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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开足马力前进
记五届全国人大代表陈再新的先进事迹
浙江省龙泉县汽车中心站货车驾驶员、五届全国人大代表陈再新的先进事迹，编入了这个省的小学课本，作为教材。不少师生写信给他，表示要向他学习。有一个小学的学生集体在信中写道：“我们决心从小立下革命志，长大象你一样，一辈子做人民的老黄牛。”
陈再新长年累月在浙西南山区开车，主要是运输氨水等支农物资。一九七六年七月的一天，他清晨四时出发，从衢州化工厂运氨水到庆元县车头墙去，到五大堡车站已是下午六点多了。前一天由于下了一场大雨，在五大堡和车头墙之间发生了一处塌方，把公路隔断了。五大堡车站的同志关心地劝他，天色已晚，把氨水就卸在五大堡供销社的氨水池算了。陈再新想：如果把氨水卸在五大堡，当然轻快省事。但一车氨水一万多斤，用人力挑到车头墙要一百五六十个人挑一天，不仅浪费劳力，而且人挑着走在起伏不平的小道上，再小心一挑也要损失两三斤氨水，同时还要影响肥效，延误农时。他决心设法把汽车开进去。但又想到：如果汽车实在开不进去，来回十多公里，不是要白白地浪费汽油吗？他决定步行到塌方现场去察看。陈再新涉水爬坡十四里，到塌方处看了又看，量了又量，搬掉了石块，清理了泥土，直到汽车能通过，才回到五大堡。这时已是深夜十一点多钟了，这一天，陈再新工作了二十几个小时。第二天清晨，他便开车把氨水运到了车头墙。当地贫下中农感动地说：“陈师傅运来的哪只是一车氨水，而是满载着工人老大哥的深情厚意啊”。
为了不误农时，陈再新运氨水总是争分夺秒，而又注意安全驾驶。他经常起早摸黑，为了赶路，常常错过吃饭地点，有时一天就跑一趟双程。在衢州化工厂等待灌装氨水时，他干脆把驾驶室当床铺，以免误事。如灌装好氨水下午还有一点时间，他总要立即开车行驶一段路程，非到前方站过夜不可。因此他总是比别人多运快运。去年，陈再新参加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回去后，更是开足马力大干，提前一个半月完成了一九七七年的运输计划。
在“四人帮”横行时，社会上流传着所谓“六个轮子跑，烟酒饭菜饱”，“喇叭一响，有啥要啥”的说法。可是陈再新却反其道而行之，坚持“六个轮子跑，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记牢又做到”。
有一次，车行到半路，一个人气喘呼呼地跑来要求搭车。陈再新查看了那个人的介绍信和工作证，证明他是一名采购员，便让他上了车。这位采购员感激万分，掏出五块钱要塞给陈再新，笑哈哈地说：“今天要不是碰上你老师傅，我可糟糕啦。这点小意思给你买些点心吧！”陈再新严肃地说：“我是人民驾驶员，开车为人民，你也不是为了个人，不远千里到这里来采购物资，让你搭车是应该的。你塞钱给我，不是感谢我，而是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我啊！”陈再新把他带送到了车站，让他按制度规定补了票。
陈再新公是公，私是私，毫不含糊。有一次，他买了一张床。有人对他说：“你自己开车路过家里时，顺便带去算了。”他说：“我们驾驶员决不能将国家的运输工具当作为自己服务的资本，揩公家的油。”他把床拿到汽车货运站去办理托运手续，付了一元九角钱运费，由别的驾驶员运走。
他家住在平原，那里柴火紧张，而他工作的龙泉地区则满山都是柴。十几年来，他开车路过家门不知多少趟，但他从没给家里带运过一根烧柴，从没用车给家里办过一件私事。他常说：“要革命，就不能有半点私心。”
新华社通讯员 吴明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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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百岁不老人
——访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冉大姑
十年前，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已经九十五岁高龄的冉大姑，当选为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委员。在那次大会上，记者亲眼看见冉大姑快手快脚地走上主席台。她那声音洪亮、言词明确的发言，博得了全场阵阵掌声。十年过去了，当广西第五届人代会以全票推选冉大姑出席全国五届人代会的消息传开时，人们都想知道这位百岁老模范现在的情况。
今年一月二十一日，宜山县一九七七年农业学大寨先进代表大会举行授奖和闭幕式。冉大姑披红戴花精神抖擞地坐在主席台上。县委书记亲手送给她一面奖状。县委书记在总结报告中号召：向老模范冉大姑学习！
她，依然是十年前的神采，除了背有点弯以外，看不出有多大变化。“百岁老人”冉大姑还不见老！
在大队、生产队干部和插队知识青年参加的座谈会上，谈起冉大姑，大家说得没完没了。
生产队长说：“大姑自从办初级社当上全省劳模以后，每次省、地、县开劳模会，都少不了她。在宜山县，只要说起‘老模范’，谁都知道是冉大姑。她参加劳动确实狠。就说去年吧，她都百岁出头了，还出集体工二百九十八天，加上外出开会共三百四十三天。
“这些年来，干部、社员们一再说服她：百把岁的人了，无子无女，就享受‘五保’吧。大姑说，我还有劳动能力，要靠劳动吃饭！”
插队知识青年小吴，在冉大姑家里住过两年多，现在是县里的干部了。她激动地说：“姑婆爱国家、爱集体，对我们青年的教育可大啦！去年她养了三头小猪，有两头吃食特别欢，长得也快。有的社员看这两头小猪好，就想买，她不卖。等那两头猪长到二十多斤时，她卖给了队里的猪场。自己留下另外一头，养到一百九十来斤，年底她去参加自治区人代会以前，把猪饿了一天，空肚过秤卖给了食品站。
“姑婆养猪积的肥，从不放进自留地，全部交队，而且不让过秤、不算工分。她每次外出开会，领的误工补助款，回队马上交给会计，分文不少。”
大队党支部书记接着说：“大姑是我们支部的副书记，大队贫协副主任，是我们的好参谋。‘寨贵垌’有一百八十五亩田，象个锅底，常遭水淹。大姑仔细勘查，找到一处消水岩洞。她向支部建议，打通地下河道消水。有人打赌说：“三年修得成，给大姑立个碑！”大姑指挥十几个男女社员，探岩炸石，四个月就修成了。如今‘寨贵垌’成了丰产垌。虽说没有给大姑立碑，但人人嘴上都留下了一块赞颂冉大姑的‘碑’。”
队长又补充说：在大姑的带动下，我们这个队可说是“队无老人”。许多老人都学大姑，参加力所能及的集体生产劳动。
经过最熟悉大姑的人们的介绍，冉大姑，这位老模范的形象，鲜明地印在我们的脑海里。
冉大姑的家，离县城九十公里，叫龙头公社龙田大队，是个千峰屏立的僻远山区。
我们随大姑回村的当晚，她就召集全队社员，传达县里会议的精神。
清晨，我们跟大姑出工，刮草积肥。大姑拿出三把刮子——这都是她前几年得的奖品。其中一把已磨掉二分之一，另外两把也已磨掉三分之一。这三把刮子就是大姑坚持常年劳动的见证。
大姑劳动，手快脚快，有时看见别人刮得不干净，还去补上几刮。
收工回来，经过幼托班。一群天真稚气的小娃娃，顿时活跃起来，扯开嫩嗓子齐叫：姑婆！姑婆！
这个幼托班，是大姑一手发动、扶持办起来的。这个幼托班一开办，解放了二十户妇女劳动力。
开始办幼托班，没有房子。大姑打扫干净自己的房屋，拿出床板、凉席、暖水瓶，给幼托班用。晒场上收了谷子，大姑就带着那帮娃娃，捡漏撒的谷粒，教娃娃们从小懂得“粮食是宝中宝”。外出开会，她常找些小人书、儿歌本，带回给幼托老师，教孩子们学习、唱歌。
事事为他人打算，是冉大姑的一贯为人。村里有位烈属，已经七十二岁，丈夫和长子都在革命战争年代牺牲了。逢年过节，大姑就发动学生给烈属送柴草。她自己也送些年糕去慰问。前年农历除夕，大姑背了一捆柴，带几个学生，到烈属家去送柴。这位烈属感动地说：“大姑呀！您比我还老几十岁，我怎么能烧您的柴呢？”
冉大姑，这位无子无女的“孤独”老人，用她火热的心肠，关怀着阶级兄弟姐妹和革命后代，自己也溶化在阶级友爱的温暖之中；她是个社会主义大集体里的幸福人！
凡是在大姑家住过的干部、知识青年，大姑都要招待一顿忆苦饭，进行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
我们也不例外。大姑煮了一锅红薯汤，我们一边吃，一边听她讲家史：
“我是前清光绪皇帝‘登基’头一年出生的。在旧社会生活了几个朝代，受了一世苦。
“十五岁，就随父母到地主家里打长工。结婚以后，三个子女都病饿而死，丈夫也被鬼子杀害了。
“家乡解放那年，我得了一身重病，眼睛看不清东西，眼看快要死了。这时，解放军来到了龙头，把我送到宜山、柳州等地部队医院治疗。不久病治好了，眼睛也亮了。
“我想，我这条老命是共产党、毛主席给的。我活一天，就要听党的话，跟毛主席走，革命到底。”
老人说到毛主席时，目光自然地缓缓移向堂屋的板壁上，板壁正中，并排挂着毛主席、华主席彩色画像。领袖像下，贴满了冉大姑解放以来荣获的各种奖状。这些奖状，是一个共产党员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指引下，不断革命的记录。
大姑继续说：
“一九六九年十月，我到北京参加建国二十周年观礼，幸福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光荣和幸福。在国庆宴会上，周总理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向代表们祝酒，共同为我们国家的繁荣昌盛干杯。”
“我觉得，自己越活越年轻了！”
是啊，革命是没有“暮年”的，永远朝气蓬勃。何况在今天！冉大姑，这位百岁老人，热爱生活，从不把自己锁在个人生活的小圈子中。有人说她是“老刀砍硬刺，老人管大事”，冉大姑说：“我就是要砍硬刺、管大事！”
在结束访问时，我们问：
“大姑！您长寿而又健康，有什么秘诀？”
大姑哈哈一笑，说：“有！——
“秘方是天天劳动。补药是阳光和风雨。不信，你们试试看！”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附图片）
五届人大的大会工作人员热情搀扶一百零五岁的人大代表冉大姑步出机场。
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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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是培养新农民，还是训练反革命打手
——从木头城子公社的“配套夺权”看“朝农经验”的反动性
辽宁省朝阳县木头城子公社，是“四人帮”在辽宁那个死党一伙精心炮制的一个“社来官去”、“配套夺权”的所谓“样板”。揭发这个“样板”的内幕，有助于我们认识“朝农经验”的反动性。
朝农是从什么时候搞“社来官去”的？为什么木头城子公社成了他们搞“社来官去”的样板？要搞清这些，还得回溯到一九七四年底的所谓“朝农现场会”。那次会议期间，“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和迟群一伙，指使朝阳地委的那个亲信召集了一个鼓动毕业生回乡后继续同党“对着干”的座谈会。会上，有个家住木头城子公社的女学生站起来伸手要官。她说：“我想回去当大队书记去！”话音刚落，立即响起一片喝彩声。辽宁省委那个主管农业的“四人帮”的党羽说：“好啊！有这个勇气好！”“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接上去说：“我支持你！”“别怕，你就斗！”迟群在旁感慨地说：“这就是朝农的教育成果！”“四人帮”在朝阳地委的那个亲信利令智昏，当场号召：“要当大队书记的报名！”座谈会刚散，朝农那个亲信惋惜地对几个人说：“你们真熊，×××敢报名当大队书记，你们怎么不敢报名当公社书记？”“现场会”结束后，这帮家伙组织大队人马，吹吹打打地把那个伸手要官的“女典型”送回木头城子公社，演了一出封官抢权的丑剧，让她窃取了西营子大队党支部书记职务。从此，“社来官去”之风愈刮愈烈。木头城子公社也成了他们推行“社来官去”的重点。
一九七五年，他们把木头城子的几名毕业生送回去实行“配套夺权”。“四人帮”在朝农的那个亲信向毕业生交底说：“为了证明朝农大方向是正确的，要尽快拿出人证物证来，今后朝农的希望就寄托在你们身上。”在朝阳地委那个亲信的支持下，这个公社的几名毕业生回去以后，分别当上了五个大队党支部的书记和副书记。为了篡夺公社党委的权，朝阳地委那个亲信唆使毕业生中一个以“角尖刺硬”著称的“男典型”，把这个公社的领导干部打成“民主派”、“唯生产力论的代表”，有的强行调走，有的被整垮，这个“男典型”窃取了公社党委的领导权。这样，就实现了他们要“把木头城子变成朝农的一个直属单位”的配套夺权计划。朝农那个亲信兴奋地说：“都象木头城子公社那样，朝农就站住脚了。”
他们在“毕业不结业”的口号下，进一步教唆这些所谓“新农民”在木头城子公社建立了大抓“走资派”的所谓“联营联防组织”，给社队干部“画像”、“排队”，叫嚷对原有干部要“一狠”（动“大手术”心要狠）、“三大”
（大撤、大换、大批）。提出建立“新班子”要“一准”（选“苗子”要准）、“三快”（快选、快报、快批）。从一九七五年一月到一九七六年十月，这个公社撤掉大队副主任以上干部三十二名，占同级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多；“提拔”大队副主任以上干部四十名，其中“双突”二十一名。那个“女典型”所在的西营子大队动了两次“大手术”，把大队的八名老干部全部撤换下去，并夺了十个生产队的领导权，撤换了三十多位生产队长。
“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及其党羽、亲信，不光是教唆这些“角尖”、“刺硬”的所谓“新农民”在木头城子公社配套夺权，而且纵容和指挥这些人在下面胡作非为。“四人帮”提出什么“全面专政”、打“土围子”的反革命口号之后，辽宁那个死党就指名叫木头城子公社那个伸手要官的“女典型”参观他所搞的“哈尔套大集”，进行所谓打“土围子”的实战训练。从此，那个
“女典型”在木头城子公社大搞什么“炮轰祖坟”、“扒院墙”等名堂。他们胡说：“上一次祖坟就是回顾一次私有制”，“院墙是资本主义的土围子”。在全社大搞崩祖坟、扒院墙的勾当。他们胡说：“三转一拧”（自行车、缝纫机、挂钟、收音机），是“农村走资派的标准”。他们组织一帮人，以公社、大队原领导干部的家为重点，半夜越墙而入，翻箱倒柜，非法搜查了上百户，搞得人人自危。他们胡说：“木头城子大队有三千六百人，就是三千六百个小生产，必须加以限制”。于是，动用大批民兵包围集市，组织“小分队”拔黄烟，刨韭菜，刮线麻，严重破坏了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稍有异议者，就立即采取法西斯手段镇压。群众气忿地说：“四人帮”教唆出来的这些反革命打手，简直是一帮土匪！
“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以及在朝农的那个亲信，口口声声吹嘘朝农培养“社来社去”的“新农民”是为了限制所谓“资产阶级法权”，实际上他们干的却是培养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罪恶勾当。他们树的那个伸手要官的“女典型”，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被他们从朝农送回西营子大队窃取了党支部书记职务后，一开口就要了当年的三千工分。一九七五年，她给自己定了六千工分，比同等女劳力高出一倍。一九七六年，她参加辽宁那个死党办的“虎班”，学习四个月，领补贴不算，还记了五千五百工分。这种大量侵占社员劳动成果的行为，竟被“四人帮”的死党和亲信称赞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模范”。
当然，从朝农毕业的学生，并不是所有的都象木头城子公社的毕业生那样。就是在木头城子公社，也并不是所有的毕业生都如同那两个男女“典型”一样。但是，“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及其在朝阳地委和朝农的亲信们提倡、鼓励的，却是那两个无恶不作的男女“典型”。朝农要培养什么人？是培养新农民，还是训练反革命打手，不是一目了然么？
祝增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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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毁灭教育的反动口号
——驳“大学者，大家都来学也”
在五毒俱全的所谓“朝农经验”中，还有一个蛊惑人心的口号：“大学者，大家都来学也”。什么叫“大学者，大家都来学”呢？“四人帮”在朝阳地区的那个亲信解释说：“大学要大家来办；大家能来上大学，要越办越大，越办越向下”，“全区有多大，朝农就有多大，全区有多少人，朝农就有多少学生”，“地、县办大学，社也办大学”，组成一个以朝农为中心的“教育网”，做到“上至九十九（岁），下到刚会走，人人都在组织之中，人人都在学习之中”。
乍一听，这些提法似乎荒诞无稽。其实，这个“左派”伪装包藏着毁灭教育、篡党夺权的险恶用心。
他们在“大学者，大家都来学也”的口号下，不顾一切条件，不顾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强烈反对，强迫“社社办大学”，搞乱了教育体制。从一九七五年底以来，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在全地区一百九十四个公社中，办起了一百五十一个所谓大学。为了办这些“大学”，他们把八十九个公社的社办中学挤给大队办，六十二个公社由于无处招生，干脆将中学改名为“大学”。喀左自治县大营子公社中学，被“大学”侵占了校舍，不得不把八、九年级在校学生提前“毕业”。北票县一个公社，将五七中学、社直企事业单位、全社大队生产队统统并到一起，办成一个有十厂（场）、十站、一百二十五所分校的大型“综合五·七大学”。这些“大学”一无教材，二缺教师，根本无法上课。“四人帮”在朝阳地区的亲信就打着“开门办学”的旗号，让学生们开赴附近工厂、农场、水库、林场劳动。建平县一个社办“大学”，把三百多名学生分散到七个山头，每个专业种地三百至四百亩，整天干活，一学期只上半个月课。
中学被赶到大队分散办学以后，没有教室，师生们到处“打游击”；缺少教师，只好有什么教师开什么课；实在没法维持，就让学生提前毕业。大队办中学，占了小学的校舍，小学生回到生产队，只好在场院屋、饲养室、豆腐坊上课，复式班、民办教师大大增加。建平县仅一个公社就增加民办教师三十人，复式班由原来的十个猛增到五十五个，有一所小学一至五年级全是复式教学。
“社社办大学”，给全区教育事业造成了灾难性的恶果。一九七六年，全区仅中学改大学一项，就占用普通教育经费五十余万元，教师八百八十多人，教室八百四十一座，毁坏校舍四百八十三间，损坏桌凳三万七千多套。小学五年普及率，也由百分之九十六下降到百分之九十。“四人帮”在朝阳地区的那个亲信叫嚷什么“大家都来学”，实际上，他连在校学生也不让学习。他迫使学校不断改变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使许多学校教学无计划，教师无教案，学生无课本，只剩下一门所谓的劳动课。
“四人帮”在朝阳地区的那个亲信叫嚷“大学者，大家都来学也”，强迫“社社办大学”的罪恶目的，不光是为了搞乱整个地区的教育体制，制造一批新文盲，更主要的是为了毒害广大青少年，培养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打手。他们挥舞屠刀大砍社会主义文化课，却强令各级各类学校的所谓政治课不得少于课程总量的三分之一，利用所谓政治课来向学生灌输“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和一系列谬论。他们逼迫学生学习张春桥和姚文元的黑文，向青少年灌输“闹而优则仕”的帮论。在他们一伙的教唆下，一时间，敢扎敢顶代替了品学兼优；学张铁生代替了学雷锋。几年来，全区中小学学生打碎教室玻璃七万八千平方米，损坏黑板四千多块。北票县一个公社的五七大学甚至提出“不守那个空壳廊（指教室），一年不进小课堂”的口号。他们把这所学校树为“学朝农，迈大步”的“样板”，封为“没有教室，没有教师，没有教材的三无新型学校”。“四人帮”在教育部的一个爪牙和辽宁的几个党羽，纷纷涌向这所学校，争相捧场喝彩。在他们一伙的教唆下，朝阳地区也很出了几名张铁生式的人物。那个报名要当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女典型”，就是其中的一个。此人在辽宁那个死党和朝阳地区那个亲信的纵容、唆使下，把所在公社的朝农毕业生、县五七大学和公社五七中学的学生统管起来，组成以她为队长的所谓“大批资本主义工作队”。朝阳地区那个亲信和他的一个同伙当她的“顾问”。他们在全公社大搞“双突”和“配套夺权”。仅从“三校”学生中，先后突击发展党员四十余人，提拔公社党委书记一人、副书记二人，大队党支部书记五人、副主任等十五人，生产队干部七十多人。
这些年来，“四人帮”及其死党、亲信们，把我国的教育事业推向毁灭的边缘，朝阳地区成了辽宁这个“重灾区”中的“重灾户”。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朝阳地区广大教育工作者扬眉吐气，决心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深揭猛批“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狠批反革命的“两个估计”，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于擎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