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在理论工作上要有勇气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座谈会上的书面讲话
郭沫若
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的座谈会，非常及时，也非常重要。我因为身体不好，不能出席，但我的心情和同志们是一样的。“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把十七年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说得漆黑一团，把广大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打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千方百计想毁灭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想搞垮我们这支由老中青三部分人组成的理论队伍。他们全面篡改和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在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都散布了许多谬论，其流毒决不能低估。我们要认真地从理论上对他们的各种谬论进行深入的彻底的批判，在批判中把我们的队伍整顿好，建设好，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推向前进。
中国是毛泽东思想的故乡，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丰富的历史遗产。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条件本来是很优越的。但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现状远远不能适应党和国家的需要。华主席在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号召我们要大力开展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创造性的研究。我们一定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迅速改变哲学社会科学的落后状况，用优异的成绩来迎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高潮。社会科学院最近正在制订三年、八年科研规划，我衷心希望同志们群策群力，制订出一个既有雄心壮志，又是切实可行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来。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毛主席为我们制订的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前几年，在“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的高压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都没有了。粉碎了“四人帮”，我们的文化艺术和科学都得到了解放。但是许多人现在还心有余悸。这种现象说明，我们在精神上还没有完全得到解放。我们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工作的同志应当勇于探索，不怕在探索中犯错误。有勇气坚持真理，也有勇气改正错误，这就不怕“四人帮”那套动不动扣帽子、打棍子的恶劣行径。在理论工作上一定要有勇气。只有这样，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才能有生气和兴旺起来。
祝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全体同志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抓纲治院，为发展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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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人帮”与社会科学
黎澍
“四人帮”是社会科学的敌人，是破坏社会科学的罪魁祸首。他们炮制的“两个估计”，对社会科学界的恶劣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文化大革命以来相继暴露出来的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陈伯达乃至王关戚之流，是“四人帮”的同伙，他们都是用“两个估计”来对待科学和文化工作的。陈伯达对北京大学师生代表说，“文科不一定要教材”。又说，“文科要不要，可以考虑”；甚至还说，“中国人还学什么中国语言，这门功课，我看可以取消”；“我看历史系一点也没有用。历史系要不要，要考虑”。戚本禹说，“知识越高可能越不革命”，张春桥说得更为露骨，“宁肯全国都变文盲”。这些假左派都是以反对“资产阶级专政”、反对“修正主义”的先锋自居的，他们发表这种反革命胡说的罪恶目的就是要毁灭文化，特别是毁灭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摧残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社会科学工作者。
“四人帮”在这方面犯下的罪行是惊人的。他们在一九六九年偷偷摸摸地撤销了中国人民大学，这是我党在华北解放区创办的一所完全新型的革命大学。人民大学的撤销，打击了不少优秀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四人帮”还任意破坏大学教育。综合大学文科各专业有被取消的，有被合并的，有被分割的。老教授们的遭遇，有的使人感到难过，有的使人感到愤慨。北京大学教授翦伯賛是毛主席很重视的历史学家，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对他特表关切，指示让他早日恢复工作。但是由于“四人帮”的迫害，这个老专家竟惨遭逼死。北京大学的同志们现在深感这是一个难以弥补的损失。因为这样的专家，不管他在学术观点上有什么样的错误，少了一个，要再补充一个，是很困难的。
“四人帮”对社会科学院的破坏，我们有切身的感受。社会科学院本来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是我党在解放后建立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机关，有不少研究所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建立的。但是，文化大革命以来，陈伯达这个老政治骗子指使一批小政治骗子如关锋、戚本禹之流盘踞在这里，欺骗群众，煽起一股大搞打砸抢的歪风，到处伸手，篡党夺权，无恶不作，学部声名大受损害。人们提起学部就摇头，说：“复杂”。“四人帮”就把“复杂”这两个字，定为学部的罪名，准备把它撤销。什么叫“复杂”？任何环境、任何范围的复杂，无非是社会复杂的反映，不可能有那么一个机关，比社会更复杂。学部全体人员近半数是共产党员，其中近三分之一是解放前入党的。党员与非党员、老党员与新党员比例如此之高，不但不能叫做“复杂”，而且充分表明党的领导在学部如果不被破坏，各方面的工作是完全有保证的。学部的复杂不在里面的工作人员，而在于有野心家、阴谋家诸如陈伯达、“四人帮”及其黑干将迟群之流不断从外部伸手进来，这才把问题搞复杂了。
为什么陈伯达、“四人帮”及其黑干将迟群之流对社会科学研究机关如此之敌视，一定要加给种种罪名呢？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威力感到恐惧。这些搞政治投机的骗子是冒充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钻进党内来进行破坏活动的，全身都散发出封资修的恶臭，非常害怕有人严格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对他们这样一种社会现象作科学的考察，识破他们的反革命真面目。所以，“四人帮”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打击、诬蔑，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同诸如梁效某顾问、唐晓文的某教授那样一些臭名昭著的资产阶级学者亲如一家，而对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视同仇敌，是不奇怪的。
“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的严重危害性，使我们有充分理由认定，在现有基础上大大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加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反对封资修的思想斗争，为在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扫清道路，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严肃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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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洋”、“古”是罪名吗？
冯至
“四人帮”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他们不要文化，不要科学，更不要社会科学。他们反对系统而全面地学习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著作。他们最怕人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识破他们利用经典著作中的片言只语搞反革命阴谋；他们也怕人有哲学思想、历史知识和革命实践经验，使他们的影射史学和阴谋文艺不能为所欲为。为此，他们给我们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加上了不少罪状。现在只举两条：“封资修盘根错节”，“大洋古根深蒂固”。用这两个罪状把学部的全部工作都给否定了，其结果使人不敢碰“古”，因为“古”是“封”；也不敢碰“洋”，因为“洋”是“资”；甚至现状和理论也不敢碰，因为这都会涉及到“修”；也不敢写大部头的书，因为“大”也是罪名之一。最后是什么也不能搞。这虽是前几年的情况，但现在也不能说是完全克服了。
作为社会科学院，我们要问：
“古”要不要研究？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历史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加以研究整理，使人民熟悉历史的本来面貌，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作为借鉴，这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是有益的，和宣扬封建主义没有共同之点。如果对历史不做科学的整理，悠久的历史就会成为民族的负担，阻碍前进；并且还会使“四人帮”之流一手掩盖天下耳目，任意篡改历史，为他们篡党夺权所利用。
“洋”要不要研究？中国是八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不研究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是不堪设想的。妄自尊大，闭关自守，是封建时期的愚昧。“四人帮”用“崇洋媚外”、“宣扬资本主义”种种罪名打击人、陷害人，自己却暗地里搞卖国求荣的勾当。这些年来，在“四人帮”的影响下研究外国成为“禁区”，研究外国的机构寥寥无几，人民关于外国的知识少得可怜。这种情况，跟我们国家所处的国际地位相比，太不相称了。我们必须克服这种情况。我们必须加强对外国事物的研究，不要被“洋”、“资”两个字吓得不敢前进一步。
现状研究与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的。可是我们就听到过这样的言论：现状不好研究，因为现状复杂，怕分析错了；理论更不好研究，措词稍有不当，就会被判为“修正主义”。这是“四人帮”混淆是非，把马克思主义当“修正主义”批，把他们的修正主义谬论当作正确道理来宣扬的后果，使人思想混乱，无所适从。唯其如此，我们更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加强现状与理论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正本清源，把被他们颠倒了的是非纠正过来。
最后，“大”是不是罪？一部著作的学术价值，不能用大小来衡量。精辟而深刻的研究，写得短一些，是更受人欢迎的；相反，内容空洞的大书，是既费纸张，也浪费读者的时间，在这一点上是有罪的。但是，写一部以丰富的资料为基础，总结本学科的成就并有所发展的著作，或者写一部综合性的、范围比较广泛的多卷本历史，“大”是不能避免的。这种“大”，不但没有罪，而且有功。因为这样的著作，或能为本学科打下更好的基础，或可供本学科的研究者参考使用，这是研究所的重要任务之一。如果五年，十年，一个研究所产生不出一两部这类的著作，它的存在意义至少就会丧失一大半。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了揭批“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的座谈会，许多社会科学工作者在会上发言。本报将陆续发表一部分发言的摘要。编者（附图片）
右图：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座谈会揭批“四人帮”。
新华社记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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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砸烂枷锁 迎头赶上
邢贲思
“四人帮”为了达到其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全盘否定全国解放以来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各条战线取得的巨大成绩，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更不例外。他们把我们这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说成是“封资修盘根错节的地方”，“牛鬼蛇神成堆”。因此，全国解放以来，在哲学社会科学战线上，包括我们社会科学院（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究竟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还是修正主义路线占主导地位？究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占上风，还是封资修的意识形态占上风？经过广大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共同斗争，封资修的意识形态究竟是有所削弱，还是越来越泛滥，以至盘根错节，积重难返？这是必须澄清的路线是非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真正调动起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也就不可能使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大干快上，以适应全国各条战线迅猛发展的形势，为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
全国解放以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虽然受到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但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占主导地位；封资修的意识形态在各门学科中虽仍有表现，但总的趋势是受到抵制和批判，因而有所削弱。这是不容抹煞的事实。拿我们哲学战线来说，从五十年代开始，先后开展过对电影《武训传》、胡适和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梁漱溟的封建复古主义、冯友兰的经过改头换面的“新理学”体系，以及对杨献珍所宣扬的“综合经济基础论”、“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论”、“合二而一论”等哲学观点的批判。这些批判，许多是毛主席亲自提出来，并且直接关怀的。通过这些批判，打击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思想意识，宣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时也提高了哲学工作者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培养壮大了哲学战线的队伍。这种情况，在历史、经济、文学等各条战线上也都同样存在。事实雄辩地驳斥了“四人帮”的谬论。
在六十年代，我们还开展了对赫鲁晓夫叛徒集团的修正主义思想的批判。学部于一九六○年和一九六三年开过两次重要会议，第一次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第二次是哲学社会科学部第四次扩大的学部委员会议。这两次会议的中心议题都是讨论如何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广泛开展批判修正主义的斗争。这两次会议，特别是第四次扩大的学部委员会议，是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召开的，周扬同志在大会上作的报告，曾经毛主席亲笔修改，毛主席还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全体代表。会议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在两次会议精神的指引下，我们哲学研究所和其他兄弟所一样，进行了一系列批判资产阶级、特别是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工作。我们的研究课题，也始终是把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项目和批资批修的项目放在首位。我们力图在党的领导下，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批资批修，为哲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尽我们一分力量。由于水平低，工作中有许多缺点错误，成果也不多，离党和人民的要求差距很大，但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在贩卖封资修黑货。
“四人帮”及其党羽，给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加上了种种极其荒谬的罪名，进行极其残酷的迫害。他们还公然禁止科研人员搞业务，使得科研工作受到极大破坏，许多课题的研究中断了十多年，使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大大落后了。我们必须急起直追。但是，百废待兴，头绪纷繁，究竟从哪里做起呢？当前，首先要抓好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把被他们搞乱了的路线是非加以澄清。同时要一手抓队伍建设，一手抓资料积累。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被“四人帮”破坏而丧失的时间夺回来，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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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定要让社会科学研究空前繁荣起来
本报评论员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胜利召开，华主席发出响亮号召：“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各条战线更加斗志昂扬。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召集各学科部分社会科学工作者举行座谈，愤怒揭批“四人帮”破坏社会科学事业的滔天罪行，决心把社会科学赶快搞上去。这个会开得好，开得及时。
发展社会科学，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要搞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各项方针政策，要高速度发展我国国民经济，都必须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和社会科学许多学科的研究。社会科学研究，决不是可有可无，无关紧要，它不仅与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息息相关，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也正因为这样，万恶的“四人帮”就千方百计地毁灭和扼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他们从理论上全面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从各方面疯狂地摧残社会科学事业，破坏建国十七年来社会科学研究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他们从精神上肉体上残酷地打击迫害有贡献的老科学家和广大科研人员。他们拚命禁止有价值的科学著作的出版发行，损毁图书资料和科研成果。他们恣意撤销科学研究机构，强令停止科研业务活动。“四人帮”给社会科学事业造成的毁灭性灾难，较之自然科学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也从反面告诉了我们，开展社会科学研究，十分重要，必须抓好。
中国是毛泽东思想的故乡，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无论在奋斗目标、理论观点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强有力的指导，这是我们特别优越的条件。但是，由于“四人帮”的凶暴践踏，十多年来，我国社会科学的许多部门没有发展，不少学科的研究甚至停滞了，倒退了。多年来，毛主席和周总理先后给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过许多重大的研究课题，但是，我们的研究工作者到现在还没有写出真正够水平的著作。无论政治、经济、工业、农业、文化、教育等方面，我们的研究工作都没有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来系统总结我们党积累的丰富的革命经验。我们已有的研究机构还有很多缺陷，许多应有的学科还是空白，还没有设置相应的研究机构。这种种情况更加说明，为了适应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迫切需要，自然科学要大干快上，社会科学也要大干快上。
要大力开展创造性的社会科学研究，繁荣昌盛社会科学事业，就必须从政治、物质等方面创造条件。一定要坚决认真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砸碎“四人帮”加在我们身上的一副副精神枷锁，来一个思想大解放。要激励和支持探索真理的顽强勇气，敢于冲破“四人帮”设置的“禁区”，攀登科学高峰。这些“禁区”往往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的重大的问题，常常是科学尖端的所在，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我们一定要敢于突破，敢于探讨。要严格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学术理论问题与政治问题，不能乱扣政治大帽子。要活跃学术研究，就要有不同学术见解、不同学派之争，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错误、失败往往是成功的先导，只要善于总结教训，就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各级党委要重视发展社会科学的研究队伍，注意发现人才，健全充实研究机构，加强图书资料工作。
我们一定要奋起直追，尽快地让社会科学研究空前繁荣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