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2月8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新花烂漫
——听中央音乐学院考生汇报演出有感
李凌
前些时候听说,报考中央音乐学院的考生,不少人成绩优异。一个监考的教师说:“如果把其中较好的管弦乐考生,成立一个交响乐队,会是一个基础不错的、很有前途的乐队。”我听到这个消息,到剧场去听了他们的汇报演出。事实果然如此,并非虚传。
这些考生中,年龄最小的七、八岁,最大的二十二岁。考生的业务品类,有小提琴、大提琴、长笛、小号、黑管、二胡、琵琶、筝、扬琴、钢琴和声乐中各个声部。
青岛的小提琴考生吕思清,今年刚八岁。他演奏的《我爱北京天安门》、《洪湖水》和罗马尼亚乐曲《云雀》,在音准、力度、弓法、音质等方面,基本功比较扎实。
上海的钢琴考生?怡敏,今年十岁,她弹奏的《绣金匾》和肖邦的练习曲,也显露出较好的音乐才华。
扬琴学生刘月宁,十二岁,河南考生。她演奏的《映山红》和《音乐会练习曲》,音乐感很强,演奏方法和技巧,都有新的创造。二胡学生严红,十三岁,杭州考生,演出了《江河水》和《赛马》。无论音准、音色、走指、弓法、力度方面,都可以说是优异的,特别是音乐的表现力,丰富、多采,使人惊异。
年岁最大的小提琴考生贾红光,二十二岁,沈阳考生,表演了布拉姆斯的D调协奏曲第一乐章,可以说是技巧比较全面,演奏比较成熟的学员。
其他如长笛、小号、筝等考生,都有大可培养的专业人才。
解放以后,我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有很大的发展,是解放前所无法比拟的。文化大革命以前所培养出来的音乐人才,是有目共睹的。从作曲到声乐,从小提琴、钢琴、长笛、小号到二胡、琵琶、筝等方面,都出了不少具有世界水平的人才,合唱、管弦乐、民乐、歌剧、舞剧的演出质量,也达到一定的高度。
“四人帮”篡夺了文化艺术领导权后,把音乐教育机构拆散,另搞了一个由他们直接控制的所谓“五七艺校”,抛出什么“于氏(于会泳)教学体系”,对抗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把一切行之有效的教学制度,有用的教材,较好的教学方法,一概打乱,使教师无所适从,学生也难以进步。这些情况,说起来是令人痛心的。
这次招考,因限于校舍等条件,原来计划只招少数学生,后来发现不少考生的程度不坏,便请求中央允许扩大招生名额。这个建议,很快得到中央的支持。有个考生只八岁,就学得不错,但学校原来规定,十一岁才能入学,这件事也反映到中央领导同志那里,也很快得到解决。中央领导同志要学校“把他提前录取”,并一再关心地指示,“要给他创造条件。要善于发现人才,并且要有好的方法帮助这些人早日成长。”因此这个八岁的幼童,就有了机会参加这次演出。这件事,的确给音乐界以极大的鼓舞。
这次报考的学生,在业务上有较高的水平,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在音乐院校教育以外,在社会上试行选科(即只上主科)的教育方式效果较好。因为它没有受到江青一伙的胡作非为的干扰。
如何重视学校以外的演奏团体及社会上的主科教学,这是值得我们研究的,这可以说是音乐教育上两条腿走路的另一条腿。但这方面的教育实践,还没有引起某些音乐院校领导的足够重视。
学院的教学,积累了不少可贵的经验,有它的长处。而演奏团体或其他教学人员,也有他们的优点。不妨相互学习,相互取长补短。我认为,音乐院校的教育家们,应该从这次招考中总结经验,研究一下为什么沈阳、青岛、上海等地会出现这样众多的青少年音乐人才。我们要改革教育。音乐院校本身,就是体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场所,应该让各种学派在院校内得到实验。
江青一伙对艺术教育发过许多谬论,什么“交响乐已走上绝路,我们来替他们出新”,“芭蕾舞已停止了,这大旗我们来扛”。“出”什么“新”呢?怎样“扛”法呢?这十多年来,艺术教育事业,被江青一伙糟蹋成这个样子,教师有意见,不敢说,更不敢做。他们的流毒,是不能低估的。
听了这样众多的比较优秀的考生的演出,使人非常兴奋;但要肃清江青一伙在音乐教育中的流毒,还要做许多工作。必须高举毛主席的革命旗帜,用毛泽东思想来分析批判江青、于会泳一伙在音乐教育上的所作所为,澄清他们在音乐教育上所搞乱了的理论是非。只有这样,才能拨乱反正,才能使音乐教育事业得到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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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春影坛巡礼
章柏青
新春佳节,影坛喜讯频传。春节期间有十六部新影片与广大工农兵观众见面。
新影片中有六部故事影片。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彩色片《我们是八路军》是较为突出的一部。影片描写的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延安地区一支八路军烧炭队,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冲破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的封锁骚扰和破坏,出色地完成伐木烧炭任务的故事。影片较成功地塑造了赵长龙、周威虎等老红军的形象,较深刻地表现了我解放区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的光荣传统,歌颂了老红军战士甘当普通一兵,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的高贵品质。影片在艺术上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功。演员表演、环境处理、细节描绘,都有强烈的时代感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导演从生活实际出发,以朴素、清新、细腻的艺术手法,处理题材,刻画人物,使人感到真实可信。这部影片的上映,不仅对于“四人帮”叫嚣的“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的反动谬论是个有力的批判,对于他们鼓吹的那一套违反生活真实的唯心主义创作模式也是有力的回击。
反特影片,有珠江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兰天防线》和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暗礁》、《风云岛》。它们反映了六十年代初期和七十年代初期,我国军民、公安战士同蒋帮匪特的英勇斗争,歌颂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表达了全国人民一定要解放我国神圣领土台湾的决心和信心。
此外,还有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的以少数民族生活为题材的彩色故事片《萨里玛珂》,西安电影制片厂根据同名小说改编摄制的故事片《渔岛怒潮》。
这次上映的新影片中,有五部彩色纪录片,三部彩色科教片。《华主席到唐山看望英雄人民》热情地歌颂了领袖和人民心连心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在英雄的国土上》纪录了陈永贵同志访问柬埔寨的情景,是一首中柬友谊的颂歌;《华北油田巡礼》表现了石油工人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英勇奋战的革命精神;《红旗插上托木尔峰》纪录了我国登山队困难踩脚下、无高不可攀,登上天山最高峰的英雄业绩;《画乡人民绘新图》反映了户县人民一年建成大寨县的战斗历程。
《机械化养鸡》、《无土育秧》、《气垫船》,介绍了工农业战线涌现的新技术、新经验。
在新春银幕上,我们又看到一批被“四人帮”禁锢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前拍摄的好影片。
《祝福》是夏衍同志根据鲁迅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一部电影。这部影片的改编是成功的。它忠实地传达了鲁迅小说的主题思想。叛徒江青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强加罪名,胡说这部影片“歪曲鲁迅原著”,“美化了地主阶级,丑化劳动人民”,“为三十年代文艺鸣锣开道”。江青的一派胡言,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鲁迅先生,指向毛主席革命路线的。
《李双双》是一部优秀的喜剧影片,当年上映时曾受到广大工农兵的热烈欢迎。敬爱的周总理看了影片,于一九六二年亲切接见影片的主要演员,指出:“这部影片内容好,艺术上也有不少可取的地方。”万恶的“四人帮”置周总理指示于不顾,污蔑这部影片鼓吹“工分挂帅”,表现“中间人物”,不准它再上银幕。
《龙须沟》是北京电影制片厂根据我国著名剧作家老舍同名话剧改编拍摄的故事片。影片通过北京天桥一条臭水沟的变迁,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歌颂了新社会的光明。这部影片是进行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四人帮”强行扼杀了这部影片,并残酷地迫害老舍同志,充分暴露了他们这伙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者的丑恶嘴脸。
这次恢复上映的还有根据毛主席、周总理肯定的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舞剧《小刀会》拍摄的同名影片;还有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少春主演的京剧影片《野猪林》;还有在十七年中给广大群众留下深刻印象的《阿娜尔罕》、《水手长的故事》、《南岛风云》、《突破乌江》、《岸边激浪》、《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小铃当》、《翠岗红旗》、《铁道卫士》、《渡江侦察记》等一批好的和比较好的影片。文化大革命前拍摄的优秀科教片《带翅膀的媒人》、《摩擦》也同时恢复上映。
这次恢复上映的影片数量多,题材广泛,风格、样式多样,生动地体现了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十七年中电影战线取得的成绩不容否定!它对“四人帮”鼓吹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空白”论,是个强有力的批判。
粉碎“四人帮”,影坛春色浓。当前电影战线的同志们,在华主席给《人民文学》的光辉题词鼓舞下,正在加紧拍摄新片。我们相信,社会主义的银幕,一定会闪耀出更加鲜艳夺目的光彩。(附图片)
在首都科学家、劳动模范与青少年春节联欢会上,报考中央音乐学院的河南省考生、十二岁的刘月宁,表演扬琴独奏《映山红》,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新华社记者摄
唱、做俱佳的著名粤剧演员罗品超,虽年逾花甲,在《逼上梁山》剧中扮演林冲,功夫不减当年。
新华社记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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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川剧的再生
本报记者 于竞祁
冬夜寒气更加袭人,但在四川大小城镇的川剧剧场里,却琴声悠扬,锣鼓阵阵,满场欢声笑语,座无虚席,台上台下,热气腾腾。
打倒了“四人帮”,砸碎了“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精神枷锁,川剧这朵鲜艳的花朵,再度蓓蕾初绽,盛开在望。从大巴山下,到金沙江畔,到处可以看到川剧工作者努力创作、积极演出的兴旺景象。成都市的川剧舞台上,已上演了十几个多年未演的节目,新移植的《八一风暴》、《骄杨颂》、《柯山红日》、《小刀会》等不时在舞台上出现。山城重庆经常有四、五个川剧团同时演出,新剧目《枫叶红了的时候》、《江姐》、《十月的风云》等,都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一些中小城镇,象合川、德阳等许多地方,还演出了《逼上梁山》、《十五贯》、《夺印》等。一台戏演一两个月,场场满座,现在已是很普遍的事。
有着优秀传统的川剧音乐和表演艺术,正在逐步恢复长期以来形成的独特风格。多采的音乐表现形式,丰富的曲牌和唱腔,别具一格动人心弦的川剧锣鼓和帮腔,这“帮”、“打”、“唱”三位一体组成的川剧艺术整体,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感染力,使爱好川剧的广大人民群众为之心醉。
不久前,成都市川剧舞台上演出了川剧《四川白毛女》的一场戏。随着帷幕升起,观众熟悉的“白毛女”相隔十多年后又出现在“断头山”上。她在风雪之夜送柴回家,伫立门前不敢进屋。这时母亲也夜半未眠,思念女儿。母女隔门接唱,表述情怀,声声如泣。这时的音乐:伤心处,寂寂无音;急切时,锣鼓劲响;无语时,“帮腔”轻唱道出心声,使剧中凄切之情更为增强。对旧社会撕心裂肝的控诉,不少观众为之泪水盈眶。
在川剧观众热切盼望之中,许多在“四害”横行时备受迫害的老艺人和名演员,甩掉了被“四人帮”加在头上的“帽子”,精神振奋,怀着饱满的战斗激情,出现在舞台上。著名的川剧演员陈书舫,身体不好,仍然登台参加川剧现代戏《向阳路上》的演出。川剧名演员杨淑英过去扮演穆桂英深受欢迎,如今又重抖当年精神,再上舞台“战敌兵”,依然风貌如昔。成都市川剧团的五名老演员,前几年被迫退休,现在又重返舞台。他们的千言万语,凝结成一句发自心底的声音:为社会主义演出,为川剧培养下一代!
旧社会,川剧艺术被反动统治者糟蹋得许多优秀剧目不能演出,而色情“新戏”、黄色小调却霸占了舞台,川剧名存实亡。“四害”横行时,他们挥舞文化专制主义的大棍,要用洋乐队换下川剧传统乐队,蛮横地规定只能移植,一丝一毫“不能走样”。人们只有用川剧曲牌去套唱完全不合川剧格律的京剧唱词,用川剧的锣鼓打京剧音乐的节奏,用川剧对白说京剧的台词。于是,几个稀少的剧目,一种京、话、川三剧混合的“新剧种”,占领了川剧舞台近十年,川剧再度名存实亡。
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和朱德委员长,以及陈毅、贺龙等同志,生前多次观看川剧,接见演员,鼓励和表扬川剧的改革。阳友鹤、周企何等许多川剧名演员回忆周总理接见时的情景无不热泪满腮。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川剧恢复和发展了好的传统,创作了大量的川剧现代戏。仅重庆市九个剧团的统计,建国后十七年中就创作和移植了大小现代剧一千零十八个。人们也难忘记,在三年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一度使一些川剧工作者思想混乱,演出了鬼戏和坏戏。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的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使川剧继续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
川剧工作者深深感激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给川剧带来了第二次解放,从奄奄一息中再生。今天,许多川剧工作者讨论的是怎样更好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怎样继承和发扬川剧优秀传统,怎样把川剧的艺术特点更好地用于表现现代题材。有些剧团已订出今年的规划。许多老演员每天抽出时间传、帮、带,青年演员认真苦练基本功。人人希望大干快上,在舞台上献身手。
人们可以看到,川剧这枝文艺花朵将会开得更好看,它的迎春之曲必将唱得更响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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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卫戍区业余文艺宣传队深入基层演出
春节前夕,北京卫戍区部队业余文艺宣传队,深入工厂、农村、部队和哨卡演出,热情慰问战斗在第一线的工农兵群众。
他们演出的节目,大部分是根据部队指战员在落实英明领袖华主席抓纲治国战略决策中涌现出的英雄事迹进行加工或创作的。这些节目表现了部队深入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广泛进行“十个应该不应该”的教育,分清路线是非,大力开展学习雷锋和“硬骨头六连”出现的生气勃勃的大好形势,热情歌颂毛泽东思想的无穷威力和十一大路线的无比正确。如曲艺联唱《第三战役打得好》,采用豫剧、天津快板等多种形式,反映了部队指战员通过批判“四人帮”的反动政治纲领,老干部扬眉吐气,焕发了革命青春,朝气蓬勃地带领部队大干快上的崭新面貌。坐唱《雷锋之家》,通过表现一个哨所的警卫战士,以雷锋同志为榜样,大力为人民群众做好事,支援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事迹,生动地反映了雷锋精神在部队处处开花结果的喜人景象。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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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最后一幕》重新和观众见面
抗日战争时期轰动一时的话剧《最后一幕》,最近又和首都观众见面了。这是一出描写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下的一个演剧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和斗争事迹的好戏。这个戏表现了演剧队员们不怕威胁,不受利诱,用戏剧作武器,勇敢机智地和敌人展开特殊战斗的事迹。这个戏歌颂了党的正确领导,歌颂了周恩来副主席忠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取得的胜利。周副主席在抗战初期,执行毛主席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亲自领导组织了十个演剧队,分散到各个战区宣传党的抗战到底的主张。毛主席曾极其关切地指示演剧队的同志,要长期在国统区占领文化宣传阵地。
可是,这样一出描写演剧队斗争生活的好戏,却遭到了“四人帮”的扼杀。叛徒江青咬牙切齿地说它是“大毒草”,并且在报上公开发表文章诬蔑演剧队,对参加过演剧队的同志进行政治迫害。其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周总理,指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最近,北京电影学院的师生们,克服种种困难,赶排和演出了这个话剧,就是为了回击“四人帮”对周总理的诬蔑。同时,也是对“四人帮”散布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有力批判。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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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看东方歌舞晚会随想
蒋士枚
遭过霜的花,开得更雄健;迎春的花,绽得愈艳。在“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大棒下被长期打击迫害的东方歌舞之花,如今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亲手开拓的万里春色中,开得更加绚丽!
在东方歌舞晚会的剧场里,随着《春花烂漫》的开场歌舞,我被卷进色彩丰富、风味独具的东方歌舞的艺术天地。
晚会演出了中国、缅甸、柬埔寨、斯里兰卡、伊朗、日本、阿富汗、埃及、马里、墨西哥、阿根廷等十多个国家的音乐舞蹈节目。其中不少是十二年来从未演出过的新节目。
随着晚会节目的进行,观众仿佛在这些亚非拉国家漫游,亲眼看到风格殊异的动人舞姿,亲耳听见情调不同的悦耳歌声。勤劳勇敢的亚非拉人民,用自己富有特色的民族歌舞,热烈地讴歌劳动和斗争,生动地反映习俗和人情,深切地倾诉情感、愿望和对春天的憧憬,形象逼真地展示当地人民的生活风貌。晚会演出的我国歌舞节目中,《毛主席的恩情唱不完》、《周总理英名传四海》、《华主席给了我青春歌喉》,唱出了亿万人民对毛主席、周总理、华主席的无限深情;舞蹈《育新苗》,热情赞美社会主义的新人新风。《高棉女民兵》,着力表现柬埔寨人民在柬埔寨共产党领导下,奋力投身抗美救国斗争的英雄气概。这一节目,是敬爱的周总理生前指示创作的。在创作过程中,周总理关怀备至,并亲自为这一舞蹈命名。《阿波舞》概括反映十九世纪中叶日本人民的气势和力量;《贡巴》反复渲染马里人民斗争抗暴的雄壮内心节奏。《高原上的节日》,则是阿根廷北部高原地区人民意趣盎然的习俗画。晚会的许多声乐和器乐节目中,无论是牧歌、颂歌、战歌,都能从不同断面,捕捉不同的生活和斗争旋律,唱出创造着这些音乐艺术的亚非拉人民的崇高情怀。晚会上既有庄严深沉的《埃及,我的母亲》(埃及),又有深情依依的《宝贝》(印尼);既有淳朴风趣的《玉米棒子》(乌拉圭),又有委婉清新的《花笠音头》(日本)……
是的,亚非拉许多民族,有着极其光辉灿烂的艺术和悠久的文化传统。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下,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生前为促进亚非拉人民的文化交流,为增进中国人民和其它亚非拉国家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做了多少工作,耗费了多少心血啊!我国舞台上的东方歌舞之花,是周总理用辛勤的汗水精心浇灌的,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的我国文艺百花园中的灿烂的一枝。
演出结束后离开剧场,我好象走在金灿灿、密匝匝的迎春花丛中,不禁铭记起华主席为《人民文学》所作的光辉题词:“坚持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而奋斗。”我仿佛已经看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高潮的潮头,也仿佛看到我国文艺阵地迷人的无限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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