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沂蒙山区贫下中农批判“四人帮”的“阶级关系新变动”论时愤怒指出：
“变动论”就是变天论
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山东省沂蒙山区农村的贫下中农，正在批判“四人帮”的“阶级关系新变动”论。他们愤怒地指出：所谓“变动论”就是变天论。记者最近在临沂地区农村采访，访问了好几个社队的揭批大会，深深感到贫下中农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得出的这个结论是非常深刻的。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教导。可是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竟对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妄加旁批，扬言要写一本“中国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分析”的书，“作为今后制定政策的依据”。“四人帮”胡说什么“阶级关系有了新变动”，作为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纲领的理论基础。“四人帮”的这个反动理论，对农村的破坏也很大。“四人帮”说在农村，“依靠贫下中农过时了”、“劳动模范是既得利益者，蜕变了”，“现在谁受压谁最革命”。他们这么一鼓噪，农村的阶级敌人地富反坏纷纷出笼，混水摸鱼，打砸抢，“反潮流”，闹得贫下中农不能生产，不得安生。人妖颠倒，生产下降。以临沂地区为例，这个地区帮派势力猖獗的一九七四年，全地区粮食总产量由一九七三年的五十三亿斤下降到四十四亿多斤。这个曾经在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有过巨大贡献的农业先进地区，竟被“四人帮”糟蹋成为一个“重灾区”，可见“四人帮”对农村破坏之大。
沂蒙山区的人民恨透了“四人帮”，现在他们奋起揭批“四人帮”。“打蛇打七寸”，他们就把“四人帮”的“变动论”拿出来示众，一条一条加以批判和驳斥。
一批“依靠贫下中农过时”论。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胡说什么“农民总不行，搞社会主义革命，思想跟不上”。“四人帮”说贫下中农已由民主革命派蜕变为保守派，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革“走资派”的命，所以不能依靠了。这股邪风一起，贫下中农就遭了罪。蒙阴县旧寨公社四十六个贫协主任，其中三十一人被打成了“黑老保”。有的被整得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不少社队的揭批中，用许多事实证明，“四人帮”不仅不依靠贫下中农，反把贫下中农视为眼中丁。毛主席说，打击贫农就是打击革命。“四人帮”打击贫农，无非是要在农村里搞复辟变天。
二批“英雄模范人物蜕变”论。“四人帮”胡说过去的英雄人物、劳动模范是既得利益者。把我们党从战争年代、土改斗争中培养起来的根子，社会主义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统统打倒。临沂地区的帮派骨干分子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英雄模范人物和先进单位是“假典型”、“黑样板”，是“给走资派脸上贴金”。他们诬蔑先进单位平整的土地是“修正主义的地”，栽的桑树是“修正主义的桑树”。他们甚至捏造了一个“高产必变修”的所谓规律，胡说什么“二三百斤是革命的，四五百斤是修正的，八百斤以上是走资派掌权，亩产超千斤的先进模范拿绳子拴没有错！”大家知道，临沂地区从抗日、解放战争时期以来，在历次革命中涌现的战斗英雄、支前英雄、劳动模范不少。“四人帮”在临沂地区反劳模，砍红旗，把广大农村搞得天下大乱。沂沅县农业战线树立的“十面红旗”，他们给加了“十大罪状”。黄庄公社青冶行大队一九三八年就建立党支部，“四人帮”横行时也被诬蔑为修正主义的“黑旗”。一些帮派骨干公开叫嚷：“这些英雄模范人物，人数不多影子大，不把他们打倒，夺了权也掌不牢！”他们对曾多次见过毛主席的莒（jǔ举）县爱国公社爱国大队党支部书记、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吕鸿宾进行百般打击。这次揭批“四人帮”，吕鸿宾激动地说：“‘四人帮’惨无人道地对老英雄、老模范下毒手，就是要拆桥断路，挖掉党在农村的‘根子’，毁掉革命的骨干，打断贫下中农的‘脊梁’。这一阴谋必须彻底戳穿！”
三批“受压的最革命”。不少社队在这次揭批中认为，“四人帮”的这个理论，就是给被打倒了的地、富、反、坏翻案，让形形色色的新老资产阶级分子上台。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说什么“地富反坏是明牌货，不要在这方面下功夫，杀几个人，放几把火算什么？”临沂地区的帮派骨干也跟着胡说什么“地富不一定不革命，贫下中农不一定都革命。”他们公然叫嚣“黑乎乎的要造反，受迫害的要掌权”。于是，临沂地区农村中一小撮被贫下中农早已打倒的地、富、反、坏分子，以及搞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混进了所谓“造反派”，被“四人帮”拉入自己的队伍，组成了一支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帮派。日照县一九七四年有一百零二名戴帽四类分子打着“受压的要造反”的旗号，戴着柳条帽，拿着水火棍，四出“打砸抢”。日照县城关公社后崮子大队甚至有一个坏分子拿上人民法院给他判刑的“判决书”，去向帮派骨干分子报到，证明他是要造反的“造反派”。可见“四人帮”所谓的“造反派”是一些什么货色。那时候，临沂地区农村“四害”横行，阶级敌人十分疯狂，恶狠狠地叫嚷着：“今天可有了出头之日！”这次，沂蒙山区广大贫下中农在批判中，对“四人帮”搞变天认识最清，也最为痛恨。他们说：“四人帮”要翻土改的案，翻镇反的案，把已经被打翻在地的阶级敌人重新聚集在篡党夺权的黑旗之下，妄图夺回他们已经失去的天堂。我们贫下中农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沂蒙山区的贫下中农批“四人帮”的“阶级关系新变动”论批得最深。它揭示出所谓的“变动”论的本质，就是要把一大批革命的老干部变成“走资派”；把广大贫下中农变成“保守派”；把一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英雄模范人物变成“假典型”、“黑样板”；而把一小撮地、富、反、坏、叛徒、特务、流氓、阿飞、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分子变成所谓“造反派”、“反潮流战士”、“法家”、“无产阶级的少正卯”等等。这就全面地颠倒了农村的敌我关系，篡改了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这伙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对我们党、对我国革命、对贫下中农充满了刻骨的仇恨。强烈的复仇心理，使他们到了发狂的地步。他们喊出了被我们打倒了的所有反动阶级渴望报仇和复辟的心里话。
沂蒙山区人民从这场惊心动魄的夺权与反夺权、翻案与反翻案、复辟与反复辟的大搏斗中，深刻认识到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是贫下中农的生命线。一年多来，地、县、社各级党委都派出了工作队，结合农业学大寨运动，重新组织和整顿贫下中农队伍。许多社、队还整顿了贫协组织。有的县委还召开了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负责人座谈会和奖模大会，张灯结采，敲锣打鼓，理直气壮地为英雄模范人物恢复名誉。贫下中农扬眉吐气，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充分发挥了带头作用。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正在沂蒙山区蓬勃兴起。
新华社记者 南振中
第3版()
专栏：
“四人帮”要依靠什么样的“左派”
——浙江工人狠批“四人帮”反革命的阶级路线
“四人帮”为了实现他们“改朝换代”的反革命野心，推行了一条极端反动的阶级路线。他们颠倒敌我关系，把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打下去，把“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所谓“造反派”、新老反革命分子和流氓、打砸抢者当作“左派”扶上台，以建立他们法西斯的“帮天下”。深受其害的浙江省工交战线广大干部、群众，在揭批“四人帮”斗争的第三个战役中，清算了“四人帮”在这方面的滔天罪行，批驳了他们散布的种种谬论。
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明确指出，在城市工作和厂矿企业中，“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然而，“四人帮”却疯狂反对毛主席的指示，胡说：“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这个提法是值得研究的”。他们竭力鼓吹“阶级关系新变动”的谬论，诬蔑老工人是“既得利益者”，“没有革命要求”，革命不能依靠他们，“只能依靠工人阶级的‘左派’”。他们以“左派领袖”自居，狂叫要“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壮大左派力量”！在这面反革命黑旗下，“四人帮”在浙江的代理人、亲信和爪牙们鼓噪而起，一个个贴上“左派”的标记，结成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帮派，疯狂进行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一时间，浊浪翻滚，沉渣泛起，把个好端端的浙江省糟蹋得不成样子。一九七六年，全省工业生产总值只相当于一九七二年的水平，整整倒退了四年！
“四人帮”依靠的到底是些什么样的“左派”呢？
浙江工交战线的广大干部、群众指出，多年来，“四人帮”在谁是真正左派的问题上散布了许多谬论，颠倒了是非，搅乱了人们的思想，今天是彻底清算的时候了！
一曰是不是“左派”，“关键要看造反、反潮流”。“四人帮”在浙江的亲信、爪牙们胡说“造反、反潮流是路线斗争觉悟高的集中表现”，是区分“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主要标志。什么是“造反”、“反潮流”呢？他们说：“矛头向上”就是“造反”，“狠整当权者”就是“反潮流”。这同马克思主义关于造反和反潮流的概念难道有一丝一毫的共同之处吗？然而，他们正是这样干的！他们打着“造反”的旗号，上反党中央，下整班组长，发誓要把革命老干部“统统打倒，打不倒就赶跑，赶不跑就搞臭”！他们对毛主席的每一项战略部署都另搞一套，进行干扰破坏。他们打着“反潮流”的旗号，以批所谓“两否（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新生事物）一倒（复辟倒退）”为名，大翻批林整风的案，把大批革命老干部打成“复辟派”、“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他们甚至把专搞打砸抢、挑动武斗的杀人犯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加官晋爵，委以要职。广大工人指出，“四人帮”及其亲信、余党是以“造反”“反潮流”为名，穷凶极恶地向党向人民进行反攻倒算，他们反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反的是社会主义潮流，如果让这样的“左派”上台，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
二曰“新生力量就是左派”。“四人帮”及其在浙江的亲信、爪牙们还用“新”和“老”来划分“左”和“右”。他们一方面给自己戴上“新生力量”、“革新派”、“法家”等一顶顶桂冠；同时，恶毒地咒骂浙江的老干部是“右的势力”，是“复辟派”，“算帐派”，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们狂叫“稻黄了要割，猪肥了要杀，干部老了就要靠边站”，强行要这些干部让位于“新生力量”，还恬不知耻地说这是“自然法则”，“历史规律”。而对他们这些“新生力量”，谁要是稍有触动，那就不得了，“否定文化大革命”、“打击新生力量”的帽子就会接踵而来！为了证明他们这些“新生力量”是执行正确路线的“左派”，在批林批孔中，“四人帮”的凶恶打手、新生反革命分子翁森鹤及其同伙在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炮制了一个所谓“新生力量掌权”的“经验”，大肆吹嘘，并且强行在全省工交战线推广。这个所谓“新鲜经验”，就是大搞篡党夺权！他们把这个厂党委的六名常委赶跑了四名，把二十二个党支部书记撤换了二十一个，从管理科室到生产班组长统统大换班。而把被我公安机关拘留过的犯罪分子请出来，当了厂“党委书记”，一个赌棍兼打砸抢分子当了“第一副书记”，一些阶级异己分子、坏分子、流氓阿飞不仅混入了党内，而且被安插到各级领导岗位上。这些“新生力量”夺权以后，大肆挥霍国家钱财，大搞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损公肥私，还恬不知耻地说“能捞则捞，捞到顶实惠”。他们对全厂职工实行法西斯统治，工人们稍有反抗，轻则办“强制性学习班”，重则棍棒毒打。工人们愤怒地说，他们根本不是什么“新生力量”，而是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的反动力量，是专搞打砸抢，闹得企业不安宁，干部、群众不得安宁的破坏力量！这样的“新生力量”掌权，同日本鬼子、国民党有什么两样？
三曰“十七年的受压者最革命”。“四人帮”及其在浙江的爪牙们全面否定解放后十七年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把十七年无产阶级专政的“受压者”通通打扮成不可一世的“英雄”。胡说这些人“吃过修正主义的苦”，“造反精神足”。并公然叫嚷要打开监狱找“左派”。在一阵阵的反革命妖风中，一小撮对无产阶级专政有刻骨仇恨的反革命分子，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劳改释放犯，等等，摇身一变，都成了“受害者”、“左派”、“新生的无产阶级”，大摇大摆地“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仇恨，大搞阶级报复，大整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
四曰“流氓有作为”。“四人帮”及其在浙江的亲信、爪牙们叫嚷，流氓“特别勇敢”，“是我们党的一部分基础”，王洪文则干脆摆出上海滩大流氓的架势，狂叫“杀人放火算不了什么”，武斗“我也干过”，“我倒喜欢用这些人”。于是，那些行凶作恶的地痞流氓、惯偷扒手、专搞打砸抢的亡命之徒，也统统成了“左派”。打砸抢搞得越厉害，就是“造反性”越强，功劳就越大，“官位”就越高。在“四人帮”的包庇纵容下，这些坏家伙肆意践踏社会主义法制，随意抓人打人，大搞“请财神”（抓人）、“砸破庙”（捣毁家具财产）、“加工场”（拷打），施用的酷刑更是骇人听闻，致使一些在旧社会挨过资本家皮鞭的老工人身上，又留下了他们一伙棍棒的血迹。
“四人帮”为什么要如此不遗余力地把一切新老反革命分子统统打扮成“左派”扶上台呢？浙江工人们在批判中指出：这是因为“四人帮”为了实现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纲领，需要这些爪牙作为他们的社会基础和凶恶打手，而这些牛鬼蛇神也只有仰仗“四人帮”才有可能如此猖狂地为非作歹！
“四人帮”根本不是什么“左派代表”，而是地富反坏和一切新老反革命分子在党内的总代表，是右得不能再右的极右派；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反革命复辟的悲剧就会出现。但是，“四人帮”和一切反动派一样，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的力量，尽管他们拚命以“极左”的手法来掩盖他们的极右实质，然而，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他们只能和历史上一切“左”右倾机会主义头子一样，落得个彻底覆灭的可耻下场！
现在，浙江省工交战线揭批“四人帮”斗争的第三个战役，汹涌澎湃，势如破竹，“四人帮”长期以来强加给人们的精神枷锁被砸烂了，被他们搞颠倒的敌我关系又重新颠倒了过来！那些在“四人帮”庇护下猖獗一时的新老反革命分子、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和打砸抢分子受到了沉重打击，阶级阵线已基本分清。曾经被“四人帮”斥之为“既得利益者”、“保守势力”、“走资派附庸”的广大革命职工，如今扬眉吐气，干劲十足。浙江省工业生产连续几年倒退的严重局面，已经扭转过来了。
新华社记者 童宝根
第3版()
专栏：
党的阳光照亮了越剧发展的道路
——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对越剧的砍伐
袁雪芬
批判“四人帮”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我就想起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战斗生活，想起了越剧艺术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推陈出新、不断发展的历程，想起了我们在党的关怀下锻炼提高、不断进步的难忘岁月。
我清楚地记得，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的第一天，苏州河北面的蒋匪残敌还在顽抗，子弹还在头顶上飞啸，我们上海越剧界就在党的地下组织和进步文艺工作者的带领下，组成了五个宣传队，赶到电台演唱新编的节目，宣传党的政策，欢庆上海的解放。从此，党的阳光照到了越剧舞台，越剧和祖国几百个地方戏曲剧种一样，开始获得新生。
解放后不久，党就提出了“改制、改戏、改人”的三改政策，为我们举办了地方戏曲研究班。党不但把我们从戏霸、老板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而且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我们，提高我们的阶级觉悟和政治思想水平。不久，我们参加了国家剧团，成为光荣的国家文艺工作者。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参加了各项政治运动，从土改、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到合作化、四清，在工人、贫下中农和志愿军、解放军中间，度过了难忘的岁月，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我们越剧队伍的思想面貌起了很大的变化，许多同志加入了共青团，不少同志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在改制、改人的同时，剧目的改革也沿着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逐步进行。除了净化舞台，对传统剧目重新整理之外，十七年里也编演了大量现代剧目，配合党的各项中心工作，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土改时，我们编演了《柳金妹翻身》，抗美援朝时演出了《父子争先》，三反五反时演出了《人面兽心》。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日子里，我们创作了《纺纱闯将》、《红花绿叶》等一批现代剧。一九六三年之后，现代剧目更是以绝对的优势出现在越剧舞台上。拿我自己来讲，十七年里演出的现代剧和近代剧就占全部演出剧目的三分之二。虽然有些现代剧目的艺术质量还不够高，但它起到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作用，受到了工农兵群众的欢迎。越剧舞台十七年的历史证明，尽管有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严重干扰和破坏，我们的工作有着必须记取的教训，但是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始终占着主导地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回顾往事，我们怎能忘记毛主席文艺思想的哺育，怎能忘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是敬爱的周总理，把党的温暖送到我们每个人的心坎上。周总理全面准确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把一切可以团结的知识分子团结在党的周围。他对待我们思想上那些旧社会带来的烙印，总是严格要求，耐心帮助；看到我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取得一些进步的时候，他总是充分肯定，热情鼓励。我们越剧工作者和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一样，经受了文化大革命的严峻考验和教育，不被“四人帮”的暴虐所压倒，始终坚持对党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信念，不正是十七年中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教育的结果，毛主席革命路线起着主导作用的证明吗？
敬爱的周总理，执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正确地对待我国丰富多采的地方戏曲艺术。周总理反对那种一概否定的民族虚无主义态度，他对传统艺术首先进行调查研究，然后对症下药，正确引导。对越剧，他就曾仔细调查过这个剧种的历史和现状，研究它为什么有那么多观众，群众喜欢什么，从而给我们指出改革的方向、途径。比如对越剧音乐唱腔的改革，周总理既要求我们保持越剧的特点，又要求不断改革和发展，以表现今天的革命内容。对越剧男女合演的问题，周总理也十分重视，他多次对我们越剧老一辈的女演员说：女演男的形式，到你们这一代为止。就是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在解放后的十七年里，我们先后招收了两批男女学员。看到活跃在今天越剧舞台上的男演员，看到表现着工农兵斗争生活的越剧艺术的新面貌，我们更加深切地怀念敬爱的周总理！
周总理这些无微不至的关怀说明了什么？只能说明，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阳光照耀着我们越剧艺术发展的道路，照耀着地方戏曲的园地。可恨万恶的“四人帮”，挥舞“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屠刀，砍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砍向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首先，“四人帮”在文艺战线上大搞改朝换代，把许多文化艺术工作者污蔑为“黑线人物”、“黑尖子”，进行无情打击，残酷迫害，从精神上、肉体上进行百般摧残。这还不算，“四人帮”还搞阴谋，施诡计，把党一手培养起来的一支革命文艺队伍，整垮打散。上海越剧院在周总理关怀下培养出来的男女合演的一套班子，绝大部分被他们强迫转业、下放，只留下了七个同志，严重破坏了越剧革命。有的主要女演员，被迫转业到外地派出所工作。
其次，“四人帮”把十七年文艺战线的成绩统统砸光，他们肆意践踏党的文艺政策，把全国几百个地方剧种、几千个戏曲剧团打下去。叛徒江青和国民党特务张春桥，对越剧更是恨之入骨，什么“靡靡之音”、“不可救药”等等帽子一顶顶压来，叫嚷要彻底砸烂，实行残酷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不要说传统剧目了，连根据鲁迅先生著名小说《祝福》改编的《祥林嫂》这样的剧目，他们也不放过。越剧《祥林嫂》初演于解放前一九四六年。那时我们虽然限于水平，未能很好地表现出原著的精神，但这个戏毕竟抨击了人吃人的剥削制度，对旧社会发出了强烈的控诉，因而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忌恨。国民党的特务、流氓耍弄各种卑劣手段，制造事端，对我进行打击、迫害。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根据原著认真改编，用越剧的艺术手段在舞台上再现了祥林嫂的艺术形象。正是解放后的十七年，毛主席的文艺思想给了这个剧目以旺盛的生命力，今天重演仍然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的热烈欢迎。当年国民党反动派慑于进步舆论的压力，还未敢公开扼杀《祥林嫂》，“四人帮”却把这一剧目诬为“大毒草”，判处了“死刑”。“四人帮”比国民党反动派走得更远。显然，其罪恶目的，是要全盘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今天，在华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我们砸碎了“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精神枷锁，越剧舞台也和兄弟剧种一样，开始出现百花争艳的大好景象。在深入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的时候，我时时想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我的深刻教育，时时想起毛主席的亲切教导：我们的文学艺术“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我们应该更自觉地与工农兵相结合，向工农兵学习。在演出剧目方面，首先应该努力反映现实斗争生活，把革命现代剧放在首位。同时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研究传统剧目，吸取精华，剔除糟粕，努力做到古为今用。
我们决心跟上大好形势，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让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永远高高地飘扬在戏曲艺术的百花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