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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抓纲必须带目
——太原钢铁公司大变快上的经验
凡是了解太原钢铁公司的人，无不兴奋地说：太钢变了！
变在哪里？请看：
一九七六年，全公司没有一种主要产品完成国家计划，整个生产倒退到了十几年前的水平。而一九七七年，全公司钢、铁、钢材、焦炭、耐火砖五大产品全部超额完成了计划；工业总产值完成计划的百分之一百零五；三十八个有生产指标的单位，厂厂超额完成了生产任务，厂厂比一九七六年增产；从九月份起，全公司甩掉了连续四十四个月亏损的“帽子”，月月向国家上缴利润；国家考核的二十三项技术经济指标，有十五项指标达到和超过了历史最好水平。特别是最后四个月，钢产量连创新纪录，日产水平登上了太钢四十多年历史的高峰。一九七八年一月份，太钢超额完成了钢、铁、钢材、焦炭、耐火砖的产量计划和工业总产值计划，又创造了历史周期的最高水平。
太钢为什么能够大变？答案是：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推动了钢铁生产的发展。这个答案是符合太钢实际的。但是这种推动，并不象“四人帮”胡说的那样是“自然而然”的，而是进行了一系列艰巨而细致的工作的结果。
太钢是我国重点钢铁企业之一。一九七六年，这个企业受“四人帮”及其伸向山西的黑手的破坏特别严重。粉碎了“四人帮”，太钢得解放。全公司掀起了揭批“四人帮”，清查与“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的高潮。广大职工欢欣鼓舞，精神振奋，为改变太钢的落后面貌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太钢党委充分利用这一有利形势，把革命和生产结合起来，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将广大职工在运动中焕发出来的冲天干劲引导到生产中去，推动钢铁生产迅速发展。
在这方面，太钢公司党委抓的第一件事，便是选择全公司受破坏最严重的发电厂为试点，开展群众性的“算帐批帮”活动。他们引导职工一个班组一个班组、一台设备一台设备地算“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造成的损失，揭露和批判他们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妄图搞垮国民经济的罪行，激发大家的革命义忿。接着，又发动群众学习大庆工人大干社会主义的革命精神，用实际行动夺回“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工人们一边批“四人帮”，一边夺回损失。他们在短短一个月内，挖通了上千米电缆沟和除灰沟，清除了数千吨垃圾，修复了全部锅炉和机组，从八月份开始，月月超额完成生产任务，一跃成为工业学大庆的先进单位。公司党委抓住这个典型，及时召开现场会议，推广发电厂的经验。全公司四十多个生产厂矿和机关单位，迅速行动起来，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出现了新高潮。
在深入揭批“四人帮”，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中，这个公司党委大力加强了对生产工作的领导，采取切实措施，猛攻生产关键，狠抓薄弱环节，一步一个脚印地把生产搞上去。他们建立了生产、基建、生活三个指挥部，由公司党委领导成员亲自担任总指挥，并且实行了领导干部二十四小时昼夜值班的制度。党委书记、副书记经常上调度台，每天早上召开的生产碰头会和电话调度会，每周的生产例会、作业计划会、生产指挥人员会以及研究设备、技术、科研、原材料等的会议，也总有有关领导干部参加，帮助大家解决问题。为了改变设备长期失修的状况，太钢公司党委还逐厂、逐炉、逐机地调查了所有的设备，发动职工打了一场检修大会战，使高炉、炼钢炉、炼焦炉和烧结机、制氧机、轧钢机的完好率达到了百分之八十以上。与此同时，公司党委还组织职工开展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竞赛，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职工都参加到了竞赛当中，为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在“四人帮”横行时，太钢的“四人帮”资产阶级帮派骨干，动不动用大帽子压人，谁认真抓生产，大干社会主义，就被斥之为“唯生产力论”、“老保”、“右倾”，而那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开口一大堆，双手不沾灰”的人，反而被捧为“响当当的造反派”和“突出政治”的人。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颠倒过来，太钢党委在去年年初就鲜明地提出了“一批，二干，三大变，革命生产作贡献”的口号；在整顿企业各级领导班子时，他们也强调敢字当头和干字当头，凡是属于被“四人帮”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骨干分子所把持和坐吃社会主义，自己不干也不带领群众大干的懒班子和软班子，坚决予以调整；把那些同“四人帮”斗争表现突出，密切联系群众，带头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分子提到领导岗位上来。这样做的结果，大干社会主义有功，大干社会主义光荣，在太钢蔚然成风。发电厂老工人梁治贤，在夺回“四人帮”破坏造成的损失的战斗中，带头跳到齐腰深的油水坑内，用双手挖沟，打通了堵塞，排除了隐患，被誉为“钢城铁人”。公司党委大张旗鼓地表彰了他的先进事迹，发动群众开展“学王进喜，赶梁治贤”的活动。在“算帐批帮”活动中，全公司涌现的六百多名模范人物和生产标兵，人人上光荣榜，戴大红花，受到了应有的尊重。最近，这个公司还提拔了一百多名技术员为工程师，鼓励他们为社会主义多作贡献。 新华社记者（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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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大的新起点
北大，曾经是“四人帮”严密控制、严重破坏的一个单位。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可以说是冰冻三尺。现在坚冰已被打破，北大正沿着毛主席开辟的革命航道破浪前进。这是在华主席、党中央抓纲治国战略决策指引下，广大师生员工同“四人帮”和他们的黑干将迟群一伙，以及在北大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英勇斗争取得的可喜成果。
记者来到北大的时候，看到一些教学楼的墙上，至今还保留着两个月以前贴出的一张张大字标语和大字报：“感谢华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热烈欢迎新领导来北大工作！”“迎接北大的新转折！”
北大师生员工们这样热情而又急切地欢迎新领导，是有原因的。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北大的斗争还相当尖锐，运动开展得并不顺利。“四人帮”虽然已经覆灭了，但是他们在北大精心培植的资产阶级帮派势力还穴居鼠洞，其中有的骨干分子还在负隅顽抗。由于领导不力，运动几起几落，曾经一度捂盖子，压群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英明领袖华主席、党中央亲切关怀北大的运动，给北京大学派来了新的领导，加强和调整了学校的领导班子。
北大党委紧紧依靠群众，深入调查研究，采取了抓纲治校、拨乱反正的一系列措施。在全校揭批“四人帮”的万人大会上，校党委宣布了对“四人帮”在北大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骨干分子的决定，发动全校师生员工对“四人帮”的反革命别动队“梁效”展开了批判。接着，校党委又决定：对于在所谓“反右倾回潮”运动中被定为敌我矛盾，属于错案、冤案的，一律平反；对于强加给一些同志的一切莫须有的罪名和诬陷不实之词，统统推倒；对于一些同志被“四人帮”无理撤销职务的，一律安排适当的工作。地质地理系革委会副主任、教改组组长王恩涌，过去由于积极贯彻周总理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指示，提出了一些关于加强教师队伍、搞好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意见，竟被“四人帮”一伙作为“业务党”的典型，扣上了“走资派”的帽子，撤销了教改组长的职务，进行重点批判。现在，校党委在全校大会上给他平反、恢复名誉，使他非常激动。哲学系老教授冯定，因为过去的著作中有某些观点错误，曾经受到批评，而“四人帮”及其在北大的代理人却把学术问题和政治态度混为一谈，长期不恢复他的组织生活，不给他安排工作。校党委在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时，认为冯定同志是受“四人帮”迫害的，应该恢复他的党组织生活，并准备给他安排适当的工作。这些有力的措施，在全校激起了强烈反响。广大师生员工扬眉吐气，拍手称快。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分化瓦解。法律系、经济系等六个单位在清查和“三大讲”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领导班子。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迅速向纵深发展。
在北大校园里，到处是浓厚的战斗气息。西语、生物、物理等系和教改部、政治部等单位的干部和群众，同“四人帮”在北大的帮派体系骨干分子，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揭发批判了他们充当“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急先锋的罪行。中文、历史、哲学、经济、法律等文科各系的师生员工，以大量事实揭发批判了“四人帮”的反革命别动队“梁效”的种种罪恶活动。最近，校党委召开揭批“梁效”反革命罪行大会，宣布对一个坚持反动立场、拒不老实交代的“梁效”骨干分子从严处理；对另外一个表现好并且取得了群众谅解的“梁效”成员，给予解脱。校党委的这一革命措施，受到广大师生员工的坚决拥护。“梁效”的一些成员迅速分化瓦解，许多人纷纷表示要争取从宽处理，立功赎罪。
在斗争中，全校师生员工革命精神大振。曾经遭受“四人帮”打击迫害的同志，过去沉默寡言、深居简出的一些老教授，今天都精神抖擞地走上揭批“四人帮”的讲台。白发苍苍的老教授、校革委会副主任周培源，前几年，因为他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周总理关于加强基础理论学习和研究的指示，遭到“四人帮”一伙的围攻。但是，他不怕打，不怕压，同“四人帮”一伙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大讲加强基础理论学习和研究的重要性，忿怒揭批“四人帮”的罪行，心情格外舒畅。到现在，他一直在挤时间，坚持从三十年代开始的湍流理论的研究工作。在北大召开的批判“两个估计”的座谈会上，银发满头的八十一岁的老教授曹靖华，拄着拐杖出席了会议。他多年不曾出席什么会议了。不是因为年迈，而是他用“沉默”表示了对“四人帮”的蔑视。“四人帮”残酷迫害知识分子，连这位八旬老人也不放过。他们把曹靖华列入一个三百多人的黑名单中，准备进行打击迫害。这个阴谋还未得逞，“四人帮”就垮台了。座谈会上，发言批判的人十分踊跃，曹靖华没有来得及在会上发言。但他抑制不住胸中的怒火，回到家中连夜写了书面发言。现在，他正在继续写回忆鲁迅先生的文章。
砸碎“四人帮”横加的精神枷锁，北京大学师生员工们的积极性高涨起来了。凌晨三点多钟，北大宿舍承泽园一个房间的灯忽然亮了。一会，传出熟练的打字声。六十多岁的西语系老教授齐声乔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他正在加紧修订《英语常用词用法词典》。这部一百多万字的词典，是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年代里齐声乔和其他师生合编的。现在，商务印书馆准备重新出版。齐声乔一想到不知有多少人正等着用这部词典，便睡不着了。他身体虽然瘦弱，精神却十分饱满。批判了“两个估计”之后，齐声乔焕发了革命青春。过去，在“两个估计”的大棒下，齐声乔曾经被扣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被逼着放弃了从事四十多年的英语教学和研究工作，去干杂活、当木匠。如今，他回到了自己战斗多年的岗位，决心在晚年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一份力量。
化学系中年教师宏存茂和齐声乔一样，也是从“两个估计”的大棒下解放出来的。宏存茂祖祖辈辈受地主剥削，是党和毛主席把他从一个讨饭的穷孩子培养成大学的人民教师。因为他坚决抵制“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竟被诬陷为“右倾回潮”、“反党反社会主义”。现在，砸烂了“两个估计”，宏存茂的革命干劲更大了。为了寻找一种新的催化剂，他同另外一位教师和学生日夜在实验室里，连续进行实验操作。他们经过近两个月的辛勤劳动，取得了良好的实验结果，写出了《工业银催化剂动力学》的学术报告。
北大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使教学、科研工作面貌为之一新。在研究生招考办公室里出现了多年没有的喜人情景，招考研究生的工作刚刚开始，王竹溪、黄子卿、唐有祺、李赋宁、胡宁等一些教授便主动承担导师责任。多年从事基本粒子研究的老教授胡宁，想到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大批科技人才，心情非常急迫。他参加北京地区基本粒子的集体科学研究工作，和大家一道，曾经提出“层子模型”的理论，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好评。前几年，尽管“四人帮”千方百计地破坏科研工作，胡宁还是坚持了基本粒子研究，写出了十多篇学术论文。现在，他要求多带一些研究生，多为国家培养人才，受到了领导上的热情鼓励和支持。
北大，这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高等学校，正处在继续革命的新起点上。全校师生员工，正在满怀信心地夺取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新胜利，创造教学、科研工作的新成就，积极做好准备，迎接战斗的新学年！
新华社记者 余志恒 刘佩珩
（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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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烟台地区汽车运输公司积极为国家积累资金
每辆汽车盈利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五倍
据新华社一九七八年二月一日讯 山东烟台地区汽车运输公司去年平均每辆汽车盈利三万四千多元，比全国营业汽车平均利润高出五倍以上。如果全国所有的营业汽车能达到烟台地区公司每车盈利一半的水平，一年就可以为国家增加十几亿元的建设资金。
全国各地的汽车盈利达到烟台公司的水平是完全可以办到的。烟台公司所取得的成绩，是斗出来的，是干出来的，是用科学的方法管出来的。
这个公司从一九六四年开展学大庆运动起，十四年来，一直坚持实行定额管理和班组、单车经济核算。每个月的运输量、安全行程、燃料消耗和修理费用等计划指标，都落实到每辆汽车，每五天或十天公布一次完成的情况。谁先进，谁没有完成计划，应当怎样加油赶上，大家都心里有数。这样一来，劳动竞赛成了硬碰硬的，没有形式主义，真正提高了职工们完成计划和当家理财的自觉性。
这个公司的职工敢于同“四人帮”顶着干。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他们不理会什么“唯生产力论”、“利润挂帅”等等的大帽子，坚持不懈地执行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好办法。他们认为，不管你怎么说，社会主义不是瞎叫唤出来的，而是大干出来的。车轮子一转就能为国家增加收入，货物能早运到，乘客能省时间。因此，他们的长途客车，都要按计划在出车前或到终点后的时间跑一回短途，货车普遍带挂车。全公司十四年来连续完成运输计划。去年在大干最后一百天的战斗中，工人们日夜兼程，风雪无阻，车上吃睡，每辆货车平均日行七百公里。这一年干了一年半的活，八项经济技术指标样样都完成得挺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