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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经验
——揭批“四人帮”一伙炮制的所谓“朝农经验”
编者按：在“四人帮”加快篡党夺权步伐的时候，有一个叫得最响的反革命口号：“同十七年对着干”。这个反革命口号最早出自“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那个死党所炮制的“朝农经验”。
按照“四人帮”强加给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朝农经验”提出“狠批十七年”，“同十七年对着干”，完全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在教育战线占主导地位，肆无忌惮地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着干。当然，“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也好，兜售“朝农经验”也好，都不光是为了在教育战线“同十七年对着干”，他们的狂妄野心，是要完全否定各条战线十七年的伟大成就，在各条战线上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着干。“同十七年对着干”，实质上成为推行“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反革命行动口号。
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认真揭批“同十七年对着干”的“朝农经验”，肃清其流毒和影响，是揭批反革命的“两个估计”的深入发展，也是从思想上、理论上进一步分清是非，搞好教育革命的需要。
“四人帮”控制舆论工具期间，《人民日报》带头吹捧“朝农经验”。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光《人民日报》一家就发表了二十七篇吹捧“朝农”的报道和文章。特别是在“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步伐时，《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或者加“编者按”，或者加“短评”，刊登了好几篇文章和报道，鼓吹“同十七年对着干”，为“四人帮”另搞一套，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负责同志，呼风唤雨，推波助澜，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在《人民日报》的影响下，所谓“朝农经验”充斥全国各种报刊，流毒各地。从今天起，我们将陆续发表几篇揭发批判所谓“朝农经验”的材料，清算“四人帮”炮制“同十七年对着干”反革命口号的罪行。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日，“四人帮”控制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加“编者按”，刊登了《农大毕业当农民好》的“调查”，在全国吹响了所谓“朝农经验”的第一声喇叭之后，所谓“朝农经验”便随着“四人帮”篡党夺权步伐的加快而越吹越响。《人民日报》有些“按语”和“短评”，给朝农戴上了“教育战线出现的又一个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等一顶顶五光十色的桂冠。粉碎“四人帮”以后，虽然许多人对所谓“朝农经验”提出了疑问，但是由于“两个估计”的束缚，不少人心有余悸，还不敢理直气壮地揭露“朝农经验”的反动性。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推倒了“四人帮”炮制的教育战线的两个反革命“估计”，人们思想大解放，纷纷提出所谓“朝农经验”究竟是什么货色？它是如何炮制出来的？“四人帮”利用
“朝农经验”干了那些罪恶勾当？这些问题，正是我们在深入揭批反革命的“两个估计”的斗争中必须解决的。
所谓“朝农经验”就是“同十七年对着干”
何谓“朝农经验”？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四人帮”在朝农的那个亲信曾得意洋洋地问学生：“朝农经验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学生答道：“社来社去。”他说：“不对，朝农经验的实质，一句话，就是同十七年对着干”。
以“同十七年对着干”为实质内容的“朝农经验”，有个发展过程。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一伙煽起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革命妖风。“四人帮”在朝阳地委的那个亲信，当时是进驻原沈阳农学院的负责人。而朝农的那个亲信，则是沈农当时的领导人之一。他们狼狈为奸，利用广大师生批判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机会，疯狂攻击沈阳农学院是什么“美国的分院”，逼着党员教师承认“从入党那天起就是反党的”，污蔑学校的党支部是“国民党的支部”，校党委是“南京政府”，恶毒咒骂广大教师是什么“哈巴狗”、“绿豆蝇”、“小王八”。
一九七一年夏季，“四人帮”一伙抛出反革命的“两个估计”，遭到教育战线广大干部和师生的强烈反对。一九七三年十月，朝农水利系发生了一场“对教育战线的十七年要不要一分为二”的辩论。这对“四人帮”推行“两个估计”，是一个直接的挑战。“四人帮”在朝农那个亲信立即进行镇压，叫嚷：“十七年怎么一分为二？那是修正主义统治，你想在那里分出点什么好东西来！这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翻案。”他的同伙也跟着叫喊：“对十七年一分为二，这是打着哲学旗号为修正主义评功摆好。”
一九七四年，“四人帮”批林批孔另搞一套，掀起了批所谓“复辟”、“回潮”、“倒退”的恶浪。朝农那个亲信的反革命叫嚣也跟着升级。他在“朝农现场会”上，公然叫嚣：“我们就是要同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唱对台戏！”“四人帮”在辽宁那个死党和迟群一伙对此大加赞赏。从此，“对着干”，就成了他们推行“朝农经验”的“根本性指导思想”。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四日，“四人帮”控制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加“编者按”，发表了以朝农那个亲信的一个讲话为基础改编的黑文：《在批判旧世界中建设新世界》。这篇集“朝农经验”之大成的反革命黑文，从教育方针、教学方法到学校领导等十个方面，杀气腾腾地提出了“对着干”的具体干法。这篇反党黑文，把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污蔑为“地主、资产阶级向人民实行文化专制的继续”，学校领导干部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广大教师“只能为资产阶级培养精神贵族，不能为无产阶级培养接班人”，从而全面否定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教育战线始终占主导地位的历史事实。他们还在这篇黑文中，疯狂攻击邓小平副主席和原教育部长周荣鑫同志，把邓副主席和周荣鑫同志在一九七五年要求全面贯彻毛主席教育路线的讲话诬陷为“奇谈怪论”，是什么企图维护“永远由少数特权者垄断文化科学”，大搞“智育第一”。他们把坚持既普及又提高，诬蔑为“维护过去‘正规化’的一套旧制度”；把要求加强基础理论的教学，骂为“闭着眼睛瞎说”；要求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积极性，也被攻击为“挑拨知识分子同党的关系，同工农的关系”。总之，谁揭发、抵制“四人帮”歪曲、篡改毛主席的教育路线，谁妨碍“四人帮”利用教育篡党夺权，他们就同谁“对着干”。他们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另一篇黑文《不斗争就不能前进》中，把这一反革命经验，宣扬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触动了走资派赖以复辟资本主义的基础”，妄想煽动全国人民坚持同所谓“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下去”，“斗出一个共产主义的新天地”，露骨地要把“同十七年对着干”的口号推向各条战线，搞乱全国。
事实说明：从一九七四年他们第一次喊出“同十七年对着干”，到一九七六年提出“十个对着干”，“朝农经验”逐步系统化了，形成了一个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服务的反革命行动口号。
他们要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着干”
所谓“朝农经验”，从学校性质到培养目标，从课程设置到教学方法，无一不是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着干的。
在“朝农现场会”上，辽宁那个死党教唆朝农毕业生回社队以后，要专门“挑刺”，带头“造反”。迟群则大讲要办什么“反潮流的大学”，“通过学校培养实行全面专政的人”。不久，朝农那个亲信在一次学习班发言中公开提出：“农学院首先要办成政治大学”，培养的学生“要头上长角，身上长刺”，还胡说“新农民，首先要新在这里”。
党的十大以后，“四人帮”抛出“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朝农那个亲信紧跟“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步伐，亲自主持修改了朝农的办学“方案”，声言：“在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今天”，“给我们学校提出了一个新的战斗任务，这就是培养同走资派作斗争的坚强战士”。
辽宁那个死党在同“四人帮”密谈时说得更加露骨。他说：“我们朝农培养出来的人，就是敢于造走资派反的人，就凭这一条，我就批准他毕业。”张春桥赞赏说：“只要有这一条就行。”迟群的所谓学校“只有一个造走资派反的专业”的反革命谬论，就是从这儿来的。
“培养同走资派作斗争的坚强战士”，就是“四人帮”全面对抗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教育方针和培养目标，为他们培植走卒和打手的。
社会主义觉悟，即德育，本来要求学生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忠诚老实，遵守纪律，为革命刻苦学习，努力为人民服务。“四人帮”一伙把它篡改为“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着干”，“抓‘走资派’”。朝阳地委那个亲信对此作了更具体的说明：“我总想把朝农变成自己的干部学校、政治大学，造就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造反派、先锋战士，要让他们能分析一个县委、一个公社党委、一个大队党支部，上边的也能分析，能识别走资派，斗垮走资派，就是中央也敢反。”这清楚地供认了他们的罪恶目的。
智育，本来是指教育学生努力掌握文化科学知识，学习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为了取消智育，“四人帮”一伙歪曲毛主席关于“以学为主”的指示，胡诌什么“劳动就是以学为主”，“干就是学”。朝农那个亲信则规定：“党委就抓主课（他们搞的所谓“阶级斗争”）和会战（全院性每年两次突击性劳动），业务由系里去管。”他们不顾广大师生的抵制，大砍基础理论课，破坏实验设备，禁止恢复教研室，不准编写教材，随意占用教学时间。一九七六届毕业生在校三十四个月中，牧医、果林、农学三个系和水利系农田水利专业，上专业课的天数只占总天数的百分之十四点六到百分之二十。
“几上几下”，本来是按农时季节下去帮助生产队安排生产计划，开展科学实验活动。“办政治大学”以后，他们提出了“几上几下政治化”。考查学生“几下”期间的表现，主要看“同走资派斗争”得怎样。结果，“几上几下”这个朝农师生在教学方法方面进行改革的初步尝试，完全变成了抓“走资派”的反革命预演。
“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个黑据点
“四人帮”在朝农的那个亲信在“现场会”上同迟群勾结上以后，立即撕下了昔日“举抗大旗、走共大路”的伪装，宣称他们是“学清华、北大学出来的”。一九七五年十月中旬，即“四人帮”拼凑力量向无产阶级疯狂反扑的关键时刻，他派了五十四人的代表团到清华、北大接头串连。迟群和那个女黑干将破格接待，秘密交底。代表团负责人在两校组织的大会上叫嚷，在北京“看到了一股什么流”，“闻到了一点糊巴味”，发誓要和“两校战友”“战斗在一起”。“四人帮”在清华、教育部的黑干将同朝农的亲信勾结越来越紧，他们或者派人，或者亲自出马，到朝农传递信息，协调步伐。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四人帮”炮制的《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的反党大毒草出笼以后，朝农那个亲信紧紧跟上，把国务院几位副总理听取科学院工作汇报时的插话，当作“奇谈怪论”来批判。他们丧心病狂地攻击周总理是什么“民主派”，狂叫要“打倒”邓副主席，恶毒攻击华国锋同志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报告，反革命气焰嚣张到极点。
“四人帮”为了充分发挥朝农在篡党夺权活动中的作用，不断地给朝农的亲信撑腰打气。叛徒江青给朝农送来了学生，“四人帮”覆灭前夕，她还叫嚷“只要我不死，一定到朝农去！”一九七五年十二月，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指令他安插在《人民日报》的那个心腹，派人赶写了一篇有关朝农的“述评”和《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短评”，不指名地攻击周荣鑫同志，把他的正确意见当作“修正主义”、“错误思潮”来批。一九七六年二月，在“四人帮”另搞一套逐步升级的重要时刻，《人民日报》又发表“清华、北大参观学习朝农的汇报”，宣称朝农的经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人民日报》所加“编者按”中，鼓吹“革命同志”要“互相学习，互相鼓励”，“提高斗争能力”，煽起一股串连风。短短几个月时间，就有二十四万人次涌向朝农。
朝农那个亲信拚命推行“四人帮”“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反革命策略，公然宣称“现在从上到下，有一条又黑、又粗、又长的修正主义路线。……人家来，主要是了解咱们朝农的运动是怎么搞的，是怎么同这条路线斗争的，中央（指“四人帮”）就是用这个办法领导运动。我们就是要讲斗争，起点火的作用。”
他们在外地是如何“点火”的？这里仅举一例。河南省南阳地区镇平县一个恶毒攻击中央领导同志、一贯打砸抢的反革命分子，窜到朝农请求支援。朝农那个亲信亲自接待，亲切地称他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还派人以“调查”为名前去支持。那个反革命分子把朝农作为靠山，自称“朝农名誉常委”、“朝农驻南阳地区联络员”，纠集帮派势力，挑动武斗，到处抓“走资派”，把这个地区的十二个县搞乱了十一个。
大量事实证明，在“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的一九七六年，朝农已经不再是本来意义上的一所学校了，完全变成了为“四人帮”篡党夺权联络帮派势力、制造反革命舆论的一个黑据点。
“辽海两校一线穿”。“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马天水派遣代表团到朝农串连。他们肉麻地对朝农那个亲信说：“人心、党心、党员之心向往朝农。我们是怀着当年到延安上抗大的心情来朝农的。”朝农那个亲信听了，神魂颠倒地对人说：“人家都把我们比做延安了，我们自己还不理解这里的深刻含义。文化大革命时把客人请到北京，现在是把客人请到朝农，我们究竟给人家一些什么？要好好研究研究。”他到处造谣：“江西共大是不行了。全国学朝农，中央（指“四人帮”）很快就要表态了。”
正当这帮篡党夺权的野心家美梦做得香酣的时候，一声霹雳震乾坤，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万恶的“四人帮”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共辽宁省委和朝阳地委采取果断措施，经过一年多的激烈斗争，基本查清了朝阳农学院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根据实际情况，中共辽宁省委批准，撤销了朝阳农学院，恢复当地原来的农业、农机、水利三所中等专业学校和地区农科所。这几个单位的同志们表示，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一定要抓住“同十七年对着干”这个要害，深入批判“朝农经验”，揭穿它的反革命实质，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朝阳日报》记者 王 强
本报记者 景险峰 孟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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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党的政策 郫县一年巨变
社员社会主义积极性高涨，全县出现“七增一减”新气象
据新华社成都二月二十日电 本社记者曹光晖报道：一九七七年，四川省郫（pí皮）县出现了“七增一减”的新气象：全县粮食总产量比一九七六年增长两成以上，平均亩产由一千斤增加到一千三百多斤；农副业总收入增加百分之十四；交售给国家的粮食增加百分之十一；集体储备粮增加十二倍；公共积累增加百分之五十四；社员分配收入增加百分之十五；社员口粮增加百分之十一；生产费用下降百分之四点二。全县一千七百多个生产队，队队做到收益分配兑现；百分之九十一的社员增加了收入。
是什么原因使郫县一年巨变呢？这个县的干部、群众说：认真落实现阶段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特别是按劳分配政策，是调动社员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关键。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一整套农村经济政策，是发展农业生产，巩固集体经济的根本保证。但是，“四人帮”挥舞大棒，攻击建立劳动管理制度是修正主义的“管、卡、压”，诬蔑实行经济核算是“利润挂帅”，诽谤搞好收益分配是“物质刺激”，在人们思想上造成极大的混乱，弄得干部社员有章不敢循，有劲使不出。去年，郫县县委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带领干部社员砸烂精神枷锁，把颠倒了的路线是非重新端正过来。
郫县县委认识到要落实农村各项经济政策，首先要正确处理生产和分配这对矛盾。生产决定分配，分配促进生产。一方面，要尽快地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社员增产增收，另一方面，要坚决贯彻按劳分配政策，使社员多劳多得，充分调动广大社员的积极性，尽快地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因此，县委根据近几年来劳动管理混乱，劳动效率低、出勤率低的情况，下力气抓了加强生产责任制这项工作。他们的具体作法是：
（一）普遍建立“三定”制度，挖掘劳动潜力。各生产队民主评定每户社员全年的基本投工、投肥任务和基本口粮。实行“三定”制度后，去年各队的劳动出勤率，普遍比上一年提高百分之二、三十。
（二）积极搞好劳动定额管理，提高劳动效率。去年全县绝大多数生产队建立了作业管理小组，实行定领导、定劳力、定任务、定质量、定工分的“五定”责任制，并采取“定额到组，活评到人”的评工记分方法，深受广大干部、社员的欢迎。各队实行定额管理后，劳动工效一般提高百分之五十以上，质量也有了保证。
（三）奖励对集体贡献大的先进社员。去年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全县有二万四千多名社员受到了各级党委的红榜表扬，其中有八千多名社员还获得了生产资料或生活用品的物质奖励。一九七七年恢复耕牛饲养、繁殖的奖励政策后，全县耕牛死亡率比上一年下降百分之九十，小牛的繁殖率比上一年提高百分之四十。
认真贯彻党的政策，采取以上这些措施后，一九七七年全县农业生产获得了空前的丰收，社社队队增产，样样作物增产，生猪、耕牛等都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农业丰收后，郫县县委根据增产增收、多劳多得的原则，在去年的年终分配中，扎扎实实地抓了五件事：一、以各公社为单位，先后召开三次大会，宣传形势，总结成绩，表扬先进，广泛开展“丰收是怎么得来的”、“丰收了怎么分配”、“丰收以后怎么办”的大讨论，教育干部、社员本着国家、集体、个人“三兼顾”的原则，搞好分配，使社员都能得到实惠。二、组织有干部、财务人员、贫下中农参加的经济清理队伍，翻仓查库，清理工分和肥料、粮食、钱财、票物，实事求是地查清全年产量，弄清家底，为搞好分配打下基础。三、坚决收回不合理的借支、垫支和超支的钱款。使全县社社队队做到分配兑现。四、对分配上存在困难的穷队给予适当的照顾。五、全面检查各项制度执行情况，初步制订第二年的农副业生产计划，并落实“三定”任务，组织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为了严格把好收益分配这一关，县、社党委的第一、二把手纷纷深入基层，亲自试点，做出示范，指导全面。同时，从上到下，各级干部带头遵守制度，模范执行党的政策。县委机关家住农村的干部，凡欠了生产队款的，都做到了当年清。去年，全县百分之九十一的社员做到了增产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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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举行五届人代会首次会议
江渭清当选为省革委会主任
新华社南昌二月二十日电 江西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二月十四日至十八日在南昌市举行。
出席这届大会的代表共一千二百名。
代表们在会上表示，一定要发扬井冈山斗争的光荣革命传统，团结起来，抓纲治赣，为国家做出新的贡献。
会议选出了新的一届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和江西省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江渭清当选为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白栋材、黄知真、刘俊秀、方志纯、信俊杰、彭梦庾、李毅章、王昭荣、赵志坚、万里浪当选为副主任。
在省革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柳滨（女）被任命为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江渭清同志在代表上届革命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中指出，江西是毛主席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手创建的革命老根据地，资源丰富，人民富于革命传统。但是由于受到林彪反党集团、特别是“四人帮”及其在江西的亲信的多年破坏，革命和建设几起几落，成了“重灾区”。一年多来，在华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全省军民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决贯彻执行华主席、党中央抓纲治国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揭批“四人帮”，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夺得了一年初见成效的重大胜利，全省政治、经济形势一派大好。去年，全省工农业生产出现了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的可喜景象。江渭清同志号召全省军民，发扬井冈山的革命传统，艰苦奋斗，努力作战，尽快地把江西建设成为一个稳产高产的商品粮、油、竹木基地和有色金属工业基地，为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
江渭清同志要求全省军民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决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深入揭批“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要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广泛开展比、学、赶、帮、超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推动各项工作胜利前进。要加强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建设，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创造更多的第一等工作。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要在华主席、党中央抓纲治国的伟大战略决策和党的十一大路线的基础上加强团结。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团结起来，大干快上；团结起来，抓纲治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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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抓好田间管理
夺取油菜丰收
福建龙海县在春耕生产中，既抓粮食作物，又抓经济作物。图为罗坑大队吴厝生产队社员在油菜田喷药除虫，进行油菜后期管理。
新华社记者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