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2月24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假左真右和宁“左”勿右
华泽
遵照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的指示精神,通过剥去“四人帮”的“左派”伪装,进一步暴露其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这是深入揭批“四人帮”的一项重要任务。为什么说“四人帮”是假左真右?这种假左真右和极“左”思潮是什么关系?“左”是不是比右好?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这一步工作做好了,对于分清路线是非,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全面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对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推动各条战线的大跃进,都会产生重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左、极“左”和“四人帮”的假左真右
左,指的是一种政治态度,是相对中间、右而言的。左派,即革命派,是同中间派、右派相比较而存在的。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左派革命坚决,右派反革命坚决,那在左右之间动摇不定的,则称中间派。
带引号的“左”,即“左”倾,也称极“左”。“左”倾同右倾一样,是革命队伍里的一种错误倾向。犯“左”倾错误的同志,其基本特征,是害了急性病、幼稚病,不顾主客观条件,不区别矛盾的性质,蛮干一气。正如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指出的:“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产生这种“左”倾错误的阶级根源是小资产阶级特别是脱离生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狂热性,其认识根源则是主观和客观相分裂、理论和实践相脱离。“左”倾的错误,如不及时纠正,任其发展泛滥,特别是如果形成了一条“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形成制度、形成政策、形成纲领),对革命事业危害是很大的。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吃过几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大亏。
极“左”,作为一种思潮,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当然,犯“左”的错误的大多数,只要经过教育,促使他们在思想上彻底认识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错误的办法,本人又不坚持错误,是可以改过来的。但是,我们也确实看到一些人,开始只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做了一些错事,后来由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恶性膨胀,在修正主义路线上越滑越远,终于走上了与人民为敌的道路。那么,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能不能改呢?斗争的实践证明,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
什么是假左真右呢?就是披着“左派”外衣搞极右。林彪、“四人帮”就是这种典型。他们推行的是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极右路线,但在表现形式上,有时却以极“左”的面貌出现。他们明明是右得不能再右,却要装扮成左得不能再左。他们不仅一般地讲些马列主义的词句,喊些革命的口号,来欺骗人,而且常常从极“左”方面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和革命的口号加以歪曲,以适应自己反革命的需要,大干破坏革命的勾当。
这种假左真右,表面上同“左”有相似之处,实际上是极右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林彪、“四人帮”这些隐藏在党内和革命队伍内部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他们既要反革命,又慑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慑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的强大威力。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观欲望同客观现实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特别是在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之后,广大群众对右的机会主义的识别力提高了,警惕性增强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完全赤裸裸地用右的面貌出现,那就很容易被识破,被抓住。于是他们就巧妙地打扮一番,常常装成比别人更革命的样子,大搞极“左”,以为这样既能达到反革命的目的,又可掩盖自己反革命的嘴脸。这种假革命的反革命,也就是反革命两面派,欺骗性最大,对革命的危害也最烈,是无产阶级的死敌,党的死敌,人民的死敌。
“四人帮”以假左面目煽动利用极“左”思潮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出现过一股极“左”思潮,这是林彪、“四人帮”蓄意煽动起来的。
林彪、“四人帮”为要达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一切牛鬼蛇神、社会渣滓都要收罗起来,各种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甚至连封建阶级的思想统统要加以利用,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因为他们是以“左派”伪装出现的、以搞极“左”的办法作为破坏革命的重要手段的反革命分子,所以特别看中了极“左”思想,认为是他们更适合利用的宝贝。他们拚命煽动极“左”思潮,煽动和利用一些群众特别是一些缺乏政治经验的天真烂漫的青年的过火行为,来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这是林彪、“四人帮”极其阴险毒辣的一种手法。
本来,在一场大的革命运动中,群众里面会有右的思想,也会有“左”的思想,这都不奇怪。只要革命的政党加以重视,善于引导,是不难克服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高瞻远瞩,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指示我们,既要防止和克服右的思想,也要防止和克服“左”的思想。还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兴起的时候,毛主席在那著名的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信中,一方面热烈支持他们对反动派造反,同时又要求他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在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处于高潮的时候,毛主席又强调指出:“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敬爱的周总理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方面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又坚决地热情地保护革命干部包括犯了错误而不应该打倒的干部;一方面坚定地支持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同志的革命精神,同时又从爱护的观点出发,严肃而又耐心地教育他们注意克服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思想,认真执行党的各项政策,做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可是,林彪和“四人帮”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唯恐无产阶级的天下不乱,到处煽风点火,煽动极“左”思潮,煽动无政府主义。他们常用的反革命策略是:毛主席、党中央每提出一个革命口号,作出一个战略部署,他们马上接过去,装出一副跟得最紧、执行最坚决的姿态,然后加以篡改,变成种种极“左”的蛊惑人心的口号,利用手中控制的宣传工具,大造舆论,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引诱人们跟着他们去另搞一套,以便浑水摸鱼,在“革命”的幌子下达到反革命的目的。下面我们举点事实来看看吧。
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很快以文化大革命“旗手”的姿态出现,从极“左”的方面歪曲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提出什么文化大革命是“革革过命的人的命”,是“批干运动”,要“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改朝换代”,鼓吹“否定一切”,“砸烂一切”。如果真的按他们这一套去“革命”,结果只能是改了社会主义的“朝”,换成资本主义的“代”,无产阶级专政彻底垮台。
毛主席指出文化大革命要大搞群众运动,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他们便从极“左”的方面把群众运动和党的领导分割开来,鼓吹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煽动“踢开党委闹革命”,进而“打倒党委闹革命”,进而连共产党本身也要彻底否定,用群众组织取而代之,等等。共产党的领导都不要了,都要反了,这是哪一个阶级的“革命”,又是革谁的命,还不清楚吗?
毛主席提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四人帮”马上接过这个革命的口号,一方面蓄意颠倒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荒谬地提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鼓动层层揪“民主派”、“走资派”,疯狂地迫害革命干部;另一方面,用“阶级斗争”来否定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重要性,鼓吹什么“乱一点有生气”,“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等。按照他们那种“斗”法,结果是越斗,坏人越高兴,资本主义越泛滥,歪风邪气上升,生产下降、倒退。
毛主席号召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四人帮”也加以歪曲、利用。他们打起“继续革命”的招牌,把马列主义当作修正主义来批,把社会主义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叛徒江青走到哪里都是口口声声“我是同修正主义斗争来了”。结果怎样呢?按照他们那种“批”法,只会是越“批”越修,越“批”,社会主义越臭,资本主义越香。
总之,林彪、“四人帮”代表的是国内被打倒了的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散布各种极“左”的口号,都是为了实现其极右的反革命的政治纲领,打倒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而整个地推翻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军队,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林彪反党集团垮台以后,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批林整风运动。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进行批判的时候,很自然地要揭露和剥掉林彪“左派”的外衣,并且联系各条战线的实际,批判林彪、“四人帮”故意煽动起来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肃流毒,分是非,划界限。这个批判大大提高了人们的政治觉悟,促进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和各项无产阶级政策的贯彻落实,增强了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
同林彪是一丘之貉的“四人帮”,凭着他们反革命的灵敏嗅觉,感到大事不好了。照这样批下去,他们自己的狐狸尾巴就藏不住了,“左派”的外衣就要被撕破,极右派的原形就要暴露了。于是,就倾巢出动,大打棍子,大扣帽子,这也不准批,那也批不得,什么“转移斗争大方向”呀,“矛头指向群众”呀,“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呀,等等,硬是要把批林运动打下去。谁要是再敢说个“左”字,那就简直是大逆不道。可是,广大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总觉得“四人帮”讲的那一通是歪理,是在玩弄假批林、真保林的把戏。而“四人帮”却自以为得计,不仅把林彪的一套继承下来,而且恶性地发展了。党的十大以后,他们更加利令智昏,一次又一次地煽动利用极“左”思潮,另搞一套,向无产阶级进攻。但是,真理必胜,假左终究掩盖不住真右。极“左”搞得越荒谬,极右面目也就暴露得越彻底。“四人帮”疯狂反党之日,也就是他们彻底垮台之时,他们终究落得了和林彪反党集团同样的下场。
“左”比右好吗?
“左”比右好吗?这个问题,毛主席反复讲过多少次了。毛主席指出,“对于革命事业的损失说来,‘左’比右并没有什么好,因此应当坚决改正。”那么,为什么一个时期里“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错误思想又流行起来,并且在各个领域,甚至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来呢?罪魁祸首还是“四人帮”,是“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一种很广很深的流毒。
首先,“四人帮”在思想理论上制造混乱,混淆左右,颠倒敌我。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本来是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的科学理论。“四人帮”却肆意歪曲篡改,提出什么资产阶级权利要废除,社会主义政策要否定,统一战线要推倒。谁不同意他们这一套,就是“到站下车”。“右倾”、“复辟”、“回潮”等等一大堆帽子,任何时候都可以给任何一个革命同志扣上。讲革命团结,是右;讲落实党的政策,是右;讲实事求是,也是右,一句话,凡是按马克思主义办事,都是右。在“四人帮”这一套谬论毒害下,有的同志误认为越“左”越革命,因而不怕别人说“左”,只怕别人说右,产生了宁“左”勿右的思想。由于这些同志站在极“左”的方面看待事物,他们心目中的“右”实际上是正确,宁“左”勿右,实际上是宁错误勿正确,不过自己还不完全自觉到罢了。
“四人帮”为了实现“改朝换代”的野心,还杜撰出这样一个反动逻辑: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是右的,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是修正主义路线专政,因此,我们党的所有干部都是右的。他们不仅对在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犯了右的错误的同志(这些同志也是要革命的),而且对根本没有什么错误的同志揪住不放,无限上纲,乱打乱抓,长期不予解放。反过来,对于他们的死党、亲信、打砸抢者,对于那些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严重、为他们利用而大闹特闹的人,则封为“左派”,论功行赏。这也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左”比右好。“左”一点不仅算不了什么问题,说不定还可以捞点好处,右的错误可犯不起。有些同志由于思想上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患得患失,顶不住反动潮流,因而也随波逐流,宁“左”勿右,正确的不敢坚持,拿党的原则作交易。他们以为这样不会犯错误,实际上这种思想和行动本身,就是一种错误。有那么一些老干部(其中包括有一些本来确是有右的思想的干部),不是就这样一步步走上错误道路,越陷越深吗?
所以,有宁“左”勿右思想的同志,正是上了“四人帮”的当了。
有的说,右是立场问题,“左”是方法问题。不对。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立场、观点和方法是统一的,立场决定方法,方法问题在一定情况下,也会影响到革命的立场。怎么能把立场和方法绝然分开呢?一个革命者说话办事,无论什么时候都要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上,而有宁“左”勿右思想的同志,遇事不是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有的眼看着革命干部不能解放出来发挥作用,眼看着党的政策不能落实,眼看着革命事业受损失,却在那里考虑自己个人的利害得失,难道这不是立场问题而仅仅是方法问题吗?
还有的说,“只要路线对头,不怕政策过头”。这更不对。路线决定政策,政策体现路线。二者密切不可分。试想,离开了各项具体政策,那路线不是就给架空了吗?如果一个革命者处处违背党的政策,那怎么算是“路线觉悟高”、“大方向正确”呢?把方向、路线同党的政策割裂开来,通过搞乱政策,来破坏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干扰革命的大方向,这正是“四人帮”的鬼蜮伎俩,是他们假左真右的一个突出表现。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无论“左”或右的错误,都是有利于敌人不利于人民的。我们想一想历史上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那么大的危害,再想一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煽动极“左”思潮,对革命和生产造成那么大的损失,“左”比右又好在哪里?
我们还要看到,“四人帮”被打倒一年多了,但他们的流毒还远远没有肃清。时至今日,“左”比右好这个东西还象一根铁索,紧紧框住一些人的头脑,障碍了批判“四人帮”的更加深入,障碍了实事求是等优良作风的充分发扬,障碍了党的政策的进一步落实,障碍了人们思想的大解放。现在还不把“左”比右好的错误思想加以澄清,更待何时?
从斗争经验中学习
我们党在半个多世纪发展的长途中,经历了十一次大的路线斗争。我们有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的经验,也有同右倾机会主义(包括林彪、“四人帮”这种有时以极“左”面貌出现的假左真右)作斗争的经验。毛主席对前十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总结。华主席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领导我们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并且在党的十一大的政治报告和其他许多指示中,对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总结。这是我们进行路线学习的极好教材。
作为一个革命者来说,时刻要记住的是:
第一,一定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左”和右,都是片面性,都从不同的方面破坏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完整性、准确性。如果我们的同志能够通过努力学习,比较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比较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注意同斗争的客观实际结合起来,那就会大大增强识别机会主义路线的能力,容易避免犯“左”的和右的错误,即使有时在工作中出现一些片面性,也不难克服。
第二,一定要进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特别要警惕假左真右。总是一个时期有一种主要倾向,但它又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在反对右倾的时候,可能出“左”;在反对“左”倾的时候,又可能出右。防右是马克思主义,防“左”也是马克思主义。至于重点是什么,那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真理都是具体的,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
第三,一定要认真改造世界观。头脑中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总要表现出来。如果不用共产主义思想去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用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派性,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克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那就既有可能犯右的错误,也有可能犯“左”的错误。左派不教育,可以变右,也可以变成极“左”,这样的例子在实际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
让我们大家都从斗争经验中学习,提高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使自己成为一名坚定的懂得马克思主义策略的战士,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在抓纲治国的重要一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时期中,为党和人民多做工作,多作贡献。
(原载二月二十三日《解放军报》)


第3版()
专栏:

要注意抓死角
《长江日报》评论员
我市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自贯彻党的十一大精神以来,发展是很快的,特别是清查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这突出地表现在那些曾遭受“四人帮”及其湖北黑干将严重干扰破坏的重点企业、要害部门,群众发动得比较普遍,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查得比较彻底,为在本市夺取清查工作的全胜,从组织上彻底砸烂“四人帮”及其湖北黑干将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打下了基础。
目前,在清查工作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要注意抓一抓死角。在这方面,红星制伞厂就是一例。
红星制伞厂是个有二百多名职工的小厂。一年来,全市各行各业揭批“四人帮”的斗争热火朝天,可是,红星制伞厂某些领导却在那里捂盖子,压群众,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更为反常的是,这个厂对与“四人帮”及其在湖北的黑干将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不清不查,却把反对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基本群众弄起来办“学习班”,“交代问题”;开展“三大讲”,深受“四人帮”及其帮派之苦的老工人要发言,厂领导不支持,却弄了个所谓“典型引路”,“控诉”起那些曾同“四人帮”及其黑干将作过斗争的群众来。群众对厂领导这种极端错误的行为议论纷纷,极为不满。对此,厂里领导不仅不改变态度,有的领导还公然威胁群众说:你们要就把我搞死,不搞死,你们是晓得我的。
群众是压不住的。他们多次向上级党委反映这个厂的情况。市二轻局党委对此十分重视,组织了局和公司调查组,两次去这个厂调查,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采取了果断措施。最近,在这个厂里,各种类型的座谈会正在召开,人们压在心头的话正在向工作队倾吐,局面正在打开,原来的一潭静水,正在卷起波澜。
红星制伞厂这类情况,在全市不是绝无仅有的。我们知道,市二轻局系统揭批“四人帮”的运动是搞得比较好的。在揭批运动搞得比较好的地方,尚且有这样的死角存在,这更加说明运动发展是不平衡的。绝不要因为运动在前进,形势无限好,就以为大局已定,天下太平,以致松懈麻痹,放过死角,留下空白。哪里有死角、有空白,哪里就会留下政治灰尘,留下帮派体系的市场,甚至气候适当,那里还会闹“地震”。各条战线、各级党委都要过细地检查一下,看一看你们那里有没有类似红星制伞厂的情况,务必要用揭批“四人帮”伟大运动这把铁扫帚,扫遍各个角落,不留死角。
死角,在军事上是直射炮火不能直接命中的地方。而这往往也就是敌人利用来保存自己的所在。政治上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那些小单位、新建单位、人员调进调出比较频繁的单位、工作点比较分散的单位以及没有显赫有名的帮派体系的重要人物的单位,容易为人们忽视,容易留下死角,使一些同“四人帮”及其湖北黑干将有牵连的人和事滑过去。因此特别值得注意。
一个单位成为死角,主要原因是那里的领导班子中有问题。或是资产阶级帮派势力掌权,企图抵制运动,幻想来一个“春风不度玉门关”;或是领导人自身不干净,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和某种牵连,怕运动搞到自己头上,也希望运动走过场;或是对阶级斗争懵懵懂懂,怕矛盾、怕斗争,只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种领导人也会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这三种人对上是瞒,对下是压。所以,捂盖子、压群众,就成了死角单位的一个共同特点。要扫除死角,必须从解决领导班子入手,问题严重的不能让他们掌握运动的领导权。
有落后的单位,没有落后的人民群众。在成为死角的单位里,广大群众却是极为活跃的。他们对那里的运动冷冷清清是不满的;对捂盖子、压群众的领导是坚决抵制的。我们要善于倾听群众的呼声,及时发现死角。
一旦发现死角,就要认真加以解决,不能视而不见,见而不管,管而不力。两报一刊元旦社论指出:“少数捂盖子、压群众的单位,要引起注意,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市二轻局党委发现了红星制伞厂这个死角后,两次派出调查组,两次听取汇报分析研究,很快作出派出工作队的决定。当日决定,次日人员集中,第三天就下到工厂,掌握了运动的领导权。我们就是要提倡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这种雷厉风行解决问题的作风。
(原载二月十五日武汉《长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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