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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斗争中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部分老同志座谈纪要
最近，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一些老同志，就如何落实好党的干部政策的问题进行了座谈。与会的同志回顾党的历史，联系当地实际，对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意义、情况等问题，发表了许多很好的意见。
参加座谈的同志指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以看出这样一个规律：在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党的干部大量地健康地成长起来，革命事业蒸蒸日上；当错误路线占统治地位，或者正确路线受到严重干扰的时候，党的干部路线、干部政策遭到破坏，党的干部队伍遭受损害，革命事业受到挫折。例如，陈独秀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时期，党的大批干部遭受反动派杀害，党的组织被打散。王明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时期，对干部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革命根据地基本上搞光了，白区地下党几乎全部丧失。遵义会议后，我们党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尽管在抗日战争的困难时期，各个根据地的干部还是成批地成长起来，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在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教育培养了成百万、上千万干部，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骨干力量。毛主席指出：“我们有这么一套干部：有建党时期的，有北伐战争时期的，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有抗日战争时期的，有解放战争时期的，有全国解放以后的，他们都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产。东欧一些国家不很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这样一套干部。我们有在不同革命时期经过考验的这样一套干部，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这已经为党的历史所证明。
林彪、“四人帮”为了破坏党，瓦解党，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千方百计地摧残党的干部队伍，以便为他们篡党夺权扫除障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四人帮”就另搞一套，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他们狂叫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干部的运动，把各级领导干部统统当作革命的对象，公然违背毛主席对干部队伍的基本估计，违背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他们刮起了层层揪斗的妖风，对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的广大干部和革命群众实行法西斯摧残，造成的损害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于一九六八年和以后多次提出要正确对待干部，要落实干部政策，但直到“四人帮”垮台的近十年时间，落实干部政策是极为困难的。总根子就是林彪、“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在进行干扰和破坏。
座谈会上，有的同志根据浙江省的情况指出：十年来落实干部政策是三起三落。林彪垮台以后，一九七二年浙江省委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整顿了省、地、县委的班子，解放和使用了一批干部，干群团结一致，革命和生产形势很好，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三年工农业生产是历史上最好的两年。但到了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开始，“四人帮”另搞一套，妄图打倒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领导干部，把一九七二年整顿建立起来的领导班子诬蔑为“两否一倒”（即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新生事物，复辟倒退），围攻省委，冲垮宣传部、组织部、办公厅、省计委，又恢复四大组（政工组、生产指挥组、人保组、办事组）。“四人帮”在浙江的代理人、亲信及其帮派体系进行篡党夺权活动，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把帮派体系的人拉出来当头目。群众对这些人信不过，进行抵制和反对。“四人帮”支持帮派体系对人民群众实行残酷镇压，造成领导班子严重瘫痪、半瘫痪。工农业生产急趋下降。一九七五年，毛主席、党中央对浙江问题作了第二次指示，解决了省委班子问题，并指示要对省、地、县各级领导班子进行整顿。省委遵照中央指示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初步整顿，并作了一些调整、充实、加强，群众对此比较满意，工农业生产又有了起色，当年冬季农业学大寨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农田基本建设出勤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又另搞一套，把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所出现的大好形势污蔑为“右倾翻案风”，攻击整顿就是复辟，把调整、充实的各级领导班子说成是“还乡团”、“复辟班子”，再一次把斗争矛头指向各级革命领导干部。当时省委接受了一九七二年的教训，在组织问题上，总的说是顶住了“四人帮”在浙江的两个代理人及其帮派体系的猖狂进攻，但也有的同志没有坚持原则，个别单位的领导班子屈从于资产阶级帮派的压力，出现了反复。在“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的干扰下，各级领导班子被折腾得无法工作，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受到严重挫折，工农业生产又大幅度下降。第三次是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以后，对领导班子进行了充实调整，群众欢天喜地，看得顺眼，干得有劲，各条战线形势大好。
从浙江的三起三落看出什么问题呢？看出来当时的矛盾都集中在干部问题上。用什么样的人，组织什么样的班子，这是“四人帮”和我们斗争的一个焦点。他们把党的领导干部一个一个丑化了，把领导班子搞瘫痪、半瘫痪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还靠谁去贯彻执行呢？这就是“四人帮”破坏党、瓦解党，推行反革命政治纲领的险恶用心。所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不是几个人的问题，不仅关系这些干部的政治生命及其亲属子女，同时影响到整个干部队伍和群众。如果对老干部的问题处理不好，要中、青干部安心工作是不可能的。中、青干部也要变老嘛！群众看干部，干部不顺群众的心意，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势必受到影响。由此可见，能否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是个路线问题，它影响到党的革命事业的成败，它是落实毛主席无产阶级政策中特别重要的一项，是调动积极因素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同志们指出：“四人帮”垮台一年多了，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对落实干部政策问题作了重要指示，但在“四人帮”影响较深的某些单位，落实干部政策的阻力仍然很大。有些人采取推、拖、捂各种手段干扰干部政策的落实。还有那么一个组织部门的领导人，竟然说什么落实干部政策、解决老干部的问题，就是“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这种极端错误的观点，必须彻底批判。
为什么落实干部政策如此难呢？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有的单位仍被“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所控制，他们本来是要打倒革命干部的，怎能靠他们去落实？二是有些单位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受毒很深，“帮气”很重。他们怕否定自己的“成绩”，说什么“我搞了你十多年，现在你倒没有问题了，不是白搞了吗？”“我是审查你的，你没有了问题，反来领导我，不是翻案复辟了吗？”他们总想维护帮派或个人的利益和威信；三是官僚主义态度，上推下卸，对违反党的政策的做法听之任之。因此，要落实干部政策，首先必须整顿政治部、组织部，审查一下到底是什么人在那里当家。如果还是帮派势力控制政治部、组织部的大权，应当对他们采取断然措施，对这些部门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同时，要加强教育，把“四人帮”颠倒了的思想、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使那些中毒的同志醒悟过来，端正态度。对某些坚持错误而又不改的领导人，也要采取适当措施。总之，“四人帮”经营十年的那一套，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彻底摧毁，否则，就不能很好地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同志们深有感触地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要十分关心和爱护干部。过去革命战争年代，干部到了组织部，确实象回到自己家里一样，感到十分温暖、亲切，心里话都愿意讲。那时的组织部门关心干部，爱护干部，能够细心倾听干部的意见，耐心细致地处理每一个干部遇到的问题，从政治、思想、工作到生活问题，全都关心。但是，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破坏了党的组织工作的优良传统。有些领导人把组织部的大门关得紧紧的，你找领导，他不见；你申诉，他不理；你请示，他不答复；连一件小事都解决不了。一句话，他生怕自己负责任，就是不怕对党不负责任，对干部不负责任。所以做组织工作的、特别是在组织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的，应该是党性强，作风正派，不信邪，不怕鬼，敢于坚持原则，顶住狂风恶浪，并且能深入群众，倾听各种意见的。这些同志起码也要做到接触干部，密切联系干部。没有这样的品质和作风，是不配做组织工作和干部工作的。
同志们提出，冤案、错案必须实事求是予以平反，并殷切希望：文化大革命中审干的证明材料和结论，凡是作得不恰当的，都应当有计划地分期分批重新审核。因为不仅“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搞了鬼，还由于一些搞专案的同志缺乏党的历史知识，把不是问题的东西当成问题；有的材料是以派性观点而取舍的，有的是在逼供情况下作的证明，有的是对审查对象先下结论，戴上“叛徒”、“特务”等帽子以后再去找材料来证明其主观愿望的。所以，应当严肃慎重、实事求是地重新审核，凡是作得对的，就要坚持原则，决不能一风吹；凡是不符合事实的材料应予销毁，错误的结论应予推翻，不切当的结论应予纠正。现在不少干部虽然分配工作了，但就怕那些不符合事实的材料还放在那里，将来再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来整干部。
对干部作审查结论，当前存在的主要倾向是有些人怕犯“右倾”错误，“宁左勿右”。如果你对结论有意见，就说你“态度不好”、“不能正确对待”，或者说什么“查无实据，事出有因”，总之，想方设法给你留个尾巴，这是不符合党的政策的。要做到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必须克服少数人搞神秘化的现象，要走群众路线，把政策交给群众，相信群众是能掌握政策的。同时，应把结论同本人见面，征求本人意见。
到会的同志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忿怒声讨“四人帮”破坏党的干部路线，破坏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罪行。他们满怀信心地说：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后，广大干部精神振奋，迫切要求把“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纠正过来，尽快落实干部政策，使广大干部为党和人民多作贡献，把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一代一代传下去。参加座谈的同志坚信，有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尽管目前落实干部政策还有阻力，还有斗争，但只要各级党委重视，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本报记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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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是一支战斗的队伍
峻青
伟大导师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对于我们这支文艺大军，非常关怀，非常重视，并且亲自指挥我们战斗，而每当我们队伍中和战斗中要发生什么重大问题时，毛主席总是及时地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拨正了航向。我们的每一部好的作品，好的电影，好的戏剧，每一个战役和战斗的胜利，都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产物。
尽管这支队伍，也曾受到过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但是我们手中高高举着的，始终是毛主席的伟大红旗，从来没有，也不可能举着的是什么别的黑旗。
可是，“四人帮”却别有用心地抹杀了这个基本事实，颠倒黑白，造谣污蔑，用他们精心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把我们这支毛主席指挥的、在斗争中起过相当作用的文学队伍，说成是“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统治”。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反对和咒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吗？而把我们这些热爱党、拥护并且愿意执行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人，几乎全部说成是“黑线人物”、“反动权威”、“黑干将”，总之，全是黑，黑人、黑马、黑旗号、黑作品、黑电影、黑戏剧，一片漆黑。
更严重的，还是对我们这支文学队伍的野蛮摧残和残酷迫害。
在“文艺黑线专政”论这把屠刀下面，我们多少人的心上留下了创伤，多少人都有着一段惨痛经历。我们那过早布上的满脸皱纹，满头白发，多病的身体，就是“四人帮”残酷迫害的标志。我们多少人长期靠边，多少人空怀着一颗对党对人民的火热的心，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宝贵的光阴白白流逝，年岁一天天增长，而却无所作为，不能发出自己的光和热。我们许多人就是这样一天天地衰老了，残疾了，死去了。这是最大的浪费，人的宝贵生命的最大浪费。
前些日子，我在中宣部召开的会上，在《人民文学》举行的座谈会上，都看到了好多多年没见的老朋友老同志，有许多我们简直互相认不出来了。我们不得不互通姓名，当我们重新认识了之后，就紧紧地握着对方的手，半天都说不出话来。整整十多年了，我们这些曾经在一条战线上作战的战友们，长期地没有见面了，“四人帮”破坏了我们的战线，切断了我们的联系。但是，他们却切不断我们的战斗友谊，更切不断我们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无比热爱的深厚感情。
“四人帮”被粉碎，我们无比振奋。不错，我们的队伍是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但它并没有被打垮。相反，它经受了考验和锻炼。它仍然存在着，而且在战斗。毛主席的文艺队伍是坚强的，是打不垮，摧不毁的。
我们顶住了风浪。我们当中有些人很英勇，不愧为毛主席的文艺战士。即使在最艰难最危险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向敌人妥协投降。败类只是少数。看风使舵、左右逢源的投机分子也不多。大部分是经过了考验、提高了战斗力的战士。是的，经过了锻炼，清除了败类，整顿了队伍，我们将更加壮大，更加巩固，更富有战斗力。
对，要战斗，要把对“四人帮”的愤怒化为力量，用我们的笔去进行战斗。
过去，在“四人帮”横行之时，我们被夺去了战斗的武器——笔。
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没有比这更加痛苦的了。正如一个战士，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能忍受没有武器的痛苦。
可是，整整十年，我们许多人的笔，都被“四人帮”夺去了。我们不能写作，也不愿意昧着自己的党性和良心去按照他们的那一套所谓“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和篡党夺权的需要而写作。因此，在那个时候，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报刊是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的。没有哪一个报刊的编辑敢上我们这些人的家里来约稿。我们并不责怪他们。在“四人帮”的重压之下，他们是不敢接近我们的，虽然他们当中不乏同情我们的人。
我们多么想念武器，渴望战斗啊！可是我们没有笔，我们不能写作。写作就是犯罪，就是“黑线回潮”。
在那乌云乱翻的日子里，在极度悲忿之下，有一个老同志实在按捺不住心头的忿怒，喊出了这样一句话：
“还我的笔！”
这是多么令人激动的呼声啊！
这四个字，重如千金，字字血泪。它道出了不少文学工作者共同的心情，共同的要求，共同的渴望，共同的忿怒。
这是对“四人帮”和他们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强烈抗议和忿怒控诉。可是这位同志的呼声和要求，不但没有达到，相反地，却被“四人帮”打成了“右倾翻案风”的典型代表。
万分感谢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我们这支文学队伍。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又重新把“四人帮”夺去的武器发给了我们，使我们又回到了文学战线上，开始战斗了。
现在，我们就要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给我们的武器进行战斗。
写，我们要写，我们要大写特写。而且要写得比过去的更多、更好。
我们没有时间悲忿过去，更不能消极地等待将来。当前最重要的是战斗、战斗、再战斗。我们要用我们的笔，来揭批“四人帮”，来猛刺“黑线专政”论。我们要用我们的笔，来繁荣创作，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作为我们这支队伍中的普通一兵，我，虽然身患重病，但也不甘落后，我愿意追随在大家的后面，一起前进，一起战斗。
文化大革命之前，我正在写作一部反映华东地区土地改革和解放战争的长篇小说，预计要写四部，书名是《决战》。这部作品得到了敬爱的周总理的热情关怀和支持。他详细地听取了我对写作此书的汇报，作了重要的指示，并提供了许多重要情况。以后每次见面，周总理总是询问此书的写作情况。在周总理的热情关怀下，我积极收集材料和进行创作，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已经完成了全书四部当中的第一部；可是，“四人帮”和他们的上海余党们，却把这部作品初稿连同与此有关的大量资料，其中包括周总理的谈话记录和指示，都作为反革命罪证抄走了，至今不见下落。最后，他们甚至使用极端卑鄙的手段，对我进行政治陷害，是毛主席、华主席和党中央救了我。我怀着对毛主席、华主席、党中央万分感激的心情，怀着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无限怀念，怀着对罪恶滔天的“四人帮”及其上海余党的匪徒们的无比仇恨，来重新继续完成这部被抄没了的长篇作品。我深深地知道：要完成这部作品，困难很大。首先是大量的资料，需要从头搜集起。其次是年岁日增，体力衰弱。但是，我并不气馁。我要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坚韧精神，坚决地完成。时间是非常宝贵的，尤其是对于我这样患有严重心脏病的人，必须紧紧抓住它的一分一秒。“四人帮”夺走了我生命中最好的时光，我们必须把它再夺回来。
我可以坦率地告诉同志们：我是憋着一股气写作的。有气，就有力量。不少单位和同志们都热烈地积极地支持和鼓励我写，为我提供条件和资料。
时间是不饶人的，它常常告诉我说：如果你还能走，你就尽快地走，如果你还能跑，就应该快跑，如果你不能走也不能跑了，那么，就是爬，你也要爬出一条革命的路来。对，我还能走，即使有一天我不能走了，就是爬，我也要把这部长篇作品爬出来。
我坚信，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在同志们的热情关怀、鼓励、帮助下，我的那部被毁灭了的作品，一定能重新完成，尽早问世，它是毁灭不了的。
红旗在前，重任在肩。让我们站好队伍，紧密团结、努力作战吧。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党中央在热情关怀和指引着我们，全国人民在殷切地期望着我们，我们应以百倍的努力，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我们要在彻底埋葬“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的土壤上，开出更加美丽、更加鲜艳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