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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百万翻身农奴的榜样
——访五届人大代表、藏族女干部次仁拉姆
隆冬季节，我们来到雅鲁藏布江的泽当渡口，准备到江北访问乃东县结巴人民公社党支部书记次仁拉姆。等待渡船时，只见在卸船的人群中，有一位五十开外的藏族妇女，背着满满一口袋粮食，和大家说着笑着走下船来。她那油黑的布满了皱纹的脸上挂满了汗珠，也顾不得擦一下，一次又一次地搬运着船上的物资。快开船了，她才匆匆走上船来。岸边的装卸工人们，一边挥手向她告别，一边大声喊道：“吐及其啦！阿佳次仁拉姆”！（谢谢您，次仁拉姆大姐）。她微笑着回答：“吐及玛来。”（不用谢）。她就是我们所要访问的次仁拉姆，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结巴公社，坐落在雅鲁藏布江北岸温曲河畔的门达山下。这里海拔三千七百米，无霜期短，沙质土，自然条件差。过去全是星散在河滩上的“巴掌地”和挂在山坡的“立体田”，粮食产量一直很低。如今，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地成方，渠成网，树成行，马达响，人欢马叫的壮丽画卷。一九七七年，战胜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自然灾害，获得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丰收。全公社粮食总产达到一百九十四万七千多斤，比一九七六年增长百分之十二，平均克产（一克相当于一亩）九百三十五斤。给国家交公粮和卖余粮六十六万斤。
社队干部和贫下中农，谈起公社的变化，常常这样说：“羊群为什么能吃到甘美的水草，是因为牧羊人把它们带到了水草丰茂的地方；结巴公社为什么变化这样大，是因为有次仁拉姆这样的好带头人！”
次仁拉姆却谦虚地说：“鹿角再长也顶不着蓝天，大雁成群成行才能飞出草原。公社获得好收成，靠的是党的领导和群众的力量。”
一九六一年三月，乃东县结巴乡的桑嘎村，有十一户朗生（奴隶），因为他们穷，被排挤在互助组之外。他们来到朗生出身的乡党支部书记次仁拉姆的家里，商量对策。次仁拉姆望着这些过去和自己一起住马厩的人们说：“流泪不如攥拳头。羊毛虽细，只要拧成一股绳，也能捆住雄狮。”次仁拉姆的话，点燃了朗生们心中的熊熊烈火。就这样，由最穷的朗生们组织起来的互助组诞生了！朗生互助组在次仁拉姆的带领下，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越办越好。它象一棵根深叶茂的苍松，屹立在雅鲁藏布江畔，冈底斯山脚下，被当时的中共西藏工委誉为“百万翻身农奴的榜样”。
一九六五年九月，西藏自治区成立，揭开了西藏历史上新的一页。在中央代表团召开的座谈会上，代表团的同志问次仁拉姆有什么要求？她说出了百万翻身农奴的心愿：“我们迫切要求在西藏快办人民公社！”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在雪山草原上展开。结巴乡在山南地区第一批成立了人民公社，次仁拉姆当选为公社党支部书记。她和百万翻身农奴的心愿实现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劲头更足了。
在谈到结巴公社的巨大变化时，次仁拉姆说：“一九七三年以来，我们认真贯彻执行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精神，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全公社的革命和生产才出现了新的面貌。”在这以前的几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结巴公社资本主义泛滥，人们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受到压制，全公社的粮食总产逐年下降，最低的一九七二年，只有五十六万斤，出现了许多缺粮户。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次仁拉姆背上粪筐，拿着铁锨，拎着糌巴口袋，来到被称为“山羊的尾巴，连自己的屁股都遮不住”的第一生产队蹲点调查研究。她发现这里出工的少，在家捻毛线、做酒的多；干集体地里的活，没精打采，干自留地里的活，却很卖力气。她认为，一队生产上不去，并不是群众不好，而是对资本主义倾向没去管，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没去抓。次仁拉姆帮助一队，在这年冬天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做到了人心归农，劳力归田，车马归队，把群众引导到农业学大寨的轨道上来了。一九七三年，一队不仅摘掉了吃返销粮的帽子，户户有余粮，而且还向国家缴了公粮卖了余粮。从一队的变化，次仁拉姆悟出了一个道理：要让庄稼长得好，就得经常铲除然巴草（西藏一种再生能力很强的杂草），要使社会主义迈大步，就要不断地堵资本主义的路。从此，党支部年年坚持在全公社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活动。结果，方向明，班子齐，干劲足，办法多，农业生产连续跨大步。一九七四年粮食一季单产上了“纲要”，一九七五年又过了“黄河”。
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胜利召开的喜讯，象浩荡的东风，吹遍了万里高原。次仁拉姆在县里听了县委书记关于会议情况和精神的传达，方向更明了，想得也更远了，心胸更开阔了。回到公社以后，对大寨的经验，她大会宣传小会讲，发动群众对照“六条标准”找差距，讨论制订了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年的“五年规划”，决心奋战五年，使粮食单产一季平均达到九百斤。
但是，正当次仁拉姆和社员一起，为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努力战斗的时候，“四人帮”及其在西藏的代理人和黑爪牙，大搞“三反一砍”的阵阵妖风，也吹进了结巴。次仁拉姆坚决按照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和自治区党委的指示，带领党支部和群众坚持学大寨不动摇，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不断线，整顿领导班子不停顿，狠抓生产不松劲。
她的行动，得到了县委的支持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但也有的人心里为她捏着一把汗。就连一直和她并肩战斗的原朗生互助组组长、公社党支部委员土登，也跑来劝她：“阿佳（大姐），俗话说羊走在前边有被狼吃掉的危险，落在后边，又要挨鞭子打。还是稳当点保险。”次仁拉姆向老战友语重心长地说：“淋过大雨的人，还怕露水？大寨我去参观学习过，大寨是毛主席亲手树立起来的一面红旗，走大寨的路就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条道，我们看准了，走定了，就是用十头牦牛拉，也坚决不回头！你想想，从刘少奇到林彪，那一个不是拚命反对学大寨。现在反对学大寨的这些人，绝没安好心肠。”老土登狠狠吸了一口烟，又说：“可是，现在报纸和电台上连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提也不提了。”次仁拉姆说：“珍珠即使在黑夜，也不会失去光辉；鱼目就是在太阳下，也不会发光。不管他们提不提，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指明了农业发展的方向，代表了我们的心愿。学大寨要风吹沙打不转向！”这一席话，说得老土登眼睛亮堂堂，心里热呼呼：“阿佳，你干吧，我支持你！”从此，土登带领社员挖土填沟，深翻拣草，平整梯田，吃住在工地，破冻土，战严寒，那里危险就战斗在那里。就在这充满激烈斗争的一九七六年，结巴公社农业学大寨的运动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全社粮食总产达到一百七十三万六千斤，以增长百分之七十六点七的高速度，一跃跨过了“长江”，单产一季达到八百二十五斤。
粉碎“四人帮”后的一九七六年底，次仁拉姆受百万翻身农奴的委托，带着象庆祝翻身解放那样一种胜利的喜悦心情，来到北京，来到华主席身边，出席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会上，她亲耳聆听了英明领袖华主席关于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重要讲话。在首都，她亲身感受到在华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国大治快上的局面正在出现。她从北京回到结巴公社以后，连自己的家都没看一眼，就到农田基本建设工地上去了，一边劳动，一边宣传。休息时，她向社员们提出“全国都在大治快上，我们结巴公社怎么办？”大家经过热烈而充分的讨论，豪迈地提出了“五年规划，今年实现，为抓纲治国作贡献”的战斗口号。他们经过一年苦干，在同霜、虫、旱严重灾害的斗争中，胜利地实现了自己的口号，提前三年完成了一九八○年的粮食生产指标。
生产的发展，使社员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第二生产队共有五十四户人家，一百三十个劳动力，去年平均每个工的分值是一元五角，每个劳动力平均分得现金二百三十元左右，此外，每人分到口粮六百斤，还分到了酥油、皮张。在和煦的阳光下，六十多岁的老牧工桑沛，数着刚刚分到的三百零七元，笑呵呵地对次仁拉姆说：“去年的粮食还没吃完，今年的粮食没口袋装；这些钱，还得和去年一样，全都存起来。如今咱结巴公社，户户有余粮，家家有存款，这都是阿佳您遵照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带领我们学大寨的结果啊！”
本报记者 张怀京 周保华（附图片）
五届人大代表次仁拉姆满腔热情地带领翻身农奴学大寨，深受当地藏、汉族干部、群众的爱戴。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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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这样的人当人大代表我们高兴
——介绍与“四人帮”顽强斗争的青年工人陆国梁
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疯狂打击和诬陷邓小平同志，把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偷偷摸摸地发到基层单位，强令进行批判。上海化工机械厂青年钳工陆国梁同志怀着满腔怒火，写了一份与“四人帮”针锋相对的“两对照”材料，题目是：《邓小平等同志的讲话是正确的》。
陆国梁同志多次对大家说，“我就不信邓小平等同志要把中国拉向资本主义”。这是多么铿锵有力的声音啊！要复辟资本主义的，决不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是“四人帮”及其一小撮死党。
陆国梁同志写的“两对照”材料，用十六开的白报纸写了十六页，共一万多字。每页纸都从中对折，一边是邓小平等同志的讲话共六十七段，另一边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语录共七十六段。全文分九个部分，每一部分都有一个醒目的标题：
革命与生产究竟是不是辩证统一的？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究竟要不要物质基础？
对于形势的分析究竟该不该实事求是？
党的领导究竟还要不要？
科学研究究竟要不要走在生产建设前面？
无产阶级究竟要不要培养自己的专家？
企业管理究竟要不要规章制度？
干部提拔究竟要不要逐步来？
群众生活究竟要不要关心？
这九个问题打中了“四人帮”搞乱工厂企业的要害。提得多么尖锐！多么鲜明！在这份材料前面，陆国梁同志还写了一段前言：“马列的话，在当今的苏联是已经不灵了，在当今的中国，事情不是这样。因此，我们到马列著作中去寻找斗争的武器，结果却发现邓小平等同志的讲话是符合马列主义精神的。假使要对这些讲话进行批判，那就无异于要违背马克思主义。”材料署名“龚明”，意思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材料写好后的第二天，陆国梁同志正大光明地把它交给了车间党支部。但这份材料很快到了“四人帮”余党手中，“四人帮”的余党看了暴跳如雷，恐慌地说：“这份东西具有极大的危险性”。他们一方面严密封锁，防止“扩散”，一方面策划对陆国梁同志进行残酷迫害。
四月七日夜里，陆国梁同志正为“四人帮”疯狂镇压沉痛悼念周总理的革命群众而愤愤不平的时候，“四人帮”的余党就同国民党特务一样，不讲任何理由，把陆国梁同志秘密地关押起来。
陆国梁同志受尽摧残和折磨，然而他坚持与“四人帮”及其余党进行顽强的斗争。他们逼他承认邓小平同志是“走资派”，是“反革命”，他不承认；他们逼他承认“两对照”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的，他不承认。从陆国梁嘴巴问不出“四人帮”想要的东西，他们就用拳脚棍棒来威逼。不仅拳打脚踢，还整日整夜地强迫他站立不准走动。打手们甚至把镣铐收到最紧的一档，拎起镣铐把陆国梁同志吊了起来。
“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他勇敢地和打手们进行辩论。打手们攻击三项指示是“把革命与生产并列起来，因而是折中主义，修正主义的”。陆国梁同志马上义正词严地给予驳斥。打手们辩不过他，只能用嚎叫和毒打来掩盖他们在理论上的失败，掩饰他们在一个青年工人面前束手无策的愚蠢丑态。
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了“四人帮”，陆国梁同志才被放了出来。陆国梁同志回厂后，马上投入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揭发控诉“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同时他更加努力搞好生产，决心把被“四人帮”破坏损失的时间夺回来，每月都提前超额完成生产任务。
去年年底，陆国梁同志得到大家一致拥护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群众称赞说，这样的年青人就是好，这样的人当代表我们大家高兴。
新华社记者（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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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五届人大代表卢潮柱和他的一家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有个宁明华侨农场。最近记者来到这里，访问了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卢潮柱同志。
在一幢果木浓荫掩映的农场住宅里，卢潮柱从两个十七年的回顾，开始了他的谈话。卢潮柱和他的一家都是一九六○年从印尼回国的。当时他才十七岁，如今他在祖国的大家庭里又生活了十七年。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使这个归侨青年茁壮成长，担任了农场党委副书记和革委会副主任。他刚参加完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归来，一股在祖国当家做主人的自豪感洋溢在他的眉宇间。
卢潮柱的父亲十三岁时，就被人贩子卖到了印尼加里曼丹的一个小城镇，几十年受尽煎熬，最后靠磨豆腐、租地种菜，维持着一家八口人的贫困生活。新中国的诞生，使他们全家人欣喜若狂。卢潮柱的父亲常常对孩子们说，新中国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那里没有饥饿和失业。可是我这辈子没有能力带你们回去了，你们以后一定要想法争取回到祖国去。一九五八年父亲病故，母亲被穷困逼得神经失常，他们兄弟三人，小小的年纪就饱尝了失业的痛苦，只好挑起父亲的豆腐担沿街叫卖……。社会主义祖国时时牵动着异乡游子的心，他们多么渴望有朝一日能投入祖国的怀抱啊！一九六○年春天，愿望终于实现了。党和毛主席派出的客轮，第一批把他们一家接回到祖国的怀抱，安置在宁明农场。
红棉花开过了十七次。这家人深深感受着祖国的温暖，也以火一般的热情投身于祖国的建设事业。卢潮柱高兴地告诉记者，现在，他们一家除了大哥在茂名石油公司工作外，其他人都住在这个农场里。二哥卢潮枢是馗（kuí 奎）塘分场党支部书记，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妹妹卢东兰是农场罐头厂党支部副书记，卢东采是罐头厂的化验员。姐姐是农场的工人，母亲的精神分裂症早就治好了，虽然年逾六十，但是不愿退休，干着力所能及的劳动。卢潮柱的爱人也光荣地参加了党，是罐头厂的统计员。到了假日，一家人欢聚一堂。卢潮柱深有感触地说：“两个十七年，两个天和地。没有党和毛主席，我们只能流落异乡，哪会有今天的幸福！”
从一个农场工人，成长为党的优秀干部，卢潮柱每一步都离不开毛泽东思想的指引。十七年前，他一踏上祖国的土地，解放军就在码头上帮助他们搬运行李，领导还亲自前来迎接慰问，……。数不清的事例无不使他感到新奇。当他知道这些激动人心的事情都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很自然地出现的时候，他很快就开始了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卢潮柱只断断续续念过四年书，文化水平不高。但他学习注意联系实际，在斗争实践中逐步提高了政治觉悟。一九六四年，卢潮柱和他的二哥一起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当过农场工人、作业组长、生产队长，文化大革命中，农场党委又派他去亭亮分场担任党支部书记。当时由于林彪、“四人帮”对侨务政策的严重干扰和破坏，有些人把归侨都当成“资产阶级”，农场有的职工与归侨之间也出现了不团结的现象。卢潮柱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在接到通知的当晚，他便去向当时还在“靠边站”的原农场党委书记、老红军干部翁柏生同志请教。翁柏生鼓励他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坚决贯彻党的侨务政策，坚决依靠农场的老工人。卢潮柱到分场后，排除各种干扰，积极用党的方针政策教育群众，团结群众，教育归侨向老工人学习，自己更是在各方面作出表率，终于使归侨和农场其他职工团结一致，分场的生产一直稳步上升。
卢潮柱常说：“热爱祖国，就要把祖国建设得更加可爱；热爱社会主义，就得拚命大干社会主义！”无论当普通工人，还是当党委副书记，他十七年如一日，始终保持着普通劳动者的本色，任劳任怨，不怕苦，不怕累，全农场八个分场都洒下了他辛勤劳动的汗水。在双龙、中站分场蹲点时，他白天黑夜都同工人们滚在一起。秋种木薯，定额是每个工日一亩地，他完成二亩六分；积肥每个工日一千斤，他完成一千六百斤。许多老工人说：“我们这位领导人，是真正干出来的。”
卢潮柱不仅坚持参加劳动，还善于向群众学习。一九七六年，卢潮柱到双龙分场，虚心向菠萝种植行家、老工人劳绍祥学习，认真总结推广他的从选苗、种植到科学管理等一整套经验。去年，这里虽然先后遭到霜冻和严重干旱，但这个分场的菠萝产量仍然超过原计划十六万斤。
在记者访问时，正好卢潮柱的二哥卢潮枢到场部来开会，他也参加了我们的谈话。卢潮枢曾在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亲聆了敬爱的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的关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规划，卢潮柱也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亲聆了华主席抓纲治国的英明决策。兄弟俩回忆起这些幸福的日子，谈起社会主义祖国光明灿烂的宏伟前景，真是信心百倍，豪情满怀。他们说，社会主义为我们开拓了一个崭新的理想境界，粉碎“四人帮”又为我们砸碎了精神枷锁，我们一定象热爱毛主席那样热爱华主席，象紧跟毛主席那样紧跟华主席，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把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更加富强美好。
新华社记者 谢石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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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资料
历届人代会简介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举行。代表总数一千二百二十六人。会议通过了我国的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向大会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大会选举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决定周恩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毛主席在这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指出：“这次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是标志着我国人民从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
会议通过的宪法，确定了我国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历史道路，标志着我国人民民主政治和人民民主法制建设的新阶段。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一九五九年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举行。代表总数一千二百二十六人。毛泽东主席主持了会议的开幕式。会议听取并通过了周恩来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选举和决定了国家领导人，朱德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大会通过的决议指出，从上届人大以来，我们国家各方面工作的成绩是巨大的，特别是一九五八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大跃进，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都具有深刻的意义，它表现了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为改变国民经济和文化的落后面貌而斗争的伟大创造精神和英雄气概。
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四日在北京举行。代表总数三千零四十人。会议听取并通过了周恩来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朱德再次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周恩来继续任国务院总理。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修改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毛主席指出，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在北京举行。代表总数二千八百八十五名。这次会议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粉碎了刘少奇、林彪反党集团的大好形势下召开的。会议挫败了“四人帮”妄图组阁的阴谋，选举朱德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再次提出了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宏伟目标；强调必须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坚持“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号召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新华社北京二月二十六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