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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应马科斯总统和夫人的邀请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李先念副总理离京赴菲律宾
邓小平、纪登奎、余秋里、陈锡联、耿飚、王震、陈慕华副总理，吴德、邓颖超、姬鹏飞副委员长等到机场送行
新华社北京三月十二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应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埃·马科斯和夫人的邀请，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菲律宾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到机场送行的有，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纪登奎、余秋里、陈锡联、耿飚、王震、陈慕华，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德、邓颖超、姬鹏飞，外贸部长李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吴庆彤，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王海容等。
陪同李先念副总理访问的有外交部长黄华，以及林佳楣、何理良、王晓云、刘华等。
菲律宾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塞维里诺陪同李先念副总理前往马尼拉。
孟加拉国驻中国大使阿卜杜勒·莫明的夫人和大使馆临时代办柯瑞姆，也到机场送行。（附图片）
李先念副总理应邀前往菲律宾进行正式友好访问。邓小平、纪登奎、余秋里、陈锡联、耿飚、王震、陈慕华副总理，吴德、邓颖超、姬鹏飞副委员长等到机场送行。新华社记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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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夏季丰收不到手 田间管理不罢休
农林部召开会议全面分析小麦、油菜等越冬作物长势，要求各地采取有力措施
会议指出：必须克服盲目乐观、麻痹松劲思想，从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做好抗御各种自然灾害的准备
新华社石家庄三月十二日电 农林部最近在河北邯郸地区召开了主产小麦、油菜的十五个省市、四十一个地区的农林部门负责人会议，认真分析了当前越冬作物的生长形势，研究制定了夺取夏季粮食作物和油料作物丰收的措施。会议期间，传来了五届人大和五届政协胜利召开的喜讯，到会同志受到莫大的鼓舞。大家决心以抓革命促生产的实际行动，来庆祝这两个大会的召开。
今年是抓纲治国三年大见成效的重要一年。打好夏季粮油丰收这一仗，不仅关系到全年粮油增产的大局，而且对改善人民生活，促进农业全面发展，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会议认为，今年我国小麦、油菜等越冬作物播种质量好，基本苗足，一类苗多。目前大多数地方冬小麦的长势不仅比去年同期好，比夏粮增产幅度较大的前年同期也好。油菜的移栽面积大，秧苗壮，缺棵少，长势好，也是近年来所少有的。这就为夺取丰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会上，大家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分析了当前越冬作物存在的问题和可能遇到的各种自然灾害。去冬以来，我国大部分地区气温持续偏高，部分播种过早、播种量过大、水肥过多的丰产田和一些春性较强的小麦普遍出现旺长。有的旺长麦苗由于养分消耗过多，出现脱肥变黄，有的拔节的主茎已经冻死。小麦、油菜都还有一部分三类苗，长势黄弱。而且，有些麦田病虫害严重，有些地方麦田春旱已经出现。特别值得警惕的是，今年晚霜冻可能偏迟，小麦、油菜遭受冻害的威胁较大。
会议指出，小麦、油菜从现在到收获还有两三个月。在这段时间内，小麦、油菜生长发育加快，需水需肥增多，自然灾害频繁。因此，要夺取今年夏季粮油丰收，必须很好地注意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正确分析越冬作物生长形势，克服盲目乐观、麻痹松劲思想。目前，一些干部和群众只看到已经取得的成绩，对存在的问题和可能出现的灾害估计不足，缺乏抗灾夺丰收的准备，存在侥幸取胜思想；有的只满足于苗情比去年好，认为可以比去年增点产，缺乏争取大幅度增产的雄心壮志。针对这些情况，各地必须在深入揭批“四人帮”斗争中，进一步搞好思想发动，教育干部、群众认识夺取夏季粮油丰收的重要意义，一分为二地分析当前作物生长的形势，从高速度、高标准的要求出发，花更大的力气，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从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做好抗御各种自然灾害的准备，把夺取丰收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
第二，狠抓关键性的增产措施。要大积大造肥料，尽量满足追肥的需要，解决麦苗脱肥变黄的问题。要认真做好防霜冻的准备工作，千方百计过好“冻害关”。要大力防治病虫害。要做好防旱抗旱和排水防渍工作，同时注意防倒伏和干热风。要抓好越冬作物管理的每一个重要环节，做到丰收不到手，管理不罢休。
第三，继续加强组织领导。现在春耕大忙已经到来，对各方面所需要的劳动力必须统筹兼顾，全面安排。越冬作物管理的专业队伍要坚持下来，防止前紧后松。要进一步开展夏季粮油生产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组织好以公社、大队为单位的检查评比活动，把田间管理工作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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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杭州制氧机研究所采取切实措施
保证科研人员业务工作时间
新华社杭州电 杭州制氧机研究所党支部认真学习和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精神，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保证科研人员每周至少有六分之五的业务工作时间。他们采取的主要措施是：
一、改变领导作风。党支部领导成员走出办公室，深入到科研班组，了解情况，进行工作，改变了过去坐办公室听汇报，大小事都开会，占用科研人员时间较多的情况。
二、政治学习讲究实效，不占用业务工作时间搞政治活动。这个研究所过去每周有两个半天和每天班前半小时进行政治学习，但往往流于形式，效果不大。现在，所党支部加强对政治学习的领导，强调提高学习质量，在时间安排上，首先考虑保证“六分之五”，政治学习一般安排在班后进行。
三、减轻科研人员的行政工作负担，使他们能集中时间和精力从事科研活动。以前，由于安排不当，有的科研人员忙于跑器材和其它行政事务工作。贯彻《通知》精神以后，所党支部立即纠正了这种现象。对于那些担负领导职务的科研骨干，也尽量使他们不致因为担负领导职务而减少业务工作时间。
四、合理安排科研人员的劳动。所党支部认为，科研是一种艰苦的脑力劳动，而且有一定的连续性，不能片面要求科研人员参加过多的体力劳动。过去，这个所的科研人员每周有一天时间参加体力劳动，每月底、季末和年终都要参加完成工厂的突击性的劳动。现在，改变了这种情况，一般是结合科学实验，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与科研项目有关的劳动，既不脱离体力劳动，又不占用业务工作时间，影响科研的连续性。
目前，杭州制氧机研究所的科研人员的革命积极性不断高涨，他们决心刻苦钻研业务、攻克科技难关，以出色成绩迎接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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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排除各种干扰阻力 坚决落实党的政策
上海市为万余名干部和群众彻底平反
遭受“四人帮”迫害的干部群众平反后，齐声赞颂感激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不少人参加了领导班子，成了揭批“四人帮”的闯将，团结的模范，学大庆、学大寨、大干社会主义的标兵
新华社上海三月十二日电 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上海市委和有关的党组织认真落实党的政策，为一万多名因反对“四人帮”而遭受迫害的干部和群众彻底平反，使正气得到伸张，好人得到解放，冤案得到昭雪，调动了这些同志及其亲属的革命积极性。
上海是“四人帮”及其余党苦心经营多年的老窝。这伙反革命黑帮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在上海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法西斯统治，以种种莫须有罪名残酷迫害反对他们的干部和群众。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和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愤怒的上海人民两次掀起了炮打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的革命行动。狡诈狠毒的张春桥公开表示“不予追究”，暗地里却策划大抓“反革命”。一九六八年的所谓“九·五行动”，就是按照张春桥的旨意，镇压那些反对张春桥的群众，对全市各大专院校师生员工进行了突击搜查、抄家，制造白色恐怖。他们更假借历次政治运动之机，对曾经参与炮打张春桥的人，要搞所谓“秋风扫落叶”，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仅上海大专院校因“炮打”张春桥而受到拘捕、隔离、批斗或者作检查、写鉴定的达三千多人。上海音乐学院师生因参加了两次“炮打”张春桥，又反对叛徒江青包庇其余党于会泳等人，被张春桥诬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大本营”，许多人被扣上“双料反革命”、“老炮手”、“小爬虫”等罪名，受到迫害的人竟占全院人数六分之一。上海五七○三厂的革命干部和工人，因为反对王洪文，先后六次受到镇压，受迫害者多达二百七十人。
“四人帮”在上海起家，张春桥、江青三十年代就混迹于上海，因此上海知道他们反动历史的人很多。尤其是公安、文化等系统的干部，因工作关系比较了解他们的丑史，他们更是成了“四人帮”残酷迫害的对象。
“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叫嚷要把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彻底砸烂”，诬指公安部门“十几年里干尽了坏事”，制造了一批所谓“侦控无产阶级司令部”、“资敌通敌”等假案，袭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几十种野蛮刑罚，惨无人道地迫害公安干警。上海图书馆保存着三十年代图书报刊资料，有人仅仅因为接触过这些资料或知道“狄克”是张春桥，就受到拘捕、隔离、办封闭式“学习班”。在上海图书馆藏书楼工作的二十九个人全部遭殃，连公勤人员、图书修补工也不能幸免。
万恶的“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为了打倒一大批中央党政军领导同志，竟然捕风捉影，罗织罪名，迫害这些中央领导同志在上海的老战友和亲戚友好，追查所谓“黑后台”。对他们倒行逆施，另搞一套表示不满的人，对他们不准悼念周总理、诋毁陈毅副总理、诬陷邓小平副主席表示义愤和反对的人，他们都强加以“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文化大革命”等罪名，加以迫害。他们为此建立了秘密特务组织，豢养一批打手，进行反革命侦查，大搞法西斯专政。
粉碎“四人帮”以后，上海市委和有关党组织遵照中央指示精神，有计划地为那些因反对“四人帮”而遭受迫害的同志进行平反，把这项工作作为对华主席、党中央的态度问题，同“四人帮”斗争的立场问题，对阶级兄弟的阶级感情问题，提到路线斗争高度，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同时，挑选那些同“四人帮”没有瓜葛，立场坚定的同志，组成有战斗力的工作班子，具体抓好这项工作。不少单位做到了书记挂帅又“出阵”。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纺织局以及上海音乐学院、上海人民出版社等单位的党委领导干部都深入基层，亲自动手，抓典型案例，审阅有关材料，召开座谈会，找知情人谈心，认真做好调查研究和案件处理工作。
在落实政策的过程中，充满着斗争。上海市委和有关党组织带领群众，坚决落实党的十一大规定的政策，排除各种干扰和阻力，把平反工作同揭批“四人帮”的斗争结合起来。许多单位采取的步骤是：一、揭批“四人帮”；二、歌颂毛主席和华主席；三、宣布重新处理。多次召开落实政策、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的大会，为大批冤案假案彻底平反。全市工交系统、文教系统和各区都先在基层召开中小型揭发批判会；然后各区、局、大专院校分别召开批判大会，共有五百多名受迫害者登台发言，愤怒地揭批“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的罪行。
上海市各级党组织为受害者平反，除了宣布撤销原来的错误结论和处分、推倒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销毁一切有关材料外，还满腔热情地为受害者一个一个地做好消除影响的工作，并在可能条件下实事求是地帮助他们解决因受迫害而造成的生活困难。原市委监委一位同志因受“四人帮”迫害而自杀身亡，使家属政治上蒙受不白之冤，经济上也造成很大困难。上海市五·七干校党委在重新处理时，不仅在政治上给死者恢复了名誉，为家属消除了影响，而且按照党的政策在经济上给予补助，帮助解决家庭困难。这位家属感动地说，“四人帮”害得我们家破人亡，华主席使我们获得解放，一定要以实际行动报答华主席的恩情。有些同志因受“四人帮”迫害，过去工作安排不当的，重新安排了工作。对一些因父母遭受迫害而影响子女入党、入团、参军、升学和工作的，各单位在重新处理时，都分别发函给有关单位，说明情况，消除影响。
一万多名遭受“四人帮”及其上海余党迫害的干部和群众，在平反以后，齐声赞颂和感激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成了揭批“四人帮”的闯将，团结的模范，学大庆、学大寨、大干社会主义的标兵。许多人参加了各级领导班子，在工作岗位上积极发挥骨干作用。还有不少人当选为上海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市政协五届委员，有的被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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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六分之五”是个尖锐的政治问题
最近一个时期，本报陆续报道了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光电技术研究所、吉林省轻工业设计研究所、河南省安阳地区农科所等单位采取切实措施，确保科研人员每周至少有六分之五的业务工作时间的经验，引起了广大科研人员、政工干部和后勤工作人员的关注。有的同志来信，表示要向这些单位学习；也有的同志反映，一些单位至今还不能保证六分之五。他们认为，能否保证六分之五的业务工作时间，关键在于领导干部是否把“六分之五”的问题，看作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这个意见是有道理的。
也许有些同志会说：“六分之五”，明明是个有关时间安排的政策措施，把它说成尖锐的政治问题，未免太过分了。不，一点也不过分。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科研工作有自己的特点。只有让科研人员集中精力、集中时间，坚持不懈地钻研摸索，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许多连续性特别强的科研项目，往往是一开了头，就不能随意中断，否则，便前功尽弃。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技现代化。我们的宏伟目标，要求科研人员尽快地出成果。既然要求科研人员迅速出成果，却又不给以足够的时间保证，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这显然是不行的。党中央规定，至少必须保证科研人员每周有六分之五的业务工作时间，就是根据科研工作的特点提出来的。所谓“至少必须”，就是说，对于科研工作能否取得成果，这是最起码的条件。没有这个最起码的条件，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就无从谈起，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也就落空。这不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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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首都、上海、南京、广州、武汉各界人士举行活动
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五十三周年
乌兰夫、廖承志、胡厥文、沈雁冰、许德珩、史良、朱蕴山、季方、庄希泉、荣毅仁、童第周等参加了首都的纪念仪式
新华社北京三月十二日电 首都各界人士今天上午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仪式，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五十三周年。
参加仪式的有：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胡厥文，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沈雁冰、许德珩、史良、朱蕴山、季方、庄希泉、荣毅仁、童第周，有关部门负责人童小鹏、李贵、齐燕铭、蔡啸、李金德、聂真、贾汀。
中山堂里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像，摆着松柏和鲜花。民革中央常务委员陈此生主持纪念仪式。到会各界人士在孙中山先生遗像前肃立、静默。
沈雁冰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乌兰夫代表中共中央统战部，廖承志同志，朱蕴山代表民革中央，贾汀代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分别在孙中山先生遗像前献了花篮。
参加纪念仪式的还有：
人大常委会委员贝时璋、叶圣陶、严济慈、陈逸松、茅以升、林巧稚、周培源、胡愈之、董其武；
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于树德、王芸生、王雪莹、孙承佩、孙起孟、孙晓村、严信民、苏子蘅、杜聿明、李文宜、李纯青、吴桓兴、宋希濂、张孝骞、张含英、周士观、郑洞国、赵朴初、钟惠澜、费孝通、徐伯昕、徐楚波、黄维、黄汲清、黄鼎臣、萨空了、程思远、谢冰心、雷洁琼、潘菽；
在京的民革中央常委、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王昆仑、屈武、刘斐、朱学范、甘祠森、刘仲容、侯镜如、钱昌照、吴茂荪、许闻天、孙越崎、李平衡、李俊龙、聂轰、焦实斋、邵恒秋、覃异之、陈建晨、吴秀峰、王枫；
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和其他爱国人士顾颉刚、庄明理、田富达、刘芸生、李明扬、爱新觉罗·溥杰、邹秉文、王家桢、陈铭德、葛志成、张纪元、李伯球、赵君迈、沈兹九、经普椿、郭翼青、罗西欧、郭秀仪、陈修和、许宝骙、宋伟斌、何思源、杨公庶、刘瑶章、黄翔、赵子立、张学铭、张知行、张丰胄、余湛邦、董益三、沈醉。
参加纪念仪式的还有北京市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各界人士范儒生、崔月犁、高戈、史林峰、夏翔、浦洁修、丁贡南、孙孚凌、苏从周、李文澜、张克明、关世雄、莫艺昌、顾均正、方荣欣、王竹溪、李贻赞、傅学文、李恕。
新华社北京三月十二日电 上海、南京、广州、武汉各界人士今天分别举行活动，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五十三周年。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和各界人士今天上午瞻仰了中山故居。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协上海市委员会、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民革上海市委员会和中国福利会向孙中山先生遗像献了花篮。前往瞻仰中山故居的有：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一平，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席赵行志，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席张承宗，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席梁国斌、苏步青、李干成、吴若安，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韩仰山，民革上海市委员会负责人刘侠任、张汇文、阮玄武、武和轩，各界人士吴耀宗、赵超构、陈植、董承琅、李锐夫、吴肇光、蒋兰荪、傅培彬、雷兴翰、林田烈、许文思、蔡睟盎、霍锡祥、郭秉宽、丁济民、田桓、陶菊隐、史说、宋瑞珂、赵一雪、李荩宣、张义纯和中国福利会的负责人。
江苏省和南京市各界人士今天上午前往中山陵举行谒陵仪式。江苏省和南京市革命委员会、中共江苏省委和南京市委统战部、政协江苏省和南京市委员会、民革江苏省和南京市委员会，分别在孙中山先生座像前献了花篮。前往中山陵参加谒陵仪式的有：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李执中，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房震，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朱辉、陈良、顾问陈玉生，中共南京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徐想起，政协江苏省委员会副主席杨廷宝、华诚一，政协南京市委员会副主席徐美峰，民革江苏省和南京市委员会负责人以及省民革在宁常委廖运升、夏琫瑛、赖惕安、丁毅忱，各界人士程秉文、任美锷、刘本立、刘光文、刘燕公、李德黔、肖平波、吴白匋、宋文治、陈章、邹树文、罗炳之、杭鸿志、范国声、胡敏、徐英锐、钱钟韩、梅开基、谢从周、周维迅、司晓南、桂庆和、章师明、张彭寿、陈义康、李春华、张文心、陈颐鼎、李九思、邱行湘、陈金城、张文和，归国华侨章臣桓、台湾省籍同胞曾人宗以及南京市部分群众代表。
广东省和广州市各界人士今天上午在中山纪念堂举行纪念仪式。省、市革委会副主任刘田夫、罗范群，省、市委统战部负责人谭桂明、李静阳、郭凌、曾艾荻，政协省、市委员会负责人周志飞、谭天度、蚁美厚、王越、罗培元，民革省、市委员会负责人秦元邦、何宝松、金淑仪等参加了仪式。政协广东省委员会副主席王越主持了纪念仪式。刘田夫、蚁美厚、罗范群、谭桂明、秦元邦等分别代表省、市有关单位和民革地方组织向孙中山先生塑像献了花篮。参加纪念仪式的各界人士还瞻仰了孙中山先生塑像和碑文。参加纪念仪式的省、市各界人士还有：胡希明、方君壮、黄复康、莫雄、叶少华、胡根天、陈一百、肖根性、王者师、范兴登、叶佩华、李振中、李维纲、黄和春、林伟俦、黄淑等。
湖北省和武汉市各界人士今天上午举行了纪念仪式。湖北省和武汉市革命委员会，中共省、市委统战部，政协省、市委员会和民革省、市委员会代表分别向孙中山先生遗像献了花篮。省民革负责人钱远铎主持了纪念仪式。参加纪念仪式的有：省革委会副主任李夫全，市革委会副主任熊飞，中共湖北省、武汉市委统战部负责人胡金魁、蔡捷、何方宏、王嘉瑞，省政协副主席王之卓，省、市民革、民盟和工商联负责人孙家齐、许祖岷、林宪章、秦育之、赵厚甫、王际清、徐雪轩以及五届人大代表，省政协常委，省、市各界人士和在武汉的台湾同胞、归侨代表夏以焜、余传斌、汪德彰、王茂才、方暾、过晋源、杨铨、祝秉珩、洪子云、洪炉青、涂建堂、谢直、韩明炬、康朴、唐鸿烈、曾京、肖作霖、段国杰、何元恺、但伯昆、高光游、王典昭、周裕德、张海商、江水生、康清泉、吴秀凤、侯杞新、陈应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