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2月18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无产阶级将获得整个世界
——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三十周年
范若愚

《共产党宣言》,这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正式诞生的划时代的著作,到今年二月,正好发表一百三十周年。《宣言》问世以来的历史,是全世界无产阶级为争取实现《宣言》所揭示的真理而斗争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者同公开的敌人或者打着马克思主义招牌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敌人进行斗争的历史。一百三十年,作为考验一部著作的价值的时间来说,不算是短暂的。但是,《宣言》的基本原理,没有为时间磨损分毫。《宣言》的基本原理是常新的。
《宣言》的作者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宣言》是共产党的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列宁指出,《宣言》篇幅不多,价值却相当于多部巨著。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习经验告诉我们,初学马克思主义要先读《宣言》,继续学习马克思主义要常读《宣言》。《宣言》是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基本原理的结晶。
在中国,《宣言》的第一个中文译本于一九二○年出版。毛主席曾经对人说过:“一九二○年冬天,我第一次以政治为目的把工人组织起来,并且开始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俄国革命史的影响所指导。在我第二次北游期间,我读了许多关于俄国近况的书籍,并且热烈地搜寻一切在那时候所能找得到的中文共产主义的著作。有三本书在我的思想上,影响特别大,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历史上最正确的解释之后,便从没有动摇过。一本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第一本用中文印行的马克思主义的书”。又说:“到了一九二○年夏天,在理论上——某种程度的也在实践上——我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见斯诺:《西行漫记》)
有许多干部都亲自听到过,毛主席说自己每年都要把《宣言》读几遍。
毛主席的上述谈话,是同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的论述完全吻合的。毛主席指出,在我国,摸索救国救民真理的优秀人物,经过长期奋斗,终于“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
据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回忆,《宣言》在中国的传播,使当时的先进分子开始懂得了要用《宣言》所阐述的阶级斗争学说来解释中国的历史,要把无产阶级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宣言》对我们党的创建起了纲领性的作用,教育了我们党的第一批干部。特别应当提到的是,毛主席把《宣言》的基本原理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大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主席曾多次表示,要结合中国革命的经验为《宣言》写序文,做注释。遗憾的是,毛主席的这一愿望没有实现。
今天,我们纪念《宣言》发表一百三十周年,正是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并且强调要从这三个方面批判“四人帮”的时候。在这种革命形势下学习《宣言》,更有其不同寻常的重要意义。

《宣言》是一部科学社会主义的著作。一八八三年的德文版序言和一八八八年的英文版序言一再指出,《宣言》的基本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列宁概括了《宣言》的基本内容之后指出:“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鲜明的笔调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即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革命使命的理论。”(《列宁选集》第2卷第578页)《宣言》这一科学社会主义的著作,就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体现。
《宣言》叙述了资本主义社会两大对抗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发生、发展过程,叙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过程。《宣言》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得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科学结论。这一结论是《宣言》的根本精神。《宣言》一八九○年德文版序言指出:《共产主义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
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所以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由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无产阶级不能坐待这种历史必然的自发实现,而要组织起来,以自求解放的革命行动来促进这种必然的实现。因此,《宣言》指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必然使无产阶级觉悟到要组织自己的政党。无产阶级的政党,是由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所组成,要善于了解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这个党,是为共产主义的实现斗争到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党;这个党,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斗争的党。有了这样一个革命的共产党,资产阶级的必然灭亡,无产阶级的必然胜利就会加速到来。
《宣言》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必然发展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以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夺取政权,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所谓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就是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所谓争得民主,就是争得无产阶级的民主。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民主。无产阶级要争得民主,就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共产党人的最终目的——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

真理是在同谬误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宣言》发表以来,它的基本原理,一直受到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的篡改和攻击。他们反对作为《宣言》理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反对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这个世界观去分析社会历史所得出的结论;反对《宣言》所揭示的资产阶级必然灭亡、无产阶级必然胜利这一客观规律。今天,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其主要内容,仍然是坚持还是反对无产阶级世界观,坚持还是反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还是反对资产阶级必然灭亡、无产阶级必然胜利这一科学结论。
《宣言》发表后的一百三十年,有些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至今还没有爆发无产阶级革命,而世界上第一个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苏联却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这些,只能说明革命道路的迂回曲折。社会历史的现象尽管纷纭复杂,但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些基本矛盾,是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得到解决的。尽管在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但是,现在世界的经济、政治,为无产阶级革命造成的条件,比起《宣言》发表时,是大大增加了。世界在进步,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
“四人帮”妄图开历史倒车,把我国拉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他们的妄想是彻底破产了。
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我们同一切修正主义的斗争,归根到底,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学习《宣言》,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掌握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批判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今天,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我们必须深入揭发和批判他们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反动实质。只有把对“四人帮”的批判提到世界观的高度,才能从根本上划清真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才能把他们颠倒了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统统纠正过来。
一百三十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向全世界庄严宣告:“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我们坚信,这个革命的预言一定能够实现。
让我们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向着共产主义的未来,阔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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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评论

余悸和余毒
毓璜 怀德
批判“两个估计”的战斗一打响,教育战线精神大振,局面顿开。革命师生跃马横枪,挥戈上阵,其势似钱塘春潮,如暴风疾雨。然而,在这场战斗中,也有人荷戟彷徨,心有余悸。
“余悸”在于心,踟蹰见于形:
你要加紧把基础理论教学抓上去,他有顾忌:“可别重犯‘脱离实际’的毛病。”
你要保证教师有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教学,他有犹疑:“可别再吃‘脱离政治’的苦头。”
在打倒“四人帮”,教育得解放的今天,一些同志“心有余悸”,看来有点怪,其实也不怪,它正是“四人帮”横暴恣肆地推行“两个估计”,挥舞帽子、棍子所留下的恶劣影响。“两个估计”实际上是“四人帮”在教育战线上推行的一种反革命三光政策:它要把毛主席的教育思想一下子扫光,把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伟大成绩一下子抹光,把革命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一下子打光。在“两个估计”风靡期间,教育领域处处埋“地雷”,处处划“禁区”。广大教育工作者头上套帽子,身上挨棍子,手脚戴铐镣,精神披枷锁,动辄得咎,寸步难行。“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对教育工作者疯狂地实施法西斯专政,要把教师“永远按在深水之中”,要让子弹“穿过教师的身体”。他们蓄意把教师从政治上搞臭,思想上搞乱,业务上搞空,生活上搞苦,弄得校无宁日,班无宁日,人无宁日,教育事业蒙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教育阵地出现了万马齐喑的景象。至今一些教育工作者头上还留有“四人帮”帽子勒下的箍印,身上还留有“四人帮”棍棒打成的创伤,而这“痛定思痛”的“余悸”本身,就正是“四人帮”在一些同志精神上留下的一块伤疤。
当然,一些同志“心有余悸”的精神状态,还有其自己思想上的因素。对待过去的“伤痛”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多数同志在批判“两个估计”的战斗中,把“伤痛”化为仇恨的力量,积极杀上批判“两个估计”的战场,他们在斗争中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教育思想,敢于拨乱反正,肃清流毒,表现了革命者大无畏的气概。少数同志虽然也批判“两个估计”,但由于流毒未肃清,界线未划清,思想未澄清,前途未看清,心里不踏实,表现在行动上则是等待观望,束手束脚。事情很明白:“余悸”的根子,正通在“余毒”上。“余毒”不清,“余悸”难消。要将消极的“心有余悸”化为积极的勇敢进击,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斗争中进一步肃清流毒!
(原载《新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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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习札记

学习鲁迅的求实精神
张琢
革命必须面对现实。一切坚实的革命者都是富于求实精神的。鲁迅是最讲求实际的。学习鲁迅的求实精神,对当前深入揭批“四人帮”,肃清其流毒,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脚踏实地,向“四个现代化”进军,是很有教益的。
睁了眼看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贫穷落后的中国,有一种鲁迅称之为“闭了眼睛自负”的国粹家。他们“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躲在“爱国”的大帽子底下,成天在那里夸耀着中国如何人口众多,地大物博,历史悠久,道德第一,烹调最美……。谁要是向他们提一提外国的新鲜事物,提倡向外国学点先进的东西,就被斥为“卖国”、“崇洋”。这样既不敢正视自己的落后和人家的长处,当然就什么也看不见,只能夜郎自大,陶醉于“国粹”中,也就不可能改革和进取了。鲁迅对这种使中国永远停滞落后的假爱国的国粹派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并发表了专论《论睁了眼看》。他鲜明地提出:“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作、敢当。倘使并正视而不敢,此外还能成什么气候。”只有敢于正视现实,才可能改变现实。今天,我们的情况当然和鲁迅所处的时代完全不同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正在建设社会主义;但是,我们还有许多不如人家的地方,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就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四人帮”搞的“瞒和骗”就是鸵鸟政策,就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方法,必须坚决屏弃。“睁了眼看”,正视一切,才是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是使我们的国家兴旺发达起来的积极的办法。我们要以无产阶级的伟大气魄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去观察和分析别国的东西,将一切好东西学过来,引进必要的先进技术。学习先进的东西才能赶上和超过先进,才能加速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急起直追
正视落后要有勇气,但那还只是“视”,更要紧的是要“赶”。知道落后了,就急起直追。掉在后头,就免不了会遭到各种议论讥笑。这是对革命勇气和毅力的考验。面对这个考验,鲁迅在《这个与那个》一文中,分析了“最先与最后”的辩证关系,教给了我们一种“不耻最后”的奋斗精神。他以运动会上的赛跑做比喻说:“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如果跑到中途,一看落后了,怕人嗤笑,就失却了比赛到底的勇气,中途溜号,挤入观众中,或佯为跌倒,让人抬走,看起来是“耻于最后”,其实是比那“不耻最后”,而坚持跑到终点的运动员要卑怯得多。只有“不耻最后”,而不甘落后,咬紧牙关,硬着头皮,坚定沉着,尽跑尽跑的人,才有希望达到胜利的目标,才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切实地干
我们现在在科学技术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是很大的。我们要一步步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这决不是只靠少数人能实现的。我们必须调动党内外、国内外的一切积极因素,“锲而不舍”,努力奋斗。而且不能大哄大嗡,浪费人力和时间。一九二五年,在上海发生了英国巡捕枪杀我国同胞的“五卅惨案”后,鲁迅含忿写下了《忽然想到》一文。他说,面对这种形势,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强我们自己的实力,“因此,中国青年负担的繁重,就数倍于别国的青年了。因为我们的古人将心力大抵用到玄虚漂渺平稳元滑上去了,便将艰难切实的事情留下,都待后人来补做,要一人兼做两三人,四五人,十百人的工作,现在可正到了试练的时候了。”为了保证这运动的持续的进行,就不要只是“日夜偏注于表面的宣传,鄙弃他事”;不要“对同类太操切,稍有不合,便呼之为国贼,为洋奴”;还要防止有人借此以营私。这实在是对症的良方,也是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今天,毛主席领导我们创建的伟大事业,由于“四人帮”的捣乱破坏,使我们损失了不少时间。要把这些时间夺回来,就必须象鲁迅说的,一个人做几个人的工作,不搞形式主义,切实苦干,还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坚持下去,共同奋斗。
要赶快做
要在本世纪末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时间紧,任务重,我们必须争分夺秒,紧张工作,决不能把宝贵的时间浪费掉。决不能说,反正不是一年、两年所能成就的,来日方长,就可以松松垮垮,慢慢吞吞。要只争朝夕,提高效率,打好速度仗,就要与懦夫懒汉世界观作斗争。鲁迅对那种有闲阶级“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或“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的陈腐风气是深恶痛绝的。(《北人与南人》)
人多好干活,是好事,可是人多泡时间,损失就更大。鲁迅是最珍惜时间的。他说:“节省时间,也就是使一个人的有限的生命,更加有效,而也即等于延长了人的生命。”(《准风月谈·禁用和自造》)他在《门外文谈》中尖锐地指出:“美国人说,时间就是金钱;但我想:时间就是性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鲁迅把珍惜时间提到这样的高度来谈,就是因为他有强烈的革命责任感。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呕心沥血,争分夺秒地战斗了一生,在去世前一个月,他写了一篇实际上成了他的遗嘱的文章《死》。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从去年起,每当病后休养,躺在藤躺椅上,每不免想到体力恢复后应该动手的事情:做什么文章,翻译或印行什么书籍。想定之后,就结束道:就是这样罢——但要赶快做。这‘要赶快做’的想头,是为先前所没有的,就因为在不知不觉中,记得了自己的年龄。”这怎么叫我们能不深受感动!面对先生的遗言,我们是惶愧的。鲁迅已经不能再为我们写作,为我们创作新的精神财富了。但他“要赶快做”的精神,却激励着我们去战斗。我们无论是老年的、中年的、青年的、少年的,各条战线的同志,都要有这种时间紧迫感,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夺回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赶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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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于《剖析》的剖析
张民
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大家有一个忌讳,就是不敢讲经验。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同志说了一句不要伤害“有经验的干部”,“四人帮”就火冒三丈,大发雷霆。在一九七六年五月三十日的《人民日报》上,抛出一篇《剖析邓小平的经验》的文章,恶毒攻击邓小平同志。
这篇文章名曰“剖析”,实际上既没有“剖”,也没有“析”,而是采用卑劣的手法,把邓小平同志谈经验,同鲁迅在《热风·随感录三十九》中批判过的“经验家”谈“经验”,进行简单类比,任意穿凿比附,然后大张挞伐。看过鲁迅的那篇文章的人,都知道鲁迅批判的“经验家”,是那些在辛亥革命后进行复辟活动的清朝遗老,他们拿已经被推翻了的清皇朝的“经验”为当时袁世凯想做皇帝造复辟舆论,这和邓小平同志讲的我们的革命干部的革命经验,怎么能扯到一起去呢?!但是,《剖析》却硬要把二者混为一谈,胡说什么邓小平同志谈经验,也是“穿前朝靴,走前朝路”,是复辟倒退。它还歪曲引用鲁迅的语言,攻击邓小平同志讲经验,是为了“抬着‘有经验’的轿子,恭请‘受冷不过,预备下山’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拼凑‘还乡团’”,是为了“维护前朝‘遗老’的切身利益”。
《剖析》这些所谓的“批判”,打着“革命左派”的幌子,把“四人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右实质和盘托出。他们在无产阶级的革命经验和封建皇朝的反革命经验之间划等号,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干部和“前朝遗老”之间划等号。难道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社会主义中国是“前朝”?难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前朝”?他们那样说,完全是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最恶毒攻击,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最恶毒攻击!拿这种谬论来和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谬论比一比:同样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同样是资产阶级右派;如果有不同的话,那就是当时的右派还不敢象“四人帮”这样猖狂、露骨、恶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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