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驳所谓“三十年代黑店”论
陈原
“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在出版方面也炮制了反革命的“两个估计”，疯狂叫嚣解放后的出版界是“反革命专政”，胡说什么“从三十年代到建国以来贯穿着一条黑线”，“这条黑线专了我们的政”。他们不但要全盘否定十七年出版工作的成就，而且要追查“三十年代黑店”，妄图全盘否定解放区出版工作和白区进步出版事业的革命传统。
三十年代在国民党统治区（白区）的出版界，有没有黑店？有的。那就是正中书局、拔提书店、青年书店以及中国文化服务社等等。这些反动机关是国民党中统、军统，反动分子和叛徒开的。它们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黑店。这些反动组织在全国解放时已被人民清算，财产已被没收，人员已按照党的政策分别处理和留用。应当指出：这些书店的出版物，即使在三十年代当时，也是不得人心的。它们占领不了旧中国的市场。用生活书店创办人邹韬奋同志的话说，这些反革命黑店搞的是“杀千刀”文化，是“骂街”文化，骂民主，骂进步，骂共产党，除了“骂街”以外什么也没有。他们干的两件“大事”，一是破坏团结，一是反对民主。人民是不听他们那一套的。难道“四人帮”追查的所谓“三十年代黑店”，是这些反动组织么？不是的，绝对不是的。
三十年代出版界有一批“旧”出版业，还有一些“新”出版业。“旧”出版业是指民族资本家经营的出版社，如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和开明书店。“新”出版业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或影响下，以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后来合并成为三联书店）为代表的出版社。关于这“新”“旧”两类出版机构的性质，邹韬奋同志当年也作过一些分析。他说：“旧的向来偏重于教科书的出版，在基本知识上虽也占相当重要的地位，但与当前进步时代的实际运动之接触较少，就这一点说，所含的时代的进步性比较地有限。新的偏重于课余读物及一般读物的出版，与当前进步时代的实际运动较有密切的接触。因此所含的时代的进步性也比较地浓厚。”
能不能把三十年代这部分“旧”的书业，即“与当前进步时代的实际运动之接触较少”，“所含的时代的进步性比较地有限”的出版机构，也就是说同当时白区的进步、抗日、救亡、民主运动联系不那么密切的出版机构，都说成是“黑店”呢？显然不能够。就拿商务印书馆来作例子吧。商务印书馆创立于一八九七年，八十年了，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稍具规模的出版社。有一个时期甚至还掺进了官僚资本（解放后这部分已没收），大部分却还是民族资本。它出过少数坏书，但主要还是做了大量的启蒙工作和文化积累工作。它同那些宣传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杀千刀”文化的正中书局之类，是有本质区别的。商务印书馆存在的八十年间，经历了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三个历史时期，它本身经历了由资本家经营到公私合营到现在国营三个阶段，它所出的书刊，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中国人民运动从失败挫折走向伟大胜利的历史见证。这样的“旧”书业，尽管它有一千条错误一万条不对，但它不是人民的敌人，不能把它称为“黑店”。
“四人帮”追查“三十年代黑店”，确实也不是追查象商务印书馆那样的“旧”书业。“四人帮”所谓从三十年代到十七年“黑线专政”，指的是三联书店，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和读书生活出版社、中国出版社等；他们用捏造的谎言来欺骗不明真相的群众，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周总理，指向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以便达到他们“改朝换代”的反革命目的。
三十年代在我党领导下的白区出版工作，是三十年代白区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关于“五四”以后到抗日战争时期的白区（国民党统治区）进步文化运动，毛主席早在一九四○年就做了科学的总结。毛主席说：“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
毛主席十分关心根据地和白区的出版工作。读书生活出版社创办人之一李公朴先生，后来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他访问延安时，毛主席曾亲自到招待所去看他，并且同他谈到形势和书店工作问题。现在我们找不到谈话记录全文了，但从当时由延安送回白区的记录摘要看，毛主席曾经具体地指示了书店工作的路线。我们最近查出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八日重庆生活书店出版的内部油印刊物《店务通讯》第十四期，有这样一条消息，标题是《毛泽东先生在去年十二月答复杜绝先生的问话》（杜绝即当时陪同李公朴先生去延安的生活书店西安分店工作人员的化名）。这条消息传达了毛主席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出版路线的指示，其中说：
“敌人在攻陷粤汉之后，还要继续进攻西安、宜昌、衡阳、南昌、韶关以及粤闽的几个重要城市的。这些地方，在目前虽然不会立刻失掉，但迟早终不免要失掉的。这样，将来我们的后方更要缩小，可以利用的后方更小，因此，书业界的工作，便不得不向游击区去谋发展，同时，也是适应那边的需要，工作的地域大概可以分为华北、华中与华南三区，每区的游击根据地可以作为经营的中心地点。工作必须与当地军队取得联络，与自己在后方的店取得经常联系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交通太困难。所以各战区的工作又必须是独立的，自印自卖。印出的书本，应该也只能是薄薄的了。”
毛主席的科学预见，后来完全为历史的发展所证实。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即于一九三九年到四○年由周总理亲自贯彻执行。周总理安排了三联书店一部分工作人员带了一部分纸型，转移到敌后根据地，同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队伍取得联系，开展工作。（后来陆续办华北书店、大众书店〔后改为韬奋书店〕，稍后有光华书店等等）周总理还亲自指示在白区坚持工作的出版人员，执行毛主席、党中央规定的白区工作“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总方针，具体部署了第一线出版机构（态度比较鲜明）和第二线出版机构（保护色比较多），以适应新的斗争环境的需要。就在一九四○年这一年，毛主席还亲自规定了每个根据地都要建立印刷厂，出版书报，组织发行和输送的机关。这样，我们党就有了根据地和白区两支革命的出版队伍，在不同的战场上，互相呼应，互相支持，为着共同的革命目标，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能够把坚持在白区工作的出版机构诬陷为“黑店”么？完全不能！
坚持在白区工作的这支出版队伍，在同敌人即国民党反动派的黑店作斗争中，取得了压倒优势的胜利，这是历史的真实。国民党反动派利用它的统治地位，对白区进步出版事业实行法西斯镇压，妄图摧毁白区进步出版事业，斗争是很残酷的，但敌人的妄想从未实现。韬奋同志病重时曾回忆过这样的斗争场面，他说：
“一九三九年四月（国民党反动派）先从西安生活书店分店‘开刀’，不但将店封闭，经理及职员逮捕，而且将所有生财用具搬移一空，形同劫掠。……自一九三九年四月起至年底，不到几个月，由西安而天水，而南郑，而宜昌，而万县，而源陵，而吉安，而临川，而南城，而赣州，而金华，而丽水，而立煌，而福州，而南平，而曲江，而梅县，而兰州，而衡阳，而贵阳，而桂林，而成都，而昆明等等五十余处的生活书店分店负责人都遭受同样的苦难。负经理责任的高级干部被无辜逮捕的达四十余人之多。”（见《韬奋文集》）
这只是白色恐怖的一个小小的侧面。三个书店有的同志被活埋，有的同志牺牲在狱中，有的同志被迫害得贫病交加。有的分店被封闭时，反动派竟然断绝交通，用机关枪对付手无寸铁的书店工作人员。坚持在白区斗争的进步出版队伍，在白色恐怖面前吓倒了么？没有！投降了么？没有！一个被捕了，另一个冲上去；一个店被“查封”了，改了一个新招牌挂出来。真所谓前仆后继！为什么这支队伍不被敌人所压垮？因为他们向往着延安，向往着在孕育中的新中国；因为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他们的阵地，激励着他们前进。能够把这样的革命机构诬陷为“黑店”吗？能够把这样的一支革命队伍诬陷为“黑线人物”吗？不能！永远不能！
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知道、了解并且赞许了这支（那怕是很小的）革命队伍。一九四九年七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三联书店今后工作方针的指示，指示的第（一）条明确指出：
“三联书店（生活、新知、读书出版社），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及香港起过巨大的革命出版事业主要负责者的作用，在党的领导之下，该书店向国民党统治区域及香港读者，宣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在各个时期的主张，这个书店的工作人员，如邹韬奋同志（已故）等，作了很宝贵的工作。”
中共中央指示第（二）条（甲）还明确指出：“三联书店与新华书店一样是党的领导之下的书店。”
当时曾经在白区坚持革命出版工作的同志们，听到中共中央、毛主席的声音，真是感动得落泪。他们缅怀与敌人顽强斗争甚至贡献出自己最后一滴血的战友，他们揩干了自己身上的血迹，踏入新中国，迎接新的革命任务。毫无疑问，“四人帮”把这些革命出版机构诬蔑为“黑店”，矛头只能是指向我们的党，指向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指向敬爱的周总理的。
在这里有必要讲一下邹韬奋同志。他主编的《生活周刊》等杂志，团结和教育了千千万万爱国知识分子，吸引他们走向进步和革命，在海内外有过重大影响。他被国民党反动派迫害，坚贞不屈，颠沛流离，转到解放区后，又被重病（癌）折磨，于一九四四年逝世。他在一九四四年六月二日病危时口述遗嘱中说：“我自愧能力薄弱，贡献微少，二十余年来追随诸先进，努力于民族解放、民主政治和进步文化事业，竭尽愚钝，全力以赴，虽颠沛流离，艰苦危难，甘之如饴。此次在敌后根据地视察研究，目击人民的伟大斗争，使我更看到新中国光明的未来。我正增加百倍的勇气和信心，奋勉自励，为我伟大祖国与伟大人民继续奋斗。但四五年来，由于环境的压迫，我的行动不能自由，最近更不幸卧病经年，呻吟床褥，竟至不起。但我心怀祖国，眷念同胞，愿以最沉痛迫切的心情，最后一次呼吁全国坚持团结抗战，早日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在遗嘱的后段，韬奋同志严肃地向党提出了自己的愿望。他说：
“我死后，希望能将遗体先行解剖，或可对医学上有所贡献，然后举行火葬，骨灰尽可能带往延安。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遗嘱亦望能妥送延安。”
韬奋同志的遗嘱秘密带到延安。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很快就作出了相应的决定。中共中央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发出唁电，其中说：
“韬奋先生二十余年为救国运动，为民主政治，为文化事业，奋斗不息，虽坐监流亡，决不屈于强暴，决不改变主张，直至最后一息，犹殷殷以祖国人民为念，其精神将长在人间，其著作将永垂不朽。先生遗嘱，要求追认入党，骨灰移葬延安，我们谨以严肃而沉痛的心情，接受先生临终的请求，并引此为吾党的光荣。”
同年十一月十五日，毛主席题词，又一次对这位坚持白区革命出版事业的战士作了崇高的评价。毛主席题词说：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五年之后，祖国大地解放了。一九四九年七月，我们在北京举行韬奋同志逝世五周年纪念会，周总理为纪念会题词说：“邹韬奋同志经历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道路。”
这就是“四人帮”诬陷的所谓“三十年代黑线”的“代表”，这就是“四人帮”追查的所谓“三十年代黑店”的创办人之一。这就是所谓的“三十年代黑店”！关于这段历史，解放后很少讲到；亲身经历过白区斗争的这一支小小的出版队伍，认为自己的微薄工作不过是每一个革命者所应当做的，每一个爱国者所应当做的，同整个革命事业比起来，不过是沧海之一粟，本来不值得提及，因此大家都不怎么说。但是，“四人帮”指鹿为马，指红为黑，竟然诬陷革命组织为“黑店”，竟然把那些与敌人英勇斗争的队伍说成是叛徒、特务，使我们不能不恢复这页历史的本来面目，戳穿“四人帮”的造谣诬蔑，揭露他们利用有些同志不明真相，大肆打击干部、给党抹黑的阴谋。
以三联书店为代表的三十年代革命出版事业，不是什么“黑店”，而是在党的领导下、影响下，在白区传播革命思想的文化机关，不管它有过多少错误，走过多少弯路，它仍旧是波澜壮阔的白区革命文化新军的一个支队。“四人帮”想把它打成“黑店”，想不分青红皂白把三十年代出版事业全盘否定，是决计办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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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习随笔
谈推陈出新
王梓坤
读书当作两面观：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二者结合，再加创造，就叫“推陈出新”。
清代的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公（欧阳修）学韩（韩愈）文，而所作文，全不似韩：此八家中所以独树一帜也。公学韩诗，而所作诗颇似韩：此宋诗中所以不能独成一家也。他对欧阳修的评论虽未必正确，却形象地说明了“推陈出新”的重要。他在另外的两个地方又说：“不取亦取，虽师勿师”；“平居有古人，而学力方深；落笔无古人，而精神始出”，也是这个意思。
要破除迷信，敢于向科学权威的错误挑战。真理的长河永无穷尽，任何人，不管他如何正确，总是生活在一定条件之下，因此，他的见解，总带有历史局限性。桃李不须夸鲜艳，风雨纵横好题诗。前贤虽云好，新人胜旧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唐朝有一部书叫《唐本草》，书中说，如果把北方芜菁移植到南方，就会变成白菜，意思是说，移植是不会成功的。七百年过去了，明朝的徐光启偏偏不信，他要试一试，便在南方种下芜菁，几年后并未变成白菜。此后，他又把山芋从福建移植到上海，把水稻从南方移植到北方，都得到了成功。
二十世纪初，有人断言：向地球上的远方发射电磁波完全不可能，因为电磁波穿过空气层就会一去不返。然而马可尼却不相信，他不用导线把信号送过大西洋，对岸居然收到信号。这是由于空中的电离层象镜子一样把电磁波反射下来。马可尼的发现是无线电事业的开端。
要说大权威，可以举出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至322年），然而他也有许多错误。例如，他说：“推一个物体的力不再去推它时，原来运动的物体便归于静止。”这个似是而非的论断欺骗了世人一千多年，直到引起伽利略的怀疑为止。伽利略这样想：有人推一辆小车在路上走，如果他突然停止推车，小车并不立即停止，还会再走一段路，如果路面平滑，这段路就会更长些。伽利略过人之处，就在于他的思想并未于此中断，相反，它却再向前走了一大步，居然完成认识上的飞跃——一次真正够得上飞跃称号的飞跃。他设想，如果毫无摩擦，小车便会永远运动下去。这确是一个大胆的革新思想，谁见过永远前进的车子呢？当然，这个实验不可能实现，因为无法把摩擦全部消除，它只是一个“理想的”实验。伽利略的想法后来由牛顿写成力学第一定律：“任何物体，只要没有外力作用，便会永远保持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的状态。”能从万象纷纭的无数学说之中，挑出伽利略的这一思想，并把它提到这样的高度，说明牛顿的科学鉴赏力是何等高超！可谓巨眼识真金了！后来，爱因斯坦也高度评价了这一工作，他说：“伽利略的发现以及他所应用的科学推理方法，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而且标志着物理学的真正开端。”顺便指出，爱因斯坦本人也是善于从事“理想实验”的。
荒谬的东西，没有巧妙的伪装，便一刻也不能生存。“剑跃西风意不平”。对陈腐观念，要敢于怀疑，敢于斗争。有了新的思想，还必须尊重客观实际，脚踏实地，努力工作。“为求一字稳，耐得半宵寒。”只有把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才能作出较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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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识破骗局
张炳光
“四人帮”及其控制的舆论工具，在鼓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是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基础”的谬论时，采用了一种非常卑鄙的手法，这就是歪曲、篡改乃至伪造马列主义的词句，为他们的谬论涂上一层“理论”的油彩。对此，必须加以戳穿和批判。
康立在《论社会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一文中说，“不论如何，它（指我国的社会主义商品制度）仍然是产生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为了吓唬和欺骗群众，文章紧接着写道，“列宁指出‘资产阶级是产生于商品生产的’。”似乎列宁也认为，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是产生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但是，一查列宁的原话，意思根本不是这样的。康立引的列宁的话，是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讲的。列宁说：“资产阶级是产生于商品生产的；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一个农民家里有几百普特的余粮，不肯贷给工人国家救济挨饿的工人，而要拿去做投机生意，——这是什么呢？这不是资产阶级吗？资产阶级不正是从这里产生的吗？”（《列宁全集》第30卷第206页）列宁的这些话是在一九一九年说的。那时俄国的农民是个体农民，俄国农村的商品生产是建立在个体所有制基础上的小商品生产。列宁在这里讲的商品生产，就是历史上曾经大量产生过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一九一九年在俄国经济中仍占优势的小商品生产，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列宁说的“资产阶级是产生于商品生产的”，是说资产阶级产生于小商品生产，根本没有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是产生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的意思。而且，列宁讲的有几百普特（几千公斤）余粮的农民，也决不是一般的农民。有那么多余粮，不卖给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拿去做投机生意，这说的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产生资产阶级吗？
“四人帮”控制的一个报纸，有一篇文章曾经这样引用列宁的另一段话：“商品经济还活着，起着作用，发展着，产生着资产阶级”。他们这样搞，也是企图向人说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是产生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这是不是列宁的原意呢？不是的。列宁的原话是：“现实向我们证明，甚至在俄国，也同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一样，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还活着，起着作用，发展着，产生着资产阶级。”（《列宁全集》第29卷第162页）列宁明明讲的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但文章在引用列宁的话时，却蓄意把“资本主义”四个字砍掉，变成“商品经济”产生着资产阶级。于是，他们就盗用列宁的名义，宣称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也是产生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了。“四人帮”及其控制的舆论工具，就是这样篡改列宁的话来骗人、唬人的。
在“四人帮”控制的《学习与批判》一九七六年第三期的一篇文章里，还出现过这样的奇句：“列宁说，在资产阶级法权这块土壤上，过去产生过、现在还在产生着许许多多资产者。”究竟列宁在哪里讲过这样的话，文章却故意避而不提。查了一下书，原来列宁的话是这样说的：“是的，我们推翻了地主和资产阶级，扫清了道路，但是我们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大厦。旧的一代被清除了，而在这块土壤上还会不断产生新的一代，因为这块土壤过去产生过、现在还在产生许许多多资产者。”（《列宁全集》第27卷第275页）列宁这里说的“土壤”，是指“资产阶级法权”（即现在说的资产阶级权利）吗？不对。在这里，列宁指的仍然是小商品生产。在过去，即在十月革命前，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是在小商品生产者分化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列宁说的“现在”，是一九一八年。当时俄国有五种经济成分，小商品生产大量存在，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问题既然这样清楚，所谓“列宁说，在资产阶级法权这块土壤上，过去产生过、现在还在产生着许许多多资产者”的引语，难道不是地地道道的伪造吗？
“四人帮”及其控制的舆论工具，为什么要这样歪曲、篡改甚至伪造列宁的话呢？他们组织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一段自白：“党内资产阶级是在生产和交换中形成的，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一个阶级的形成，最根本的原因，必须从经济关系的变化中寻找。”原来，他们杜撰“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是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基础”，为的是给“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制造经济上的“论据”。（附图片）
在中国航空学会学术讨论会上，科学工作者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体现了百家争鸣的方针。
新华社记者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