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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2月22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略论“捂 派”
谢殿斌
《解放军报》给“风派”、“溜派”、“震派”人物画过像。本文所要剖析的,是兼有这三派人物特征的另外一种人。
这种人,既具有“风派”的“转”,又具有“溜派”的“滑”,还具有“震派”的“闹”等恶劣品质,至今还掌有一部分权力,在那里捂盖子,保自己。因为他们的主要特征是捂盖子,姑且称为“捂派”人物吧。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被揪出来已一年多了。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早就进入第三战役。从全国大多数地区和部门来看,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基本查清,“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受到粉碎性的打击。形势大好,越来越好。但是,运动发展又是不平衡的。时至今日,仍有少数单位,揭批“四人帮”运动搞得不深不透,第三战役光打雷,不下雨,或雷声大,雨点稀,清查工作甚至还没有开始,其源盖出于“捂派”人物的作祟。
“捂派”人物于革命危害颇深,很有揭开“盖子”,让其见见阳光之必要。“捂派”的特点及手段有种种,择其要者以示众,并略加批驳。
“此地无银三百两”,打肿脸充胖子,对群众的揭发装聋作哑,硬说他那里“没有盖子可揭”,此其一也。“四人帮”得势之时,他们也跟着得势,明明干了不少坏事,揭批“四人帮”一开始,他们立即在“盖子”上贴上“封条”。当群众问及他们所干的坏事来,他们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说这是“工作关系”,那是“正常现象”。再不然就是“谁能不说句错话,办件错事”?这样一来,他们那里的异常活动,都被纳入了“正常”的范畴,无须揭,无须批,也无须查了。倘若“四人帮”也曾对他们有过那怕是轻微的指责,那么,这根稻草立刻变为千斤重的“镇纸”,重重地压在“盖子”上。什么“‘四人帮’早就要搞我们了”,“我们是同‘四人帮’对着干的”,等等。其实,“四人帮”对他们的指责,不过是主子对奴才的训斥而已。当初受斥时,“奴才罪该万死”的诺诺声,言犹在耳,今天竟把它当作“光荣的斗争史”挂在嘴边,真叫人作呕。以为这就能遮人耳目,捂住盖子,不过是一相情愿罢了。
钻空子,找岔子,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吓唬别人,此其二也。这种人,惯于玩弄抢旗帜的游戏。抢了旗帜,钻你的空子,找你的岔子,把你打成“不革命”、“反革命”,以示唯有他们才“最革命”。林彪搞大树特树的时候,他们跟着树过;“四人帮”挥舞斧头大砍红旗的时候,他们也帮过忙。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提出要高高举起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他们口唱高调,标榜自己是最高举的了,但就是对“四人帮”不揭不批。这种人“高举”的口号喊上一万遍,也是假的。用这面镜子一照,“捂派”人物就现出原形。
设清规,定戒律,束缚群众手脚,此其三也。你要清查同“四人帮”的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他们马上叫喊起来:“打击面太宽了”。你要联系本单位的实际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又叫喊什么“不要纠缠具体的人和事,扭转斗争大方向”。真是动辄得咎。清查是打击吗?不是。清查是为了查清问题,正确地处理问题;是为了分清阶级阵线,使“四人帮”及其一小撮死党受到打击,使犯错误的人受到教育,得到解脱;使好人扬眉吐气,把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联系实际是“扭转斗争大方向”吗?更不是。放手发动群众,采用典型分析的方法,对本单位一些影响深、危害大的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分清路线是非,是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引向深入的有效方法,完全符合斗争大方向。“捂派”人物之所以有那么多清规戒律,说穿了,为“捂”而已。
“反正我是人民内部矛盾”,此其四也。这是“捂派”人物手上的一张王牌。他们以为“反正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把我怎么样”,因而,批评一拒再拒,错误也一犯再犯。第十次路线斗争中,他们往林彪的贼船上挤,后来说是“内部矛盾”,混过去了;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他们又往“四人帮”的帮车上钻;现在又说是“内部矛盾”,还想混过去。他们就是抓住“内部矛盾”这根绳子打秋千,荡过来,荡过去,从不认真作一次象样的自我批评。这种人已经荡到了危险的边缘。究竟是什么矛盾,要查清以后才能定性。还没有查就认为自己是人民内部矛盾,未免违背结论必须在清查之后才能确定的原则。就算是人民内部矛盾也有个是非问题,也必须分清是非。群众起来揭发你,帮助你,是完全应该的,帮助你把问题查清,如果真是人民内部矛盾,真相大白,不是很好的事吗?如果硬是不肯回头,决心“捂”到底,那么,人们要问,既是人民内部矛盾,为什么要同党同人民对抗到底呢?
以攻为守,嫁祸于人,打击革命群众,此其五也。“查小不查大,查下不查上,查外不查内,查远不查近”,是“捂派”人物的拿手好戏。更有甚者,“倒打一耙”,把分明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无关的人,甚至把同自己不是一派的人,或给自己提过意见的人,列为清查对象,大整特整,杀一儆百。这一着很是厉害,但也不可怕。凡是这样搞的地方,“捂派”人物同群众的矛盾就激化了,他们捂着的盖子也就快揭开了。
“捂派”人物的特点,看上去是“捂”,实质上是“抗”。与“溜派”所不同的,“捂派”是用“压下”的办法“抗”。他们之所以还能“捂”,是因为他们手中还有权,手下还有“帮”。有权,所以能压群众;有“帮”,所以还有能量。他们手中的权力,已变为保自己、保同伙的工具。其捂的目的是异常明确的,就是为了保存实力,等待时机,一有风吹草动,好继续闹“地震”。这样的人掌权,群众怎能信得过?怎能心情舒畅?革命积极性又怎么能够调动起来?
毛主席曾告诫我们:不要什么事情总是捂着。各种怪议论,怪事,矛盾,以揭露为好。这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史书上曾记载过名医扁鹊为齐桓侯治病的故事:第一次,扁鹊告诉他病在皮肤,第二次告诉他病入血液,第三次告诉他病入肠胃,他一概不听,反诬扁鹊“好利”,“欲以不疾者为功”,待到病入骨髓之时,扁鹊也束手无策了。我们揭露“捂派”,也是为了治病救人。如果“捂派”人物,讳疾忌医,待到病入膏肓,那就悔之晚矣。
“捂派”人物的致命伤,恰恰在于“信巫不信医”。所谓“信巫”,就是信邪,信鬼,信“四人帮”那套阴谋诡计,以为靠了他们那套小小的权术,就能捂住盖子,息灭熊熊的革命烈火。所谓“不信医”,就是不相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革命科学,不相信党,不相信群众。古人曾把“信巫不信医”列为“六不治”之一,可见此病之危险,万万不可等闲视之。
要问“捂派”人物是否还有救?应当说,除极少数想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之外,多数尚可有救。鲁迅曾给那种总想遮住丑的人开过一个药方,不妨抄录于此:“他以为丑,他就想遮盖住,殊不知外面遮上了,里面依然还在腐烂,倒不如不论好歹,一齐揭开来,大家看看好。往时布袋和尚带着一个大口袋,装些零碎东西,一遇见人,便都倒在地上道,‘看看,看看。’这举动虽然难免有些发疯的嫌疑,然而在现在却是大可师法的办法。”“捂派”人物倒不妨学学布袋和尚,鼓起勇气,不论好歹,一齐揭开来,让大家看看。丢丑是难免的,疼痛也是自然的,但得到的却是治病的良药。如果这些人的“底气”不足,人们也应帮助他们一把,那就是:反其道而行之,狠狠地揭他们一下。目的倒不是为了看笑话,而是为了治病。
俗话说得好,“手大捂不过天”,望“捂派”人物三思。


第3版()
专栏:随笔

“纲”和“目”
余颂
我国历史上杰出的科学家李时珍编写的《本草纲目》,是一部闻名世界的医药学著作。书名叫作“纲目”,因为它对当时已经知道的药物,进行了科学的分类。李时珍将一千八百九十多种药,分为十六个部,如草部、木部、虫部等,下列六十个类。他在书的《凡例》中说:“今通列一十六部为纲,六十类为目”。比如,草部是“纲”,下有山草、芳草、毒草等十类,就是“目”。但是,“纲目”并不只限于部与类的关系。在鳞部中有个龙类。龙是谁也没有见过的东西,中药里却确有龙齿、龙骨、龙脑这些药,李时珍将这些药都归到龙这一类。《凡例》中说:“标龙为纲,而齿、角、骨、脑、胎、涎皆列为目”。还有,谷部中有个稷粟类,包括十八种药,粱——高粱米是其中之一,它又有红、黄、白、青等不同的品种。《凡例》中说:“标粱为纲,而赤、黄粱米皆列为目之类”。
李时珍将药分为部、类、种、品种等几个层次,其中,上一层次是统率下一层次的,是“纲”;下一层次是归属于上一层次的,是“目”。纲和目的关系,是大纲和细目的关系,统率和被统率的关系。从这方面讲,纲与目的区别是绝对的,不能把纲叫作目,把目当作纲。但是,任何一个具体的东西,它对下一层次的东西说,是纲;而对上一层次的东西说,又是目了。比如,《本草纲目》中的“类”,对于“部”的关系讲,它是目,但对于“种”来说,它又是纲。“类”既是纲,又是目,不过是对不同的关系说的。从这方面讲,纲和目的关系,又是相对的。
大概是为了避免发生混淆,现代生物学分类,把“纲”和“目”的位置固定下来了。不论植物或动物,都按门、亚门、纲、亚纲、目、科、属、种这样来分类。比如狗,就属于脊索动物门、脊椎动物亚门、哺乳纲、真兽亚纲、食肉目、犬科、犬属、家犬种。“纲”和“目”决不止一个。以脊椎动物说,就有许多纲:鱼纲、两栖纲、爬行纲、鸟纲、哺乳纲等许多种。在哺乳纲之下,又分单孔目、有袋目、食虫目,等等。
我国有一部著名史书《资治通鉴》。这部书不但份量大,而且把历史事实都按发生的年、月、日记载,读起来不容易抓住要领。因此,后来有人编了一部《资治通鉴纲目》。这个“纲目”就和《本草纲目》的“纲目”不一样了。历史事实不容易象药物一样分类。它是将历史上发生的一件件重要事实,用精简概括的文字表达出来,叫作“纲”,起着标题的作用;而将对于这件事情的详细记述,列为“目”。后人根据这种体例编纂历史书,在书名上都加上“纲鉴”的字样。这种体裁,对于初学历史的人,比较方便。清朝有人编了一部《纲鉴易知录》,成为当时许多人都读的历史教科书。比如,它将项羽和刘邦相争,项羽破函谷关、屠咸阳这件事作为“纲”,将有关这件事的具体情节,特别是鸿门宴的一些细节列为“目”,记在后面。又如,它将建安十三年“冬十月,曹操东下,孙权遣周瑜、鲁肃等与刘备迎击于赤壁,大破之。操引还”这样几句话当作“纲”,把赤壁之战的具体记述列为“目”。这又是“纲”和“目”的一种用法。
本来,“纲”就是网上的总绳。抓住这根总绳,才能把整个网提起来。拿一件衣服总要拿住领子,才能很好提起来。所谓“提纲挈领”,就是这个意思。“目”就是网上的孔(眼子)。抓住了网上的总绳,那些孔都张开来了。汉朝郑玄写的《诗谱序》中有一句话:“举一纲而万目张”。后来,“纲举目张”就成为一句成语。
现在,我们在政治生活中用“纲举目张”,常常是指抓住了关键问题,即事物的主要矛盾,或主要矛盾方面,就可以把一切工作带动起来。这也是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的一种辩证唯物论的工作方法。
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但这种矛盾,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具体表现。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对具体事物必须进行具体分析。只有抓住具体的纲,才能把工作做好。我们现在抓纲治国,就是要抓好揭批“四人帮”这个纲。事物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间,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之间,还有个互相转化的问题。这也是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的辩证的分析方法。忘记了毛主席的这些教导,就必然陷入形而上学。
“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獗。他们肆意歪曲篡改毛主席的指示,硬说只能提一个“纲”,好象世界上只有一个“纲”一样。别人要是提以什么为纲,他们就乱扣什么“多纲论”、“反对阶级斗争为纲”、“以目代纲”、“以目乱纲”等等帽子。以至现在有许多同志还怕讲到“纲”这个字。按照“四人帮”的那种逻辑,中国语言文字原来的意义都应该废除,《本草纲目》、《资治通鉴纲目》这类书只好不读,科学的分类方法不许存在,连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也必须抛弃。这不是最荒谬的逻辑吗!?


第3版()
专栏:

坚持政治挂帅和物质鼓励相结合
汪海波
要正确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就必须坚持政治挂帅和物质鼓励相结合。“四人帮”别有用心地打着政治挂帅的幌子,否定物质鼓励,把政治挂帅和物质鼓励割裂开来。
(一)
在社会主义阶段,要使广大劳动者各尽所能地为社会工作,需要依靠政治挂帅,需要对劳动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这是毫无疑义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已经成为新社会的主人,但是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在根本一致的基础上还有矛盾的一面,这就必须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劳动者的社会主义觉悟,使他们自觉地把集体利益放在首位,做到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尽其所能地为社会劳动。思想政治教育在提高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方面的巨大作用,是从社会主义制度中产生的特有的精神鼓励的作用,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表现。
同资本主义相比,社会主义的劳动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劳动已由过去受剥削的,并被看成下贱可耻的事情,变成了为自己为社会的,并被看作光荣豪迈的事情。劳动群众中的一部分先进分子已经开始具有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但是对大多数劳动者来说,劳动还是谋生手段,而不象共产主义社会那样,劳动已经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
正是社会主义劳动性质决定了,要实现各尽所能,除精神鼓励外,还必须有物质鼓励。在这方面,物质鼓励起着三种作用:第一、促进的作用。多劳多得,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促使劳动者尽力为社会劳动。第二、保证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的生活费用是由自己的劳动收入来支付的。复杂劳动的培养虽然社会承担了大部分,但劳动者自己也要支付一部分。这样,物质鼓励,就为尽其所能地(包括体力支出和脑力支出)为社会劳动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证。在我国现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广大劳动群众的生活还不富裕,有一部分家庭生活甚至还有困难,这种物质保证作用显得特别重要。第三、巩固的作用。如前所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精神鼓励在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但由于社会主义的劳动性质,要使得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稳定地经常地保持下去,还必须有物质鼓励。
(二)
“四人帮”打着政治挂帅的幌子,否定物质鼓励的作用,并且把这冒充为“马克思主义”。这种根本否认物质利益作用的观点,是一种典型的唯心史观。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只研究社会的政治法律和思想,不研究社会的物质生活,不研究社会的生产关系。正象恩格斯指出的,他们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6页)历史唯物主义与此相反。马克思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这个理论揭示了资本家的物质利益就是对于剩余价值的追逐。这种对于剩余价值的追逐,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曾经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力量;到了资本主义的没落时代,它又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剩余价值理论还揭示了资本家和无产者的物质利益是根本对立的,从而揭露了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揭露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原则,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它把发展社会生产的集体利益和提高劳动者生活的个人利益结合起来,在调动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方面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是谁也抹煞不了的。“四人帮”根本否定物质利益的作用,不正是说明他们全盘继承了资产阶级唯心史观“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的反动衣钵吗?
“四人帮”这伙阴谋家在否定物质鼓励时,把自己打扮得十分“高尚”,谁只要一提物质鼓励,就被斥之为“修正主义”。实际上他们厌恶的只是社会主义的物质鼓励,只是劳动人民物质生活的提高,至于他们自己的生活,那是要极其讲究的。他们是一伙最自私最狂热最腐朽的追求物质享受的伪善者。恩格斯曾经对那些对于唯物主义满怀偏见的庸人作过一段维妙维肖的描绘:“庸人把唯物主义理解为贪吃、酗酒、娱目、肉欲、虚荣、爱财、吝啬、贪婪、牟利、投机,简言之,即他本人暗中迷恋着的一切龌龊行为;而把唯心主义理解为对美德、普遍的人类爱的信仰,总之,对‘美好世界’的信仰,——他在别人面前夸耀这个‘美好世界’,但是他自己至多只是在这样的时候才相信这个‘美好世界’,这时,他由于自己平时的‘唯物主义的’放纵而必然感到懊丧或遭到破产,并因此唱出了他心爱的歌:人是什么?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8——229页)我们把这段话用来刻画“四人帮”这伙唯心论的群丑,难道不也是十分真实而又生动的写照吗?
(三)
“四人帮”是一伙以“左派”伪装出现的极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者。他们在否定物质鼓励方面,装得比谁都“左”。
“四人帮”打着政治挂帅的幌子来否定物质鼓励,其结果不仅否定了按劳分配,而且也否定了政治挂帅本身。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近年来,“四人帮”把“政治挂帅”的口号叫得越来越响,思想政治工作也越来越削弱,劳动群众的积极性也受到越来越大的打击。这是这些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停滞甚至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人帮”拿来否定物质鼓励的“政治挂帅”,是一根狠毒的大棒,棒子的两头都打在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身上。一方面,它把坚持政治挂帅和物质鼓励相结合的领导干部打成“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走资派”;另一方面,它又把由此造成的生产下降说成是所谓“走资派以破坏生产来破坏革命”。所以,“四人帮”鼓吹的政治挂帅,是十足的地主资产阶级政治。它适应了地主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需要,集中地反映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
应该肯定,二十多年来,我国是坚持了毛主席提倡的政治挂帅和物质鼓励相结合的原则的。这是主导的方面。但也受到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这个干扰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从右的方面来的干扰,否定政治挂帅,鼓吹物质刺激;另方面是来自“左”的方面的干扰,空喊“政治挂帅”,否定物质鼓励。这种“左”的干扰发生过两次:一次是在一九五八年,张春桥追随陈伯达利用当时空前高涨的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竭力把运动引入“左”的歧途,鼓吹“依靠政治挂帅”,“不研究什么物质利益”,否定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和商品生产,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一次是“四人帮”伙同林彪反党集团利用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时机,又一次兜售形“左”实右的修正主义黑货。这一次由于“四人帮”窃取了较大的政治权力,掌握了舆论工具,因而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更为严重的破坏。
这个历史经验证明:要正确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必须坚持政治挂帅和物质鼓励相结合。
这个历史经验还证明:要正确贯彻这个原则,必须进行反“左”反右两条战线的斗争。


第3版()
专栏:

《文学评论》第一期出版
据新华社北京二月二十一日电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辑的双月刊《文学评论》一九七八年第一期已经出版。
这期《文学评论》刊登了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英明领袖华主席给《人民文学》的光辉题词。
在这期双月刊上发表了何其芳同志的遗作《回忆周恩来同志》,王朝闻写的《艺术创作有特殊规律》,蔡仪写的《批判反形象思维论》,唐弢写的《谈诗美》,以及冯牧、柯灵、洁泯、秦牧、赵寻、水夫、京南、谢华等写的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文章。同时,还发表了余冠英、王水照写的《唐诗发展的几个问题》,王元化写的《释〈比兴篇〉“拟容取心说”》。
《文学评论》编辑部在《致读者》中说,这个刊物除发表评论当代作家、作品的论文外,还将发表评论我国文学历史,古代作家、作品,以及外国文学的文章和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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