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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揭开“朝农现场会”的黑幕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所谓“朝农经验”一出笼，反革命分子迟群就叫嚷：“朝农经验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经验”，“我们应该大力应用”。这年十二月下旬，迟群伙同“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一手导演了所谓的“朝农现场会”。这个“现场会”，是“四人帮”恶毒攻击敬爱的周总理，为他们大造篡党夺权舆论的一出反革命闹剧。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帮反革命小丑在那出闹剧中是如何表演的。
在筹备“现场会”期间，迟群和辽宁那个死党别有用心地提出：“搬迁问题要贯彻始终，要提高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讲话要有针对性”，授意朝农那个亲信按这个调子准备发言稿。起初，那个亲信对迟群一伙要谈“搬迁”问题的罪恶目的理解不深，写得不多。迟群的同伙看了大为不满，指责说：看不见路线，看不见斗争。在他们的“开导”下，朝农那个亲信大删大改发言稿，影射攻击华北农大从陕北迁到河北是刮起了“一股回城风”，是“资产阶级势力向教育革命反攻倒算”，是“林彪、孔老二的克己复礼”，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
人们很奇怪，既然是“朝农现场会”，为何攻击起离朝农几千里的华北农大来了呢？这不是离题太远了吗？不，对于“四人帮”及其死党、亲信来说，这正是他们的主题。
为了弄清他们的反革命意图，我们有必要把华北农大的搬迁问题作一简要说明。
文化大革命中，华北农大由北京迁到陕北甘泉。后来考虑到，陕西省有两所农业院校，基础都比较雄厚，而华北两省一区的农业院校，基础比较弱，北京、天津地区，连一所农业院校也没有。为了使农业大学的布局更加合理，当时的国务院科教组、农林部、陕西省委、河北省委经过多次协商，一致同意将华北农大迁往河北涿县农村。这不仅不违背毛主席关于农业院校要搬到农村去的指示，而且符合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那么，“四人帮”及其死党、亲信为什么偏要在这个问题上大作文章呢？这是因为，当时正值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召开前夕，“四人帮”阴谋打倒周总理，妄想组织自己的“内阁”。而华北农大从陕北迁到河北涿县，是经过周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批准、同意的。他们正是要利用这个问题，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迟群叫嚷：“朝农现场会要尽快开，十二月底以前一定要开完。”这种急不可待的心情，反映出“四人帮”加快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步伐。
现在，我们再来看他们是怎样把搬迁问题“贯彻始终”的。
为了攻击华北农大的搬迁，他们捏造了大量事实，厚颜无耻地吹嘘朝阳农学院“搬下来”遇到了什么“阻力”，又是如何“斗争过来”的所谓“经验”。
事实是，朝农本身并不存在“搬迁”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沈阳农学院搬到了铁岭地区，改名辽宁农学院。原沈农以水利专业为主的六十名教职工，一九七○年一月被批准来朝阳地区分散办学，由于还没有开始招生，便集体到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们当时既没有带一张课桌，也没有带一架仪器。朝阳地区原有三所中等专业学校和一个农科所。一九七○年五月，“四人帮”在朝阳地委的亲信和朝农那个亲信，强令这几个单位同沈农来的六十人合在一起，先叫“朝阳五·七农业科技大学”，后改为“辽宁农学院朝阳分院”，“现场会”上才定名为“朝阳农学院”。这所学校教职工的绝大部分是原三校一所的，如此而已，朝农有什么“搬迁经验”可谈呢？
在“四人帮”及其死党、亲信们那里，篡党夺权就是一切，至于采取什么手段，他们是全然不顾的。经过他们一通编造之后，朝农的“发言稿”就炮制成“有棱有角”的“朝农经验”了。“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和迟群一见，如获至宝。一个高呼：“我就要拿朝农这块有棱有角的石头打人了！”一个狂叫：“在这个会上，就是要把朝农这块石头抛出去，打他们！”这里的“他们”，不是别人，正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
“现场会”期间，辽宁那个死党和迟群一伙，召开了部分农林院校负责人座谈会，点名叫华北农大代表参加。会上，辽宁那个死党用心险恶地说：“去年北京吹来一股风，使我们工作很被动，很困难”，“华北农大从陕北搬回涿县，……这是走回头路，是回潮！”迟群凶相毕露地说：“从陕北搬回来，本身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攻倒算！”迟群一伙猖狂反对周总理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的罪恶行径，激起了与会代表的强烈愤慨。华北农大的同志当场反驳说：“华北农大从陕北甘泉县搬迁转点到河北涿县，是国务院领导批准的，迟群你也知道。”在众目睽睽之下，迟群恼羞成怒地说：“谁批谁负责，不管是谁，这笔帐都要算！”
迟群叫嚷的“谁批谁负责”，包藏着极其恶毒的用心。本来，一九七三年一月十三日，国务院科教组《关于北京农业大学搬迁和改为华北农大的请示》报告，正是当时窃据科教组副组长职务的迟群主持起草，动手修改，亲自签发上报的。报告上，迟群亲自加了北京农大搬到涿县“对发展华北地区的农业，将会比较好的作出贡献”，“这样作对其他搬迁院校不致有较大的不良影响”等话。报告呈送国务院，周总理签字“同意”。这些，迟群一伙是清清楚楚的。然而，迟群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在这次“现场会”上却丧心病狂地叫嚣“谁批谁负责”，不仅赤裸裸地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而且暴露了迟群一伙反革命分子是野心家、阴谋家。
“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和迟群一伙在“现场会”上搞的另一个罪恶勾当，就是更加疯狂地推行
“四人帮”的两个反革命“估计”，公开提出了“同十七年对着干”的反革命行动口号。
一九七一年夏季，“四人帮”和迟群一伙炮制了反革命的“两个估计”。从此以后，他们用这两根大棒，不断向捍卫毛主席教育路线的广大干部和教师进攻。他们大批所谓“回潮”、“复辟”，抛出反革命小丑张铁生的一份《答卷》，《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制造“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和“王亚卓事件”，残酷地镇压革命教师和群众。他们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全国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越来越强烈的抵制和反对。为了进一步推行反革命的“两个估计”，他们在“朝农现场会”上，变本加厉地抛出了“同十七年对着干”的反革命行动口号，对教育战线广大干部和教师继续进行疯狂镇压。
辽宁那个死党在“现场会”上说：“我对十七年的教育深恶痛绝，恨得要死，恨得要命”，“搞教育的同志对那‘两个估计’老是想不通，在那里转过来，转过去，我一看就通了”。他气势汹汹地批判一个市委书记关于“十七年教育战线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正确意见，胡说什么：“十七年修正主义路线的统治，旧教育最大的失败，就在于它在那里一年又一年、一批又一批地造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迟群指责到会代表“在讲话中总想回避‘两个估计’”，叫嚷“谁回避‘两个估计’，你那里的教育革命尽管是辛辛苦苦，最后还是要彻底失败”，还胡说“文化大革命以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培养出来的学生，基本上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了破坏作用”。
朝农那个亲信秉承主子“放开讲”的指令，诬蔑解放后十七年的“学校变成了修正主义的染缸，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他攻击文化大革命前“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这个部门，已经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对抗性的矛盾”，公然叫嚷：“我们就是要和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唱对台戏！”他不仅要“狠批教育战线的十七年”，而且声言要批新中国成立后的整个十七年，胡说什么“不批十七年，资产阶级就要复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要葬送。”“狠批十七年”，“同十七年对着干”，就是他们一伙公开向党发出的反革命宣言。
就在这次“现场会”上，为了表明“同十七年对着干”，他们恬不知耻地树立了一批假典型。例如，胡吹自己种的棉花“棉桃长得象茶碗一样大”，但又拿不出真东西见人的“王大学”，迟群竟称赞他是“中国标准的大学生”。一个大讲在队里抵制了“四定一奖”，而当地并没有搞过“四定一奖”的人，“现场会”上却介绍了他这种“先进事迹”。一个并没有写什么论文的教授，“现场会”上却吹他写出了三篇“科学论文”，是知识分子的“榜样”。弄虚作假，借以骗人的事例远不止此。这就是他们“同十七年对着干”的“成绩”。
“同十七年对着干”这个反革命行动口号使“两个估计”的反革命内容更加具体化了。如果把这个反革命行动口号，同他们所谓的“朝农经验”的“战略意义”联系起来考察，人们就更加清楚地看到，以“同十七年对着干”为实质内容的所谓“朝农经验”，不仅仅表明“四人帮”妄图毁灭无产阶级教育，还处心积虑地要在各条战线“彻底摧垮十七年”，达到“改朝换代”的反革命目的。
“四人帮”的死党和迟群一伙，在“朝农现场会”上搞的种种鬼名堂，如今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他们搬起朝农这块“石头”打人，却砸到了自己的脚上。聒（guō郭）噪一时的“朝农现场会”，成了记录他们罪行的一块墓碑。
《朝阳日报》记者 王 强
本 报 记 者 景险峰 孟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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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学习韩桥煤矿的先进经验 高速度发展工业生产
江苏工交战线开展“百日红”竞赛
本报讯 本报记者廖原报道：大力开展“百日红”竞赛，高速度发展工业生产！已成为江苏省工交战线的战斗口号。
“百日红”竞赛，是徐州矿务局韩桥煤矿首先创造的宝贵经验。煤炭工业部已迅速组织全国一百二十五个煤矿从一九七八年一月一日起，到四月十日止，开展“百日红”竞赛。这一经验同时引起了江苏工交系统广大职工的高度重视，他们认为，“百日红”竞赛也适用于全省电力、冶金、机械、纺织、化工、交通运输部门，这些行业都可以结合自己的特点进行学习。于是，省委、省革委会决定在全省工交战线，广泛开展“百日红”竞赛，把工业学大庆、普及大庆式企业的群众运动更加深入、更加扎实地开展起来，把工业、交通运输高速度搞上去。
现在，江苏全省工交战线积极投入“百日红”竞赛。许多厂矿、企业以韩桥为榜样，从多快中找速度，从好省中找速度，从提高质量上找速度，从降低消耗上找速度，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来部署自己的工作，为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多作贡献。韩桥煤矿所在地徐州市，现在已有三百二十多个基层单位开展“百日红”活动。徐州矿务局提出矿矿“百日红”，徐州电业局提出厂厂“百日红”，徐州纺织工业局提出全局“百日红”。韩桥煤矿创造“百日红”的经验，推动了全市工业学大庆运动的蓬勃发展。全市“百日红”竞赛的开展，又鼓舞和鞭策着韩桥煤矿向更高标准进军。现在，这个煤矿不仅要夺得全矿“百日红”，而且要普及以工区为单位的“百日红”，把革命和生产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元月份全矿原煤生产比国家生产计划增长百分之十七，日平均产量比去年增长百分之十八。提前二十一天完成去年工业生产计划的南京市，一跨进新的一年就有新的奋斗目标，他们召开座谈会、动员会、誓师会，开展“百日红”竞赛，以“百日红”来保证实现一九七八年工业、交通运输生产的“开门红”、“季季红”、“满堂红”。许多城市的纺织系统把“万米无疵布”活动，改为“百日无疵布”竞赛，机械系统提出“一万分钟不出次品”，检验人员开展“千次无差错”竞赛，科室人员开展“服务百日红”，交通运输部门提出了“百日无事故”的响亮口号。全省一月份工交战线生产告捷，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二十六，创造了历史同期最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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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
工人技师胡祖根一年劳动四百五十多个劳动日
呼和浩特市制锁厂的工人技师胡祖根，当了厂党支部副书记以后，仍然坚持参加生产劳动。他经常是早晨四、五点钟就来到车间，晚上十点钟以后才回家，节假日、星期日也难得休息一天。有人给他算了一笔帐，除了开会、出差以外，按一天八小时计算，他一年参加生产劳动四百五十多天。
记者访问这个只有二百九十多人的小工厂时，几乎全厂所有的人都向记者说：我们的胡师傅二十多年来年年都是这样，你们听到的说法没有夸大。
胡祖根现在是制锁厂的党支部副书记、厂革委会副主任、技师，市轻化工业局党委常委，中共呼和浩特市委委员。但是，他却没有办公室，除了开会以外，工厂里各个办公室也见不到他。若要找他，只有到车间里去。正象工人们所说的“胡师傅的职务在上边，工作在下边”。
哪里有困难，胡祖根就出现在哪里。去年七、八月间，锁梁车间出现了生产脱节现象，严重影响了整个工厂生产任务的完成。胡师傅知道了，当天晚上来到了锁梁车间，开动机器，先帮助一个手上有点伤的青年女工完成了当天没有干完的活。接着他又开动另一台机器，一直干到深夜才回家。他连续干了十多个夜晚，才把这个车间没干完的活全部补齐了。胡师傅的实际行动，深深地感动了这个车间的工人。她们每天总是提前安排好家务，早早地来上班。有一天，青年女工高平提前两小时来到车间，一看，胡师傅已经干得满头大汗了。在胡祖根的带动下，这个车间的二十多名工人同心协力，努力超额完成当天的任务。
这个工厂四百多台自动化半自动化专用设备，都是胡师傅同工人们一起设计制造的。因此，他对厂里的每一台机器的构造都了如指掌。有时，哪一台机器出了毛病，影响了当天的生产任务，胡师傅就利用晚上工人休息的时间，到车间把机器修好，并把这个机台的工人白天未干完的活干完。胡师傅利用多少个夜晚，修理了多少机器，加工了多少部件，真是数也数不清。
后方车间青年工人陈士勇告诉记者：“胡师傅说话很少，也很少批评工人，他用实际行动做出了样子，我们工人个个都服气，都自觉地学习他大干社会主义的革命精神。”
胡祖根的模范行动也教育了这个厂的干部。现在，干部参加劳动在这个工厂已经形成风气。厂党支部书记李广厚激动地对记者说：两年前，我还没有调到这个工厂来的时候，就听到制锁厂有一个好的“厂风”，就是这个厂的干部都带头参加劳动。刚到这个厂时，看到老胡满手油污，真看不出他是工厂的领导干部，完全象个老工人。再一看他的手指头残缺不全，一打听才知道是在抢修机器时被绞伤的。我到这个厂不久，对老胡还不熟悉，有一天我看到老胡蹲在一台机器旁发呆，还以为他在生谁的气。谁知过了几天，在他蹲的那个地方，出现了一套新的专用设备。老胡坚持参加生产劳动，我想和他比比高低，有一天早晨六点钟，我就到了工厂，一看，老胡早已来了，第二天我起得更早，谁知老胡来得仍然比我早。就这样连续“比赛”了三天，我都没有赶在老胡前面。
李广厚参加生产劳动的天数比不上胡祖根，但是他学到了胡祖根挤时间劳动的精神。一九七七年，他挤时间劳动了九十多天。老工人出身的厂党支部副书记魏启明，今年五十七岁了，身体不太好，一九七七年参加劳动仍达八十天以上。
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年，“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有人企图破坏这个工厂的“厂风”，说什么制锁厂是“唯生产力论的典型”，胡祖根是“只拉车不看路”的代表。就这样三闹两闹，把制锁厂原来的领导班子给搞散了，使这个先进企业一度变成了亏损企业。在那乌云遮天的日子里，胡师傅坚持在车间里劳动，照样早来晚走。他说：“管他说什么！剥夺了我领导工厂企业的权力，但是剥夺不了我的劳动权。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个工厂开展了“三大讲”活动，生产节节上升，又恢复了先进企业的称号。胡祖根干得更欢了。最近，他被选为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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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某研究院发扬共产主义协作精神
大力协助地方完成科研任务
据新华社北京二月二十一日电 人民解放军海军某研究院发扬共产主义协作精神，在搞好本单位科研和生产的同时，大力协助地方兄弟单位完成科研任务，为加速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积极贡献力量。
这个研究院技术条件比较先进。一九七四年，北京友谊医院用电子技术制造心电监护仪，希望这个研究院在技术上予以协助。研究院在妥善安排本单位科研任务的基础上，决定由所属某工厂成立干部、科技人员和工人三结合的研制小组，从人力物力上给以支持。他们同医院密切配合，反复改进，终于在一九七五年底试制成功了心电监护仪，填补了我国大屏幕多路心电监护仪的空白，为冠心病的防治、研究工作提供了方便条件。
这个研究院在协同地方完成一些科研任务时，还特别注意帮助地方科技人员掌握新技术。这个研究院的一个研究所在配合黑龙江森林保护研究所研制一种红外线森林探火仪时，热心地向地方参加这项工作的三位技术人员讲解红外线的基本原理以及国内外应用红外线的最新技术，并为他们在实践中深入学习创造条件。经过三年半的努力，不仅成功地研制出红外线森林探火仪试验样机，还使这三位技术人员由外行变成了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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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精神鼓励为主适当的物质鼓励为辅
马安煤矿重点奖励井下生产第一线的工人，特别是完成生产任务好、贡献大的同志，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据新华社广州电 广东省马安煤矿从一九七四年第一季度开始，对先进的生产者，以精神鼓励为主，辅之以适当的物质鼓励，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马安煤矿党委带领广大职工认真学大庆，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年，三年内连续跨了三大步，按产量计算，由一个马安变成了四个马安，成为煤炭战线的大庆式企业。去年，马安煤矿又提前四十二天完成了全年的原煤生产计划，提前、超额六十万元完成了国家下达的上交二百万元利润的任务。
马安煤矿对奖金的使用，掌握一个原则，就是重点奖励井下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其中又重点奖励完成生产任务好、贡献大的人。一个季度综合评奖一次。
实行奖金制度后，效果很显著，主要表现在：
（一）适当地增加了低工资职工的收入，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旷工、超假和出勤不出力的现象大为减少，出勤率一直保持在百分之九十五左右。（二）生产发展很快，但井下没有发生过重大的恶性事故。
打倒“四人帮”，思想大解放。马安煤矿的干部、工人提出，现行的季度综合奖还不完善，还需要进一步予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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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老设备 夺取高速度
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化肥厂连续六年增产
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化肥厂依靠提高老设备的能力，赢得了生产的高速度发展。从一九七二年以来，这个化肥厂连续六年增产。就产量来说，现在的化肥厂相当于建厂初期的四个半化肥厂。
这个厂的主要生产设备大都是四十年代的产品，最近几年只增添了少量的新设备。但是，职工们对全厂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主要设备开展了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全厂实现的较大的革新项目有一千多个，使老设备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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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顿仓库“死物”变“活物”
北京市机械工业系统挖掘出三千多万元积压物资
北京市机械工业系统整顿仓库，挖掘出价值三千四百多万元的积压物资。
这个局所属七十二个单位，有大小仓库六百多个。过去，受“四人帮”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仓库管理混乱，物资积压浪费很大。去年夏季以来，这个局党委学习大庆仓库管理的经验，发动群众大力整顿仓库，对库存各种物资一一清点，重新码放，建帐建制。现在，仓库面貌焕然一新。
经过整顿，许多仓库原来又脏又乱、有帐无货或有货无帐的现象不见了，全系统实现了仓库物资存放“五五成行”、“四号定位”，做到帐物卡三一致，物资出入库、收发、检验有制度，仓库管理水平显著提高。
北京市机械工业系统经过整顿仓库，大批原来压在库里的死物变成了活物，其中包括当前急需的短线物资。北京市金属结构厂通过整顿仓库，清理出积压多年的不锈钢板、角钢、镁板、焊丝等优质金属材料一百二十多吨，支援了外单位。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