杨，巩固其内部团结。我党高瞻远瞩，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的正确主张为各方面所接受，使亲日派的阴谋遭到彻底失败，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西安事变”的迅速解决，为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建立了基础。毛主席指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的前提。”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周恩来同志作为我党的全权代表，和叶剑英等同志一起，先后在杭州、庐山、南京、武汉，直接同蒋介石及其代表人物进行了谈判斗争。一九三七年八月，周恩来同志同朱德同志、叶剑英同志在南京参加了蒋介石召开的国防会议。在强寇压境和全国人民的压力与瞩望之下，蒋介石被迫承认我陕甘宁边区，协议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改称十八集团军），长江南北的红军改编为新四军。周恩来同志坚定地执行党的方针，灵活地运用革命策略，坚持我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绝对领导。八月二十五日，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第二年一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由于周恩来同志和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李克农等同志的争取和努力，抗战开始前后，先后在西安、上海、南京、武汉、太原、广州、兰州、重庆、长沙、桂林等地成立了代表我党我军的办事处。这些办事处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壮大我党我军做了大量的工作。
周恩来同志在武汉近一年的工作中，坚持我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力量，大力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作了不断的斗争，坚决维护我党我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对阴谋吞并和公开封闭我党领导的抗日群众团体的蒋介石，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周恩来同志利用各种机会，向国内外宣传毛主席关于坚持全面抗战、坚持持久战的战略思想，驳斥了汪精卫的
“抗日必亡论”，也批评了某些人的“抗日速胜论”。十月初，他在《新华日报》发表了振奋人心的《论目前抗战形势》一文，再次阐述了毛主席关于抗日持久战的方针。周恩来同志敌友界限分明，无论在武汉还是重庆，和叶剑英、董必武等同志一道，做了大量团结友军和地方势力代表人物的工作。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以及有关工作同志的协助下，武汉等地的八路军办事处，为延安抗大、陕北公学和华北、江南我抗日根据地输送了大量进步青年。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还举办了抗日游击战争训练班和党员训练班，同时把从延安学习后出来的干部和学员分配到新四军去开展敌后工作。还应一些坚持抗日的友军的邀请，派抗大、陕北公学和安吴青训班的学员，到这些部队去做抗日政治工作。
周恩来同志在担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时，和郭沫若同志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团结和组织了当时云集在武汉的大批文艺工作者和知识界人士，分赴各战区积极开展抗敌宣传工作。当时，三厅在武汉组织的扩大宣传周和“七七”周年的纪念活动，在广大群众中具有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在“七七”周年纪念时开展的支援抗战的献金运动，尤为激动人心。武汉三镇的上百万人民，其中绝大多数是工人、市民和公务人员，在短短五天内，踊跃献金达一百万元以上，显示了武汉人民坚持抗战的决心。
在整个抗战期间，周恩来同志对海外广大爱国华侨捐献金钱和物资支援八路军、新四军，对归国华侨青年要求参加抗战、参加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爱国行动，给予极大的鼓励和支持。在武汉、重庆，周恩来同志还多次热情地会见归国侨领陈嘉庚、司徒美堂等先生以及南侨总会等侨团代表，并安排了陈嘉庚先生等去延安观光、访问。
一九三八年八月，周恩来同志回到延安，参加党中央召开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九月，他在抗日军政大学作了《抗战形势与前途》的报告，向陕甘宁边区各界介绍了国共谈判的情况，深刻地阐述了毛主席关于抗日战争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战术，并且讲述了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对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所寄予的殷切希望。十月，武汉沦陷前夜，日寇逼近郊区，敌机狂轰滥炸。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和办事处、《新华日报》留下坚持工作的同志，临危不惧。周恩来同志严肃地对大家说，我们共产党人，要照顾到群众，要走在最后，不能走在蒋介石的前头。在军务繁忙的日子里，他还抽出时间和报社的同志安排出版最后一张报纸，并口授了最后一篇社论。十月二十五日（武汉沦陷当天）凌晨报纸印出后，周恩来同志才和同志们在隆隆的炮声中告别武汉。
十一月十二日夜，国民党制造了“长沙大火”事件，周恩来同志对此异常愤慨。他和叶剑英同志从火海中脱险出来后，又会同叶剑英、郭沫若同志和长沙八路军办事处及第三厅的同志返回现场，而国民党的官员早已跑光了，警察也没有了。周恩来同志临时在余烬未尽的长沙财政厅设立了善后救灾办事处，并指派三厅几个演剧队也参加救灾。他们进行了掩埋死尸，抚慰灾民，安置伤病员，恢复交通等善后工作。
壮我百万雄师
周恩来同志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凝结着无限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从南昌起义打响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到后来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十年谈判斗争中，周恩来同志对人民军队的发展和壮大，作了巨大的贡献，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建军路线。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一日，他在瑞金为红军烈士纪念碑亲笔写的题词，表达了他对红军的深厚感情和对中国革命的必胜信心：“红军烈士们的英勇血迹，凝结成铁的红军之不可战胜的力量，写下了国内战争光荣的历史，现在我们正处在革命与战争的烈火当中，我们要继续烈士们的牺牲精神，为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奋斗到底，为消灭帝国主义、国民党，流尽最后一滴血。”在“西安事变”中，当国民党亲日派头子何应钦兵临潼关，阴谋进攻西安时，为了抗日救国，我党即派红二十五军奔赴陕东南商洛一线，与张学良、杨虎城的东北军、西北军联防，以制止何应钦挑动内战。当红二十五军行军途经咸阳时，周恩来同志特地从西安赶到咸阳，具体解决了红二十五军的物资装备问题。当部队到达兰田县城，又见到街上一辆辆载满棉大衣的卡车，同志们才知道这是周副主席特意从西安运来给红军战士在秦岭山地御寒用的。大家无比激动，含着泪花感激党中央的关怀。“七七事变”后，一九三七年九、十月间，当我八路军在山西连续取得首战平型关、奇袭阳明堡、收复雁门关等威震中外的辉煌战绩时，周恩来同志不顾隆冬严寒，奔波在太原、临汾之间，为我八路军解决军需装备问题，安排和解决八路军同友军协同作战的问题。在蒋介石和阎锡山的军队弃守太原、临汾时，周恩来同志都是坚持到最后才离开的。
一九三九年二月，周恩来同志从重庆经桂林、衡阳、江西，于三月下旬到达皖南，看望了正在艰苦开展游击战的新四军，传达了毛主席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重要报告，与叶挺、陈毅等领导同志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我党独立自主以及我军的作战与发展等重大问题，进行了研究和部署。抗战八年以至日本投降后中共代表团在南京谈判期间，周恩来同志时刻关怀着我八路军、新四军，千方百计地为他们解决粮饷弹药的供应问题，改善了我军的装备供应条件。同时通过各种方式，向国内外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和抗日根据地的政绩，为八路军、新四军募集了大量的捐款、药品和其他物资。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积极准备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在华中调动十一个军、三十多万人的兵力，企图围歼李先念、王震等同志领导的我中原解放军六万余人。一九四六年一月，国共签订协定并发布停战令后，周恩来同志立即同国民党和美方人员力争，直接从重庆派出了军事调停小组到湖北省宣化店，解决我中原军区被围困的问题，迫使国民党和美方的代表达成拆除和停修包围我军的碉堡，由我方向宣化店运送军需粮食和医药器材的协议。三月，周恩来同志又委托董必武同志亲自到宣化店，慰问我中原解放军。五月三日，周恩来同志率领中共代表团由重庆迁到南京，得知白崇禧正在新乡召开军事会议，企图对我中原部队有所行动后，即于五月五日亲自飞往武汉，冒着大雨和山洪，途中趟过齐腰的河水，到了宣化店，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慰问中原解放军，商定突围部署。又在三人军事小组内据理力争，迫使美蒋调处代表同意我方将伤病员和非战斗人员经开封转移到冀南解放区。在毛主席、党中央的关怀下，在周恩来同志的具体指导下，中原解放军胜利地实现了战略大转移，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的围歼阴谋。
周恩来同志对国民党反动派及其舆论喉舌污蔑我八路军、新四军的任何言行，都亲自或由代表团的同志出面，向国民党提出抗议，并通过报纸和记者招待会及时予以揭露。一九四一年一月，国民党顽固派污蔑新四军“叛变”的阴谋失败后，又诽谤我十八集团军“未与友军协同作战，未与日军接触交战”。这时，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的《大公报》，在五月二十一日发表题为《为晋南战争作一个呼吁》的社论，污蔑“十八集团军集中晋北，迄今尚未与友军协同作战”，“应立即赴援中条山”。周恩来同志当天夜里就写了致《大公报》的公开信，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污蔑逐条加以驳斥。《大公报》不得不全文发表这封信。这件事轰动了重庆。接着，《新华日报》公布我十八集团军的战报、战果。与此同时，《新华日报》以特号大字发表了《周恩来负责声明》：“十八集团军有战报！有战果！十八集团军敢于接受敌人挑战！”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诽谤。
五年之后，当我东北民主联军解放长春时，一九四六年四月十六日、十七日，重庆和上海的《大公报》，又分别登了一篇题为《可耻的长春之战》的社论，为国民党张目。周恩来同志立即责成《新华日报》起草一篇社论，并对草稿作了大量修改。原稿题为《驳大公报》，他圈去了这个题，以犀利的笔锋写下了《可耻的大公报社论》八个大字。这篇社论在十八日发表，有力地驳斥了《大公报》对我党我军的污蔑和攻击。
一九三八年六月，日寇进犯中原、逼近开封时，国民党军队在郑州市郊花园口决开黄河大堤，以水代兵，掩护他们逃窜，使豫东百万以上的人民死亡或流离失所。日寇投降后，蒋介石伪称让黄河恢复故道，部署花园口堵口，又企图以水代兵，阴谋淹没我解放区军民。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及时向中外揭露了蒋邦的这一毒计，迫使蒋邦不能不与我就堵口问题进行谈判。周恩来同志在重庆、南京、上海、开封亲自领导了这一场捍卫解放区的斗争。他和董必武同志写给晋冀鲁豫党委的电报上说：“此项关数百万人民生命财产事，我们时刻放在心，不敢丝毫懈怠。”一九四六年七月，周恩来同志由上海乘飞机到开封视察现场，和晋冀鲁豫解放区领导同志一起研究这场斗争。他严肃地告诫与会同志：国民党随时可能撕毁纸上的协议，我们要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才不会吃亏上当，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解放区的复堤工程必须抓紧进行。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晋冀鲁豫解放区广泛发动群众，对大堤进行了加高培厚工程。后来，果如周恩来同志所预见，在我复堤工程将近完成之际，蒋介石撕毁协议，下令“限期进行堵口”，企图在我加高培厚河堤工程完成之前，淹没我数百万军民。周恩来同志身在南京，心里却时刻放着解放区军民的安危。由于他的政治预见和一年之中在南京、上海、开封之间的辛勤奔波，同国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蒋介石“以水代兵”的阴谋未能得逞。
远在重庆的周恩来同志和他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同人民子弟兵心连心，时时事事都想到艰苦奋战在敌后的广大指战员。一九四二年，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同志在太行山壮烈殉国的噩耗传到重庆，他特地为《新华日报》写了一篇代论，哀悼左权同志说：“我与左权同志相识近二十年，不幸抗战以还，我因远离前线，不克与其同生死共患难者竟达四年之久。今天左权同志殉国了，遥望大河以北，……万千个左权同志的化身将继着起来，千百万的人民和军队将踏着他的血迹前进，……行见太行之巅，高树起左权同志的胜利旗帜，数十万八路健儿，北下平津，东出榆关，那便是我们的复仇期了。”他对于身陷囹圄、对党至忠的叶挺将军重获自由不到一月就不幸殉难，更是悲痛不已。一九四六年四月，他在悼念叶挺同志时沉痛地说：“希夷，你是北伐和抗战中的铁军虎将，你率领新四军为解放人民立下了汗马功劳！十年流亡，五年牢监，不管人民的敌人给你百般折磨，千般诱惑，万般威胁，你为人民服务的心，象钢铁一样坚强。你的毕生奋斗，足以使每个中国人为之感动，每一个中国军人为之感动，足以使反动派羞愧无地。”周恩来同志对那些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和为人民革命事业而献身的革命先烈，有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
砥柱中流 力挽狂澜
一九四一年，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皖南事变”，又一次掀起了反共高潮。周恩来同志在这次反共高潮中，宛若巍然屹立的中流砥柱，领导我们顶住反共逆流，同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毛主席指出，我党对“皖南事变”，必须采取“‘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打对打，以拉对拉”的方针。周恩来同志在重庆，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出色地领导了这场尖锐复杂的斗争。
一月五日，在新四军奉命北移途中，国民党顽固派在皖南泾县的茂林地区，制造了突袭我新四军军部的“皖南事变”，我九千余指战员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大部壮烈牺牲；叶挺军长力竭负伤，陷身囹圄。当我重庆办事处电台收到新四军军部发来的在北上途中被围的告急电报后，周恩来同志非常愤慨，一次又一次地向国民党交涉、抗议。一月十七日，蒋介石发布反动命令，取消新四军番号。周恩来同志怒不可遏，星夜驱车去找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打电话给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提出义正词严的抗议。他在电话中怒斥何应钦：“你们的行动，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从一月四日到一月十七日，周恩来同志常常彻夜不眠，神色严峻地工作着。周恩来同志预料到，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机关决不允许刊登抗议“皖南事变”的社论和新闻报道，十七日夜间，就决定在十八日的《新华日报》上刊出他的亲笔题词。报纸编印的当夜，国民党新闻检查官到报社审稿，报社编辑、印刷、发行人员机智地进行了斗争，顺利地把报纸印出，发给了重庆市广大人民。周恩来同志的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表达了对新四军殉难指战员的沉痛哀悼，声讨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罪行，向全中国、全世界揭穿了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阴谋，使国民党陷于十分孤立的境地。
周恩来同志预见到国民党反动派不会罢休，必定更加疯狂地施展法西斯手段，不让我们说话。果然，就在二月初，国民党按照他们中央的“特种会报”，对《新华日报》做出“只许印，不准卖”的决定，并指示由特务控制的“派报工会”扣留《新华日报》，不分配给报贩发送。当《新华日报》自己组织报童卖报时，他们又唆使特务殴打报童，扣留报纸，捣毁营业部的门窗。二月四日傍晚，周恩来同志找来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一起到曾家岩十二小学附近，让他亲眼看看特务扣留报纸、殴打报童的情景。经过反复交涉，报童取回报纸。周恩来同志把剩下的报纸当场散发给周围的群众。周恩来同志在严寒的黑夜中，挺立街头两个多小时才离去。这场斗争，大长了革命舆论的声势，迫使国民党重庆卫戍司令部在七日答复《新华日报》社三、五两日的抗议信时，不得不分别写下了“已分令宪警机关严切制止”和“已分令宪警查究，并对该报予以保护”的话。但是，国民党从来是说话不算数的。事后，中统特务控制的“派报工会”改变形式，拒派《新华日报》。
“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同志和南方局的同志，领导我党同国民党区的广大党员和进步人士，继续对国民党发动的反共高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除向国内外大量揭露国民党发动反共内战、制造分裂的种种罪行外，并向国民党提出如不接受中共中央解决“皖南事变”问题的十二条要求，中共参政员不出席参政会。十二条的主要内容是：撤销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反动命令；释放叶挺军长，仍任新四军军长；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等。全国人民、民主党派、海外华侨、国外舆论，对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的罪行，纷纷表示不满和抨击。救国会参政员邹韬奋，在参政会三月一日开幕前夕，愤而发表声明，辞去参政员，出走香港。这时，蒋介石为缓和舆论压力，极力想通过民主党派，劝说我党参政员出席参政会。周恩来同志为了顾全大局，请示党中央同意后，由董必武、邓颖超两同志以中共在渝参政员名义发表公开信，提出停止内战、承认中共及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恢复叶挺原职、释放新四军全体被俘人员等十二条临时解决办法，作为出席参政会的条件。由于国民党不接受这些条件，中共参政员就拒绝出席，从而粉碎了蒋介石妄想粉饰和平，蒙蔽舆论的企图，使国内外都知道内战危机依然存在。这封公开信被国民党新闻检查官扣发，使《新华日报》开了“天窗”，只留下“中共参政员未出席参政会真相”这个标题。周恩来同志又指示，将公开信和解决“皖南事变”问题的十二条要求等，印成增刊，夹在三月十日的报纸内发行出去，从而使国民党更加处于被抨击、被指责的位置上。
当时在国民党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周恩来同志为了扩大党的影响，开辟新的工作阵地，同时也为了更好地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亲自组织了一批文化界的骨干力量和民主人士转移到香港等地去建立据点。他们到香港等地后，积极创办进步报刊，宣传我党团结抗日方针，揭露国民党搞投降、分裂的阴谋，扩大了海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周恩来同志对留下来坚持工作的同志，进行革命气节教育和保密教育。他牢记毛主席在“皖南事变”前不久（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为党中央写的党内指示（即《论政策》）的精神，认真执行毛主席规定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坚定勇敢地反击顽固派的进攻，有条不紊地安排紧急转移。他教育同志们加强党性锻炼，做好应变准备。他向同志们讲革命先烈的事迹，勉励大家学习先烈坚贞不屈、慷慨就义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周恩来同志坚定、沉着、英勇无畏的伟大革命气魄，通过他的身教言教，使同志们受到了巨大的鼓舞和教育，增强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增强了保卫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政治责任感。
组成浩浩荡荡的大军
周恩来同志在重庆，高举我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战斗旗帜，依靠国民党统治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团结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最大限度地分化和孤立顽固势力，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早在南京沦陷前，国民党就通过德国大使陶德曼，暗中与日寇勾搭。武汉失守以后，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难的岁月。国民党统治地区，政治腐败，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日寇对蒋介石加紧进行新的劝降活动。国民党反共活动逐渐猖獗，对我党的政治压迫和军事进攻，日益加剧。国民党统治地区的人民，对许多问题急于求得答案：国际形势会出现什么局面？抗战能不能取得胜利？怎样坚持抗战、扭转危机？他们把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寄托于我八路军、新四军，寄托于我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就在这个时候，周恩来同志于一九四○年九月二十九日，在中华职业教育社举办的演讲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针对一部分人出现的悲观情绪、徬徨心理，强调“自力更生，抗战到底，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指出依赖美国援华，只能是“叫你吃不饱，饿不死”。他透彻地阐述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指出只要全民族团结一致，坚持抗战，最后胜利一定会到来。他还根据当时英、美、德、意、日等国争夺世界霸权的矛盾，预见到日本必将南进，日美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周恩来同志近四小时的讲话，极大地坚定了国民党统治地区广大群众的抗日信心，提高了我党的威望，也给予在场的国际友人和外国记者以深刻的影响。
毛主席指出，我党对国民党统治地区的地方实力派应以中间派看待。周恩来同志灵活地运用了毛主席的这一思想。他和叶剑英、董必武、吴玉章等同志，对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等省拥有军队的地方势力，做了卓有成效的争取工作。“皖南事变”以后，他广泛同各界接触，深入地分析了当时国民党统治地区的政治环境，针对各民主党派、江浙民族资产阶级、川康民族资产阶级、西南地方实力派的不同特点进行工作，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从一九四一年五月到一九四二年九月，他为《新华日报》写了由他署名的十七篇代论和专论，旗帜鲜明地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反共行径与日寇的诱降阴谋；对某些抗战将领、各党派的上层人士和知名学者不畏强暴，警惕敌谣，加强团结，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战立场，表示赞赏；对他们呼吁团结，力谏时弊，为加强抗战献计献策而作的努力，加以肯定。周恩来同志的中肯求实态度，对党外进步人士，起了鼓舞、教育的作用；对动摇不定的中间派和对蒋介石抱有幻想的人，起了争取和分化的作用。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战争。美英两国为了撑持远东战场，一方面给予蒋邦经济军需援助，拖住他不和日寇妥协投降；一方面劝说蒋邦采取某些假民主的措施，以缓和他与各民主党派、各阶层人民之间的矛盾，缓和中国的内战危机。周恩来同志适时运用了美英与蒋介石之间相互依赖又相互矛盾这一对我有利的条件，更进一步地推动了我党在民主党派和地方实力派上层人士中的统一战线工作，在文化界、科技界、工商界、大学教授和青年学生中开展了争取民主自由的群众性运动，积极扩大了我党在青年、妇女、工人及文化、科技界等方面的群众工作。他要《新华日报》增辟《友声》专栏，发表他们对国是的意见和具体建议。所有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革命群众运动的发展。
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写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整顿三风的一系列重要文献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周恩来同志满腔热情和倾注全力地在党内外宣传，以各种形式组织学习，并把毛主席讲话和文章的精神贯彻到南方局各个方面的工作中去。
周恩来同志为了改进在党领导和影响下的抗日救亡团体的工作形式和工作方法，加强在读者中有影响的一些进步报刊杂志，遵照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整顿党的作风》等著作中的教导，根据自己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给予这些进步团体和报刊以及时的指导，使他们能分别针对不同的对象，“有的放矢”地去开展工作。例如，当时的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以及他们主编的《世界知识》、《妇女生活》、《学习生活》等期刊，虽然都是在我党的领导和影响之下，但各有其不同的历史背景和读者对象。因此，周恩来同志启发和引导他们，使这些刊物有别于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既不会在政治上脱离群众，又能在政治上影响和提高群众。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通过这些书店出版的各类书刊，广泛地宣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我党坚持抗战的各项政策日益深入人心。通过郭沫若同志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以各种形式，冲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压制和封锁，使抗日文化运动和民主运动不断高涨，为各民主党派、国民党抗日派和广大人民，指出了抗日必胜的方向。
一九四四年，当日本侵略军入侵到湖南、广西、贵州等地，国民党军继续溃退时，我党领导的国民党统治地区的民主运动进入了新的高潮。民主党派的队伍扩大了，斗争性增强了。职工、青年、妇女运动和文化、经济、外事等方面的统战工作踏踏实实地发展了。各阶层人民群众争取民主自由、改善生活的合法斗争日益高涨，坚持抗战、拥护团结的呼声响彻整个国民党统治地区。
周恩来同志非常善于掌握斗争艺术，即使在敌人政权下，也千方百计地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鼓舞工人阶级的斗志。一九四五年二月，重庆电力工人胡世合正在检查线路时，因指责国民党特务偷电，被特务田凯一枪打死，激起全市人民义愤。周恩来同志和南方局十分重视这一事件，作了具体布置，《新华日报》为此发表了社论和短评，推动了全市（包括西南民族资产阶级）抗议特务暴行的群众运动。重庆各厂职工为胡世合开了群众性的追悼会，会场附近的几条街，都挂满了挽联。重庆一家机器厂的全体工人写的挽联是：“工人弟兄们，个个团结；九妖十八怪，人人诛得”。国民党不得不公开枪毙特务田凯。我党领导的这一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震撼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同时也大大提高了我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周恩来同志不但积极为国民党统治地区的人民争取民主权利，而且十分关心受生活煎迫的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特别是工农基本群众和中小学教师、科研工作者、中下层公教人员的生活。在我党和国民党的历次谈判中，在我党参政员发表的声明和讲话中，都十分强调改善人民生活和工人劳动条件。一九四二年，他责成《新华日报》特辟《生活一角》专栏，报道纺织女工、火柴工人、兵工厂员工、邮电工人、长江航运工人、天府煤矿工人、自贡盐工以及中小学教师、中下级公务人员的生活，并调查柴米油盐等物价变动对各业工人生活的影响。由于周恩来同志处处关心群众和平时与社会接触的广泛，他了解不少厂矿的劳动条件和工人生活的苦况，有些甚至是他自己知道后出题让记者去调查采访的。例如，火柴工厂上药工人的死亡率很高，《新华日报》发表了《他们毁损了自己，点燃着人们生命的火焰》一文，受到了社会的重视和同情，促使有些资方不能再漠视工人的要求。
《新华日报》不断收到各行各业群众拥护我党团结抗战政策的来信，其中有的反映了国民党特务横行霸道、压榨人民的暴行，有的人还同我党建立了秘密联系。
粉碎美蒋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举国欢庆。蒋介石想独吞抗战胜利果实，维持一党独裁统治。他假惺惺地连发三个电报，邀请毛主席到重庆“共商国是”。毛主席洞察一切，识破了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毅然应邀。毛主席在周恩来同志和王若飞同志陪同下，于八月二十八日飞抵重庆。可是，国民党对谈判毫无准备，一拖再拖，被动应付。这本身就揭露了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
周恩来同志无限崇敬和热爱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毛主席在重庆期间，他赤胆忠心，夜以继日地做了大量工作，尽量减少毛主席的劳累，保护毛主席的安全。他遵照毛主席的决策，代表我党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又不断与各民主党派交换意见。在周恩来同志的陪同下，毛主席直接同国民党、各党各派、工商界、文化界、妇女界的知名人士和青年学生、工人见了面；通过举行招待会，直接同英、美、法、苏等国驻华使节、各国援华救济团体负责人、外国记者和日本在华的反战人士见了面，表达了我党对谈判的诚意。为了周密安排这些会见、座谈，并保证毛主席的安全，周恩来同志作了大量的组织工作。每天深夜，在毛主席休息之后，他召集同志们检查和安排第二天的工作，不知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
周恩来同志极为重视国民党统治地区各阶层人民对国共谈判的呼声和舆论，要《新华日报》反映各方面的意见。《新华日报》及时发表了寄自重庆、成都、昆明等城市的工人、学生、教员、国民党员的投书。这些来信要求国民党公布谈判结果，结束一党专政，取消特务组织，惩办汉奸，给予人民民主权利。谈判期间，重庆、成都、昆明的进步报纸、杂志，主动抵制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制度，拒绝送审稿件，《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短评，支持了这些革命行动。
谈判期间，我党始终掌握了主动权，适时提出用纪要形式，记录一致同意的意见和各自不同的意见。由于我解放军在上党战役中取得了自卫战争的胜利和国内外进步舆论的压力，终于迫使国民党签订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正如毛主席回到延安之后所指出的：“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
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十月八日傍晚发生了我重庆办事处工作人员李少石同志乘汽车外出被枪杀的事件。此事震动了重庆山城，中外人士当时都认为是严重的政治暗杀事件。事件发生时，周恩来同志正陪同毛主席出席张治中先生在军事委员会礼堂举行欢送毛主席即将返回延安的酒会。他得知这一凶讯之后，立即赶到医院，探望了垂危的少石同志，悲愤地说：“二十年前，当你岳父廖仲凯先生遭反革命暗杀时，我也是在此情景下赶到现场的，不料二十年后你也遭凶杀……。”他迅即责成各方认真调查。后来查明事实真相是，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一名新雇用的司机，在市郊急驶途中撞伤一名国民党士兵而未察觉，蒋军带队的班长开枪警告停车，将坐在车中的李少石同志枪伤致死。于是，周恩来同志派人慰问了被撞伤的士兵，另由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负责人在《新华日报》发表公开声明，由我方负担该士兵的医疗等费用。周恩来同志对这一事件的处理，使许多中外人士十分敬佩，对我党的光明正大和政治上严肃求实的精神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毛主席回到延安后，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继续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运动和各项谈判斗争。但是，国民党对协议没有表现任何遵守的诚意，就在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签字的第三天，蒋介石就破坏协议，密令蒋军向解放区进攻。
一九四六年春，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撕毁了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破坏了国共两党签订的停战令，扩大内战，镇压民主运动。毛主席曾先后指出：“为着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必须作持久打算”，“援助国民党区域正在发展的民主运动，……扩大在我党影响下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全党同志必须为这个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而奋斗。”
重庆谈判以后，周恩来同志继续英勇机智地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各阶层人民开展斗争，发展和扩大了反对美蒋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积极配合各个解放区军民的自卫战争。
这个时期，周恩来同志领导中共代表团先后在重庆、南京、上海和北平军调部我方以叶剑英同志为首的人员，根据大量事实，有力地揭露了美蒋假和平、真内战的种种罪行，推动反蒋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发展，进一步孤立了国民党顽固势力。他抗议国民党法西斯分子在重庆校场口、南京下关打伤民主人士，在昆明暗杀李公朴、闻一多的种种流血暴行。在我党的号召和组织下，昆明、上海、北平、重庆以至整个国民党统治地区，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反对美军屠杀中国人民、要求美军滚出中国的群众运动。他向全世界揭露了国民党一手包办的伪国大，公布了马歇尔扶持蒋介石大举进攻解放区，阴谋独霸中国的大量材料，使各阶层人民认清了美国调处是个骗局，国民党是内战祸首，更加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
周恩来同志对于美国参与停战调处，偏袒国民党，有损我军荣誉和安全的勾当，总是迅速、果断地予以揭露。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同志在南京梅园新村获悉，蒋介石为了策划进攻苏北，从北平、天津、上海空运毒瓦斯炸弹给驻在泰兴的李默庵总部，阴谋对苏北解放军施放毒气，当天就向马歇尔、蒋介石提出最紧急、最严重的抗议。伪善的马歇尔也不得不说，如有其事，那是“不人道的”，而私下却对他的部下臭骂蒋邦是一群饭桶，连这样绝密的事都不能保密，周恩来这么快就知道了。十月十二日，陈诚、白崇禧指挥察哈尔蒋军攻占我张家口的第二天，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鲁克斯，代表杜鲁门在南京给陈诚、白崇禧授勋，马歇尔特急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彭学沛千万不能走漏此事。但就在当天夜里，我们揭露了美蒋这一丑行。一些外国记者立即发出电报说，“在决定中国战争与和平的重要关头，蒋军占领张家口的时候，鲁克斯代表杜鲁门把勋章嵌在策动中国内战的将军们的胸上”，弄得马歇尔和蒋介石狼狈不堪。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召开了国民党一党包办的伪国大，周恩来同志即于次日在南京举行了最后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他在会上痛斥国民党破坏政协决议，一手制造伪国大，企图使独裁、内战、分裂、卖国合法化，彻底揭穿了国民党假和谈和美帝国主义假调处的真面目。当有记者问到，如果蒋军进攻延安会出现何种情况时，周恩来同志坚定地回答说：“到现在为止，我们一直是在自己区域里实行自卫，假如国民党继续进攻，特别是进攻解放区的中心延安，那就逼得我们从里面打出来，那就是全国变动的局面了。”当记者问他何时再回南京时，周恩来同志说：“南京，我们总是要回来的，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国民党打不下去了，再回到政协决议上来，请我们回来；另一种是国民党越打越垮，人民打回南京来。我看，这后一种可能性很大也很快。”
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
周恩来同志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几十年如一日，受到毛主席的无限信赖。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忠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典范。一九四三年八月二日，在毛主席参加的欢迎周恩来同志从重庆回到延安的晚会上，周恩来同志庄严地表达了他对毛主席无限崇敬的激情。他说：“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我们有了这样的党，不应该骄傲吗？我们有了这样的领袖，不应该骄傲吗！！”他指出，八路军、新四军的胜利和各根据地的胜利，使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加强了对抗战前途的信心和希望。一九四五年在党的七次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同志在讲话中指出，我们所取得的一切胜利，都是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号召全党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同志的旗帜，胜利前进。”
周恩来同志一贯善于结合革命斗争的实践，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无论在“皖南事变”的急风恶浪中，还是在旧政协谈判、活动频繁的期间，只要有毛主席的新著作发表和接到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他都认真学，组织大家学，而且带头发言。他亲自给我们讲党史，指定我们学习中国历史，而且要求我们遵照毛主席提倡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勤交友，勤学习，勤调查研究”。他善于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原则，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他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和预见能力。在对敌斗争中，他把毛主席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运用得恰如其分，令人敬佩。他和各界、各阶层人士、青年、妇女、职员、工人，以及各国驻华使节、外国友人，都有极其广泛的社会接触。在这些交往中，他善于求同存异，听取不同意见，从不教训人，从不强加于人。很多青年朋友，由于和他谈过一次话，终生难忘，从而为革命英勇献身的事例是说不完的。
葵花向阳，仰望延安。周恩来同志在渭河两岸、武汉三镇、嘉陵江畔、钟山山麓的十年间，无时不在想着毛主席，无时不在配合敌后斗争。他每次从毛主席身边回来，都给我们带来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教导和对国民党统治地区广大人民的热情关怀，充满信心地领导我们进行艰巨的斗争。十年间，无论是奔波于战火纷飞的战场，还是同国民党反动派面对面地斗争，他都是那样地坚定、沉着，从容不迫，镇定自若，有条不紊地领导同志和团结各方面的朋友，英勇地进行战斗。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大家始终感到方向明，劲头足，办法多，有信心。当国民党反动派暗杀了李公朴、闻一多以后，有人认为国民党反动派可能要对中共代表团下毒手，而周恩来同志却无所畏惧地在南京、上海对中外记者说：“我们随时准备好了接受李公朴、闻一多同样的命运，要怕就不敢来谈判，来了就不怕！暗杀绝不能阻止我们为中国之和平民主而奋斗。”他指出，国民党反动派从政协会议以后接连制造的捣乱、挑衅、暗杀事件，其严重性不亚于内战，“真是无耻卑鄙之至，我们要伸雪，要控诉！”我们在重庆，经历了三次反共高潮，尤其是第二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期间，国民党真是如临大敌，杀气腾腾，而我们却无所畏惧。在周恩来同志夜以继日、忘我工作的带动和影响下，敌人越反共，我们越是积极工作，英勇战斗。
周恩来同志善于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合法斗争与地下斗争、统一战线中的中上层工作与群众运动密切地结合起来。在几次反共高潮中，他坚定地顶住逆流，针锋相对地展开斗争，而又能很好地调整和组织力量。正因为如此，当一九四七年革命走向高潮时，能够把各种力量汇集起来，形成包围蒋介石的汪洋大海。
周恩来同志一贯保持和发扬了毛主席为我党树立的优良作风。他勤勤恳恳，鞠躬尽瘁，勇于承担责任，严于解剖自己，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关心群众胜过关心自己。这种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为革命的崇高品质和革命精神，永远激励着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奋勇前进！
敬爱的周总理的一生，是伟大的、战斗的、光辉的一生。他是坚持毛主席“三要三不要”基本原则的典范，光明正大，有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王张江姚“四人帮”对周总理如此刻骨仇恨、百般陷害和攻击，正是因为周总理一贯忠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贯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使他们搞修正主义不能得逞；正是因为周总理坚持团结，反对分裂；正是因为周总理光明正大，反对搞阴谋诡计，和人民心连心，使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不能得逞。“四人帮”越是污蔑贬低周总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越是爱戴周总理，崇敬周总理，怀念周总理，周总理伟大的革命精神和光辉的革命形象，更加鼓舞着全国人民继续革命，奋勇前进。我们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学习和发扬周总理崇高的革命精神和优良的思想作风，在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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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同志在重庆红岩村〔木刻〕 吴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